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述评

■ 邢慧斌 副教授（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研究背景

截至2012年底，我国仍有近1亿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这些地区囿于地理区位和居民知识技能等限制造成传统扶贫方式很难取得较大扶贫成效。旅游业凭借其在提供就业、可进入性、带动产业以及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脱贫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这已经成为一种实业界的普遍共识（王珊等，2014；曾瑜皙等，2014）。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旅游经济影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旅游扶贫实践的推动已经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马亚妮，2014）。其中，鉴于扶贫绩效是旅游扶贫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标，旅游扶贫绩效历来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点。我国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主要以定性评估旅游扶贫经济绩效和乘数效应为主。在20多年的发展中，其研究视角日益广泛和全面，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元化，且研究成果逐年递增。中国知网的期刊、博士、硕士论文三个数据库截止2014年12月31日，以“旅游”、“扶贫”（贫困）、“绩效”（效应）为主题词，可迭代检索到论文163篇，其中期刊论文94篇，博士论文16篇，硕士论文53篇。

整体看，我国旅游扶贫绩效主要从宏观扶贫绩效和微观扶贫绩效两个视角进行研究，这与国外Pro-poor tourism绩效评估研究基本相同（肖建红等，2014）。旅游扶贫绩效评估是指运用科学评价方法，客观衡量和评判旅游扶贫绩效程度。我国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长期以来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即旅游地整体的扶贫效应，这跟实践上旅游扶贫大多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和支持的现实有密切关系。本质上，贫困人口才是旅游扶贫的重点和主体，其受益和发展机会应是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周歆红，2000；王永莉，2007），也是旅游扶贫绩效程度最核心的体现（张伟等，2005）。旅游区扶贫绩效显著并不等于贫困人口可以从中获得较大收益，反而有可能会代价大于收益（雷慧平，2008）。因此旅游扶贫研究视角现在已经逐渐从贫困地区回归到贫困人口（李佳等，2009）。但总体看，学术界从微观层面的贫困居民为视角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目前仍然较为薄弱（冯旭芳等，2011）。

宏观层面旅游扶贫绩效评估

旅游扶贫绩效评估一直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即围绕旅游地开展绩效评估。在绩效评估体系中也更多强调经济绩效、生态绩效、社会文化绩效（何红等，2014）。其中经济绩效最早被关注并仍是现在旅游扶贫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陈友莲，2011；李会琴等，2012；马创，2005）。

（一）经济绩效评估

蔡雄等（1997）在评估旅游扶贫乘数效应时肯定了旅游扶贫在产业拉动、推动就业、改善生活、吸引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现在旅游扶贫在经济绩效方面的卓越表现基本已经获得学术界共识，主要包括加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示范效应加快脱贫致富步伐（隆学文等，2004；向延平，2008）。在很大程度上，旅游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和旅游收入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旅游扶贫绩效的主要因素（陈友莲，2011）。乔波等（2008）围绕社区参与型生态农业旅游，从农民增收、相关产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示范带动与辐射等方面评估了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用。同时，旅游投资的扶贫效益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收入提高、就业增加、产业拉动、促进招商、示范效应等方面。通过对海南省旅游业发展的收入效应计量的比较研究，袁智慧（2014）发现海南省旅游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尤其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后，旅游发展明显提高了农民收入。杨洪、贺喜、袁开国（2014）通过旅游贡献率入手研究了湖南地质公园的旅游开发扶贫效应。他们认为旅游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了湖南贫困县市脱贫致富的先导产业和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此外，旅游扶贫负面经济效应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覃峭（2008）针对民营旅游经济，系统分析了其旅游扶贫综合效益，并认为尤其在机会扶贫方面绩效较低。王永莉（2007）调查发现，虽然四川民族地区宏观旅游经济扶贫绩效明显，但是最需要扶持的农村贫困人口却没有从中获得较大收益。张晓明、张辉、魏维新（2010）从游客人数、旅游收入、投资环境、人居环境、产业发展、居民收入等方面评价了江西星子县的旅游扶贫经济绩效，并对旅游扶贫所带来的景区城市化等负面效应做了适当分析。唐建兵（2007）从正、负效应角度对旅游地旅游扶贫绩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估。他认为旅游扶贫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为乘数效应、产业关联带动、增加就业、基础设施完善、加快对外开放和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负效应主要体现在开发过度、管理无序、粗放型发展等。同时，旅游飞地现象也对旅游扶贫绩效产生了较大危害，如旅游收入外流、旅游物资外购，等等（陈友莲，2011）。

（二）生态绩效评估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生态扶贫效应明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环境极大美化（乔波等，2008）。但是旅游扶贫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明显压力，尤其是坝上等生态脆弱区，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隆学文等，2004）。同时旅游设施与农业等抢占资源等问题，也对农业安全和居民生态利益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徐玮，2012）。因此，科学合理评价旅游扶贫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应是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向延平，2010）。向延平（2010）从环境改善支付意愿和环境损失受偿意愿两方面计算了凤凰古城旅游扶贫生态绩效的经济价值。同时他比较了湘鄂渝黔的怀化市湘西州、张家界市、恩施州、铜仁和黔江6个市州的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认为6个研究地区的旅游生态扶贫绩效都较为显著，相对来说，张家界市旅游生态扶贫绩效最为突出，而铜仁地区最不明显（向延平，2012）。

（三）社会和文化绩效评估

蔡雄等（1997）认为评价旅游扶贫绩效除了经济绩效外，还要关注其间接经济绩效和社会文化绩效，如基础设施完善、社会进步、观念更新、文化继承与保护开发、加强爱国教育等等。旅游扶贫发展中，当地居民通过与旅游者交往，原有的小农意识、封闭保守等落后价值观念将会受到冲击和改变，有利于推动目的地的社会进步（马创，2005；隆学文等，2004；张晓明等，2010）。同时，旅游扶贫也在很大程度改善了社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另外，旅游扶贫可加速青年人返乡就业，有助于解决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教育抚养和留守老人赡养问题（徐玮，2012）。

此外，旅游扶贫对社会文化绩效的负面影响也较为突出。陈友莲（2011）通过对德夯苗寨旅游扶贫和民族关系调查，认为旅游扶贫有助于民族关系改善和协调，但利益分配不均、治安恶化等负面效应对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向延平（2011）在该区域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旅游扶贫对民族关系积极和消极影响，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另外，他还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比较了湖南两头羊、老洞和德夯三个苗寨的旅游扶贫对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认为在开发较早、较深入地区，旅游扶贫对民族文化影响较大。

微观层面旅游扶贫绩效评估

社区参与旅游是景区贫困居民获益的主要途径。在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研究中，贫困人口的感知、态度、参与、收益、权力、能力等日益被重视，总体看，该领域以围绕居民经济收益的案例研究居多。

（一）居民获益和参与

贫困人口利益是旅游扶贫首要问题，社区参与应放到旅游扶贫的首要位置。乔波等（2008）通过对南充低山丘陵试验区调查，发现社区参与生态农业旅游扶贫后，农民不仅纯收入以每年600元速度递增，而且农户收入构成也日趋多元化。张伟（2005）、冯旭芳、徐敏聪、王红（2011）均从经济和非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绩效）两个方面对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积极和消极绩效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认为总体上旅游扶贫给贫困居民带来了较高的积极效应，居民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有些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程度较低，这进而影响了旅游获益。而旅游权益得不到维护又进而降低了他们参与旅游扶贫的积极性，形成了恶性循环。雷慧平（2008）在对陕西华山等三个景点研究中，也认识到了旅游扶贫对贫困人口的提供就业、增加收入和改善社会心理等积极作用，同时也关注了其在开发与管理方面的不利影响。一般来说，在旅游较为发达地区如华山，贫困居民对旅游扶贫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感知都较为强烈。而在旅游扶贫发展起步地区，如三江源地区，虽然居民对旅游扶贫有强烈的参与愿望和正面效应感知明显，但由于缺乏资金、知识和对旅游业了解而无法有效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李先锋（2010）在对六盘山区泾源县农户旅游扶贫经济收益的调查中，也认为当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扶贫，经济收入增幅明显，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但总体扶贫辐射面较小，参与规模有限，而且居民参与意识较弱，参与模式仅限于农家乐方式。杨建春、肖晓红（2011）和蒋焕洲（2014）在对贵州旅游扶贫绩效评估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认为整体上旅游扶贫社区参与程度低，因此今后应建立贫困人口旅游收益分享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到旅游扶贫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增加居民共享旅游收益同时应强调参与能力的重要性，否则一次性补偿款如被挥霍则影响他们以后生计。

本质上，影响贫困居民参与旅游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其旅游扶贫获利的因素，参与类型、深度和广度也直接反映了他们获益程度。龙梅和张扬（2014）认为旅游区各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是造成居民在利益分配和决策权上受排挤的重要原因。同时社区内部贫富差距拉大也成为旅游扶贫中日益突出的矛盾，这种贫困居民内部利益分布上的差异主要受到区位、资源、政策以及能力和参与方式等影响。同时，居民接待设施条件、家庭财力、服务质量、经营能力和经验等也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此外不同组织主体的旅游扶贫绩效往往倾向了各自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而在绩效评估中却往往忽略组织主体的差异，造成绩效评估结果的较大差异。

另外，池红杏（2012）在对陕西金丝峡景区研究后发现，在季节性明显的旅游区，村民参与旅游后普遍对经济绩效尤其是收入满意度感知较低，而在生活水平、生活环境改善和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等方面较为满意。同时，她还发现居民较低的参与旅游程度，主要跟参与意识淡薄、缺乏参与途径和上级对村民意见不重视等有关系。姚云浩（2011）认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业季节性强且附加值低，如服务和建筑等行业，因此直接获益不明显。

（二）旅游扶贫权力

贫穷根源并非能力缺陷，而源于获取能力的机会和权力的丧失。话语权是贫困居民被旅游扶贫边缘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实现旅游扶贫目标关键是贫困人口能系统参与旅游决策、经营、利益分配、传承与保护等旅游扶贫的核心环节。一般来看，旅游扶贫的权力主要由心理、经济、社会和政治四种权力构成。在当前旅游扶贫实践中，心理和经济权力过低，而社会和政治权力却过度膨胀，从而直接影响了贫困居民的扶贫收益。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除了经济利益外，居民的权力获益程度对居民旅游扶贫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权力绩效也越来越成为微观层面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的重要标准。蒋焕洲（2011）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调查，认为旅游扶贫过程中，社区和贫困居民缺少足够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因此参与程度受到限制，应设计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的赋权机制、咨询机制和监测评估机制，以保证他们参与旅游扶贫的权力和利益分享。

（三）居民感知绩效

居民感知效应是旅游扶贫实际绩效程度的重要体现，也是微观旅游扶贫绩效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旅游扶贫的意向（李佳等，2009）。一般来说，居民参与机会和能力对旅游扶贫感知绩效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贫困居民从旅游扶贫中获得了期望的效应，则感知绩效较高。具体看，影响旅游扶贫感知效用的因素主要包括社区参与、吸引外资、改善环境、减少贫困人口等方面。实际上，感知效应主要包括居民对宏观层面的旅游发展绩效和微观层面的个人生活变化两方面的感知。一般来说，居民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积极效应感知程度较高，而对消极效应感知不明显。具体看，旅游地贫困农户感知强烈的旅游扶贫正面绩效主要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当地知名度以及居民生活质量四方面，而对负面影响感知较弱，主要集中在物价飞涨、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李会琴、李晓琴、侯林春（2012）通过对陕西谷咀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研究，认为黄土高原地区旅游扶贫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负效应尚不明显。同时，张伟、张建春、魏鸿雁（2005）通过对安徽铜锣寨调查，也发现居民对旅游扶贫在个人生活变化方面的感知较为积极，而对消极方面感知不明显。因此，叶俊（2014）通过对龟峰山的实证研究认为，居民总体上支持旅游发展，具有较高的参与热情。王晴（2013）在对西藏当雄县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研究中发现，旅游扶贫对当雄经济、社会和生态均产生了较好效果，居民满意度较高，但仍有部分居民由于参与程度低或者观念保守等原因支持率较低。此外雷慧平（2008）也从旅游扶贫积极效应、消极效应以及对旅游扶贫的信心三个方面比较和评估了陕西高冠瀑布、黑河森林公园以及华山三个景区旅游扶贫的感知绩效。

另外，李佳、钟林生、成升魁（2009）从旅游扶贫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感知、参与意向、旅游负效应感知、旅游扶贫环境和人口素质正效应感知和发展旅游业的总体态度五个方面评估了三江源地区旅游扶贫感知效应，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发展初期的旅游区当地居民仍然对扶贫正效应感知明显而负效应不敏感，总体支持旅游扶贫，与一般地区不同的是居民虽然实际参与程度有限，但参与旅游扶贫愿望较为强烈。李力、闭海霞（2010）在对广州梅州旅游扶贫绩效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居民对旅游扶贫有较高期望，希望旅游能带来更大绩效，但实际上旅游扶贫受益面仍然比较窄。

研究不足与展望

我国旅游扶贫基本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强调宏观旅游目的地的扶贫绩效，尤其主要体现在经济绩效方面，以至于在学术上旅游扶贫绩效研究在很大程度等同了欠发达地区旅游绩效研究。扶贫出发点本应是以贫困者为本，贫困人口系统参与旅游扶贫过程是根本缓解其贫困和实现目的地脱贫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以贫困居民为对象的参与式旅游扶贫实践及理论发展相对滞后，旅游扶贫特征并不突出。现在学术界对贫困人口关注持续升温，微观层面的旅游扶贫绩效研究正逐渐成为旅游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实际上这些研究虽然围绕贫困居民感知展开，但评估重点大多仍然是传统的宏观扶贫绩效。因此今后旅游扶贫绩效研究应加强对贫困人口利益、权力以及参与的关注，尤其是权力扶贫绩效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