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艺文志之分类体系与类目设置探析

刁美林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100009）

所谓艺文志，指的是我国历代史书、政书、方志等，将历代及当代有关的图书典籍、文集、诗歌、辞赋、金石、碑刻、墓志铭等古文献，按照一定的分类体系，汇编成目录，谓之“艺文志”，亦省称“艺文”。班固据刘歆《七略》而编撰《汉书·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藏书状况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其后《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亦相继编纂“艺文志”。其间《隋书》《旧唐书》等改称“经籍志”，性质则相同。艺文志的编纂，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颇具参考价值。清代是我国古代地方志书编纂的极盛期，也是传统方志学发展的成熟期。在此期间，方志体例日趋完善和成熟，其中的“艺文志”门类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方志艺文志集方志学和目录学性质于一体，既能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览之可知某时某地之学术大势与文化风尚，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存传承历史文献，因此，对方志艺文志的分类体系与类目设置等进行深入考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代方志艺文志的分类体系

（一）四部分类法

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常见的分类体系，也是清代方志艺文志中比较常见的分类体系。其起源于魏晋之际，魏元帝时秘书郎郑默编定了《中经》这一目录学著作。到了晋武帝咸宁年间，秘书监荀勖在此基础上撰著新的目录典籍《中经新簿》，以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总括全书，初步创立了四部分类法。东晋时期，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删除烦重，以类相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1](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序.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P8393)，进一步完善了四部分类法。厥后，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便直接以经、史、子、集之名代替甲、乙、丙、丁名称，成为我国古代最早采用经、史、子、集类目名称著录典籍的目录学著作，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在典籍分类中的地位，对我国目录学分类体系影响极大。自此而后，唐《开成四部书目》《古今书录》，宋《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元《宋史·艺文志》，明《国史·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总目》等重要官私书目均将四部分类法“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77)。

清代学者在编修方志艺文志时，大多数参照比较流行的目录学和史志著作，采用四部分类法，如尹继善修、黄之隽纂乾隆《江南通志》，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谢启昆修、胡虔纂道光《广西通志》，宋如林修、孙星衍纂嘉庆《松江府志》，常明修、杨芳灿纂嘉庆《四川通志》，唐仲冕修、汪梅鼎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等等。正如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云：

经籍之志始于《隋书》，而实源于刘歆《七略》、荀旭（勖）四部。自兹以降，代有著录，而各史因之，郡县各志又因之。所以网络散失，包举群籍，备历代之简编，统一方之著作也[3](清)王赠芳修.成瓘纂.济南府志(卷六十四经籍志小序).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然而，仔细对比会发现，虽然这些方志艺文志均是依据四部来进行分类的，但其中具体的分类也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分法，除此四部，别无他类。如尹继善修、黄之隽纂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四，唐仲冕修、汪梅鼎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七，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九至一百九十八，陶澍修、李振庸纂道光《安徽通志》卷二百四十五至二百五十六，曾国荃修、王轩纂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七至八十八等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正如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云：

历史艺文志载一朝之书，多至千余种，宜也。今一县之撰述，多亦至百余种，盛矣。其先后亦仿历史之例，分甲、乙、丙、丁四部。其书之存佚及未见者，间注于下，参用朱检讨彝尊《经义考》例焉[4](清)李德淦修.洪亮吉纂.泾县志(卷二十六艺文小序).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这种经、史、子、集分类法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后被应用得更为普遍。邓琛等修、英启等纂光绪《黄州府志》云：

班固志艺文，本刘氏《七略》，条其篇目，《隋书》则直曰“经籍志”，唐史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分经、史、子、集四库，郑樵谓书之亡也。由于例类之不明，故特著校雠略一篇。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分部辨类，朗如列眉，诚编纂之定法……兹广为搜采，依例著录[5](清)邓琛等修.英启等纂.黄州府志(凡例).清光绪十年刻本.。

道光《济南府志》亦云：

国朝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分子目，而评论得失，如鉴如衡，诚载籍之金科，艺林之玉律也，论古者之所折衷矣[3]。

乾嘉以后，地方文献专科书目炽兴，出现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邢澍《全秦艺文录》、管庭芬《海昌艺文志》、吴庆焘《襄阳艺文略》、胡宗楙《金华经籍志》、丁祖荫《常熟艺文志》等专志经典。以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为例，其分类体系一尊四部，而其子目分合，更是以乾隆四库志目为宗尚，此为后世所仿效。厥后光绪《永嘉县志》艺文门即“据孙比部诒让《温州经籍志》，补所未备”[1](清)张宝琳修.孙诒让纂.永嘉县志(凡例).清光绪八年刻本.，“刺取县人之作，稍加删润”[2](清)张宝琳修.孙诒让纂.永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志小序).清光绪八年刻本.而成，足见四部分类体系对方志艺文志影响之深远。

第二种是，有些方志艺文志在分类时虽然没有标明四部，但实际上是按经、史、子、集四分法来进行列目排序的。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唐人四部之书……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3](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中华书局,1985.(P655)。似乎对四部之分类方法颇有微词。可章氏却也不得不承认“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凿方圆，岂能有合？……《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3](P655)。其撰乾隆《和州志·文征序例》就对《和州志》的编纂方法做出阐释说，“奏议拟之于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所以奏议第一；“征述，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可裨史事”，所以征述第二；“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托之古之立言垂不朽”，所以论著第三；“诗赋者，所以六义之遗”，所以诗赋第四。不难看出，以内容而论，这实际上就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的内容结构。以章氏之言循之，不难发现，有诸多方志艺文志虽然在名称上丝毫未涉及经、史、子、集名称，但是在编纂时却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四部分类法的影响，按照四部顺序来编排门类。如下表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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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在四部之外著有其它类目的情况。如李瀚章修、曾国荃纂光绪《湖南通志》就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金石”类：

艺文志，历代以来湖湘人士所述作者，分经、史、子、集四类，具载于编，并条其篇目，撮其旨要，以为考证之资。禹碑出于南越岣嵝峰，文字奇石，是为古来金石之鼻祖。旧志所辑金石二十卷，兹略补所遗，并将称引过繁者稍加裁节，以见志乘当举其重者，不仅作金薤琳琅观也。总为艺文，凡四十五卷[4](清)李瀚章修.曾国荃纂.湖南通志(叙目).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郑见龙修、周植纂乾隆《如皋县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杂类”：

艺文既不纂集诗文，特仿《汉书·艺文》体胪烈皋人撰述书目，分经、史、子、集、杂类编之。又仿朱（彝尊）竹垞《经义考》例，或录其序跋，或录其凡例，以存征文之微意[1](清)郑见龙修.周植纂.如皋县志(凡例).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其它如张宝琳修、孙诒让纂光绪《永嘉县志》在经、史、子、集之外设“文外编”收录制诰、书简、赠序、序跋、传状、祭文、杂记、杂文，“文内编”收录奏议、论著、书简、赠序、序跋、传状、祭文、杂记、杂文、诗外编、诗内编。李鸿章修、黄彭年纂光绪《畿辅通志》与吴中彦修、胡景桂纂光绪《广平府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方志”类，宋如林修、孙星衍纂嘉庆《松江府志》、邓琛等修、英启等纂光绪《黄州府志》与常明修、杨芳灿纂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别部”“附录”，俞廉三纂修光绪《代州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附录书目”等。谢启昆修、胡虔纂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更是匠心独运，其分上、下两部，上部以经、史、子、集为类，“专载粤西人作述，以正著录之体”，下部则为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等，乃“游宦粤西者，据所见闻，专为纪载”[2](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叙例).清嘉庆六年刻同治四年补刻本.。

（二）经籍、金石、艺文三分法

除了四部分类法之外，有些清代学者秉持狭义的艺文志观念，仅将传统意义上的文章、诗词文本视为艺文，而将书目（经籍）、金石（碑碣）等排斥在艺文志外。如清嵇曾筠等修、沈翼机等纂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一至卷二百五十四为经籍，卷二百五十五至卷二百五十八为碑碣，卷二百五十九至卷二百七十八为艺文。清汪曰桢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为碑刻，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为著述，卷三十一为集文，卷三十二为集诗。这种经籍、金石、艺文的三分法体系在清代方志艺文志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其能够在方志艺文志编纂中得到相当范围的应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方志纂修人员将诗文看得比较重要：“文章经国之大业，与政治通，故曰‘文以载道’。”[3](清)嵇曾筠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卷二五九艺文志小序).清乾隆元年刻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重印本.不忍舍弃文章文本内容，遂打算以文征、文选的形式收录全文。而若“诗文散附各门”，则面对“献贤撰述可录甚多”的情况时就很难操作，“不能悉附”[4](清)陈钟英修.王棻纂.黄岩县志(凡例).清光绪三年刻本.也。正如章学诚言：“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5](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中华书局,1985.(P655)而一设经籍志，辑录书目，备史家采择，另设艺文志收录诗文全篇，便是个两全之法。王赠芳等修、成琅等纂道光《济南府志》艺文志就分经籍、艺文二门：

惟旧志艺文散见各志中，全录则患其繁冗，节录则失之简略，故删繁取要，另为一编。而经籍与艺文分为二门，则眉目清而精英聚矣[6](清)王赠芳修.成琅纂.济南府志(卷六十五艺文志小序).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二是受到了方志中金石单独设立门类思想的影响。清人对金石价值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清代学者一般都能认识到“金石补史之缺”的价值，如嵇曾筠等修、沈翼机等纂乾隆《浙江通志》云：

金石之作用，以标叙盛德，昭纪鸿懿，其传世绵远，逾于竹素而参稽同异，每足补史氏之缺文[7](清)嵇曾筠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卷二五五金石志小序).清乾隆元年刻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重印本.。

随着对金石研究的逐步深入，有清代学者极力主张“金石入志”，即方志中应当收入与金石有关的所有内容。如邓琛等修、英启等纂光绪《黄州府志》云：

至金石之书，欧、曾、洪、赵处著专家，蕲州陈诗著《湖北金石存佚考》，最为详核。自宋朱长文《续吴郡记》、元徐硕《嘉禾志》，皆具碑碣一门，则金石入地志之始。兹择其言尤雅者著于篇，志艺文第九[1](清)邓琛等修.英启等纂.黄州府志(凡例).清光绪十年刻本.。

更有学者主张金石在志书中应当单独设立门类，进一步凸显金石在方志中的重要价值。清乾隆以前，历代方志的编纂大多是有“艺文志”而无“金石志”，相关的金石内容都被统系于“艺文志”下，与诗、文、墓志铭等目并列，也就是金石可以“入志”而不“立志”。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关内容不多，不足以单独成卷，方志的编纂者便把其归列到相近的门类当中，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其所蕴含的价值无法与文献档案类相比，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充分认识到金石碑刻的特殊价值，主张在方志编纂中应为金石单独立志，以求更大限度地保存金石资料：

关中金石之文甲于海内，古未有专志之也，惟陈思宝《丛编》载陕西永兴军路石刻四卷，其中多引《京兆金石录》，则西安一府所有者也，其余多散见于欧、赵、洪、郑诸家著录。顾自唐末五季兵燹，而后一坏于宋姜遵之营浮图，再坏于韩缜之修灞桥，三坏于嘉靖乙卯地震，先后数百年间，十盖已亡其七八。夫金石小道，而其中岁月、地理、职官、事迹多与史传相证明。知亡者之可惜，则幸存者当愈知宝贵矣。兹为寻求钞拓，就取目击者，录其书撰人名刊石年月及存置处所，计目三百一十余通，凡二卷[2](清)舒其绅修.严长明纂.西安府志(卷七十二金石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还有清代学者不囿于方志艺文志的编纂思维，着眼于中国目录学发展史，运用辩证法观点，深入思考，详细论述经籍、艺文与金石的密切联系。光绪十九年《营州图志》云：

志艺文而入金石，非古也。自秦灭后，百籍播灭，刘氏父子，网罗散失，总括概叙，以为《七略》，而班氏因之，成《汉书·艺文志》。说者谓《汉书》诸志类袭《史记》，唯“艺文”特撰，备存三代以来圣哲之遗绪，六艺百子，赖以不废，实足外八书之疏失，而为千古掌故之祖，厥功盖不泯焉。然原目所入，无金石也。至《隋书》，易曰《经藉志》，新、旧《唐书》因之，可分大概无殊，仅益以佛典、道录，亦未及金石也。适宋郑樵氏为《通志》诸略，乃有“艺文略”、“金石略”，然亦析而二之，非合而一之。今方志之志艺文，每列艺文卷上，金石卷下，似金石即艺文也存，殊乖其益矣。尝考方志之最古者，如《吴郡》《嘉禾志》存碑竭，《澈水志》存碑记，《嘉兴县志》存金石尤广。金石非不是存也，与艺文分若而并存之，不尤善之善者乎[3](光绪十九年)营州图志(序例).。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浙江通志》艺文门为经籍、金石、艺文三分法，虽然不是四部分类法体系，但其经籍志具体划分却也受到了四部分类法的影响：

文章者，道德之轮辕，政治之黼黻也，故载籍之博学者，资以考信焉。……谨依《隋书·经籍》之例，各分部录，探微证坠，文献足征，匪特熴耀是邦，亦以备史氏之采录云尔[4](清)嵇曾筠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卷二四一经籍志小序).清乾隆元年刻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重印本.。

其经籍细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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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足见四部分类法对清代方志艺文志影响之深。

（三）文体分类法

在四分法、六分法之外，也有方志艺文志突破陈规而另创新的分类体系，“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1]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52)。文体分类法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所谓文体分类法，顾名思义，就是将方志艺文志拟收内容按照诗、文、赋、序、记、墓志铭、赞等不同文体作为类目设置的分类标准。如王穆纂修康熙《西乡县志》卷五至卷十艺文志门，分诗、文、居官要箴、催科十则、区田图说、招徕、文告共七类。再如卫既齐修、吴中蕃纂康熙《贵州通志》也是采用文体分类法收录全文的。其艺文全志共7卷29类文体，具体为：卷三十一敕、谕、疏、状、颂、书、赞、篇、铭；卷三十二诗、赋；卷三十三论、解、考、问答、传、志略；卷三十四序、纪、记、引、跋；卷三十五碑记；卷三十六檄、文、议、公移、示；卷三十七杂记。

（四）时间顺序分类法

同文体分类法一样，时间顺序分类法也是方志艺文志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两种分类方式的单独运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志书编修人员做事敷衍的体现，其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级别较低的县志和内容涉及面较窄的专志中，如清甘鹏云《潜江书征》云：

或曰，以四部部次群书，故有先例，茲不从之何也？曰潜人著述，佚者十八九矣，其学术流别不可知，不可知则类别而区分也难，且此编意在因人以征书，因书以存人，故不从四部旧例为，而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2](清)甘鹏云.潜江书征.甘云鹏自序.1936年甘氏崇雅堂印本.。

后李权博《钟祥艺文考》、徐世昌《畿辅书征》皆沿此例，按时间顺序以人为主线分列诸书，每条下均列人物传记。

（五）文体、区域划分与时间顺序相结合分类法

一部成功的志书，其艺文内容的编排往往不会仅仅采用一种分类法，而是多种分类方式的结合。如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艺文志按地区如历城、章丘、邹平、临邑、长清、平原等收录《唐文宗赈山东水灾诏》、《谒舜庙文》等全文，每地又按时间为序排列：

艺文旧志散列于舆地、建置各条下，附著多于正志，稍乖体制。兹遵通志例，汇为艺文一门，文不分记序、碑铭，诗不分歌行、古律，统以时代为次[3](清)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凡例).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清宋名立纂修乾隆《汝州续志》艺文志也是采用了区域与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式，以府、县分其大类，以时间排列内容。其卷八上为艺文志（汝州艺文），中为艺文志（汝州艺文附诗），下为艺文志（鲁山、郏县、宝丰、伊阳四县艺文附诗）。

再如王锦修、吴光升纂乾隆《柳州府志》艺文志是以文体与时间相结合的方式设置类目，其共八卷，具体为：卷三十一至三十四历朝艺文（敕、表、疏、策、议、箴、铭、露布、文、赋、记、序、引、传）；卷三十五至三十六国朝艺文（疏、议、书、序、记、传、文、说、引、考、示）；卷三十七至三十八艺文（五言古、七言古、五七言律、五七言排律、五七言绝、诗余）。

二、清代方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

与传统艺文志类目相比，清代方志艺文志在具体类目设置上，既有承袭，又有创新。一方面，清代方志艺文志保留了各家目录著作中的一些传统类目，另一方面又根据其收书的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调整。如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就主张：

今既重事修纂，不宜更相沿袭，谨依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以诗文别为《吴门总集》之例，删除艺文一目，经籍别为专门，碑碣入之金石，其余诗文出志有关涉者分隶各门[1](清)孙诒让.籒廎遗文.转引自马春晖.试析戴、章学派之争下的方志艺文志走向.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8).。

王棻编纂光绪《仙居县志》时，也根据实际情况对旧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进行了调整：

旧志合诗文为一编，实于志例未协。今取其系于山川、建置、古迹、典籍者，分附各门，而以其附之未尽及不能附者，别为《仙居集》一编，与志相辅而行，庶文足征而献亦与之并传矣[2](清)王寿颐修.王棻纂.仙居县志.王棻序.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以宋如林修、孙星衍纂嘉庆《松江府志》与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为例，二志艺文志具体类目的设置（见下表），通过与《七略》《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这些四部分类书目对比后可以发现，二志的类目设置与《四库全书总目》吻合度最高，尤其是“五经总义类”“天文算法类”“政书类”这些名称，只有《四库全书总目》具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嘉庆《松江府志·艺文志》与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应当主要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而成。而“经解类”这一类目名称则是参照了《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诸书而取，与《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涵义相通。

清代学者非常看重正史、方志、家谱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国有史，邑有志，家有谱，并非具文也。”[3](清)郑善述重修.潘昌纂.固安县志.郑善述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因此，嘉庆《松江府志》与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纂修者都无一例外地在艺文志中设立“谱学类”“谱牒类”类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主要是参考了《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诸书而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附录”一门类，将“凡诸书未尽扬人撰述，而有关地志者列后”，凸显出方志类书目与其它史书及专科书目的不同之处，很有特色，值得肯定。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艺文志还调整了史部等所属类目的位置，如其史钞、奏议、政书、传记、地理、谱牒的位置顺序，与《四库全书总目》奏议、传记、谱学、史钞、地理的排列方式已经大不相同，细心领会便会发现，与国家、政治、人事相关的类目全都提前了，这正是清代方志重人文而轻经济思想的体现。其它如乾隆《江南通志》艺文志调整类目隶属关系，将“奏议”从史部改隶集部等等，都是清代方志艺文志类目设置的主要方式。

总之，清代方志艺文志在类目设置上，一方面参考、承袭了以往众多书目著作，包括正史、补史及专科目录中的优秀类目，另一方面又能根据地方、时代特色及志书本身特点，通过新增、删减、更易名称、调整类目位置及隶属关系等方式规划设立自己独特的类目体系。正如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所说：“部类之分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随之而变。”[4]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43)这种以图书的实际情况进行类目设置，而不固守前人分类的做法是严谨而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