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适应论的相关问题辨析

兰晶 罗迪江

摘要：语言适应论的研究具有横断性的特征，当务之急在于从本质内涵层面上对其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把握与理解，即对语言适应论的来源、适应性、意向性、分相论与综观论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诠释，以深化对语言适应论的研究。

关键词：语言适应论；适应性；意向性；综观论

中图分类号： H0-0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1008504

20世纪末，由于受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认识论”与“自然选择范式”、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观等因素的影响，语言适应论[1]（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在当代语用学研究中的认知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成为当代语用学研究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之一。语言适应论的研究，其实是对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适应语言交际的一种刻画与探讨。研究语言选择与语言适应之间的语用论题，必然会涉及到语言适应论的来源、适应性、意向性、分相论与综观论等问题的研究，因为对语言适应论进行一种完全的语用解释包括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说明。这就意味着，语言适应论的研究具有横断性的特征，它的研究关涉和交织着其他相关的语用论题，这些既是语言适应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它们受到当代语用学学者的重视和讨论，也透视了语用学研究理念、思维范式、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变革与更新。

一、语言适应论提出的来源问题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语言适应论被看作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范式”[2]。语言适应论的早期与同期，就已有学者在语言学、生物学、进化论、哲学、心理学等领域提出语言适应论概念。进化认知论的自然选择学说、维果茨基（Vygotsky）的心理发展观、皮亚杰（Piaget）的心理学理论、萨丕尔（Sapir）的语言观、惠特尼（Whitney）的语言起源观、雅柯布森（Jacobson）的语言进化观，等等，无一不涉及到“语言适应论”概念。当然，语言适应论概念在语用学领域中更普遍的运用，已经被Bertuccelli Papi [3] 和Givón [4] 做过论证。然而，他们对语言适应论的概念及其论述是不可通约的，也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系统化提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无法建构一个可以解释人类语言使用的语用学理论框架。由此可见，“语言适应论”这个术语或概念，并不是Verschueren的首创。

在语言适应论框架下，“语用学将语言适应论看作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1]63，并将其作为基本方法用于解析语用学以及其它学科之间不同要素的关联。语言适应论表现出的不同于传统语用学的本体特点，是对传统语用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已经成为反思语用本质、研究范式以及理论价值的新的思考原点。Verschueren试图以回答“语言对人类的生存贡献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做出贡献的”[1]55为已任，使语言适应论在本质上具有本体论意义，进而从语言层面上升到生物进化的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本体层面上来考察语用学的本体地位与意义。语言适应论是建立在进化认知论的基础之上，因此Verschueren不仅需要对源于进化生物学中的适应性、意向性、选择、适应、综观等概念进行全面细致的理性分析，而且需要厘清这些概念与语言适应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Verschueren研究范式的实质在于：不仅对语言适应论作了本体上的界定，而且是对传统语用学思维范式的最为深刻的修正与变革。

二、语用学框架下的适应性问题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即由于受到生物学中的相应概念的影响，语言适应论概念在语用学领域的使用会把语言提升到由一系列独立的有机体组成的自然物种的地位。虽然语用适应论的“语言适应论”与生物学上的“语言适应论”具有前后相继性，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它们的语境发生了变化，研究侧重点也发生了根本不同。“我们的真正想法是把语言看作有机体（即人类）与其‘环境或‘生活条件的互动过程中的一种适应现象，因为语言发展之所以可能，是由这类有机体的某些进化属性促成的。”[1]313 因此，语言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不仅需要语言适应环境，也需要环境适应语言，或两者相互适应。“单向性的联系总会使人想起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引发语言反应的刺激，任何单向性的联系应该遭到有力的拒斥。”[1]266因此，语言适应论不应该解释成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或多向性的。因此，“语言适应论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它提出了富有解释力的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5]。

语言使用过程中的适应是复杂的，它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或多向性的。“如果把适应概念解释成一个单向过程，那么这一概念就失去了主动性与能动性，从而使其应用于语言现象的解释就变得毫无着落”[6]。可以说，语言适应论概念的认识对于我们看待语言适应论乃至语用学显得至关重要。根据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7] 理论的观点，适应的多向性表明，语言作为“活”性的主体，在与语境的互动关系中，以刺激—反应机制为基础不断从语境中接受刺激，并根据经验作出不同程度的选择或反应。选择或反应的结果可以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这样作为“活”性主体的语言可以接受反馈结果，并根据反馈结果修正自己的反应规则，从而做出动态的选择与适应，最终实现交际目的。反之亦然，语境也被理解为具有语言适应论的主体，不断地根据语言的变化而做出选择。“选择的环境也会被所做的语言选择改变，或说，选择的环境也会适应于所做的语言选择。”[1]62这种双向性或多向性的语言适应论，在本质上蕴含了语境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性，强调了语境系统与语言系统的非线性作用，从而使语言适应论具有科学的解释力与描述力。同时，“自然选择”并不是语言功能演化的直接原因，解释语言功能需要依赖于“直接选择”—— 靠适应来理解语言及发挥语言的功能。因此，要正确地把握语言适应论概念，必然把它放在语言适应论的框架下或说是语言适应论所在的语境进行深入分析。endprint

可见，语言适应论的概念变迁及其本体地位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语用学的思维方式，覆盖了语言适应论对于语用学前沿的关注。当语言适应论问题上升到整个语言适应论与语用学的理论层面时，语言适应论问题就变得愈发明显，即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的适应，并将其作为基本方法用于解析语用学以及其它学科之间不同要素的关联。

三、适应性与意向性问题

适应性概念在语言适应论框架下具有核心的本体地位。它不仅是语用学中最普遍的特性，而且在诠释语言现象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正是这种特性，语用学才能走出传统语用学的范畴，走向多元化的研究路向。语言适应论在处理意义生成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意向性问题，但语言适应论并非等同于意向性。当一个行为被认为是“有意向”的，在意向性研究中是这样定义的：动作的主体，（1）希望这一行动有结果；（2）相信会有结果；（3）计划这样做；（4）有本领（skill）这样做；（5）做的时候是意识到的[8-10]。意向性和语言适应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且意向性总会指向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某些交际意图或某些目标。意向性在语言适应论的框架下仅仅构成“意义生成”的一部分，即意义生成与人的意识程度相联系的部分，却不包含意义生成的自发性。在Verschueren的视域里，“意义生成”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表义功能的过程，既包含语言使用者对这些过程的能动作用，又涵盖这些过程的更为自发的、不受语言使用者意向直接控制的活动[1]8。“一方面，它肯定了意义生成的能动性与自发性，这就为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因果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强调意义的生成与人的意识程度相联系，这就突显了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性与建构性的重要性”[11]。语言适应论强调语言适应论不等同于意向性，因为“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的过程，不论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论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1]55-56。这种观点既强调了适应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又隐含了适应的不确定性与自组织性。适应的能动性试图表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能够以人的意向性为基础对语言选择做出动态的适应，以实现交际目的；适应的自组织性旨在表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是“活”的主体，能够进行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演化。这就强调了主体的语言适应论，又造就了语言使用的复杂性。

因此，我们不能夸大意向性的特征与作用，更不能把意向性当成语言使用研究方法的核心。在语言选择过程中，许多行为是自动的、潜意识的，同时受到语境等因素的影响，所做的选择不完全和自己最初的意图是相对应的，因而也就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把语言适应论等同于意向性，那就混淆了本质与功能之间的区别，也让我们无法理解适应的多向性。

四、分相论与综观论问题

20世纪中后期，Austin、Searle、Grice、Leech等相继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12]、间接言语行为理论[13]、会话含义理论[14]、礼貌原则[15]等构成了传统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与原则，把指示语、预设、会话含意、言语行为等作为语用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或分析单元，我们称之为“分相论”。语言适应论提出之后，语用学理论的格局与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语用学不必再作为语言学的分科之一，不可能为语用学确定基本的分析单元或具体研究对象。之所以没有确定基本的分析单元或研究对象，在于“语用学涉及到的是语言行为的全部复杂性”[1]7。这样，它“既体现其学科的多向性与交叉性，又在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一种语用转向”[16]。“语言适应论正是以进化认知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为理论基础，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语言研究所指向的生物世界的理论化图景，实现了语用学研究的转向”[17]。即，语用学从基本分析单元的“分相论“转向从“认知—社会—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的“综观”。这样，语言适应论就将“‘认知、社会与文化整合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是对“分相论”的超越与重构，从而建构了语用学的认识论。

语言“综观论”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首先，综观是语言行为的复杂性的根本要求。复杂性是语言使用过程中必须要面临或处理的现象，这种复杂性使语用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个分析单元，而是“关于语言任何方面的整体功能性的综观”[1]16。强调语言的综观论，就强调了语言行为的复杂性，就意味着综观论的必要性。同时，综观论的提出，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分相论，而是其在方法论上对分相论的超越。在语用学的研究领域里，“分相论”与“综观论”是互有交叉、互有渗透、理应互补的。“然而，随着语用学的跨学科性与交叉融合性越来越显著，综观论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与显学作用[18]。”

其次，综观论需要语言适应论作为研究范式，才能从本质上揭示语言行为的复杂性。语言适应论是语言使用与认知活动过程中永远无法拒斥的对象，它向我们呈现了综观论的整体性与动态性，使语言现象在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综观成为可能。没有语言适应论，语言的综观就没有确定的界域。换言之，语言的综观必须有语言适应论的指向，才能对语言行为的复杂性做出适合的或满意的动态适应。语言适应论的提出表明，语言研究范式的改变并不完全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新，而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进行综观。这种综观论的背后带来的不仅仅是概念的变迁，更多的是多种视域的重新整合，拓展这些概念新的内涵，形成一个新的综观或方法论。可以说，语言适应论作为语用学的核心思想，是综观论的基础，与语言行为的复杂性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五、结语

由此可见，如何理解与诠释语言适应论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建设性介入并且推动语用学观念的创新，解决语言适应论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这是摆在当代语用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语言适应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在于，从本质内涵层面上对其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把握与理解，祛除人们对语言适应论相关问题的错误看法，从本质上摆脱传统语用学经验分析的藩篱，突破当代语用学研究的瓶颈，重构当代语用学的认知论与方法论。“语言适应论不仅是Verschueren整个思想的颠峰，也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独有特色，而且所提出的变异性、商讨性、适应性、语言选择、做出适应等观点，为我们认识与理解语言现象的不同层面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19]。语言适应论发轫之初就给予这几个相关问题关注，并要求在语言适应论的框架下回归语用意义与语用地位。考察与解读这几个相关问题，才能涵盖语言适应论的诸多互动元素，才能客观公正地描摹语言适应论在语用学中的重要地位，才能不断地推进我们对语言适应论的理论解释力与描写力进行更深入的探索。endpri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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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鲁彦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