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阁兰书信中的真实中国

汪琳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谢阁兰书信中的真实中国

汪琳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909年至1913年，法国作家谢阁兰完成了其第一次中国之旅。本文通过研究这期间作家写给亲友的信件，试图理解其“真实中国”的内涵。作家钟爱“北京城”和“天子”的形象，因为两者兼具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皇权色彩，是中国与其他文明相区别的文化符号，从而成为作家的“真实中国”的凝结体。

谢阁兰 书信 真实中国

谢阁兰（1878-1919）是与中国文化结缘最深的法国作家之一。不同于其他外国作家，谢阁兰来到中国，既不是为了讴歌远离西方文明的牧歌生活，也不是为了以征服者的身份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封建中国猎奇。他来中国，是为了深入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蕴藏，发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挖掘这种文化的独存价值，寻找他所谓的“真实中国”。1909年至1913年是谢阁兰旅居中国的第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作家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写了大量的信件。①对这些信件进行阅读能使我们了解其寻找“真实中国”的旅程。

一、踏足中国前的“真实中国”

1878年1月14日，维克多·谢阁兰出生于法国的布雷斯特。他作为海军医生到过许多地方，因为他“生来就注定流浪，要看遍世上可看之事物，感遍世上可感之情”。作家在波利尼西亚时曾见过土著文化的困境：西化潮流不仅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也摧毁了当地文化。这种文化在谢阁兰看来，比任何古文明或西方文明都更自然、更原始、更具活力。民族同化对世界主义者来说是一大进步，对谢阁兰来说却是无尽的遗憾。

谢阁兰六分之一的生命时光都在中国度过，对他来说，中国就是“真实”，代表一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奇特文化。他的童年伙伴曾参加过1900年联军对义和团的对战，谢阁兰由此得来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并随后对这大陆另一端的文明萌生了无穷的兴趣。1908年，谢阁兰开始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师从著名汉学家，并成功通过海军见习译员的考试，开启真正踏上寻找“真实中国”之旅。

然而在踏上天国的土地之前，谢阁兰的脑海中已经隐约有了一幅“真实中国”的图景。图景的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小玩意”，因为家乡布雷斯特充斥着海船带回来的中国工艺品，对中国的印象首先来自实体的、能够触及到的东西。图景还有一部分源于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谢阁兰本人在旅途中最喜欢的读物就是老子的《道德经》。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大厦摇摇欲坠之时，旧制度苟延残喘，新制度又尚未诞生，民众更是昏沉度日。谢阁兰在此感受不到一丝他在书中曾读到过的哲学火花。图景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为抽象的部分，来自曾书写中国的作家、旅行家、传教士们。马可·波罗的游记激起欧洲对东方的向往，中国完全是个想象中的国度。启蒙时期的智者们将中国拉近，渐渐揭开她乌托邦的面纱，却仍带着想象的色彩。法国对中国狂热了五十年，夏多布里昂、戈蒂埃、绿蒂、克洛岱尔、瓦莱里等人纷纷写下自己的中国。但谢阁兰不满足于“他们说”，对纯粹猎奇来吸引读者的游记深恶痛绝。他期待游记作家抛弃欧洲中心主义，针对旅途提出新颖之处。对于中国一个如此辽阔又遥远的国度，寻找“真实”无疑是最新颖也是最关键的角度。要寻找谢阁兰的“真实中国”，我们必须跟着作家第一次中国之旅的路线行走。

二、从马赛到汉口：渐渐靠近“真实中国”

谢阁兰达到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是香港。“香港真是个光彩夺目的事物。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影像”（第30页）。尽管为英国占领，这仍是中国的土地。“光彩夺目”，是因为尽管到处都渗透着英国人的灵巧，香港没有脱离根源文化。

到达上海后，有人推荐谢阁兰去参观耶稣会所徐家汇，结果他“竟然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波拿马路上最脏的垃圾”（第31页）。西方人引进了最好的电车、电线盘，和最糟糕的“忏悔者，地狱里的恐惧受尽煎熬的形象”（第32页）。尽管如此，他仍在上海感受到了第一个真正美好纯净的时刻。此时，谢氏的“真实中国”仍是想象、虚构的，但有一些实体的寄托。从他在上海的行程中可以观察到，谢阁兰认为最有异国情调的事物有绘画、书法、雕塑、建筑、茶、宗教、瓷器等等。但他从不主动谈及另一些方面：戏剧、音乐、烹饪，尤其是人民。最初的狂热过去之后，谢阁兰继续寻找“真实中国”的旅程。

第二天，作家动身去苏州。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到真正的中国了”（第34页）。他提及从上海到苏州的沿途景色，农庄有点像布列塔尼，灰屋顶几乎没有中国的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墙灰瓦正是江南一带的标志性建筑特色。之所以说“几乎没有中国的样子”，许是因为作家想象中的“真实中国”应是紫禁城般的红墙金瓦，违背了这一想象，那就不是真实的中国。

南京最终用城外的洪武帝陵为他提供了宽慰。谢阁兰在南京写给妻子的信长度非同一般，并在之后和朋友的通信中反复提及。汉口是进京前的最后一站。“这些古老的事物是多么美丽啊！我竭力克制自己什么也不买”（第40页）。

随着谢阁兰的旅途深入中国的腹地，接近首都北京，他对中国文化的美学感知也越来越具体：越是古老的就越是美丽。所以他热爱瓷器、古董小玩意以及南京城郊古老又衰败的皇陵。他批评殖民主义，尤其痛恨在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历史的传教士们。从香港、上海、苏州、南京，直到汉口，每一次谢阁兰都期待看到 “真实中国”，但外国势力的渗透带来更多的是同化，而非差异。在到达北京之前，他几乎以为波利尼西亚的噩梦重现。幸运的是，1909年6月12日，谢阁兰到达北京。

三、北京城：谢阁兰的中国“故乡”

北京城的历史可以与西方的罗马或拜占庭相比，上溯三千年建城史，至今没有中断。从平面布局来看，谢阁兰所看到的北京城呈“凸”字形结构。外城包着内城的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从外城到紫禁城，城墙外盘踞着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天子所居之处是全城的中心，处在层层拱卫之中。城的四周还布以天、地、日、月坛，暗嵌紫禁城为宇宙中心之意。北京城的布局满含“中心”、“平衡”的用意，恰与谢阁兰所熟悉的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和道家哲学的“整体、和谐、平衡”相吻合，简直就是其心目中“真实中国”的建筑体现。于是他在信中对妻子说：“昨天，我结识了我的都城。”（第49页）

几天之后，谢阁兰去天津的领事馆拜访了他神交已久的克洛岱尔。谢阁兰将克洛岱尔视作少数可以畅聊中国文化的人。可后者通过他人的言论了解印度教，通过翻译来理解《道德经》，不识一字中文却大聊中国之事，这些都与他的研究哲学格格不入。“在中国主要是应该找到无法估量的东西：就是永远地感受中国艺术。人们在法国可以收集到大量器物，可以在这上面变得很博学，但却矫揉造作，因为他们没有在这儿生活过”（第164页）。要描写、评论一个国家，就必须在这个国家感受生活。

于是谢阁兰开始感受生活。最初是游街串巷，然后他的好奇心渐行渐远，骑马至郊外探访古迹。“有时，生活在中国是奇妙的，因为人们在那与逝去的上千年频繁接触：很明显，北京的这些车是模仿汉朝的车，这车辆的形状与摇篮式的车篷也是。最可笑的是，在真实生活中，你频繁接触的服装和人物就像来自壁画、地毯、图画和花瓶似的”（第69页）。在北京城的旅居期间，他几乎一一验证了自己对于“真实中国”的想象。其后，作家作为志愿者医生参与山海关的疫病防治，在天津医学院担任教师，并游历西方人足迹罕至的中国西北地区，对北京城的这种偏爱和赞叹却贯穿始终，甚至由于对比更生思念。

综观“绿色”的词义演变，我们概括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关于“绿色”的两个义项的不同发展轨迹：①常用的颜色词 “绿色1”→活用的“绿色 1”；② 转用的“绿色 2” →汉化的“绿色 2”，并认为“绿色”的两个义项之间不是简单的引申关系，建议《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标出，此外我们应注意“绿色”的词义演变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西方语言文化的进入以及汉语修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多渠道、多角度、多元化的。

在担任天津医学院教师之后，北京和天津这两座城市的对比增添了作家的思“乡”之情。他每周乘三小时的火车从天津返回北京，寻找心灵上的慰藉。“我当然怀念在北京居住的日子，怀念那座绝对皇族的城市，怀念我的小屋。天津的居住条件明显更舒适，却是一副染上美式风格的粗俗的欧洲漫画”（P1160）。“只有北京，无与伦比的美丽的北京”（P1213）。远离了他的“真实中国”，谢阁兰自觉像灯塔的守卫者一般孤独。

在给德彪西的信中，谢阁兰这样总结他的旅程：“我坐着一艘英国船到了中国。香港，美丽，但非我所向。又出发，到了上海，同样令人恼怒。现在已经变得有些像美国了。我乘着舒适的轮船沿扬子江而上，号称‘深入内地’，到了汉口，尽管隔江与省会相邻，却仍环绕着英式、德式等不知名的气息。我接着坐快车（30小时）上北京，最后，最后，我真正到了中国，那是全部中国的浓缩，只不过，我们得知道如何去看。”注意此信的日期：1910年6月。早在1909年12月，谢阁兰就在信中向妻子宣称 “看过整个中国”（第222页）。1910年正是其心目中的 “真实中国”开始成形的时期，他选择把这个概念投射到北京城上。因为北京古老、高贵，充满皇室色彩，而天津则“混杂、滑稽、丑陋”（P1224）。谢阁兰追求“差异性”，在他自己的表述中，他用“真实”一词来代替。他认为古老中国的身份不应局限于人种和地理的异国情调，或像大多数西方殖民者一样与“殖民地”挂钩。

谢阁兰将北京城作为“真实中国”的体现，将北京城与中国的其他地域区分开来，除了其历史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为其皇权色彩浓厚。因为是皇室驻地，所以“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一样，都真正是最宏伟的建筑”（P1118）；所以在街上能找到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商品；所以尽管清王朝虚弱无力，却能将外国势力拒之城外，得以保存谢阁兰的“真实中国”。皇权色彩浓厚，最重要的是北京城里住着一位不可或缺的“真实中国”的形象代表：天子。

四、天子：真实与想象的凝结

谢阁兰曾有机会受摄政王（溥仪生父）的召见，他在信中讲述道：“整件事都是激动人心的。接见的房间低矮，天花板是一格一格的，光线昏黄暗淡，我们都安静地等着。然后有人拉起房间尽头的一扇隐约是蓝色的小帘，摄政王出现了，独自一人，坐在某种台子上；他用低沉的嗓音对我们说了几句话。接着我们深深地鞠躬（大约一百年前中国人还要求我们行跪拜礼），倒退着离开了。摄政王允许我们参观御花园，这湖中的小岛，就是囚禁上一任光绪皇帝的地方。”（P1119）这次召见在他心目中激起了对皇帝这一人物形象的无穷好奇。

“天子”类似西方的耶稣。上天派天子代为管理人间，维持万物的秩序。西方的国王却远没有这样的神圣性。在欧洲的民间故事中，我们常可以看到历经万难的勇士最终获得领地，娶公主为妻，英雄成为国王。这种自我实现的故事其实是鼓励推倒权威，以获得自己的地位，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吻合。中国的天子则带有绝对权威性，承载人民和国家的全部期望。

然而谢阁兰来到中国的时候，鸦片战争转嫁给人民的割地和赔款造成了大范围的贫困，清政府腐败懦弱，变法失败的光绪皇帝困死瀛台（1908年），当政的溥仪皇帝（1909年）才四岁，天子形象的威慑力已经大为削弱。随后的辛亥革命更是将天子赶下了历史舞台。于是这个激起谢阁兰无穷好奇的人物由真实变成了想象，开始在他的笔下重现往日的荣光。

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史中，谢阁兰选择了光绪作为自己笔下的“天子”。“光绪皇帝刚刚驾崩，他年轻聪明，却又被封闭了35年，应该有很多梦想，但却无法实现，所以他可能会为自己‘作曲’、歌唱。这也许就是‘光绪的传奇故事’，这是就这个词的最高意义来说的：光绪实际上统治了大约一百天，就遭到慈禧太后的迫害、幽禁，而后在病入膏肓的太后的命令下，被赐以黄丝带扼死（很好的戏剧场面）”（第183页）。光绪不仅是一位正经的天子，还是一位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真实中国”的形象在他身上得以延伸，对照当时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光绪的生命结局和封建中国的结局多么相似。

五、结语

对谢阁兰来说，相异性就是个体的真正身份，他能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作品，因而他就是他自己。中国与欧洲最大的差异处，就是中国最真实的自我。从1909年到1913年，作家一步步发掘这个 “真实中国”，将其内涵定义为“历史悠久”和“皇权色彩浓厚”，将北京城和天子形象视作其化身，当做解剖中国文化之美的材料。因为作家踏上中国的土地，是为了在遥远的大陆另一端寻找新的感受和认知，寻找独特又多彩的文明，在发现差异的同时用这种差异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发掘自己，完善自己。不管怎样，作家没有后悔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一定会再回到这里……如果没有来中国，我的生命就会留下空白，因为中国，是远东文化之根。”（P1258）

注释

①本文中谢阁兰的书信主要引自两部文献:一为2004年巴黎Fayard出版社推出的法语版谢阁兰书信全集,二为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邹琰译《谢阁兰中国书简》,收录部分信件.标(第xx页)的为中文版页码,标(Pxx)的为法语版页码.

②谢阁兰1904年在科伦坡写的一个佛教剧本《Siddhâ rtha》.

[1]Bouillier Henry,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M].Paris: Fayard,2004.

[2]Bouillier Henry.Victor Segalen[M].Paris:Mercure de France, 1961.

[3]Dufief Pierre-Jean.Lettre et Critique,Actes du colloque de Brest24-26avril2001[C].Brest:PublicationsduCentred’Etude des Correspondances et Journaux intimes des XIXe et XXe siècles,Université de Bretagne occidentale,2001.

[4]Manceron Gilles,Segalen[M].Paris:Editions J.-C.Lattès,1991.

[5]程抱一,钱林森.借东方佳酿 浇西人块垒——关于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J].中国比较文学,2004(3).

[6]程依荣.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神话[J].法国研究,1997 (1).

[7]钱林森,刘小荣.谢阁兰与中国文化——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系列之五[J].中国比较文学,1996(4).

[8]邹琰.从独语到对话:维克多·谢阁兰与程抱一跨文化书写之异同[J].当代外国文学,2006(1).

[9]谢阁兰中国书简[M].邹琰,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0]张隆溪,李博婷.异域情调之美[J].外国文学,2002(2).

本文受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度人文社科一般研究项目资助,编号:SKYB20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