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经济伦理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李延太 贺世杰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人类社会对经济快速发展的追求在特定时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也曾出现过。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极大地增强，各种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也随之大量产生并且危害程度日益严重，特别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与自然的冲突扩展到了全球规模，危害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约束、资源约束、生态约束等问题，可持续发展理念应时而生，“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思想得到了广泛地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但是，目前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哲学思考和实践归纳阶段，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还远低于需要达到的水平，突出地表现在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缓慢、环发领域谈判举步维艰、国际履约明显不足、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效果并不理想、地方解释繁多、可持续发展概念模糊等。①孙新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4期。有学者甚至认为，政治目的的可持续发展口号只不过是经济发展增长取得合理化的借口，具体的实现途径并不明确。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人均需求也不断提升，但区域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供给量在短时期内却难以迅速增加，致使区域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供需矛盾激化。一般认为，协调区域资源和环境供需的主要途径：一是增加资源环境的供给量，但这种方式会加速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二是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方式缩减对区域资源环境的人均需求量和总需求量，但这种方式也是有条件的。如区域人口基数较大则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或短时间内消减大量人口的手段主要为暴力屠杀手段，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尽管这种方式在人类历史中曾多次发生；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循环经济社会，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这种方式需要依托技术革新，在目前主要能源仍为化石燃料的背景下实现难度较大；四是在区域人均资源和环境质量未变或减少的情况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分配区域资源和环境，使社会阶层稳定，社会矛盾平抑，社会问题减少，促进可持续发展。

既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重点在于生产环节，对于分配、消费环节则重视不足，尤其是后者，尽管在“产业结构调整”途径中隐含着消费方式的改变。分配、消费环节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关乎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当秉持什么样的经济伦理和价值取向。经济伦理对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通过指导社会消费和分配方式的完善与革新，对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正确的经济伦理可以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①周中之：《经济伦理与科学发展观》，《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2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先秦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过“天人合一”、“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等朴素的伦理思想，先秦思想家的经济伦理精华，对于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本文从先秦经济伦理思想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对先秦经济伦理思想中消费伦理和分配伦理的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借鉴建议。

一、先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简述

在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国家、时代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差异使得各具时代特征和区域差异的经济伦理思想得以形成。以先秦思想家经济伦理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向之一，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多的反映和总结先秦诸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或比较不同经济伦理思想的差异，②参见李国荣：《简论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赵麦茹：《先秦道家生态经济思想浅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9期。或分析这些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作用等。③参见安云凤：《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论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林平：《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如何与现代化接轨》，《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但是，这些研究较少结合可持续发展观，也很少将传统经济伦理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背景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比较。在少数探讨中西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中，一般只是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归因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伦理文化背景，即建立在宗法等级制社会基础上的“家国同构”式的社会，家庭经济伦理成为维系和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指导和规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

从人类和环境关系的角度看，先秦思想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形成于资源环境供需矛盾不断加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公元前600年左右)。在人类先民摆脱自然，自我意识增强的阶段，依然保留着自然崇拜，并衍生出新的神以及相关宗教。以自然为主导力量的哲学理念认为，人类应当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中国哲学最为典型，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倾向于保持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现状。中国先民经历商代的尚鬼神之后，为周的道德和宗法秩序所代替，保留了更多的自然崇拜的成分，进而形成顺从自然的社会总体格调，这与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比较优良有关。先秦思想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根源于周文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和中国人与黄河流域环境交互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因为这种社会的总体格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资相对匾乏的先秦时期，各家思想流派基本上不以过度开发自然为社会发展手段。相关思想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④《管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⑤《荀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当开发自然的能力受限，资源、财富的总量在短期内变化较小，且当集团或组织间相互掠夺的可能很少时，尽可能平均分配总量相对稳定的资源或财富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必要手段。这种以调节内部矛盾和在内部分配资源的方式逐渐演化为天下为公的理念。这种文化背景下，统治者力图加强政体分配秩序，同时财富按照等级进行分配。中国传统的分配和消费伦理正是基于这种理念。

相较而言，西方社会在形成自我的经济伦理时，更多地抛弃了自然崇拜的成分，人的自我认知程度较高，进而形成与自然抗争的社会总体格局，这与沿海丘陵和沙漠环境相对恶劣有关。西方社会以人类为主导力量的哲学理念认为，自然界为外在于人的对象，信奉人定胜天，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最为典型，倾向于改造自然环境，变革社会环境。尤其是近代之后，一个西方政体或集团可以通过增加开发自然的强度，或者掠夺其他政体的财富获得资源，使财富极大化，即“做大蛋糕”。然后，将获得的财富和资源进行政体内分配，最终使得社会财富达到社会总量的增加。这种以通过征服外部来调节内部矛盾和通过输入外部资源来增加分配量的方式逐渐发展为同一政体(集团或组织)内部成员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分属不同政体(集团或组织)的成员间相互视为异己。这种理念则是西方传统的分配和消费伦理的基础。

近代西方社会，通过科学进步、技术革新和增加资源环境的供给量来达到协调资源与环境的供需矛盾。而顺从自然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协调资源与环境的供需矛盾则主要通过消费和分配来实现。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更关心的是消费和分配问题，而不是增长问题，并由此产生了道德高于生产的思想倾向。这也是以往学者们单纯探讨农业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无法解释清楚中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思想差异的根本原因。

二、先秦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

(一)先秦分配伦理

先秦时期社会分化为贵族和平民阶层，当时的思想家，其社会阶层大多属于“士”，也就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士”这一群体既联系上层统治阶层，也与下层平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不同的思想家所代表的阶层，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有所差异。

在归属于上层的“士”中，如商鞅，他认同的分配目的是“国富民贫”，分配原则是以“功”行赏。①《商君书》(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韩非子也赞成以“功”行赏进行分配，反对救济无功的贫民。②《韩非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可见，代表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商鞅和韩非子更关注国家的富强，而忽视下层民众的意愿。管子的思想也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意愿，他认同“牧民”的基本思路，但在分配宗旨上，管子认为“富上而足下”，并视之为“圣王之至事”。③《管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其分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结合两种代表统治阶级意愿的思想家所处的历史时代，比较法家和管子分配思想上的差异，可以看出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形势影响了统治者的意志。

孔子的分配观是“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④朱熹：《四书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在分配上孔子注重利益的均衡，支持每个国民都应获得一定的财富，但绝非主张将全社会的财富绝对平均分配，而是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他认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即不同阶层的人应根据其所处地位而得到相对均等的财富。孔子不允许越位而争，没有强调平均分配。当然，孔子提倡统治阶层中品格高尚的个体能够体察被统治阶层的疾苦，赞同品德高贵的贵族(君子)守其位(君子喻于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同时，让贵族与他人之间“仁恕”，礼让财富，但孔子鄙视品德低下的贵族(小人)重利，轻义(小人喻于利)。他实际上是强调了权位的重要性，而且要求贵族节制欲望。相较管子的分配思想，孔子更加强调严格按等级分配的方式。孟子也非常认同财产分配的等级性，荀子对等级分配制则说得更为明确：“制礼义以分之。”⑤《荀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即财产的分配要符合礼数，不能随心所欲。可见，儒家的财富分配观是强调保护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在维持等级差别的前提下，主张全社会人人按照等级获得合理的财富分配，所谓各得其所。

在归属于下层的“士”中，老子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分配思想，⑥《老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希望统治者效法天道，抑制个人的贪欲，将“有余以奉天下”，推出并落实符合道义的分配政策，以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庄子也主张“富而使人分之”、“以财分人”，⑦《庄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和老子的分配主张相似。代表平民阶层的墨子则认为，人与人之间当“兼爱”，“有财相分”和“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⑧《墨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在分配伦理上，儒、墨、道、法虽然旨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都强调阶层对分配的影响，提出各层的分配行为规范，并确立了“重群体而轻个体”、“重均平而抑分化”、“重礼让而抑侵争”等经济伦理原则。相较代表上层的“士”的有条件分财或者不分财于平民的思想，代表下层的“士”希望尽可能分财于下层。可见，先秦下层的“士”的分配伦理思想是注重个体利益，他们主张效法天道，分配财富向平民阶层倾斜，“损有余而补不足”、“富而使人分之”，希望统治者自觉抑制自身贪欲，适当分配社会财富，让利于民，以减少社会矛盾，堵住社会动乱的源头。

(二)先秦消费伦理

在消费伦理上，列子宣扬享乐主义；⑨《列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管子主张在荒年鼓励富人侈糜消费增加内需和消费，使社会快速脱离困境，并将财富通过一定方式疏导到下层。[10]《管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除列子和管子外，其他先秦诸子的观点基本上都倡导节俭消费，反对奢侈浪费，以解决生产不足与消费过度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如商鞅“衣食有制，饮食有节”；①《商君书》(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韩非“俭于财用，节于衣食”；②《韩非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孔子“节用而爱人”；孟子“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等。荀子继承孔子关于节俭的思想，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告诫人们，应“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③《荀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在先秦儒家看来，“俭”不仅是一种消费理念，更是一种“礼义”。而“奢”不仅是浪费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奢”会无限制地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变得狂躁，从而破坏礼的等级消费规范。老子提倡寡欲，推崇节俭的消费观，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④《老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庄子也主张寡欲，呼吁人们不要被外物所累，“其眷欲深者，其天机浅”；⑤《庄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⑥《墨子》(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先秦诸子节俭消费思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同样是节俭消费观，法家学者多为了国家的富强，儒家则为了“礼义”和“仁政”，道家为了实现“道”，墨家则坚持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理念。可见，先秦诸子阐述节俭思想的指向各有不同。

三、先秦分配和消费伦理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影响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整个中国自秦以来各封建朝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先秦思想家的分配和消费伦理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和人们的消费理念。

孔子生活于“差序格局”的社会之中，所以他坚持社会等级的划分，伦理道德，克己复礼。所谓伦，就是“有差等的次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位。因此，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孔子并不提倡财富在上下两个社会阶层中的平均分配，如“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它意味着，对于下层贫者，如果能安贫乐道，忘记社会阶层，说明个体品德的进益；而对于上层富者，如果能遵守礼，守其“正”位，虽富也应当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了社会不均的事实，承认了个体生来的不平等。但同时，上层阶层也要对下层阶层要保持礼节，不能过分侵夺下层民众的财富。这种理念可以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于消费，孔子认为俭优于奢，“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孔子不赞成个体的“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法家的观点将儒家的思想发挥到极致，通过严苛之法令限制众人的不轨之行，到了汉代以后，“以经入法”，法律被儒学化。

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如朝代处于上升期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可以推进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问题是当上层多个集团出现交叉人物时，特别是多个集团的统治人物重叠时，礼让的过程必然使较多的财富向上聚集，最终导致统治人物或代表人物并不能随意处置财富，只有在有利于本集团的发展的可能下，出让部分财富，最终多数财富将在代表人物的家族中流转。在每个封建朝代从建立到中兴过程中，除表现为在经济上通过下层的劳动使生产力得以恢复，还表现为财富逐渐向上聚集。财富的不断聚集并不违背儒家仁恕的思想，正由于儒家思想多关注于上层的礼，而较忽视予富于民，导致社会总财富有限，但日积月累上层因受礼而富裕，而下层因施礼而穷困。当某些类似经济危机的年份到来时，无法生产甚至难以生存的下层民众以暴乱求生存就成为了必然，甚至冲击整个封建政权的稳定。暴乱的持续使下层民众的正常生产被迫停顿，财富和资源难以继续向上聚集，同时政府征兵战争加剧上层财富的流失，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混乱的恶性循环，终使朝代更迭。儒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如“仁政”、“义”的思想。“义”是“礼”在下层的集体模范，自汉朝到民国，各封建朝代多以儒家为学术和思想正统，封建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不敢过分地剥夺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⑦《董仲舒·春秋繁露》(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能力有限，很多地方的上层集团对财富的过度搜刮而不能予富于民，导致地方先乱而社稷亦倾。由于孔子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孔子的理念并不能解决封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特定时空下个体或群体行为上的失“位”是否正确，其中一个关键的所在就是朝代的更迭是一种常态，在孔子认为这是严重的失“位”。

道家在经济伦理方面认为，富贵者“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提倡节俭，“俭故能广”，批判有余，“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社会阶层方面，道家的贵己重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注重满足个体的财富需求，提倡以上补下，以有余补不足，希望平均财富。

总体上讲，先秦经济伦理思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在经济较不发达时代，如何分配财富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问题。另外，先秦经济伦理思想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某些时期，如何控制财富，减少其向上运移速度的问题。比较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管子的理念更接近于形而下的器，也更接近于官方的国家管理理念。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管子的理念似乎被儒家的思想所劫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如全盘按照管子的理念治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则将加大对自然的剥削程度，某些情况下，会削弱大一统政体的统治能力。管子的理念适合于封建时期疆域较小的政体，如春秋的齐国，这样既能快速发展生产力，又不至于过度削弱大一统政体的统治力。在私有制社会，虽然代表小生产者的墨家理念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很难获得统治者的认可。另外，先秦思想家很少讨论代际分配问题，这是由于人类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促使后代丧失分配财富的权力，但在儒家、道家思想中，却有礼让之行涉及代际的分配问题，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

四、先秦经济伦理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借鉴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传统的经济伦理逐渐被新的能够代表国家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伦理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要求，传统的经济伦理正在转型，同时积极消费也成为中国民众逐渐认可的消费伦理。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单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通过对先秦经济伦理思想的梳理研究，我们发现先秦经济伦理思想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值得后人借鉴。

(一)构建和完善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经济伦理

传统中国的社会阶层中缺失中产阶级，或者说因为没有形成独立的“士”的阶层，没有能够代表“士”的阶层的思想家，所以没有形成相关的分配和消费伦理。现代社会中，中产阶级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占有重要位置，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据较为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中产阶级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数超过1亿。有学者预计，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可能达到30%-40%，即达到约4亿人。国家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是否注重公平，会影响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收入水平。而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的内需、环保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从理论上完善能够阐述中产阶级利益的分配和消费伦理，将有利于填补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发展层面的缺失。实践中，应积极构建和完善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经济伦理，包括更加重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不断壮大中产阶级群体，引导和鼓励中产阶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消费理念，引导他们和谐消费和科学的消费升级。

(二)完善科学的分配制度，予富于民

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分配伦理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诉求。科学的累进税制通过提取上层的财富，增加下层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和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是社会再分配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予富于民，即及时有效的将财富回补下层，形成良性循环。在某些地区经济难以持续真实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有效地回补下层更加重要。

(三)抑制过度消费，反对铺张浪费

中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逻辑是鼓励消费，通过消费拉动生产，同时解决就业问题。虽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离不开消费的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可以过度地消费资源和财富。全社会应当树立正确的可持续的消费伦理观念，减少人类社会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提倡绿色消费，抑制形形色色的过度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当前，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在转变党风政风的同时，也在向全社会传达正确的可持续的消费伦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