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边上， 前海的“盗梦空间”

林岭东

对过去几年中，内地开始滋生、蔓延一种忽视香港价值的判断。这种判断，早在几年前，在广东省及多个省的GDP超过香港之后，就开始潜滋生长。

事实上，香港的价值，无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制度上，均不依赖于所谓经济总量，更不依赖于GDP。从功能上来说，作为一个服务枢纽，其核心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它被地区和全球认可的程度，它为地区和全球提供服务的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均是卓越的，更不是广州或深圳可替代的。

从制度意义上来说，它对整个中国内地的未来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话语权、影响力，其综述略有以下几点：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这过程香港始终有其角色;中国要在全球市场体系（尤其是金融市场体系）里面谋得角色和话语权，不可能不用香港;香港的社会管理方式，值得中国大陆尤其是广东地区借鉴;香港在法治、自由和民主转型方面的经验亦足以为中国内地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参考。这些环节是互为条件的，总和即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再回到香港的问题上来，目前立法会等庙堂之上冲突鼎沸，香港存在产业升级困难、高保障社会的创新力不足等问题。然而，论香港的前途，香港的危机，别人有诸多观察的角度，我最为看重的一个指标，则是：香港还能创新吗？香港还能创业吗？

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创新、创业，倘若香港失去了创新活力、创业激情，那么即便它吃垄断饭吃得大腹便便，即便它的贵族生活依然优越，香港也已经死了。

创新从何而来，香港人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繁荣有赖于中国内地，其中最依赖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珠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建成“统一的本地市场”是香港的出路所在，也是创新的飞地，而与深圳像八卦图那样融合为一体又是其中基石。

很多人说，香港已是成熟社会，一如欧洲、日本，整体已过上优质生活，人们的心态趋于保守，因此创新的能力退化，创业的激情不再，这在成熟社会是一种常态。不过，姑且不说类似芬兰、丹麦、瑞典、爱尔兰、以色列这一类的成熟而发达的小国（这些国家人口规模、经济总量都与香港接近，人均所得也差不多，但是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仍让人刮目相看，真的是香港所不能比拟的），即便是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老牌大国，其在技术与服务领域的微创新或关键创新能力，仍显示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香港过去20多年，最有创新活力的优质人口急剧流失，一种是去北美、欧洲留学之后不归，一种是北上内地开拓随之定居。香港过去10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都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内地移民而产生的。然而香港现在却基本关闭了内地移民来港的大门，门槛很高，结果是只有部分投资移民和演艺圈的“护照移民”，香港本地居民进行经济创新、创造新财富的能力急剧降低。

任何一个社会，人口流动都是创新的一个先决条件，新移民往往是一个社会中最具有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群体。然而，香港有限的就业市场，如何吸引这些人才回流香港？也许，深圳可以帮上一些忙，尤其是前海。

相比较而言，过去30年里，深圳表现得远较香港具有创新活力，也更容易滋生创业计划，从而，深圳经济的活力远远高过香港。这导致的结果是，深圳的就业市场容量远较香港为大。无论是高端、中端、低端就业人口，都能在深圳找到机会。

有没有可能，由深圳向香港新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具体点说，有没有可能，那些在香港念了大学、研究生、博士的内地人，可以保留香港的入籍条件同时在深圳工作？有没有可能，那些在北美、欧洲留学的海归，经由香港的企业、机构、大学挑选，获得香港的居留权，但不用住在香港，而是在深圳就业、在深圳居住？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入籍香港，会摊薄香港人的哪些资源：居住（如果选择在香港买房、租房，会抬高香港价格）、交通（这个没法区隔，游客也有使用香港交通设施的权利）、教育医疗（这个是核心问题之一）、社会保障（本身就包含了医保）。倘若这些人居住在深圳，则就不存在对住房资源的影响，对交通、旅游餐饮等资源的使用也会较少，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社保。

一个个人粗略的思考是，有没有可能由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提出一个“深港优才计划”，限定规模（初期1000人试水，如果可行再扩大），香港承认其入籍计划（不违反现有的入籍制度），但这些人必须要居住在深圳，就业在深圳，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加一条限制，必须就业在前海。

这部分人所需要占用香港政府的资源，比如教育经费、医保、社保等，按照限定的规模，由深圳政府来供给。比如说1000人所需要的这笔费用，由深圳来承担（其中一定比例，可由前海定向捐助）。

就“深港优才计划”来说，还必须打开一个旋转门，令这些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之后，能够退出该计划，成为单纯香港居民，融入到香港社会中去。

深港共建国际都会，最终促进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体的社会融合，是长远来说的必然趋势。问题的关键是，这样将香港与深圳两个政府（财政）资源体系打通的做法，将极大地促进两地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资源（包括市场资源）的交流，从而根本上解决香港人口结构僵化的问题。当然，这里面牵涉到诸多法律问题，由于本人非法律专业人士，在此不能给出进一步明确的分析论证。

根据前海官方披露其未来的工作思路，表示希望“前海由港资开发的建筑面积超过900万平方米，在前海开展商务活动和就业的香港永久居民超过10万，吸引1万家港资企业落户，孵化1000家有发展潜力、创新和整合能力较强的港资企业，其中包括在前海孵化成型的港资创新型优势企业100家。”这在表明前海何等重视香港因素，何等希望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做贡献。

个人以为，互联网、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是香港人创业的强项，如果相关政策环境得宜，是可以开拓出一片蓝天的。香港本土市场虽小，支撑创业公司成长为稳定的小企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是从小企业到中型企业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区域市场的支撑，对香港人来说，这个理想的区域市场其实存在，那就是大珠三角市场，为何不用？

然而珠三角与港澳毕竟是异质的市场，要香港小公司适应也有困难，这正是前海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尽可能引入香港的法律等专业服务、香港的生活服务体系，以及为之提供内地政策环境的培训。前海的政策环境界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是最佳的过渡选择。所以，前海不应着重于吸引港人在香港创业，而可着眼于为香港创业的小型公司提供开拓珠三角市场的基地。

当然，这也包括香港弱小的本土金融公司，完全可以进驻前海，先做最易做的珠三角市场，别眼馋于京沪这样的大市场，把自己的基本功练扎实了，变得适应帝国市场了，再去长三角环渤海湾那样的更大市场，这应是港资中小金融机构开拓外地市场的顺序选择。香港中小企业以优质服务见长，不能丢了这个法宝，学人家去搞投机或者比背景。

窃以为，前海做这个真的有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