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关照下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的翻译研究

2014-12-12 04:36程芳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4年8期
关键词:扇子适应性雪花

程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生态翻译学关照下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的翻译研究

程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本文试图通过对《雪花与秘密的扇子》翻译适应选择论关照下的剖析,指出译者如何对翻译环境进行适应选择以及译者在此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进而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角色定位进行探讨。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 适应选择论 译者中心生态翻译

一、引言

翻译生态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截至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对此开展的研究并不多。该理论具体阐述和例证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本体的解释功能:(1)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2)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3)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4)译评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从而得出最佳翻译是 “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这个结论(胡庚申,2008a)。《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华裔作家邝丽莎的一部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本文试图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以生态翻译学为研究视角,从生态翻译环境、译者中心、适应与选择入手,具体探讨翻译活动中的译者功能。

二、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所谓翻译的生态环境,是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的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 (黄俊萍,2011)。根据胡庚申(2008a)关于适应选择论的观点,作为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的选择,具体到实际的选词造句,都必须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为前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生态环境制约着译者最佳适应与优化选择,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对于翻译来说理解是前提,一个准确的翻译,是建立在译者对原文语境因素、语言结构因素、审美因素等的充分把握与理解上的。邝丽莎以一个华裔的身份写了一个19世纪中国的故事。中间涉及一些用英文表达中国传统的意象和称谓的翻译,如何翻译才可以使中国读者认同是关键。

例1.I was told to stand in front of Madame Wang.(Lisa See,2006:9)

我被吩咐站到王媒婆面前。(忻元洁译,2006:8)

如果直译,该句应译为:我被吩咐站到王太太面前。但是在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下,原作者邝丽莎虽用的是英语,但讲的是中国的人和事,译作目标读者也是中国人。这一切都要求译者按照归化的原则为“Madam”选择一个更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以便更有利于适应其翻译生态环境。根据原文的意思,结合那个时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媒婆”一词无疑是最佳选择,目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三、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胡庚申(2004:84-96)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从“三元关系”、“诸者关系”、译者的功能关系、译品差异、意义构建、适应选择、翻译实践等几个不同的视角论述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具体来讲,译者确定采用什么翻译策略以及选择什么翻译方法,视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体现了译者的主导作用。“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深入研究,全面理解原著,对原著的总体风格———艺术流派、文体风格、语言风格等等,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为自己的译笔译风选定一个适当的基调”(鲁迅,1984)。

例2.Using her finger,she pointed to each character.I memorized the words on the spot:I understand there is a girl of good character and women’s learning in your home.You and I are of the same year and the same day.Could we not be sames together?(Lisa See,2006:28)

她用手指一一指着每个字,“悉闻家有一女,性情温良,精通女学。你我有幸同年同日生。可否就此结为老同?”(忻元洁译,2006:27)

因为故事背景为中国清朝道光年间的中国湖南乡村,所以译者对人物对话以及其女书内容的翻译均采用归化的策略,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境。在译文中,女书的翻译用文言文的形式呈现,那个时代老同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还原,使得目标读者感觉好像在读一本原著,而不是译本。

四、译者对原文和译文的适应性选择

刘宓庆认为(1986)翻译必须随文体之异、随原文风格之异而调整译文,必须保证译文对原文文体和风格的适应性。而在生态翻译学中,译评标准是“多维度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度’最高的翻译”(胡庚申,2004:1)。具体到翻译适应选择论来说,在翻译过程中,“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胡庚申,2011)。因此译文的适应性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所属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人格(边立红,2008)。文化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胡庚申,2008b),所以在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进行翻译时,译者采用归化的策略尽量还原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语言且在易于读者理解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的藩篱以便产出更好的翻译。

例 3.I also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i—the inner realm of the home—and wai—the outer realm of men—lay at the very heart of Confucian society.Whether you are rich or poor,emperor or slave,the domestic sphere is for women and the outside sphere is for men.Women should not pass beyond the inner chambers in their thoughts or in their actions.(Lisa See,2006:10)

译文:我还知道了内外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无论你是贫穷或富有,为王或为奴,女人总该待在家里,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女人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思想上都不能超越这条界限。(忻元洁译,2006:10)

在如上翻译中,译者实行了减译,删去了对“内”和“外”的解释,因为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他们在读这本小说之前已经很好地知晓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意思,再进行解释就是画蛇添足了。

(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交际维的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8b)。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翻译《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为了让华裔作家的作品及其思想更好地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为了使中国的女书为中国人自己所了解。

例4.When Beautiful Moon and I turned six,Mama and Aunt sent for the diviner to find an auspicious date to begin our binding.(Lisa See,2006:70)

我和美月六岁那年,妈妈和婶婶便去找人算了个缠足的黄道吉日。(忻元洁译,2006:68)

就主人公所处的年代来说,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一般在做重大事件之前都要选定一个合适的时间。旧时以星象来推算吉凶,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个星宿是吉神,六辰值日之时,诸事皆宜,不避凶忌,称为“黄道吉日”。泛指宜于办事的好日子。在这个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例中,要表达缠足需要合适的时间,用“黄道吉日”是再合适不过了。

(三)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语言维的转换涉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8b)。根据生态翻译学的观点,译者作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沟通者,必须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那么在语言维度,也必须在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之间做出选择,以使译文最终能在译入语生态环境中为出版商和译文读者所接受(王若,2013)。因此在进行具体的翻译实践时,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对译文进行取舍,以求最大限度地得到最合适的翻译。

例 5.Third Sister was only six years old,but she struggled and fought as hard as she could.(Lisa See,2006:55)

她才六岁啊,在一阵挣扎和厮打后,终于被大姐、婶婶和奶奶合力制服了。(忻元洁译,2006:52)

这里描述的是百合的三妹反抗家人为自己裹脚时的冲突场面。译者推理出了反抗的结果是“终于被大姐、婶婶和奶奶合力制服了”,此处运用了增译的手法,目的是为了突出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与冲突,说明女性如何反抗都是会被制服的,而悲哀的是制服她的不仅是男人,还有被男权思想洗了脑的女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译者忻元洁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的翻译过程中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为适应汉语的翻译生态环境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运用了增译、减译、归化、直译、意译等策略,使得译文的目标读者可以更好地欣赏到《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所散发的魅力。从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视角来看,文学翻译中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做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归根到底是为了产出最 “合适”的翻译,以更好地为读者和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处于中心位置。

[1]See,Lisa.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M].New York:Random House,2006.

[2]邝丽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M].忻元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鲁迅.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A]//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225.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2):8.

[5]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成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4):94.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84-96.

[7]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16.

[8]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2):1-5.

[9]王若.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实例分析[J].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13(1):69.

[10]边立红.翻译适应选择论观照下的辜鸿铭《论语》翻译[J].丽水学院学报,2008(3):20.

[11]黄俊萍.论翻译的生态环境[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11 (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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