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大师
——记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

●本刊编辑部

产业组织理论大师
——记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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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词这样评价他的贡献：“乔治·斯蒂格勒长期以来从事有着鲜明经验主义导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尤以在市场活动研究和产业结构分析中所做的贡献最为重要。他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调查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他对经济立法效力的研究使得管制立法的产生，并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斯蒂格勒的成就确立了他在市场及产业结构应用研究中的领导地位。由于斯蒂格勒研究的突出特色，他还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带头人之一。”本期大家走近这位有着多元贡献的产业组织理论大师，了解其诺奖光环背后的学术贡献和人生智慧。

诺奖得主的芝加哥烙印

1911年，乔治·斯蒂格勒出生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一个名叫伦顿的小镇。他人生的前20年都是在西雅图度过的，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那里。斯蒂格勒出生于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父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巴伐利亚来到美国，母亲则从匈牙利来到美国。农民家庭出身的斯蒂格勒在其学术道路上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极少，且由于是不同民族融合的家庭背景，直到3岁他还只会说德语。由于父母工作辛苦，工时很长，较少管教斯蒂格勒，使得他度过了一个相当自由无拘束的童年少年时光，但父母的勤奋也给予斯蒂格勒以积极的影响。在进入华盛顿州立大学之前，斯蒂格勒非常酷爱读书。进入大学后，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修读很多工商管理方面的本科课程，以期这些课程能够为自己今后的商业生涯做好准备。当1931年，斯蒂格勒大学毕业之时正是美国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刻，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并没有大堆的商人等着我去为他们提供服务”，于是斯蒂格勒争取到西北大学的一个全额奖学金并在那里花了一年的时间取得了硕士学位。正是这一年在西北大学的时光，让其结识了一位极具启发性的老师，激起了斯蒂格勒的学术兴趣——“我感觉到经济学是一门高知识含量的学科，值得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研究，而不再是作为进入商业生涯的入门课程”。当他的兴趣和目标发生了这一明确转变后，他又回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待了一年，以后明确地向东部发展，且将目标锁定为芝加哥大学。

1933年至1936年，斯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方面，他是怀着对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等经济学大师的敬仰之情来到芝大，另外他觉得芝大更加关注学生个人。而在这里的学习也成为斯蒂格勒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奈特对斯蒂格勒影响极大，尽管后人更加津津乐道于奈特的怪诞以及他那喜欢挖苦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批评家身份，斯蒂格勒却诚挚地回忆道奈特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股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种毫无保留地献身真理的味道，那种程度是我平生仅见的”，作为为数不多的由奈特亲自指导博士论文的学生之一斯蒂格勒曾如是回忆他的导师奈特，而顶级的国际贸易专家、对经济史也有精深研究的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第二号人物维纳也深深影响了斯蒂格勒的学术道路，维纳对宏观经济理论与经验的相关性及用历史和其他经验证据检验理论的必要性的强调，对斯蒂格勒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而对斯蒂格勒来说，和老师们一样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那些优秀的学生。在这里，斯蒂格勒开始了与艾伦·沃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终生友谊。斯蒂格勒的博士论文于1938年完成，1941年出版，内容是关于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理论史；论文首次认真探究了1887年以来新古典主义生产和分配理论演变的轨迹，一经出版就被誉为经济学思想史上划时代之作。

远去的背影 （左为弗里德曼，右为斯蒂格勒）

与弗里德曼（中）、沃利斯（右）一起

斯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随后自1938年起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在这里，他一直任教到1946年，从助教晋升到助理教授然后至正教授。二战期间，有三年时间斯蒂格勒不在学校，先是到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早期的运筹学研究小组。实际上，斯蒂格勒一直希望有机会重返母校芝加哥大学执教，当1946年该校有一个教授职位空缺似乎要投给斯蒂格勒橄榄枝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加竞争对手弗里德曼却获得了这一职位。此时的斯蒂格勒选择告别明尼苏达大学转战至布朗大学，1947年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同样拥有强大而丰富师资力量的学校，与诸多杰出的同事共事，直到1958年他又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1977年斯蒂格勒出任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一直到1991年12月去世。期间他因“对产业结构、市场的功能及公共管制的原因和效应的创造性的研究”而获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这位诺奖获得者有着丰富的学术历程，但他更多地感慨于芝加哥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始终葆有的年轻的生命力和活力；感恩于芝加哥大学同事之间的温暖情谊以及无处不在的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浓烈氛围。毫无疑问斯蒂格勒是当代经济学主流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一众经济学家成就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大学也成就了这些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勒。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贡献与智慧

“大多数学者都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也不例外。我既没有领导或参加过骑兵团，也没有抢过银行，更没有教唆过市长甚至总统去干蠢事”。这是斯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的开篇，幽默诙谐却也彰显了这位学者作为经济学家谨慎言行的处世态度。

作为经济学家，在了解其学术生涯后我们必然要先回顾其经济学贡献。首先斯蒂格勒在产业结构方面在于将严格的微观理论运用于分析现实世界现象。他的注意力一方面着力于发展简洁优雅的新模型，同时他更关注检验理论的内涵。在经济学同行看来，斯蒂格勒获得自己的理论创见，不是靠大量运用数学工具，而是靠“严谨的、深刻的学术和惊人的才华”。他论证的经典的竞争与垄断两极模型并用此模型对市场过程提出了重要的洞见，从而廓清了此前经济学家采用复杂的不完全竞争模型且无法做出任何预言的混乱，开辟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侵入产业组织研究领域的道路。

尽管今天我们已经广泛接受了信息同样具有成本和价格这一公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系统研究经济主体在一个信息有限且昂贵的世界上收集信息的问题。斯蒂格勒先人一步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他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成本过大，使得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斯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斯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斯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这些研究开创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斯蒂格勒的另一贡献是对管制政策的批评，他力图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他是“管制经济学”这一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弗里德曼赞誉斯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此外，斯蒂格勒十分重视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应起的作用。他曾在芝加哥大学主持每周一次关于企业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他也曾撰写一系列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并于1965年结集出版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舒尔茨曾这样评价斯蒂格勒在这方面的贡献：“在经济思想方面，他是美国最胜任和最合格的学者。”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斯蒂格勒最崇拜亚当·斯密，他在1976年纪念《国富论》出版两百周年时发表文章写道“斯密有一项极端重要的胜利：他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上。这个理论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它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他在1981年美国经济学会第94次年会上的主题演讲——《经济学家和垄断的问题》中也进一步回顾了斯密的理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在制定反托拉斯法前后的态度并重申了他对竞争性市场和企业的信念。

斯蒂格勒一生认为专心地做一个知识分子，投身于“枯燥”的经济学研究是一件惬意并具独特刺激性的生活。他有意避开能使他离开学术的一切非学术的职业和活动，事实上，他曾婉拒尼克松总统要他担任的一项高级职务，瑞典科学家林德贝克就曾这样评价斯蒂格勒是“一位不带政治色彩的研究人员，他从未在公众进行的辩论中露过面，而且也从未做过政府的经济顾问”，这一点与他的好友、同事、同行弗里德曼的表现恰恰相反。弗里德曼的能言善辩和锋芒毕露让芝加哥声名鹊起，而斯蒂格勒的温和、内敛、谦虚则彰显了芝加哥学派的另一种风格。他的回忆录中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只用简短的篇幅说明个人的成长历程，更多地谈及与学术相关的生活和思考以及他人的影响和贡献。弗里德曼对其回忆录的评价是：“斯蒂格勒的回忆录是瑰宝。无论从文风、内容还是重要性上，都精确地反映了他个性的魅力以及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卓越贡献。”尽管没有诸如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人物的光芒四射，斯蒂格勒却以其低调和谦逊赢得了更多人的赏识和尊重，包括不同阵营的学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说：“我有时候会不同意乔治·斯蒂格勒所说的观点，但是我愿意花时间去聆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话引人入胜和鼓舞人心。”

斯蒂格勒一生成就卓著，在八十岁时依旧研究硕果累累，这也得益于他爱好的广泛，喜欢摄影且爱好打高尔夫球，加之性行淑均，谦逊平和，让他也获得了超出经济学家之外的声名，后来人视他为经济学思想家、有着大智慧的学者。■

学者点评

在信息稀缺和被管制的世界

●孙兴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因为“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而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他的最重要成果却包括两个部分：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立。我的理解是他告诉人们：我们生活在信息稀缺和被管制的世界。信息稀缺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和市场现象，人为的干预不见得更有利于我们；而管制的需求或者说形成管制的驱动很可能不是来自公众的需求，而是某种利益集团成功影响了立法及其实施，所以“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

与传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一元化不同，斯蒂格勒的实证观察是同一时点上，几乎每一项产品或劳务的价格均呈多元化。垄断和产品的异质性能够解释产品价格差异的部分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同质性产品也会有多种价格说明黑板上画出的价格图形与实际的差异，过去的经济理论没有作出解释，这促成了他的独到研究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

斯蒂格勒的研究结论是信息稀缺和信息成本导致了哪怕是完全竞争市场也存在多元价格，或者理论上的完全竞争模型因信息问题而不存在。信息稀缺的原因，一是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无法穷尽所有决策信息，总有部分信息客观上无法搜寻到；二是人类受知识所限，理论上可搜寻的信息也不一定能被人实际获得；三是信息成本昂贵，即使是可搜集到的信息，如果人们在成本收益核算中发现并不合算，也会放弃这些昂贵信息的搜寻，在有限信息的环境中进行决策。所以信息稀缺和有限信息环境中，人们的行为模式不是“完全更理性”而是“有限理性”；人们得到的价格不是统一的、“最理性”的价格，而是“可接受的价格”。人们决策面临的环境复杂性不同，自身拥有的知识不同，信息成本差别使得同样的商品价格多元化。

在斯蒂格勒的研究中，价格差异程度还可以得到量化。价格的离散程度作为因变量，则信息的可获得性、知识、信息成本是决定价格的离散程度的自变量。所以信息更透明的市场价格更趋一致，经常购买的产品因购买者商品知识的积累使其价格“做穿”而很少分歧。

那么，信息问题导致的价格分歧需要管制吗？这样的管制有效率吗？斯蒂格勒认为价格分歧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当然也肯定这样的管制无效率。他的这一观点自有其理由。市场竞争是生产信息的力量，而管制恰恰制造了更严重的不透明，即使是垄断寡头之间也会“暗中使劲”，破坏垄断高价的价格同盟，发挥竞争的价格发现功能。联想到现实中的一些价格管制，一致的管制价格果真往往是牺牲消费者利益的高价格，倒是放开市场以后企业之间的“暗中较劲”的竞争使价格趋向降低。中国电信产业从管制走向竞争的过程中，资费不断下降可谓很好的案例。

至于以反垄断同盟为出发点的管制，斯蒂格勒也持否定态度。一是规模经济的存在说明一定程度的垄断有其必要，二是这种管制可能是政府做了垄断者希望做到而凭自身力量做不到的事，价格管制不正是达到垄断同盟渴望消灭破坏一价制的“暗中使劲”者吗？公司规模大也并不一定是坏事，政府管制和反垄断法的实施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阻碍市场竞争，加剧无效率的发生，并被政治势力较强的行业所牵制。

管制的要害在斯蒂格勒的管制经济学中得到了更深刻的解释。秉承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信条：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都能够运行良好，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是有限的，斯蒂格勒提出：“我们应该通过认真研究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所带来的相关政治影响来预测政府将来会做什么，而不是预测政府应该做什么。”经济利益会左右政府管制行为，利益集团会游说政府实行管制，维护它们的垄断利益。而政府监管者也往往被利益集团“俘获”，使管制行为无效率甚至有害。以垄断组织为例，垄断组织处罚违反垄断协定的企业或者无法实施或者相互监督的成本高，这时他们可以游说政府施加管制：“垄断组织自己做不到的，让国家替它做”。特定的集团成功地影响了立法及其实施，从中得到好处。

在斯蒂格勒看来，信息稀缺、价格分歧、竞争中形成的暂时性经济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恶之源，只是一种“中性”影响的客观存在，如果有什么危害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成本，这种成本远低于政府过度管制的社会成本。■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