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节”里话光棍罪

“光棍节”里话光棍罪

◎文 《法人》特约撰稿 陈新宇

当下，在商业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娱乐至死精神推波助澜之下，我们创造了一个购物狂欢的节日，“双十一”借名为“光棍节”。语词不变，语义流变，所谓“光棍”，原指地痞流氓，是一种贬义的称谓，方言中指识时务的人，例如“光棍不吃眼前亏”。

我们今天更为熟悉的“单身汉”意涵，精确的说法应为“光棍儿”(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但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所谓“光棍”，还是个罪呢！

明代设立光棍罪

根据学者张光辉的考证，光棍罪最早出现在明代英宗时期。当时刑部尚书等人建议：“今后两市城内外附近关厢市镇去处，有等无籍军民、旗校、舍余匠役人等，不务生业，三五成群，白昼在街撒泼，殴打平人，抢夺财物，及于仓场打搅纳户人等取财，号名光棍，通同官攒、斗级人等入仓搂扒，偷盗官粮事发，问拟明白，该犯笞杖及计赃不满贯徒罪，照依常例发落。若再犯与犯满贯徒罪至杂犯死罪，从重惩治。军旗舍余人等俱发边卫充军，民发口外为民；职官有犯，奏闻区处。”

这一建议被皇帝认可，最终成为一则条例，名为“白昼抢夺三五成群及打搅仓场充军为民例”(《皇明条法事类》，卷三十四)。如果以现代法学眼光视之，该条例可谓刑事特别法。

其从适用空间看，规制南京、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从犯罪主体看，针对无籍军民、旗校、舍余匠役人等特定人群；从法律后果看，相比于同一范畴《大明律》的“白昼抢夺”律，采用加重处罚主义。一言以蔽之，这一条例反映了国家针对特定区域内特定人群的特定犯罪类型，实施严打政策。

光棍罪在设立后，结合具体的个案事例，在立法与司法中呈现出一种衍生裂变的态势。其在适用空间上，推广至其他区域，如通州、九江至苏州沿江一带、天津卫等处亦可适用。《皇明条法事类》中记载：“通州一带地方拿获窃盗至徒流者枷号半个月、其喇虎三五成群抢夺财物在犯累犯者枷号一月充军为民例”“沿江等处殴打平人抢夺财物照在京事例充军为民”“禁约通州至天津卫沿途河光棍照依在京见行事例枷号充军”。

在犯罪主体上，除了原有的特定军民之外，与光棍相似的所谓“喇虎”乃至“但有凶恶之徒”皆可纳入。在构成要素上，突破了原来群体犯罪的规定，一人也可构成(一人凶恶节次抢夺财物满贯徒罪充军例)，同时呈现出更加细则化的规定，有初犯、再犯、累犯之分；在法律后果上，继续加重，出现了枷号的附加刑罚。在适用标准上，诸多新规则的出台恰可说明该罪适用无法取得一致性，需要不断通过《法与时转则治》的条例加以调整。

清代光棍罪的严苛与滥用

清承明制，清代有两则条例直接涉及光棍罪名，皆是“恐吓取财”律所附的条例，一则名为“徒棍生事扰害例”，另一则名为“光棍例”。

《大清律例》第二十五卷中，对前者加以解释，“凡凶恶光棍，好斗之徒，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者，发往宁古塔、乌喇地方，分别当差为奴。其官员有犯，该部奏闻发遣”。从内容上看，其应与明代那则条例渊源颇深。

《大清律例》对后者的解释为“凡恶棍设法索诈官民，或张贴揭帖，或捏告各衙门，或勒写借约，吓诈取财，或因斗殴，纠众系颈，谎言欠债，逼写文券，或因诈财不遂，竟行殴毙，此等情罪重大实在光棍事发者，不分曾否得财，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俱绞监候。其犯人家长父兄，各笞五十；系官，交该部议处。如家长父兄首者免罪，犯人仍照例治罪”。

比较这两则条例，前者存在构成要件不明确的特征。后者构成要件虽然客观具体，但其不仅所列各种罪状之间情节轻重不等，而且在处罚上采用连坐主义，严刑重法的色彩更加明显。

更有甚者，立法乃通过“照某例”“依某例”这种法律拟制方式，将光棍罪严苛的刑罚适用于其他范畴领域，例如惩治鸡奸，“恶徒伙众，将良人子弟抢去强行鸡奸者，无论曾否杀人，仍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若同奸者，俱拟绞监候”，严惩鸡奸者，很可能与当时男女比例失调，性犯罪层出不穷有关。

与此相关对于强奸幼女者，也是“照光棍例斩决”。或者打击讼师，“审理词讼，究出主唆之人，除情重赃多，实犯死罪，及偶为代作词状，情节不实者，俱各照本律查办外；若系积惯讼棍，串通胥吏，播弄乡愚，恐吓诈财，一经审实，即依棍徒生事扰害例问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薛允升著述、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卷四十三、卷三十)。

不仅立法上扩张适用，而且司法中也出现了滥用光棍罪名的情况，对此清廷不得不加以限制。例如上述“光棍例”，后来修订就补上一段“如并无凶恶实迹，偶煞挟诈逞凶，及屡次藉端索借，赃数无多，尚非实在凶恶者，仍照所犯之罪各依本律本例定拟，不得滥引此例”字样(《读例存疑重刊本》，卷三十)。

在通则性的法律适用条款“断罪引律令”的条例中，《大清律例》第三十七卷中更明确指出“例载比照光棍条款，仍照例斟酌定拟外，其余情罪相仿，尚非光棍者，不得一概照光棍定拟”。

光棍罪的“污名化”

明清两朝的光棍罪，从法律体系的内部视角看，体现了律典与条例之间的紧张关系，律典为常经而宽简，条例为权宜而严苛。在“有例不用律”的适用次序下，可以看到这类犯罪重刑化的发展趋势。从法律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外部视角看，光棍罪的出现与适用，乃是对明清时期军制、人口、经济、民族等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反应。

光棍罪无疑具有时代的特色，但从长时间段的法律史视角来看，并没有超脱传统法制律典与刑事特别法并立，特别法优先适用的立法、司法特质，“刑罚世轻世重”的政策导向，威慑控制社会的功能诉求等这些范畴。

光棍罪伴随着清廷的覆灭而消失，但在近代中国的惩治盗匪法中，仍然可以看到其相似的身影。

我们更要看到，“光棍”从日常用语向法律术语的转变，并没有带来法律含义上的精确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存在着一定“污名化”的倾向，尽管不否认有地痞流氓的存在，但也掩盖了那种被官方指为光棍，却是流离失所、生活无依的困顿之人，遮蔽了造成其生活不幸的社会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中国内地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光棍危机以及诱发的社会诸多问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通过良法善治予以积极应对。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