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为啥一定要转型

杨柏，资深记者、编辑，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客座研究员。香港经济导报执行总编辑，曾任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站长、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商报《经济瞭望》周刊主编、理论部主任。著有《走进大山》、《迎接挑战》、《横向布局中国》等十余部专著。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参与一些“十三五”规划课题组的调研与讨论，耳朵里就常听到“创新”、“转型”、“湾区经济”这些词。也因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很多学者都发文纪念，微信上不断传来张飙纪念甲午战争120年书法展，在中央军事博物馆与澳大利亚展出。这些信息使我本能地把“创新”、“转型”与甲午海战联在了一起。

以我的目力所及，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思考到透彻阶段的是唐杰。作为一名“两栖”经济学家，他应“观天下书院”的邀请，在金融家读书会上发表了“关于深圳发展转型的路径与意义”的演讲。引入发展模式的现代概念，并以此为视角，重新梳理了康雍乾盛世，给人带来了历史的经济学沉思。

清王朝第四代皇帝乾隆80岁寿辰时，英国女王派了一个特使来给他送礼。礼品有天体模型、地球仪、新式武器一大堆，英王要求开放通关，扩大国际贸易。可乾隆就是不同意，天朝无所不有，何需与洋夷贸易？57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发现当年送来的礼品在圆明园放着，乾隆都没打开过。这成了史上清朝封闭盲目自大的例子。

然而唐杰发现了一个细节，说乾隆没打开看过这些礼品是不确切的。其实乾隆打开看过其中的一件英国军舰模型。那模型上的火炮居然有110门。1840年，即乾隆去世后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有教课书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时间是1640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瓦特发明蒸汽机也已70-80年，但来中国的英海军还是一支以风为动力的帆船舰队。他们借风吹进入了长江，打下了南京。而这些舰船中，并没配备有110门火炮的军舰，单舰最多的70门。可整个舰队40多艘军舰，火炮共560门。

那时清军军舰几百艘，其实炮艇只是舢板。中国沿海与内河入口炮台规模巨大，红衣大炮的火力强大，有效射程不足一千米，大约每六分钟可以发射一次，每小时打10次，不过打一个小时就必须休息，炮筒太热，再打就要炸膛。英舰航速、火炮口径射速等技术参数，非清军可比，其中仅火炮有效射程一个指标，就超过2000米。清军炮台在能构成威胁之前，就被英军击毁了。南京一战，英军死163人。中国参战部队25万，一线9万，死亡5万人。几千年农业立国的中华古代文明，发展模式在与西方铁血文明的对决中，差别如此惊心动魄，除了使用“惨烈”两个字，还有什么文字可以形容？

那时中国的词汇中，并没有发展模式这个词，但确实存在传统的农耕模式。

唐杰认为，康雍乾盛世百年间人口翻番，经济规模翻了一番多，但人均收入却基本没增加，生产方式也没多大变化，更没有技术进步。中华文明在那时是达到了农耕文明的辉煌极致，但与同时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相比，却落后了一个时代。

传统模式在现代化、有质量的文明冲击下，发生崩溃。乾隆皇帝把玩炮舰模型，或许已经意识到，此后中国的威胁会来自大海。但可悲的是并没有从制度与发展方式两个关键的层面上，看到危机，意识到要自救，转机也只能是转型。在传统模式的惯性主导下，中国的发展方式特别是在江南，可以发展出一个古代文明的高点，但却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与创新。其生产生活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田园模式上，分享到的，也仅仅是相应可怜的人口红利。在体制的超强吸纳能力下，这点红利似乎还能勉强支撑朝廷，但在外力强势的撞击下，立马变成了麻绳提不起来的豆腐。

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说，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好战的方式处理中国第二步现代化所遇到的所有矛盾与困境，显然不是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出发点。10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那这时讲转型还有什么意义？当今但凡是一个清醒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5%，而贵州在这个指标上仍排在全国倒数第一位。那唐杰的问题是：中国能持续缩小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吗？中国人是否有勇气与足够的智慧，面对全球视野下的发展方式不及格？

改革开放36年，深圳在追求快速转型的节奏中，经济总量直逼香港，创新经济超过了台湾，如今又把发展主题词调焦成了“湾区经济”，把追求的参照系对准了旧金山湾区。应该说这不是为了追赶的追赶，而是从组织经济的角度，借鉴发展模式，力求实现让创新挂帅。这对全国，特别是贵州或许有极大的启示意义。（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