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门罗的时候是在谈论什么

文 徐 坤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从古至今，由中而外，怀揣梦想的人们，谁不在试图逃离呢？逃离当下，逃离现实，找到一个合适的端口进入梦境，于是，“画梦”和“造梦”就成为文学的巨大功用之一。

当我们在谈论门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逃离”，我们在谈论对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重复生活的厌倦、挣扎与反叛，在谈论对于在生活中规定角色的游离和抗拒，在谈论人们尤其是女人们对于命运和宿命的不恭、憎恶和背弃，在谈论梦与现实的距离，在谈论逃离之后究竟会无功而返、继续逆来顺受，还是叫一声“亲爱的生活”假装与生活和解？

逃离——门罗一生的写作母题

“逃离”是门罗一生写作的重要母题，事实上也是她所生活的那个加拿大小镇上人们的真实处境。从古至今，由中而外，怀揣梦想的人们，谁不在试图逃离呢？逃离当下，逃离现实，找到一个合适的端口进入梦境，于是，“画梦”和“造梦”就成为文学的巨大功用之一。门罗所书写的逃离的情境可以上溯到乔伊斯、福克纳和契诃夫，当然，从女性的文学创作谱系上，应该还有勃朗特姐妹的《简爱》与《呼啸山庄》。她以对小镇人物的描写进而透视人类内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

短篇小说《逃离》最能代表艾丽丝·门罗的写作主题。多年来，女主人公卡拉和她的丈夫克拉克在小镇上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靠养马为生。有一天，卡拉最喜欢的一只小羊弗洛拉丢了，这让她感到很是伤心。无比郁闷之中，卡拉决定离家出走。邻居西尔维娅帮了她大忙。她坐上了开往多伦多的大巴，心里如释重负，想着今后可以永远离开那个难以忍受的马厩和没事就爱冲她发火的丈夫，跟这样的丈夫在一起生活简直要把她逼疯了。大巴离家乡越来越远，她却心里开始变卦，望着窗外的风景开始想起克拉克的种种好来，想到到了多伦多即将开始一段没有丈夫的独自生活时，卡拉崩溃了。神情恍惚的卡拉囔嚷着要下车并打电话给丈夫说，“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丈夫回答她说，“我这就来”。结果她的逃离中途作废，最后无功而返，重新返回单调乏味的生活之中。他们夫妻和好，卡拉却再也不想见那位帮助她逃离的邻居西尔维娅。人性的无奈、脆弱，在追求梦境过程中的首鼠两端和无所适从，跃然纸端。逃离是主动的，回归也是主动的，从这一点更显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2012年底，门罗的封笔之作小说集《亲爱的生活》英文版出版。这样的题目，乍看起来我们以为老太太要表示与生活和解。但是读过之后却发现，书里的故事仍然延续了她以前“逃离”的母题。《亲爱的生活》讲述了别离与开始、意外与危险、离家与返乡的故事，比如，第一个故事《漂流到日本》是这样开始的：“彼得把她的行李箱一拿上火车，似乎就急切地想要离开。”其他如《火车》《科莉》《亚孟森》主题亦是如此。在《亲爱的生活》最后四篇被归入“终曲”部分，是门罗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从中可以窥见门罗成长与她的部分世界观。《亲爱的生活》里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母亲临终生病时，我没有回家看望，后来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温哥华没有人可以托付。我们几乎负担不起这趟行程，而且我的丈夫不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但何必责怪他呢？我和他想的一样。我们常说有些事情不能被原谅，或者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我们会原谅的——我们一直都这样做。”

看起来，这似乎也是一种“逃离”——逃离了给亲人送葬时的悲伤和哀戚。表面原因是因为年幼的孩子没人可以托付、夫妻支付不起奔赴母亲葬礼的路费，内心里，还是因为有“逃离”的想法在作祟。因为某类人心中所具有的习惯性的“逃离”倾向，可以使他们甘冒人伦之大不韪，连一个最基本的底线都逃掉了。而一旦付诸行动，却又会万分自责，在痛切的自责过后，又能很好地找到借口纾解和宽宥自己——人性的卑劣和自私也在这里。这才是门罗最后这段话的意义之所在。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足惜。这是门罗小说的“逃离”哲学。从“逃离”到向生活道声“亲爱的”，说的都是梦不足惜，活着才重要。梦终归是梦，逃离过、去追寻过了，便也罢了，最终仍得回归，回归现实，回归日常。

中国女性作家笔下的“逃离”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女性作家怎样书写“逃离”。

文学中的“逃离”，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话题。它当然不是门罗的专利。在上个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恰好是门罗出生的那个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一批女作家，先于门罗而“逃离”——这个“逃离”不仅是文学书写上的，而且是身体力行的逃离。她们所受的影响，就是当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的启示。中国女性的逃亡生涯先是从反抗封建父权家长制开始，尤其是逃婚，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是她们大体一致的出逃线索。

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宗法、夫权、神权的限定当中，女性在主观上尚不具备完整的自我解放意识，客观上也不具备出逃的条件。偶尔的反叛与言说，也无非是想象当中对爱情及婚姻自主自由的无限哀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妇女的逃离，却是要从女性自己的生存遭际出发，将解放的想象变成具体的行动。逃婚、私奔、进城、同居，躲开了封建家长的耳目，去求取婚姻的自主和幸福，上世纪初的女性文学中呈现出一派胜利大逃亡的景象。“五四”时期那些激进的女性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过辛酸痛苦或充满期待与盼望的逃离过程。无论是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的逃离，还是庐隐《海滨故人》《归雁》、冯沅君《旅行》《隔绝》里的逃亡，或者是丁玲《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逃离，以及白薇《悲剧自传》的逃亡和谢冰莹逃婚参军的《从军日记》，都是女性从死亡之路走向自我救赎的过程。

例如，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逃离场景当中，萧红的经历是最富有传奇性的，她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也最富有灵性，流传最为久远。她从逃脱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到落入背信弃义的男人魔爪复又出逃，整个生活似乎就是在不断陷落和逃离之中循环往复。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她的才气与敏感，她的身体孱弱与言行刻薄，她的文人神经质与北方女子的率真朴拙，她的艺术上的成熟与孩童般的世事未谙……诸种性格奇妙地在她身上杂糅。由叛逆而得的飘零遭际，她不太长的一生中无尽的逃离和奔波，愈发加重了她性情中的脆弱和敏感。这一切都使她的作品风格在同辈女作家中显得奇异，如鲁迅在给萧红《生死场》的序中所评价，“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有过逃离经历的女作家还不止这些。张爱玲的逃离与杨沫的逃离，也给文学史上留下了杰作《倾城之恋》和《青春之歌》。时光荏苒，当历史进入到新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妇女们还在逃吗？“逃离”的主题又有哪些变化？

当然，还在逃。门罗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因时光前移而停止传统的逃离脚步，中国女作家的逃离也不因政治经济上的与男人平权而就有所停滞。铁凝的短篇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发表在2009年，写的又是一段有关“逃离”的故事。小说的叙事者并没有亲自参与逃离，而是旁观或者偷窥了一个女人的逃离。文章写的是叙述者“我”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叫伊琳娜的俄罗斯少妇，带着一个小男孩出门旅行。她的随身行李中有一顶大礼帽没处放，邻座一个瘦高的男乘客帮她把礼帽放在头顶的行李仓中。一对男女由此认识并挨坐在一起，整个飞行途中都在打情骂俏摸摸掐掐，看那样子下了飞机就要直奔酒店解决问题了。

妙就妙在小说结尾。飞机着陆后，伊琳娜牵着她的小男孩，拽着行李头也不回地匆匆下了飞机。瘦高个儿男人发现伊琳娜忘了拿礼帽，急忙追出去给她送。当他找到伊琳娜时，却看见伊琳娜正在和来接机的丈夫拥抱。男人把礼帽递过去，伊琳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等她明白过来时，就顺手把礼帽扣在她自己的头上。但是那顶礼帽却是她为丈夫买的礼物，扣在自己的小脑袋上，把整个脸都装进去了。丈夫见状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有趣。只有瘦高个儿男人心里明白：这是伊琳娜在跟他划清界限。伊琳娜此时是不想再见他，故意把脸藏在了礼帽里，其身体语言已经明确表示出，他此时的出现十分多余，刚才飞机上的暧昧根本就是逢场作戏，都不算数。她是个有老公、有孩子的正经人。他不要再来打搅她。

这个叫做伊琳娜的俄罗斯少妇——实际上是代表了所有的当代女性形象——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经历了一次“逃离”，与一位素昧平生的男人的肉体拉扯和暧昧，用以消磨飞行过程中的无聊。然而时间一到，她却即刻返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中，并以礼帽遮颜的方式，将飞机上的荒唐与真切的现实隔离开来。女人这时成为主动的一方，感到尴尬和失落的是那个瘦高个儿男人。

与半个世纪前的女作家相比，同样是写逃离，显然，在这里，主客体已经变了。女性已经占了主导地位。

还有一个“逃离”的故事也比较有趣，是池莉2010年写的中篇小说《她的城》：白领丽人逢春与懒惰散漫的丈夫周源赌气，到擦鞋店做了打工妹，偶遇前来擦鞋的风流倜傥单身富豪骆良骥。富豪见她年轻貌美，便语言勾引和暗送秋波，搞得逢春五迷三道不能自已。擦鞋店老板蜜姐见状大为不满，果断阻止了逢春的红杏出墙，两个女人起了冲突。后来，当蜜姐得知逢春的丈夫是同性恋后，深表同情，两个女人不打不成交，终成闺密。逢春在蜜姐开导下，决心走出旧生活，回去跟丈夫离婚。蜜姐又为逢春与富豪二人搭起鹊桥。生活中的矛盾由此得到化解。

这个看似有点“豪奢”的故事却道出了现代性中“逃离”的可能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在谈论门罗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谈论逃离。无所不在的逃离，正是文学能够赋予我们的一个通往自由和天堂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