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发展与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学术担当——访澳大利亚远程教育专家索姆·奈杜

□ 本刊特约记者 李 薇

索姆·奈杜（Som Naidu）博士是澳大利亚远程开放学习协会（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ODLAA）现任主席，自1997年起担任该协会会刊《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的主编。在他的领导下，该刊现成为SSCI来源期刊，2010年期刊引文分析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影响因子①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的一项数据，指的是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达到1.00。本刊特约记者对奈杜博士进行了采访。奈杜博士分享了他个人对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发展、远程教育研究以及远程教育办刊等话题的看法。现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发展与学术研究

记者：奈杜博士，您好！可否请您先介绍一下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发展情况及其在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国际特色？

索姆·奈杜：远程教育对澳大利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的经济较为富裕，但由于地理环境、城市化发展模式、风俗习惯等原因，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教育方面，一些弱势群体（农场居民、远郊居民、土著居民、贫困人群、残疾人、老年人和服刑人员等）没有机会或无法负担位居城市的校园面授式的大学教育。远程教育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教育机会，促进了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教育公平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

目前，每年有近15%-20%的澳大利亚大学生接受远程教育。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小、教育系统较为发达且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90%的国家，每年选择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的双轨模式，即在一所普通大学中既提供面授教育又提供远程教育；第二种是澳大利亚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这是12所澳大利亚普通大学共同设立的一所招收在线学习学生的虚拟大学；第三种是开放教育资源大学（OER University），这是面向全球学习者提供在线课程学习的虚拟大学，由开放教育资源基金会（OER Foundation）设立，澳大利亚的南昆士兰大学、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等也加入其中。可以说，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发展模式还是较为多元、开放和灵活的，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

此外，我想特别谈两点。

一是近期澳大利亚双轨模式大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面授教学与在线教学的合轨。许多普通大学不再保留以往单独设立的远程教育机构，而将其与面授教育机构合为一体。这种合并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大大提高。所有教师不仅需具备面授教学技能，还需具备网上教学和辅导技能。但当前多数澳大利亚普通大学只是把教师面授教学的课程录制上网，供远程教育学生学习，再由教师进行辅导。我认为，该模式并没有很大的创新，还存在一些问题。远程教育模式与面授教育模式应有一定区别。两种模式的环境、学习支持服务、工作程序、时间安排、评价模式都有所不同。大多数习惯面授教学的普通大学老师并不熟悉技术，不具备借助技术辅助教学的能力，他们需要为参与远程教育做好准备，这是当前这些大学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这些大学在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中已经加入远程教育教学方面的内容，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本质上重新考虑和设计远程教育学习的过程、学习资源和学习支持服务，这几个要素才是创新远程教育的关键。

二是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是一种创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但存在利弊。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由澳大利亚7所普通大学联合设立，他们持有股东权，分别是——科廷大学、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麦考瑞 大 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莫 纳 什 大 学（Monash University）、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斯文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南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后陆续加入其他6所大学——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拉托贝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新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和西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这6所大学也通过开放大学提供在线教育，但不具有股东权。2014年，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籍学生约有6万，是澳大利亚学生规模最大的一所虚拟大学，总部设在墨尔本，共约有350名职员，采用董事会治理的管理形式。它类似于13所大学的一个附属机构。13所大学负责对开放大学投入经费、选派董事会成员并为其聘请普通职员。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负责学生培养过程的一些关键点，如招生、学习支持服务、学习管理、生涯发展等。但学生的注册、课程学习、课程考试与评估仍由13所大学负责。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学生可自由地在13所大学中进行学分积累与转换。我认为，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这些普通大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具有很好的成本效益，能够帮助这些大学扩充规模。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工具主义倾向。在当前远程开放教育热潮中，我们需要更多地“以人为本”，让新的办学模式更具有人文价值，考虑学习者个体化的学习方式，注重学习者学习过程和质量。我想，这些应该是这一模式需要改进的地方。

记者：当今国际远程教育领域出现了众多的国际化的远程教育组织机构，如ICDE、AAOU和ODLAA等，您担任了澳大利亚远程开放学习协会（OD⁃LAA）主席。能否请您谈谈这些国际远程教育组织在推动国际远程和开放教育研究与实践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这些组织机构未来发展有可能面临的挑战。

索姆·奈杜：澳大利亚远程开放学习协会是一个带有澳洲地域特色的远程开放教育组织。它于1979年成立，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它的设立与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澳大利亚现代远程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采用双轨模式，在普通大学中设立远程教育机构，有专门的负责人、课程开发教师、教学教师、学生支持服务人员、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与面授教育机构相分离。多个大学远程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为了共同的兴趣和发展，设立了远程教育协会。刚成立时，该协会的名称为“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校外学习协会”（The Australian and South Pacific Exter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SPESA）。成员除澳大利亚外，还包括新西兰、斐济等国家。20世纪90年代，远程开放教育模式在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兴起，人们开始用“远程开放学习”（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这一术语取代“校外学习”。随着实践的发展，新西兰设立了独立的远程开放学习协会，澳大利亚在原有的基础上设立了独立的澳大利亚远程开放学习协会。澳大利亚远程开放学习协会发展至今，其主要作用是促进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专业化发展。例如，协会拥有自己的网站（http://odlaa.org/）和高水平远程教育期刊（Dis⁃tance Education），负责网站的管理、期刊主编的招聘、期刊的管理和市场推广。再如，协会举办自己的工作坊（workshop）、在线研讨会（web-seminar）和两年一度的大型国际会议等活动。这些活动免费向会员提供。

我认为，国际远程教育组织对世界远程教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国际远程教育组织的性质和服务对象有所区别，特色和优势也不同。例如，ICDE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特长是引领全球远程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热点追踪，在促进开放教育资源和质量保证等方面做得较好。AAOU是一个以服务亚洲地区远程开放教育发展为主旨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其年度会议十分有特色，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澳洲都有相应的地区性远程开放教育组织，对于该地区的远程教育发展也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影响。远程开放教育是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国际组织的存在可以更为有力地推动这种趋势的发展。当然，这些国际组织也都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对ODLAA来说，会员规模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澳大利亚人口少，从事远程教育的相关人员也少，各国还有国家层面的教育技术组织，我们的确需要通过更好的服务来吸引会员。我坚信，远程教育组织会员规模是使该领域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目前也应该建立独立的中国远程开放教育协会，因为中国已有很好的远程教育基础，拥有庞大的远程开放学习的规模和办学历史，而这样的全国性协会有助于推进远程开放教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远程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评判与国际传播

记者：作为《远程教育》的主编，您会从哪些方面来评判一篇文章的质量？

索姆·奈杜：我认为不同远程教育刊物对文章的质量标准和要求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都会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章整体的新颖性，即对其研究领域发展的贡献，主要取决于文章有无新颖的主题、新颖的视角、新颖的方法和新颖的观点，等等。第二，文章主题要有实践指导性，聚焦热点。相较于理论创新的研究，我们更感兴趣如何推动远程教育实践的研究，如教学创新、机构改革、政策发展和开放教育资源等热点。第三，文章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和可靠性。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紧密相关。研究方法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只是合适与否。每一个研究问题都可以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回答，而决定合适与否的标准是该研究方法对研究问题的回答是否最为有效和最为完整。所以，最难的往往不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操作，而是在研究设计时如何对研究方法进行最优化选择。

以上三点需要在一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中首先体现。每年《远程教育》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投稿，只有让审稿人从文章标题和摘要中读出了新颖性和合理性，这篇文章才有可能进入双盲审流程。

记者：您提到，《远程教育》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在您接触到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是否有不同？您怎么看待这种不同？

索姆·奈杜：的确，我们每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作者的文章，其中就包括中国作者的。就数量而言，中国作者中，台湾的最多，香港其次，再次是大陆。与外国的文章相比，中国的文章在整体的创新性、方法的合理性等方面相对薄弱一些。

近年来，合川区结合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等建设项目和国务院、重庆市发展生猪养殖的优惠政策，因势利导，创新发展思路，推进生产方式转变，加大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力度，在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建设过程中激励政策的建立、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参建规模场业主选择、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疫病防控、技术培训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例如，在研究角度方面，大多数文章仍然从传统角度进行研究。比如辍学问题，中国学者研究的多是谁辍学、为什么辍学、什么时候辍学、有多少学生辍学等。事实上，从国际比较看，有关原因与规模的研究已有很多，并不新颖。我认为，辍学这个主题很重要，但对我们而言，围绕该主题，从定量研究转向定性研究将更有趣，研究学生辍学的实际原因和发生过程将更吸引人。我曾经收到过一篇文章，是一个英国开放大学教师对学生玛利亚（Maria）为什么辍学进行的案例研究。这位教师对这个学生进行多次一对一访谈，尝试了解其辍学的真正故事和原因，如动机、观念、工作、费用、家庭和孩子等要素，以及这些原因是如何互相作用并导致她最终辍学的。这个案例研究在我们所审阅的众多辍学文章中脱颖而出。我认为，在一些传统的主题上，研究者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定性研究不失为一个新的突破口。

再如，在研究方法方面，大多数采用概念性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我认为，方法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工具与工匠之间的关系，如果工具不对，工匠技艺再好也难以施展。作者们当然可以写概念性的、思辨式的文章，但在当前崇尚工具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界中，这类文章较难被主流认可，还需要加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我认为这些中外研究的不同可能与双方研究的习惯、语境、培训、思辨方式等有关，我们应该加强彼此的了解、互通和对话。中国的远程教育研究要想“走出去”，这个过程很必要。

记者：具体而言，您认为，中国的远程教育研究如何才能更快地“走出去”，提升中国的研究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中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

索姆·奈杜：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方法。方法有许多，我建议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建议中国研究者多阅读外文期刊，尤其是高影响因子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要观察这些期刊文章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评估这些文章的贡献性和创新性，然后从模仿开始，学习外文期刊文章的标题、摘要、结构、文章写法等。只有建立起了可互通的话语体系，最后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语言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以上这些都是可以靠研究者自己的努力去解决的。至于如何提高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尤其是研究方法方面的能力，建议多组织工作坊或鼓励教师进修，这些能帮助中国远程教育整体研究能力的提升。第二，建议研究者有针对性和有准备地投稿。目前，国际上有许多不错的远程教育期刊，不同期刊有不同的习惯和要求。这就要求大家多看期刊，熟悉期刊。同时，每一个期刊都有自己倾向的研究兴趣和专长，这都需要研究者多钻研，然后依照期刊的兴趣有针对性地投稿，提高通过率。我也建议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开放大学加强对高水平国际远程教育期刊的纸质版和数据库的收藏，为研究者提供相应的条件。

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质量保证

记者：请您从多年担任《远程教育》期刊主编的经验出发，谈谈如何保证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

首先，文章的质量是影响期刊质量最为关键的因素。文章的质量与主编、编委会和审稿团队的质量紧密相关。第一，要有一个优秀的主编。主编应是资深的和全职的专家，能够全权承担起办刊的责任，还需要熟悉刊物的相关领域并拥有较好的领域人脉，能帮助期刊获得领域内更多的高质量文章、促进期刊的顺利出版。主编更需要有良好的组织能力，能够协调管理所有办刊事务。第二，要有一个权威的编委会。期刊的整体运作和重大决策大多需要编委会确定，副主编和编委会成员对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也非常重要。第三，要有一个结构多元的审稿团队。这个团队最好有20人至30人，囊括领域内资深专家与中青年审稿人。以上三类群体不仅要具备捕捉高质量研究的能力，更要具备推广和培育高质量研究的能力。

其次，期刊的质量与专业化的管理和出版团队有关。《远程教育》与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Francis Group）②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Francis Group)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之一，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均设有办事处，每年出版超过1,600种期刊和4,000种新书。期刊部合作，他们负责刊物的出版、推广等事务，使我可以将重点放在文章和研究质量本身。这种合作模式对双方都是受益的。

记者：最后，您有何建议可以与中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同行分享？

索姆·奈杜：我知道中国有一些质量不错的远程教育学术期刊，但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其中几个期刊应该朝着“高质量国际期刊”的目标努力。努力的方法有许多，例如，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第一，着手于“引进来”。一是要注重文章构成的国际化，文章不能局限于本土作者的文章，还需要多刊发其他国家的文章，这样能够促进视角的多元化、加强国际交流、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加强与其他国际期刊的联系。可以聘请一些国际期刊专家作为编委会成员；可以参考其他国际期刊的做法，尤其是如何运作编委会的方式，取长补短；还可以出版专利（special issue）或举办工作坊等，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界同行共同探讨如何办刊或交流当前国际远程教育主流研究议题等。第二，要多“走出去”，不遗余力地推动期刊的国际化。例如，可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在国外高水平同类期刊上推送本期刊的优秀文章等。

记者：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的介绍将给中国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带来很多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