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30年回顾与反思

特邀主持人 干春松



新儒学：30年回顾与反思

特邀主持人 干春松

[主持人语] 1986年，方克立先生在同李锦全先生合作组织“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项目时，曾这样定义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方克立先生的这个概括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将新儒学的起点确定于20世纪20年代，强调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思潮；其次，在儒家的立场上，有接续道统的志向，主要理论来源是宋明儒学；第三，以儒家学说会通、融合西方思想以追求中国的现代化。方先生在对现代新儒学的勾勒中特别强调，现代新儒家“一方面认同传统文化，一方面迎接西方新潮，以适应时代需要”，不能将其看做是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这是十分准确的。实际上，无论是从1840年之后的儒家人士，还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儒学研究者，他们都是以一种批判、融会的方式，试图找到一条中国迈向现代的“平稳”的道路，并就此与全盘西化论者和全盘俄化论者产生了分歧。

大家公认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项目组织了国内许多有潜力的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培育了一大批儒学研究者。这个研究项目的另一个非预期的成果则是，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成为儒家价值的信奉者和推广者。3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新儒学思潮，如何看待现代新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想版图中的意义呢？为此，本期特别刊发高瑞泉、王兴国和干春松三位教授的文章来梳理并反思近30年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高瑞泉教授的文章《变动的光谱 ——社会思潮研究视野中的现代新儒学》，从社会思潮研究的角度对现代新儒学做了一种谱系学的考察，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新儒家更长时段的光谱和更为复杂的面相。文章将现代新儒学置于近代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之后的思想界的反应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审视，强调现代新儒学是在回应和融摄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在经典世界有所根据而又适应现时代需求、希望能够对治现代生活的理论，其历史的起点可以追溯至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清末儒家精英集团的分化。文章还分析了中国大陆新儒学思潮的两个特点，即对政治的关切和对信仰的肯定，肯定了现代新儒学在当下中国的生命力。

王兴国教授的文章《当代新儒学的新近发展及其面相》，以丰富的资料勾勒出当代新儒家新近的发展轨迹与面相，便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代新儒家的近况与未来走向。文章认为，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在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敞开与西方哲学对话的过程中，会通融合中西哲学，重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复兴了儒学；而牟宗三之后的第三代和新生代新儒家，继承前辈的精神志业，超越了中西哲学的对立，与世界其他文明传统进行对话与沟通，同时推进了儒学的“全球化”与“在地化”进程。

干春松教授的文章《康有为与现代儒学思潮的关系辨析》，从历史诠释的角度反思了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史范式的意义和局限，认为不能将现代新儒学概念之“现代”与革命史的叙述相重合，强调理解儒学之现代关键还是要从古今中西的视野，充分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儒学命运的冲击，将现代新儒学的开端置于开启儒学与现代关系全面思考的第一代思想家那里。基于此，文章认为，康有为基于其公羊学的立场和对西方的了解，提出了儒学在建立现代国家和提供国家认同方面的意义，开启了现代儒学的新格局，应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