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贫困的民族差异与住房反贫困的政策选择

罗楚亮 刘晓霞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一、引言

住房状况不仅反映了居民的基本生存、居住条件，也与健康等福利状况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居民的住房条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住房分配方式、市场发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住房市场化的分配机制使得居住条件更为依赖个人的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改善的人群总是倾向于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总体上发生了明显改观。然而市场化的分配机制使得近年来住房价格不断攀升，从而使得收入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更为突出。少数民族人群，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群，其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相对于汉族通常处于更为不利的状况，陷入收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或将导致其陷入住房贫困的风险也更高一些。

在我国居民收入贫困得以缓解的背景下，扶贫政策实践也越来越关注包括住房等在内的更为宽泛的福利贫困。为了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政策（吴立范等，2009）［1］。2001年财政部提出要利用中央财政对沼气项目进行补助；2003年出台的《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农村沼气项目以“一池三改”为基本单元，对项目区建池农户进行中央投资补助；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住房建设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2011年财政部印发了《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补助资金为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农村危房翻建、新建和修缮加固等支出，以及农村危房改造建筑节能示范户节能建筑材料购置、节能技术使用、取暖方式改进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的支出。

随着住房状况不断受到重视，专家学者们对不同特征人群住房状况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李实和罗楚亮（2005）［2］在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城镇居民的住房贫困发生率为2.7%，而农村流动人口中的住房贫困发生率则为40%；Sato（2006）［3］以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发现城镇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居住条件存有较大的差异，并推测北京流动人口的住房贫困率大约为28%，其他城市为21%；成艾华和易成栋（2006）［4］基于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家庭住房数据发现汉族农村居民人均建筑面积在27平方米以上的发生比约为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0.119 1倍，非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均建筑住房面积在27平方米以上的发生比约为民族地区的0.144 8倍；从住房质量的综合指数来看，少数民族农村住户的住房设施指数只有汉族的87.05%；罗楚亮等（2013）［5］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发现，在城镇居民中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住房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而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从事生产操作性职业的人群中住房贫困率则相对较高。整体而言，对于我国居民住房条件总体状况、住房贫困等相关主题的研究仍不多见，而对少数民族人群住房福利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

本文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数据，主要关注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差异的可能因素，对比2000年到2005年的变化，从而对以后年度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差异进行推测。从住房数量贫困和住房质量贫困两个维度分别分析汉族与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的差异，利用对不同人群组特征下住房贫困率的差异分析得到住房贫困率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数量贫困和住房质量贫困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创造性的政策建议。

二、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的基本状况

本文的数据来源以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进行的全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为基础①最新的数据应该是2010年的人口普查，但这次调查的微观数据一直没有对研究人员开放，因此本文的讨论只能基于2000年和2005年的数据。从公开的总量数据来看，2010年的人均住房面积进一步大幅提升，并且厨房、厕所、自来水等居住条件也有了大幅度改善。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以下有10.16%，无独立厨房的家庭户占比为17.97%，无自来水的家庭户占比为35.42%，无独立厕所的家庭户占比为33.88%。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有14.61%，无独立厨房和独立厕所的家庭户占比和2010年没有太大差别，无自来水的家庭户占比则高达56.80%。但这种普遍改善对于住房贫困以及住房状况的民族差异性难以推断。。对于两次调查数据，随机获取了部分样本，2000年的样本为全部数据的千分之一，2005年为全部数据的1/5。在本文的研究中，只选用家庭户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对于如何识别住房贫困尚缺乏公认的标准，本文从住房数量和住房质量两个方面来界定。对于住房数量贫困，本文采用的住房贫困标准为两人及以下户为28平方米，然后每增加1人新增10平方米，住房质量贫困则根据自来水供应、独立的厨房和独立使用的厕所来识别，不具备以上任何一项条件的住房，都被视为质量贫困（罗楚亮等，2013）［5］。本文讨论的住房贫困，以调查时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为基础，不考虑是否对住房拥有自有产权。

在上面的住房贫困标准下汉族和少数民族②少数民族是除汉族之外的其他55个民族，不包括外籍和其他。的住房贫困率可见表1。由表1可知，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要高于汉族，2000年汉族的住房数量贫困率 （S＋D）为18.55%，质量贫困率（Z＋D）为69.43%，总的住房贫困率①总的住房贫困率很高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本文住房质量贫困的衡量标准比较高。为72.80%，而少数民族的住房数量贫困率（S＋D）为26.70%，质量贫困率（Z＋D）为82.43%，总的住房贫困率为84.96%，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质量贫困率的差异要大于住房数量贫困率的差异。2005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可以看出，住房贫困率都有所下降，而汉族下降的百分点要多于少数民族，可见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住房贫困率下降的不均等；由此，可以推测到2010年总体住房贫困率是下降的，而汉族住房状况的改善程度要大于少数民族住房状况的改善程度。

表1 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贫困发生率（%）

由表1同时可以看到，回族和满族相对其他民族的住房贫困率要低一些，但仍略高于汉族。就住房数量贫困率（S＋D）而言，满族较低，回族和维吾尔族较高，回族总住房贫困率较低的原因是由于其住房质量贫困率较低。仅看住房质量贫困率（Z＋D），与总住房贫困率的分布是相同的。

三、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同人群组特征下的住房贫困发生率

本部分从城乡、年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类型、人口流动状况、以及是否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六个方面分人群组特征来讨论其住房贫困发生率，其中是否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又采用了两种衡量方法，一种是以是否为民族自治区、自治州或自治县来区分，第二种是以少数民族占到整个地区人口的百分比来划分。

（一）城乡

按照城乡和城市层级区分不同的人群组。由表2可知，汉族在城镇的人口份额要大于少数民族在城镇的人口份额，2005年的农村人口份额都要小于2000年的，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镇。不同城市层级以及农村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都要高于汉族。2000年少数民族和汉族住房贫困发生率的差异在其他省会城市最小，农村最大，为7个百分点，而在农村较大的原因是住房质量贫困率的差异较大；2005年少数民族和汉族住房贫困发生率的差异在一线城市最小，非省会城市最高，高达10个百分点，主要归因于住房质量贫困率的差异。由此说明，少数民族住房质量贫困率的降低更值得我们关注。

表2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不同城市层级以及农村的住房贫困发生率（%）

由表2还可以看出，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从一线城市到农村，住房贫困发生率基本呈现递增趋势。仅看住房质量贫困率（Z＋D），与总住房贫困率的趋势相同；仅看住房数量贫困率（S＋D），可以发现一线城市的数量贫困较高，农村较低，与实际情况相符。具体而言，大城市的住房数量贫困率不太容易降低，而农村的住房质量却有望改善。从2000年到2005年，不同城市层级以及农村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都在下降，无明显规律，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住房贫困率在不断降低。

（二）年龄

按照个人年龄区分为不同人群组。由表3可以看出，相对汉族而言，少数民族中年轻人的占比较大。在各个年龄段，少数民族总的住房贫困率都要远远高于汉族总的住房贫困率。2000年35-45岁这个年龄段汉族总的住房贫困率为68.45%，少数民族为81.69%，相差13个百分点；2005年25-35岁这个年龄段汉族总的住房贫困率为59.25%，少数民族为77.38%，相差18个百分点；不同年龄组人群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住房质量贫困上的差距要大于在住房数量贫困上的差距，2005年少数民族在25-35岁的住房质量贫困率比汉族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

然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内部年龄组之间住房贫困率的差距却不是很大。35-55岁的住房贫困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这个年龄段的人们收入比较稳定，有能力也愿意去改善自己的住房状况。1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的住房贫困发生率比较高，这是因为这些非劳动年龄人口通常会更为集中在一些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家庭中。由此可知，要降低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要重点关注家庭成员中老人和小孩占比较大的家庭。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5年不同年龄组人群的住房贫困率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

（三）户主受教育程度

按照户主的受教育程度①同一家庭户中每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都设定为和这个家庭户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相同，下面以户主的职业类型分类以及回归中所用到的户主受教育年限也是这样设定。区分为不同人群组。由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5年少数民族中户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占比要比汉族中户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占比大，2000年汉族中户主为初中学历的人口份额最大，而少数民族中户主为小学学历的人口份额最大，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汉族偏低。从2000年到2005年，户主受教育程度高的比重是上升的。

表3 不同年龄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发生率（%）

可以看到，户主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总的住房贫困率要高于汉族，2000年少数民族小学以下总的住房贫困率竟高达94.09%，少数民族和汉族总的住房贫困率的差距在不同的户主受教育程度下相差不大，少数民族总的住房贫困率比汉族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总的住房贫困率、住房数量贫困率、住房质量贫困率都在下降，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2005年少数民族小学以下总的住房贫困率为89.30%，大学及以上仅为27.09%，无论是住房数量还是住房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改观。由此可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有能力改善其住房状况。

（四）户主职业类型

按照户主的职业类型区分为不同人群组。由表5可以看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农林牧渔及水利业生产人员都要远远多于从事其他职业的，而少数民族中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人员的份额要大于汉族的。由于户主职业类型缺失的人口比重较大，所以单独列为一类。

在每一种职业类型中，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都要高于汉族，但差异却是不同的。2000年户主职业类型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总住房贫困率差距最大，为15.16%，而户主职业类型为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人员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总住房贫困率差距最小，为6.3%；而2005年户主职业类型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少数民族总住房贫困率比汉族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不同户主职业类型的家庭户之间住房贫困率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户主职业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总住房贫困率是最低的，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而户主是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人员总住房贫困率是最高的。仅看住房质量贫困率（Z＋D），与总住房贫困率的趋势相同；仅看数量贫困（S＋D），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最低，可能是单位分房，而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则比较高，这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高是有关系的。由此可知，住房贫困率与户主职业类型有很大关系，而一个人的职业类型和其受教育程度、选择等都有一定关系。

表4 不同户主受教育程度下住房贫困发生率的民族差异（%）

表5 不同户主职业类型住房贫困发生率的民族差异（%）

（五）人口流动状况

以人口流动状况分组，2000年和2005年的数据都显示不同流动状况下，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都要高于汉族，最高相差将近10个百分点。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城镇农业流动人口的住房贫困率都很高，仅次于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的住房贫困主要是由住房质量贫困引起的，而城镇农业流动人口的住房贫困则是由住房质量贫困和住房数量贫困同时引起的。城镇农业流动人口的住房数量贫困率最高，2000年汉族为54.53%，少数民族为56.2%，两者相差不大。而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的住房贫困率要低于城镇非流动人口，城镇非流动人口的住房数量贫困率低于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而城镇非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贫困率却远远高于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最多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

出现这种结果可能由于城镇农业流动人口多为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会选择降低自己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把自己的收入转移到来源地家庭，而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可能由于其职业等原因有更强的收入能力，有能力使得住房状况好一些，因为其流动性，对住房数量的要求要低于对住房质量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到，改善少数民族住房状况，不仅要关注农村人口的住房质量改善，同时要关注城镇农业流动人口的住房数量和住房质量的改善。

（六）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

由表7可以看出，汉族中有90%以上居住在非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则有不到40%居住在民族地区。无论是在非民族地区还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都要高于汉族，2000年和2005年的数据都显示非民族地区两者的差距会更大，2005年民族地区内两者的差距是9.59个百分点，非民族地区内两者的差距是14.28个百分点。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在民族地区的住房贫困率都要高于非民族地区的住房贫困率。以少数民族占比25%以下、25%-50%、50%以上分区域进行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要高于汉族，少数民族占比多的地区住房贫困率要高一些。由此可知，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少数民族聚居区整个区域的住房状况，还应该重点关注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群的住房状况。

表6 人口流动与住房贫困发生率的民族差异（%）

表7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住房贫困发生率（%）

我国有五个民族自治区，在这里将每个自治区内部的人口分为汉族、主要少数民族和其他，表8对民族自治区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贫困发生率进行分析。

四、汉族与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的回归分析

定义因变量y的取值为（0，1）的二值变量，分别表示贫困与非贫困状态；x为解释变量。考虑如下形式

G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得到Probit模型，以此为基础讨论住户、个人特征与住房贫困率之间的关系。在Probit模型的基础上，表9分别给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相应变量的边际效应。

由表9可知，各类住房贫困率与年龄之间都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除2005年住房数量贫困外，年龄对于汉族住房贫困边际效应的绝对值都要大于少数民族的。年龄的二次项对于2000年汉族住房贫困率的边际效应都显著为正，而对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的边际效应却不显著，对2005年少数民族和汉族总住房贫困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年龄一次项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和二次项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显示出住房贫困发生率似乎随着年龄呈U型变动关系，2005年结果显示出住房贫困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下降，这与收入及财富积累的生命周期特征是有关系的。

表8 民族自治区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住房贫困发生率（%）

男性的边际效应除了对于少数民族住房数量贫困为负而且不显著外，其余都是正的边际效应，也就是说男性的住房贫困率要高于女性，这与所选数据的结构和女性对于安全感和住房舒适度的要求较高有很大的关系。男性对于住房质量贫困和总体贫困的边际效应除2000年少数民族外都是显著为正，2005年汉族总住房贫困率男性要比女性高出1.72个百分点，少数民族总住房贫困男性要比女性高出1.04个百分点。

户主受教育年限的边际效应都显著为负，即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户住房贫困发生率较低。从2000年住房数量贫困来看，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汉族贫困率下降0.47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下降1.25个百分点，比汉族略高；从2000年总的住房贫困来看，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汉族贫困率下降1.74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下降1.19个百分点，低于汉族。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5年，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住房质量贫困和总体贫困的边际效应基本上大于对住房数量贫困的边际效应。

在回归分析中，对于户主职业类型我们只考虑前三种，剩下的作为参照组。结果显示户主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边际效应都显著为负，户主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对2000年和2005年总体住房贫困的边际效应都显著为负，这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相吻合。2005年户主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汉族总体住房贫困率比参照组低21.12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低13.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这三类职业中对汉族住房质量贫困和总体贫困的边际效应要大于对少数民族的边际效应。

住户规模对住房数量贫困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家庭户人口多，人均住房面积就会更低。住户规模对住房质量贫困的边际效应却是显著为负的，也就是说住户规模大一些的家庭户住房设施会好一点，但由于其数值规模较小，所以住户规模对总住房贫困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对于2000年汉族总体住房贫困的边际效应为0.008 4，少数民族为0.003 3。

本文重点关注人口流动状况对住房贫困的解释程度，在回归分析中，我们把农村人口作为参照组。结果显示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城镇非流动人口和城镇农业流动人口对住房质量贫困和住房整体贫困的边际效应都显著为负且数值递减，对于2005年汉族总体住房贫困，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的贫困率比参照组低45.85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低44.71个百分点；对于住房数量贫困的边际效应，基本上显著为正，也就是说比参照组的贫困率要高，这和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相吻合。这三种流动状况对汉族各种住房贫困发生率的边际效应基本上大于对少数民族的边际效应。

少数民族聚居区除对2005年少数民族的三类住房贫困率都是显著负效应外，其余边际效应都是显著为正。这也说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住房贫困率要高于非少数民族聚居区，2005年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的住房状况改善比非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的住房状况改善要大。除2005年住房数量贫困外，对汉族各类住房贫困率的边际效应都大于对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的边际效应。

接下来以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为基础，对住房贫困率之间的民族差异进行简单分解分析，变量的解释份额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具体结果可见表10）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住房贫困率的差异都为负值，分解结果显示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职业类型和人口流动状况对总住房贫困和住房质量贫困差异都具有正向解释作用，人口流动状况的解释力度较大。以户主受教育年限来看，对2005年总体住房贫困差异的正向贡献是20.57%，这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对汉族总体住房贫困的负边际效应绝对值大于少数民族的是相符的；性别、住户规模、少数民族聚居区对总住房贫困和住房质量贫困差异具有负向解释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户主受教育年限和人口流动状况对住房数量贫困的差异具有较大的负向解释作用，这和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汉族住房数量贫困的负边际效应绝对值小于少数民族的，以及模型中用到的三种人口流动状况变量对汉族住房数量贫困的正边际效应大于少数民族的是相符的。

表10 少数民族与汉族住房贫困差异的解释因素（%）

五、总结和建议

本文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的数据为基础，主要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数量贫困率及住房质量贫困率之间的差异以及影响住房贫困率的因素。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的住房数量贫困率和住房质量贫困率都高于汉族，而两者住房质量贫困率的差异要大于住房数量贫困率的差异。分不同人群组可以发现，同一人群组特征下少数民族的住房贫困率都要高于汉族，而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年龄在35-55岁之间、户主受教育程度高的、户主职业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及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城镇非农业流动人口以及居住在非民族地区的住房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分解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职业、人口流动等特征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总住房贫困率的差异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而这些因素也是获取收入能力的重要表现，这也意味着住房贫困往往更倾向于发生在那些收入获取能力较差的人群中。

基于上述讨论，为降低我国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改善少数民族住房状况，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住房贫困的关注，特别是少数民族住房贫困，将其作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

反贫困政策不能仅仅关注收入贫困、消费贫困，应当将住房贫困也纳入其中。现有的反贫困措施通常都是建立在使得收入水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缺乏居住维度的考虑，而住房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住房贫困不仅意味着缺乏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能力，而且还可能使健康状况恶化，从而加剧收入贫困。因此，我们应当加大对住房贫困的关注。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而言，其收入获取能力较低，住房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应当将改善少数民族住房状况作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

第二，将重心放在改善民族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住房质量上。

少数民族住房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汉族，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住房质量贫困率远远高于汉族。因此，在关注少数民族住房数量贫困的同时更要关注住房质量贫困，住房质量关系着居住的舒适度，与健康有着一定的联系，就内蒙古和新疆而言，住房数量贫困率较低，住房质量贫困却非常高，不能说其住房状况是好的。降低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需要加大对住房质量改善的扶持力度，将重心放在住房质量的改善上。

第三，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用于改善住房状况的专项转移支付。

朱四畅（2013）［6］提到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为370亿元，占总额不到10%，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有待提高。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一方面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自来水等，直接降低住房质量贫困；另一方面更多的资金使人们不再担忧温饱问题，就有可能把部分资金用于居住状况的改善上。针对民族地区住房状况的改善建立专项扶贫基金，专款专用，从而有针对性地、高效率地改善少数民族的住房状况。住房质量贫困差距大的地区，可以着重关注少数民族的住房设施建设，住房数量贫困大的地方则关注房屋的扩建等。

第四，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制定专门针对民族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住房政策。

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政策还有待完善，住房贫困问题还没有被真正纳入政策考虑范围，我们应当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住房改造和建设。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率较高，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住房政策，例如在民族地区的农村扩大新农村建设范围，加大对少数民族建造、修补住房补贴的力度，在城市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对少数民族施行租房补贴等。

［1］吴立范，罗党论.中国的住房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Sato H.Housing Inequality and Housing Poverty in Urban China in the Late 1990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1）：37-50.

［3］李实，罗楚亮.中国城镇住房条件的不均等与住房贫困研究［R］.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05.

［4］成艾华，易成栋.中国农村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住房实证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1）：62-66.

［5］罗楚亮，王亚柯.城镇居民的住房贫困——基于2000年和2005年人口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3（9）：95-103.

［6］朱四畅.中国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2）：16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