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外交：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

2014年是中国落实“奋发有为”的周边外交战略的第一年。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未来5～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了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这里的“重大问题”，实质是发展与安全的不协调问题。因此，奋发有为、亲诚惠容、发展与安全两轮驱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周边新战略的关键词。一年后的2014年11月28～29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十八大以来的外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而2014年周边外交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应该是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上取得了路径式的突破，可以被概括为“积德行善”、“树威立规”、“和局共赢”三种套路的组合运用。

积德行善

道义驱动和提供公共产品是中国外交的新策略组合。道义驱动就是积德，比如在周边各项外交工作中奉行“亲诚惠容”理念。提供公共产品就是行善，从周边到全球的互联互通建设，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兴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提供增长动力。

“一带一路”自2013年10月被正式提出后，先后成为十八大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内容，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任务，是具有总纲性质的国家战略。转过年来，“一带一路”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抓手，相关内容见诸多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合公报和声明。“一带一路”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方式灵活，强调开放性，得到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正面回应，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中泰铁路合作等大项目。

然而，中国的互联互通并未止步于“一带一路”。从2014年10月到年底的三个月内，中国倡导的各种互联互通倡议集中迸发，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周边、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G20框架下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作，再配之以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框架横空出世。

中国驱动的全球互联互通，其“善”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角度看，互联互通不仅为周边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注入了活力，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互联互通的目的是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建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从政治角度看，推进互联互通也是增强政治互信、合作推进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过程。相关倡议和项目的达成，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大国要有共同的意愿，不互相拆台。二是和平则兴，战乱则败。三是成全别人，成就自己，要具有互惠性和普惠性。因此，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互联互通建设，应是渗透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树威立规

树威是在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增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威慑力。立规是确立中国关于地区安全的中国理念、解决相关安全问题的中国规矩。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新安全观升级为3.0版。新安全观的1.0版首创于江泽民主席任内，是在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处理领土边界问题、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并完善的，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信、互利、协作，强调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新安全观的2.0版发展于胡锦涛主席任内，它继承了1.0版的内容，并将其作为“和谐世界”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要指导理念。

新安全观3.0版是前两版的继承、完善和创新，在原有的三个C的基础上加了一个S。三个C分别是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指安全的范畴，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指安全的主体，是大家的安全，而非一家的安全或绝对的安全;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指达成安全的方式要靠合作。S是指“可持续的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这个概念是类比“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而来，指安全的状态和质量。三个C是继承，S是创新。

中国的树威立规还体现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2013年11月，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AZID）。2014年进一步加强了在南海的主权维护能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南海政策。2014年8月，王毅外长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11月，李克强总理一方面正式提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规矩是“双轨制”，体现自主性;另一方面同意尽快谈成南海行为准则（COC），与东盟共同创制规矩。这体现了中国的自我克制和希望共同规范，给东盟吃了定心丸，缓解了美日等的疑虑。

和局共赢

和局共赢指在大周边范围内，整体运筹中美邻关系，争取在总体上达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2014年的表现主要如下：

大国关系波澜壮阔，基本保持稳定。中美关系低开高走，到11月APEC期间的习奥会达到高点。习近平主席邀请奥巴马总统在瀛台和雁栖湖深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向对方详解了“中国行为的根源”。中俄关系继续推进，领导人见面之频繁，磋商之密切，合作成效之明显，令人叹为观止。中日关系全年看跌，在年底时达成难得的“四点共识”，稍有缓和。中国领导人实现访印，双方的好戏在后头。

亚信与APEC两次主场多边外交确实亮丽。中国在亚信会议上提出完整的亚洲安全观，在APEC上提出成套的亚太发展大计。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呈厚积薄发、井喷之势，震惊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经多年实践摸索，中国借助多边舞台已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内外统筹的外交模式：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将国内重大日程与地区重大多边会议相结合，分工协作，集中连贯地整体推进周边战略和改革发展;另一方面，一次会议能取得多个层面的成果，包括对会议主办国的国事访问、大范围的双边会谈、整体性的多边合作机制等。

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的关系有突破。习近平主席先是7月初对韩国进行了点对点的访问，后于11月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11月中，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又与阿博特总理共同宣布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两个“宣布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启了与周边中等国家（同为美国军事盟友）关系的新阶段，这是周边布局的重大突破。

中缅关系回温。缅甸支持中国提出的多项地区合作倡议。中国也展现吸取教训、不计前嫌地支持缅甸的现代化转型的姿态。自2010年缅甸大选前后，中缅关系步入低谷，中国对缅投资急剧下滑。国内甚至有人效仿新中国建立时美国战略界有关“美国失去中国了吗”的说法，争论“中国是否失去了缅甸”。而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11月访缅时，与吴登盛总统见证了多个大单的签署，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说明，一方面，经过几年的调整适应，中国还是选择了支持缅甸现代化转型的政策，从政府和民间多个层次展开对缅外交，争取民心。另一方面，几年下来，缅甸也感到，其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和援助，仍然需要中国，其他大国还是靠不住。也有中国学者质疑政府用力过猛，因为有密松水电站项目等前车之鉴，而且缅甸在2015年大选前后的投资环境恶劣，仍然存在着换政府就会撕合同的可能。但已有权威人士称，为避免重蹈覆辙，中缅这些大单已经注意到文本与合同的法律保证、政府信誉、行业规范、地区规则等，尤其是民意基础。

趋利避害

2014年是国际关系的大年。在欧洲部分，乌克兰危机凸显美欧俄矛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再次积聚爆发，似乎难逃大历史的宿命。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正在衰落或相对衰落的大国之间的“困斗”。而在更为广阔的欧亚—亚太—印太地区，中国的周边外交奋发有为，正在探索既能保持发展、又能克服安全制约困境的中美邻良性互动路径。2014年中国领导人出访了29个国家，其中12个是周边国家，占40%，彰显“首要”，处处体现亲诚惠容。根据12月哈佛大学艾什中心的调查，习近平在国内外的民众认可度达到9分和7.5分，在世界主要领导人中均名列第一。

兴一利也生一弊。在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期，崛起的动力越大，制约的力量也会如影随形。

首先，美邻对中国的奋发有为有些吃不消。中国的一系列重磅“组合拳”和“先手棋”，无论是在风头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明显将奥巴马两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回，而且实现了新一轮海陆并进、雄鹰展翅般的伸展。美国对中国“降龙十八掌”式的路子还不太适应。前几年，美国战略界用assertive（咄咄逼人的）来形容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外交行为。今年，他们开始用proactive（积极有为的）来概括中国具有普遍性的战略行为。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金喜先生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担忧，仿佛“小国对大国的天然担忧是无法治愈的病”。

其次，美邻对中国的积德行善存有怀疑。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横空出世迷惑不解，对AIIB的“另搞一套”不满，对亚太自贸区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全覆盖不理解，更怀疑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是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美国甚至要求自己的亚太军事盟友不要加入AIIB。同时，中国的积德行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周边中小国家要求中国发挥软实力的一般需求，但是还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不称霸”的根本期待。

第三，美邻对中国的树威立规非常担忧。美国认为中国推出AZID是“危险行为”，惊诧于中国防长当面反击美国防长哈格尔对南海的过激言论，不满中国和东盟国家联手封杀克里国务卿的南海“冻结论”。由于中国的南海“双轨制”将美国排除在外，中美在南海加强预防性外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强。同时，中国对周边安全威慑能力的加强与安全规矩的确立，可能使东南亚玩对冲战略的空间在缩小，使得南海问题的舆论斗争、司法斗争升级。中日军机东海对峙事件，说明新规矩需要长时间的较量与磨合。981钻井平台事件在中国看来是经济行为，但越南将其视为安全问题予以反击，并殃及越南华人。

第四，美邻对中国的和局共赢疑虑。美国担心中国支持俄罗斯，担心韩国和澳大利亚与中国走得太近。APEC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的领导人在其驻华使馆协商TPP，呼吁各方打破“封闭之门”、尽快实现自由贸易。一向居于东亚合作中心地位、充当“驾驶员”的东盟，对中国主动倡导地区发展与安全议题、引领话语设置权，也感到失落。

当前，十八大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奋发有为的周边外交正并行推进，中美邻真正有难度、上层次的大博弈也刚刚开始。2015年，中国仍将继续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一方面是保持战略的持续性，在难以分清轻重缓急的环境下尽量抓主要矛盾，顺势而为，灵活调整，管理危机，分担风险。另一方面，与其他相关国家一起，攻坚克难，推进“一带一路”等倡议的落实。一是要坚定互联互通这个远大理想，“迎难而上”;二是面对种种主客观的限制和困难，折冲樽俎，谈判协商，进行创造性的妥协，“见难而商”;三是在达成共识后，具体务实可持续地一样样推进，“克难而动”。

最后，献上“围棋十诀”作为观察评估全球乃至周边大博弈的圭臬：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

（翟崑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