荒原还是花园?
——A．T．何芭特早期作品的中国形象阐释

王 鹏 王晓燕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爱丽丝·提斯黛尔·何芭特(Alice Tisdale Hobart)是一位著作颇丰却尚未被中国知识界认识的美国旅华作家。她和赛珍珠同时代，曾经以传教士教师的身份来到中国，后来嫁给了美孚石油公司职员厄尔·何芭特(Earl Hobart)，在中国生活了15年之久。宗教和经济领域内的双重身份把她推向了那个时期中美交流的中心。她出版的14部书中，有9部以中国为主题。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哈利·法恩斯沃斯·麦克尼尔(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曾给予她高度评价，认为赛珍珠为中国农民所做的一切，何芭特也为中美的商人做到了。①参见麦克尼尔1933年9月3日写给包布斯出版社副社长D．L．钱伯斯(D．L．Chambers)的信，http://www．eastbridgebooks．org/oil_info．html．她的作品为我们研究那一时期的中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素材。本论文试图通过解读她的早期作品——《拓荒于古老的世界》和《长沙城边》中所呈现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荒原和花园，来管窥美国西部对当时作家笔下异国形象塑造的影响。

一、美国西部的历史意义

美国西部在美国文明的进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对美国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一个坐落于历史和人们的想象中的名词”②Edmund S Morgan．The Puritan Family．New York:Harper＆Row，1944，pp．18－19．，一代代美国人锲而不舍地往西推进已经使得西部逐渐在美国人心目中演变成了一个神话，在不同的美国人心目中闪耀着多面的魅力。对探险家来说，西部象征着自由和冒险;对商人来说，西部象征着更多的贸易机会和更大的利润;对自耕农来说，西部象征着更多自由的土地;对清教徒来说，西部则意味着上帝允诺之地——山巅之城。然而，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Turner)却宣布了美国边疆的消失，这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失落感”。当特纳宣告边疆消失时，他不仅是在宣告一个边界的消失，而且宣告了伟大的西进运动的结束。它意味着形成了美国人民族性格的“荒原”的消失，同样，它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工业化到来前的那个时代的结束。它触发了一场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和他们建国祖先的乌托邦梦想幻灭的危机。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D．Nash)指出:西方的历史学家在1890年后的30年间表现出由于失落感而带来的一种深深的怀旧之情。③Gerald D Nash，Creating the West: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1890－1990．N．P．: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91．p．5他们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的“青春年华”已经结束了，“成熟、连同它的负担、它的困难以及它的焦虑”一起到来了。①Walter Lafeber，Richard Polenberg，and Nancy Woloch．The American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4th ed．New York:Mcgraw－Hill，Inc．，1992．p．16美国文明非但没有使美国人重建地球上的伊甸园，反而带来了混乱和堕落。想象中的西部边疆关闭之后，荒原逐渐被城市所代替，农业社会也逐渐被工业社会所取代。欧洲不再是美国作为参照以建立他们的自信和形象的合适标尺，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国家来投射“他者”的特征。并且，美国国内的西部虽然消失了，但是已经成为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西部”依然存在于美国人心目中，对美国人的生活施加着重要的影响。这片象征着自由、冒险和重生的“上帝的允诺之地”仍在不停地向他们发出召唤。美国各界急于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已经被征服了的西部的地区，精力充沛的拓荒者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向国外延伸。

尽管中国在美国人的教科书中被称为“远东”，实际上她更多地被认为是“远西”②Harold R．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8，p．42．。费正清指出:“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③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在他们看来，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那里的人们对“上帝的福音”一无所知，甚至比欧洲都要古老，并且依然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中国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新迦南”。她可以提供给商人巨大的潜在市场;提供给传教士另外一个机会来完成和上帝的契约;而对那些政客来说，中国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问题转移出去的机会;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美国的对立面，美国可以据此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

何芭特正是在这一时期以传教士教师的身份来到了中国。受到美国人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这一观点的影响，她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最后的西部边疆:“这里可能就是验证美国男人和女人们拓荒精神的最后的机会。”④Alice Tisdale Hobart．By the City of the Long Sand:A Tale of New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19．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被何芭特修正为拓荒前辈们昔日西部拓荒经验的新版本。《拓荒于古老的世界》一书中，她说主要是那个向西方去的召唤把她带到了这个东方的国度。而且她到中国来的目的是要寻找遗失在工业背后的时代:“(《拓荒于古老的世界》一书)……是关于遗失在我们工业群山之外的迫切需要的东西。那些拓荒者和流浪者所熟知的东西——那些原始的、简单的东西。”⑤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13．那么遗失在当时的美国“工业群山”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呢?西部、边疆、荒原、上帝允诺之城、农业时代，以及它们所象征的自由、冒险和重生。因此在她这一时期的描述中，中国被描述成了美国的“西部边疆”。特纳对美国西部历史的解释根源于“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这两个概念，受到这两种神话的影响，何芭特笔下的中国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

二、帝国神话对何芭特的影响

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认为“帝国神话”主要指天定命运说庇护下的帝国扩张神话:“这是一种信念，即美国人只有依靠开发、定居和发展西部的土地才能履行天命。”⑥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IV页。具体来说，它是美国白人文明扫除“蛮荒”的神话，是美国经济、领土扩张的神话，是用基督文明“照亮”异教徒内心的神话，是用美国模式改造他国的神话。受此影响，何芭特笔下的中国被塑造成了荒原。

“荒原”一词主要是指形成于史前时期的大片荒芜的土地，人类无法仅靠双手来征服它，文明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规则制度不适用于荒原。对清教徒来说，荒原意味着伊甸园的对立面，是上帝检测他们对自己是否忠诚的地方。以欧洲殖民前的北美大陆为例，历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对“荒原”一词作出了透彻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土地才能被称为荒原:“环境是非人类居住的”，“到处是野兽”，“偶尔出现的啤酒罐、小屋、甚至是道路”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仅仅是把它向文明的范畴稍稍推进了一点点而已。⑦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ition，1973，p．7．欧洲人定居前的北美大陆被认为比较贴近纳什所描述的“绝对的荒原”。北美大陆在面积上是非常辽阔的，“居住在此地的印第安人被认为是野蛮生物的一种形式(wildeor)，他们的野蛮性和荒野地区的特征是一致的”①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ition，1973，p．7．。

在何芭特早期的这两部作品中，她曾经多处使用“荒原”、“人类的荒原”、“原始的”、“太古的”、“荒芜的”等字眼来描述中国和中国人。她第一部作品的名字《拓荒于古老的世界》就明显地表达了她的观点。“拓荒”暗示着她所描述的地区是未知的、未被占领的;“古老”则意味着“现代以前的”，从时间上暗示着这个国家的荒芜，使读者印象中的中国属于一个历史上遥远的、初级的阶段。同时它也暗示着和美国这个年轻、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相比，中国毫无竞争力和生命力，正在腐朽和没落。这两部书的行文中，“古老的”、“原始的”、“穴居时期的”、“石器时代的”等词汇比比皆是。何芭特频繁地提醒她的读者们，中国看起来仍处在中古时期或者说几乎就是中古时期。她认为人类的进化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线性发展的。而在这个时间轴上，她把中国放在了美国的前面。“这一时间化的姿态，使得西方通过假定存在一个真实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故事，不仅把自己想象成历史长河中普世的主体，而且宣称它的文化统治地位和优越性。”②Meyda Yegenoglu．Colonial Fantasies:Towards a Feminist Reading of Orient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95．正是这种排序使得何芭特得以分析、解释以及确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区别——时间上的距离，从而确立了美国的先进性和现代性。

中国的自然在何芭特笔下变幻莫测、未被驯服，控制着人类的生活，给人带来旱灾、洪水和饥荒，瘟疫和死亡通常也会随之而来。激流、高山、森林都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命，在自然面前，中国人无能为力:“人和动物一样，看起来被自然原始的力量所掌握、控制和不断地威逼恐吓。他们同样都只有忍耐，同样的无助。”③Alice Tisdale Hobart，By the City of the Long Sand:A Tale of New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268．然而，对何芭特来说，这是一个磨练她的地方，她期待着它可以更加荒芜和艰苦:“自然条件越是艰苦，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④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128．她认为由于白人的强大和优越，自然仅仅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命，却不能真正伤害到西方人。

和她眼中这个国家的蛮荒特征相一致，中国人也被描述成过着原始生活的野蛮人或者低等生物。对于何芭特的祖先们来说，辽阔的美洲大陆正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希望之乡。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使命就是“进入这个荒原”执行上帝的意志，通过建造“一座山巅之城”来证明上帝的荣光和全能，从而完成他们自己的救赎。因为相信基督教徒要比“异教徒”优越，他们总是把美洲当地的印第安人描述成野兽的一种，认为其野蛮性和这个荒凉地区的特征一致，他们的存在正是对上帝是否忠诚的测试。何芭特也是在上帝召唤的指引下来到中国的，中国和中国人如同新大陆和印第安人之于她的祖先一样对她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是正在建造自己的木屋的拓荒者，这些黄种人和他们喊叫的声音以及算盘珠噼里啪啦的声音一起拥挤在我们的周围，就像拥挤在我们祖先周围的荒野一样。”⑤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169．

中国人身上更多的动物特征而不是精神特征被展现出来。“野蛮的”、原始的”、“动物一样的”等诸如此类的词语经常用来描述中国人。通过把中国人和低等生命之间的对比，她揭示了他们的“非人性”。把他者非人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拒绝在他者中看到个体。中国人在何芭特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通常被描述成模糊的影子而没有显著的个性特征。两本书没有一本认真描述过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貌特征，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名字。何芭特仅根据他们的工作来称呼他们:男仆、厨师、阿妈、苦力等，这种称呼方式暗示了他们只是模糊的群体，没有语言，没有名字，面貌模糊。

基督徒们努力奋斗以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在尘世重建伊甸园。在何芭特这个清教徒眼中，中国的“异教徒”根本没有任何终极目标，他们只是赤裸裸地生存，只知道生理需求。仁慈、洁净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人们像动物一样贪婪急促地进食，喉咙里发出的各种声音敲击着你的耳膜。有像猪一样尖叫的声音，有像狼一样狂吠的声音，好像成群的动物拙劣地伪装成人，发出阵阵的咕噜声。”⑥Alice Tisdale Hobart．By the City of the Long Sand:A Tale of New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25．她把人类的声音和行为举止与动物的声音和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些拙劣地伪装成人的成群的动物”所发出的“阵阵咕噜声”最终模糊了中国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

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在基督教清教教义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清教作品中频繁运用“光明/黑暗”这一二元对立的意象来表达荒原是邪恶的思想。何芭特也运用了这一手法来描述中国人和他们的住所，他们的房子被描述成“洞穴一样的”、“地道一样的”等等，而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则是“20世纪把黑夜变为白昼的神话故事的一部分”①Alice Tisdale Hobart．By the City of the Long Sand:A Tale of New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16．。

何芭特就是这样刻画了她心目中的中国荒原形象:荒原存在于中国人的身心内外。通过建构她的中国形象，何芭特同时也建构了她心目中自己国家的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何芭特的作品中表露无遗。她用中国的野蛮衬托出美国的文明，用中国的古老衬托出美国的现代，用中国人心灵的荒芜衬托出美国人在基督精神的照耀下内心的强大和丰富。通过这种方式，她把美国描述成了中国的对立面——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把美国人描述成一个比中国人更进化了一步的种族。荒原意象和权利运作紧密相联。此时的中国形象至少是从某个角度对事实的歪曲，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所说，这种歪曲“可能导致易于为野蛮和罪恶来辩护”②转引自哈嘉莹:《语言的国际传播与构建国家形象》，《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中国成了一个新的荒原，因而到中国来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就成了上帝赋予他们的穿越大西洋的一次新使命。

三、花园神话对何芭特的影响

和帝国神话并存于西部神话里的另外一个概念是花园神话。纳什这样定义花园神话:“每次西进高潮以后，便会出现一个新社区。这些社区不再向前移进而是致力于开垦土地。他们在处女地上耕耘下种，这片广袤的内陆谷地就这样被改造成为一座花园:这个想像出来的花园称为‘世界花园’。”③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19世纪著名的传记作家蒂莫西·弗林特把“伟大西部富饶无垠的谷地”称为“地球上的花园”④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我们的西部帝国》一书主编莱纳斯·P·布罗克特也断言密西西比河以西整个地区“注定会成为世界花园”⑤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利奥·马克斯(Leo Marx)在他的《花园里的机器》中说:“自从大发现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用田园理想来界定美国的涵义，时至今日它仍然影响着美国人的想象。”⑥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花园神话也深深地影响了何芭特这一时期的中国塑造，表现在她的作品中主要是她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梦想以及对工业化将取代这一梦想的遗憾。

和“荒原”形象不同的是，中国有时在何芭特的笔下也呈现出富足的田园风光:“无论我认为中国多么肮脏和贫穷，在她的乡村都有一种令人惊愕的美。”⑦Alice Tisdale Hobart．By the City of the Long Sand:A Tale of New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p．6．何芭特出生于纽约，生长于西部，和土地的亲密孕育了她对农业社会的热爱，所以她说要寻找一个遗失在工业背后的时代。城市的飞速发展、工业化所带来的方便和成功激励着她，让她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而感到自豪。嫁给厄尔之后，她更是对工业文明充满了信心，对工业化势必要战胜农业化充满了乐观，但同时她又对农业社会和边疆的消失感到遗憾。因此，何芭特对待中国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她欣赏西方人在改造中国的努力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另一方面，她也被这个“荒原”所吸引，在这里，她的心灵可以得到休憩，她也可以释放自己对农业时代的怀念。尽管她确信最终西方文明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她依旧欣赏中国的美丽和壮观，尤其是自然带给她的心灵的宁静。

和城市的堕落与丑陋不同，在何芭特的笔下，中国的大自然有时是温柔美丽的，农业地区也充满了平和景象。她把中国边疆居民的耕作称为他们“精心制作的伟大工程”，认为他们把“几乎是垂直的耕地变成了上帝的花园”。在这个“上帝的花园”，她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休憩:“到处都是宁静。河流自身看起来也好像正是源自于宁静之泉。……我们像婴儿一样睡着了，周围的河水轻柔地拍打着河岸。”⑧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121．同时她也延续了美国西部作家笔下慷慨仁慈的大自然形象，认为自然给人们带来了富足、丰饶和宁静。她把中国北方的大平原称之为“一片神奇的土地”:“就我们目力所及，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庄稼——高粱、大豆、玉米、荞麦。”⑨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48．自然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伟大的修复者，可以扫除早晨的痛苦和疲惫，让人精力充沛、生机焕发。[10]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74．灿烂的阳光也

具有可以疗伤的神奇作用，让人内心深处充满了欢欣。①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204．自然保护者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她的笔下:“我们周围是非常宁静的大地……给人们提供着庇护。”②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45．

这时的中国对何芭特来说成了乌托邦:农业乌托邦。但是这个乌托邦和形象学中所说的乌托邦却有所不同。形象学中的乌托邦是指一个楷模、一个理想化了的国家，可以解决本国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在这里显然不是高于美国之上的，而是被何芭特塑造为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位于历史时间轴前端的时期。这里的未来是已知的，她只是在重新经历她祖先的拓荒经验。这个花园最终将会消失在工业现代化的面前。何芭特为工业化对这个花园的侵犯深深叹息。虽然她认为改变不可避免，但是为了能给像她一样的流浪者提供流浪的地方，她还是号召人们反对工业化:“我们不愿意想到随着他们再创造的实践，地球上流浪的地方正在一点点消失。坚持住，路上的小歌唱家。让我们尽可能长时间地反抗它。”③Alice Tisdale Hobart．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7，p．227．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在她作品中的张力以及何芭特对待中国的矛盾心理。美国当时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人们骨子里都还有一种对过去生活的留恋。正好中国一方面给他们的留恋提供了空间，使他们的回归情结得到发泄;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真实地看到和感受到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进步的地方，让他们认识到还是应该走工业化的道路，从而确立了他们强烈的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然而随着工业化的缺点日益显露，又使他们对中国的这种农业化社会大加赞赏，唯恐这最后的边疆的消失会让他们经历第二次失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也因此，中国在何芭特的笔下呈现出一种矛盾、复杂的双面形象。

何芭特笔下的中国，在那一时期的西方人中间是比较典型的。1928年1月初，赛珍珠写信给埃玛·怀特，让埃玛和孩子们不要离开美国到中国来，说中国和早期的美国西部一样，是不受法制管辖的边疆地带:“有家有小的人不宜去边疆拓荒。”④彼得·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形象也体现了她对农业社会的留恋和“精神返乡的需要”⑤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认为“期待视野”是“真正的过滤器，或筛选机”，它决定了一个人对异文化的解读。⑥孟华:《移花接木的奇效:从儒学在17、18世纪欧洲的流传看误读的积极作用》，载乐黛云主编:《独角兽与龙——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7页。文化批评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看到某件事物，然后再定义，而是先在心目中给出了一个界定，然后才去看”⑦Walter Lafeber，Richard Polenberg，and Nancy Woloch．The American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90s－4thed．New York:Mcgraw－Hill，Inc．，1992．p．162。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指出，人是一种被悬挂在他自己所织就的那张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⑧姜芃:《跨文化研究的话语——关于历史思维的讨论》，《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何芭特赋予了自己的中国生活以重温祖先西部经历的意义。对她来说，美国人的中国故事把美国人的边疆故事带回了现实生活，最终的胜利不言而喻。她的写作是为了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重新点燃拓荒精神的烈火，这一精神因为美国国内边疆的消失而变得沉寂。为了服务于这一目的，中国被重新设计为一个和过去的边疆一样的地方。这样，美国人在征服古老边疆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光荣和兴奋才能够被重新点燃。何芭特在到达中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看法:美国西部边疆的延伸。毫无疑问，影响何芭特中国观的因素非常复杂，但是美国人对西部的态度的确对她早期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塑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