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探井哟……

■张志诚

家离油田很近，但不是油田。

听老辈人说，全怪那口井。

“哪口井？”我好奇地问母亲。

“记性不咋地，忘性倒不错!”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乜了我一眼，“不就是村后那口没出油的井吗。”

听母亲这么一说，陈旧的记忆像是在显影液中滤过一般，由暗淡逐渐清晰起来……

还是撒尿和泥的年龄。突然有一天，“轰”的一声炮响，小村庄被震抖了岁月的尘埃。孩子们像是听到了命令一般，跑出各自的小屋，跑向炮响的村后。

远远地看去，在烟尘雪雾尚未散尽的荒草地上，几个人身穿“垄沟垄台”，头带狗皮帽子，手拎着钎子和红绿黄七彩线，正在拔着一个个插在地上的小红旗子……

几个月后，一辆辆大汽车拉着铁架子、木头房子等我们从未见过的“武器”，哞哞地向村后开去。又过数日，一个像塔一样的铁家伙在村后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井架”。打那以后，小村庄不再宁静。以往枕着狗叫声才能入梦的人们，开始很不习惯这个巨人的“呼噜”，但时间长了，它不叫人们反而睡不安稳了。要是半夜里出了事故而停止了“呼噜”，总有那么几个乡亲披衣出门，顺着那水银灯锃亮的光线向井场上望。

钻机一响，也为乡亲们带来了希望。听井上的叔叔说，如果那口井出油，我们这个村庄就要归油田，就要变成城市户口。“城市户口！”老乡们瞪大了眼珠子，那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尽管半信半疑，但毕竟有了一线希望。从此，“钻机一响，城市户粮”就成了乡亲们的口头禅。大家把赌注押在了那口井上，大有与那口井共存亡之感。

孩子们往往是最好事最好交的朋友，没几天功夫，井场上竟有了几个忘年交了。大个子、胡子、白脸……既然记不住名字，就这么叫，倒也讨叔叔们的喜欢。叔叔们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特别喜欢，三楞、二羔子、石头的一叫，像爹叫得一样亲。每天放学后，我们总是到板房、井场周围捡些好玩的东西，七彩线、香烟盒、牙膏皮什么的，每次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还能捡到像苞米粒大小的火药块，那可是大家最喜欢的了。谁要是捡到了，拿回去用纸一缠，用石头砸也行，留个捻用火点也行，就跟过年放的“麻雷子”一样响。

那天我们正在那儿寻“宝”，胡子叔从一栋板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我们亲切地打招呼，接下来就是乘你不注意在后面扒你的裤子，再往你的小牛牛上揪一把，然后哈哈大笑，这已成了他见到我们时的固定程序。开始伙伴们既害怕又害羞，几次下来，倒觉得胡子叔拿我们不外道。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东西，神秘地对我们说：“这是糖丸，一人一粒。”我们接过来放到嘴里，哦，甜甜的，还从牙缝里冒着凉风，好吃极了。“还想吃吗？这可是我从城里买来的，我儿子都没吃过，想吃就跟我来。”他把我们带到井架旁（那几天停钻），“你们等着。”说完他噔噔噔上了井架。那天，天有薄雾，仰头向井架尖上看，好像在天上摇。“接糖。”随着胡子叔一声喊，我们几个机械地捧起手，手指拢得紧紧的，生怕糖丸从指缝中溜走，那动作近乎向老天作揖。几粒糖丸从天而降，立即就进了我们的嘴里。一会儿，又掉下来几粒。几次下来，馋虫就被勾出来了，接糖的动作也就更加虔诚。又掉下来了，这次格外多，圆圆亮亮的。可是落下来之后才发现，是水而不是糖，浇得大家一头一身，开始大家还以为是下雨，可当听到胡子叔的狂笑声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水是他倒的。打那以后，我们几个拉钩发誓，谁要是再和胡子叔好，谁是孙子。可时间不长，大家又都心甘情愿地当了“孙子”，那都是因为后来知道了胡子叔的一段故事。胡子叔家住南方农村，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就在孩子一岁半那年，他就来大庆参加会战了。一次，孩子得了肺炎，半夜里烧得厉害，老婆没法抱着孩子走十多公里的山路去县城医院，只好在家挺着，结果耽误了治疗，第二天中午，孩子就死了。消息传来，胡子叔一边扇自己的嘴巴子，一边嚎啕大哭，“都怪我呀，我要是在家，儿子能死吗！”事后，领导和工人们都劝他回家乡务农去，可他却眼一瞪：“儿子死了，我当逃兵，亏你们想得出。”领导无奈，只好把她的老婆接来，不知在什么地方当家属工，种菜养猪，反正离这儿不远。打那以后，胡子叔就对孩子格外亲、格外爱，当然有时爱得没了尺寸。

叔叔们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儿，举目无亲，自然就把老乡们当成了亲人，没事经常到家里坐坐，虽然口音南腔北调，但唠起家常来，却非常亲切。父亲好客，母亲热情，家里自然就免不了进进出出的有好多叔叔。大个子于叔是家里的常客，他是西北人，特别爱吃醋和面条。当时井队里生活比较艰苦，于叔叔就常到家里来换换口味。家里白面不多，母亲舍不得吃，可于叔来了，她总是舀出几碗面来，让于叔叔做抻面。说来也怪，面一到于叔叔手里就特别听话，像变戏法一样，能把面团抻得千丝万缕。爸妈都说好吃，我也觉得不错，只是闻着辣味冲鼻子，吃起来“两头”遭罪。那天于叔手举着一封信，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家，进门就喊：“嫂子、嫂子，我要当爸爸啦！”他老婆要生孩子，想回去看看，可队里请不下来假。母亲说：“人生孩子是个坎儿，得给家里写信，再邮点东西。咱东北小米最好吃，有营养，坐月子吃了，还能下奶水。”于是母亲装了半袋子小米，用针线缝好口，再缝上块白布，写上地址，父亲蹬着自行车，到二十多里外的小镇上给邮走了。事后于叔要给小米钱，父母亲死活不要。又过几天，半夜里几声狗叫，接着有人敲门，是于叔，他一进门就把一个很重的家伙放到了地上，像是个袋子。只听他说：“哥、嫂子，我被调到别的井队去了，离这儿很远，明天一早就走。我看家里的墙该刷了，这袋子里是白灰，过几天把墙刷刷，不要对别人说，我是背着别人扛来的。”临出门他又说了一句，“我会写信来的。”于叔一走，家里就冷清了很多。没过几日，我放学回家，看见妈在流泪，爸在准备纸钱。爸告诉我，队上的人送来信儿，说于叔死了。那天他们正在井上干活，上面掉下一把管钳，于叔发现后推开了别人，却砸在了自己的后颈骨上。“哎！惨哪，孩子没出世就……”妈妈终于哭出了声。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村后的井架子一点点变矮，一辆辆大汽车哞哞地开过村子，开到村后。我随着车轮卷起的尘土向井场跑去，只见叔叔们正在收拾行李。怎么，叔叔们要走了，井不打了？远远地看见胡子叔走来，我跑过去，“叔叔，你们这是要干啥？”他冲我笑了笑，笑得很勉强，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没油。”

叔叔们走了。冷清的小村庄，半夜里的狗叫声更增添了它的宁静。人们每每回忆起来总是说：“唉！全怪那口井……”

寂静的小站 版画/王洪峰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