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

2015-01-31 17:48吴世奇
枣庄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诗化文体诗歌

吴世奇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

吴世奇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一种小说样式因为融入了诗歌的元素而别具一格。在中国传统文学内在遗传基因和西方现代文学外来影响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这种以思维发散化、结构散文化、淡化人物形象、注重营造意境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它就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诗化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局限。

诗化小说;内涵;特征;价值;局限 ①

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小说“它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形式特征,如分解叙事,经验的零碎化,借助于意象和象征以及小说中注重引入散文、诗歌及其它艺术形式等等。”[1](P118)它涉及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一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名家,对当代小说家的创作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小说样式自诞生之日就引起了文艺理论者及小说创作者的关注,它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诗化小说。

一、诗化小说的发生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在基因

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到中国新文学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的出版,其间跨越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具有绵长的诗性传统,在汉赋至六朝骈体文中,诗歌对其在章句结构及韵律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犹如一首首古体诗的加长版。从唐传奇开始,小说文体开始萌发,诗歌和其它文体在形式上的区分逐渐明朗,各自的场域边界也日益廓清。诗歌对唐传奇的影响主要是在创作论意义上的,比如诗歌创作结构上的起转承合对唐传奇故事情节谋篇布局的影响。在宋元话本中,诗歌除了可以起到描述景物及人物容貌之外,还可以在开篇入话和结尾总结时产生一定的美学意义上的作用,诗歌与小说的融合更加深入、有机。到了明清时期,小说的抒情性进一步得到发展,诗歌和小说的结合浑然一体。比如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诗歌在小说中的作用已经不能简单地从结构、内容层面上去言说,它已经在整体意境营造、审美层面上与小说熔于一炉。这样一来,“五四”之后许多作家在小说中融入诗性传统,流露出诗的意境,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了。“这种将诗的素质融入小说,并由此带来作品美学特征上的一系列变化,构成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学理论上的主张,实际上已经成为创作中的自觉的尝试,并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中,清晰地呈现出它的发生和演变的轨迹。”[2](P231)

(二)西方现代文学的外来影响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在西方现代哲学获得大发展这一背景下,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受到了挑战,西方意义上的诗化小说就在这样的语境中应运而生。尤其是在法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诗歌成为了无与伦比的“大文体”,成为了广义意义上的唯一文体。在这种诗学视域下,一切艺术都要求有诗意,小说的诗化自然也成为了小说创作中一种新的美学风尚。20世纪初期,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量的西方小说及西方文艺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这些西方小说和理论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全知叙事逐渐被限知叙事所取代,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流行,使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现代作家对西方各种理论,特别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意识流等手法的借鉴和吸收,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源。

二、诗化小说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言不逮意”之说,这不仅适用于文学批评,也适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构。从认知心理层面上而言,对于“诗化小说”这个概念的界定,也必定是不可能让人完全接受、认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小说和诗歌两者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这种新的小说形式,在批评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有“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等定义。其实,尽管各家给出的名称不同,但是本质上的内涵是同一的,大致类似于一个人有乳名、学名、绰号一般。所以,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采用“诗化小说”这一概念,并没有否定、贬低其它命名的意思。

仅就诗化小说而言,不同的研究者给出的定义也各有差异,比如有的侧重从文体层面上言说,有的重点关照的则是意蕴的生成。这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有的只是对问题的各自洞见,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总体而言,诗化小说“是诗歌向小说渗透融合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其采取诗性思维方式进行构思,运用意象抒情和意象叙事等手法,淡化情节和人物性格,以营造整体的诗意境界、特定情调或表达象征性哲思为目的,通过诗性精神使主客观世界得以契合与升华。”[3](P84)文学是一门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门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文学研究也有自身的边界。厘清诗化小说的概念,不是为了赋予它一件彩虹般的外衣,而是为了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装置中,以便于更加深入地解剖、观察、研究。

三、诗化小说的特征

(一)语言的诗化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要素,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而思想的边界则为文化的边界。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有“所指”和“能指”两大功能。在传统的小说创作中,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关系明确,读者能够很容易将作者的语言编码解读出来。而在诗化小说中,由于诗歌语言是非线性思维的语言,它的语言编码形式更加复杂,解码需要具有非线性思维,要充分考虑语言纵聚合的联想关系。诗化小说的语言美主要体现在日常语言的古典化,把诗歌中的“炼字”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这在汪曾祺《受戒》中的景物描写有着生动的体现,让小说成了散文诗,在质朴的语言中流露出了雅致。另外一方面,诗化小说的语言产生的美感来自对传统语言,尤其是经典诗歌、散文中的语言的化用。有的小说甚至可以因此在整体意境上别开生面。比如当代小说中王安忆的《长恨歌》、格非的《人面桃花》,这两部小说的名字源于唐诗,使读者的期待视野必然联想到唐诗中“长恨歌”、“人面桃花”所表现的故事、营造的意境。从“文本间性”的层面上而言,不仅文本之间可能产生这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语言之间也可以有“互文性”,诗化小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化诗小说”。诗化小说对语言的重视是一般小说样式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一般小说中,语言所履行的更多的是媒介的功能,它在将‘行动’、‘场面’等推向前台的同时而失去了自我。而诗化小说中,语言却具有明显的本体地位,语言风格构成小说风格的基础。”[4](P42)

(二)结构的散文化

传统的小说讲究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紧凑性,这就形成了线性的全知视角叙事的模式。而诗化小说打破了这一传统模式,叙事由全知视角转为限知视角,“常常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即使情节比较完整,也显得十分单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情节的梗概。”[5](P28)这样的小说结构,故事情节不再集中展开,而是随着抒情、写景的增加而断断续续,甚至连叙事线索也没有“一竿子到底”,而是变得“山路十八弯”。在废名的《桥》、《桃园》等小说中,如果读者再像阅读传统小说那样,肯定读不出个所以然来,要无功而返。诗化小说的叙事有着自身独特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叙事方式就是思维方式,甚至就是意识形态。诗化小说的叙事在传统生活方式下难以理解,因为它蕴涵着对现代生活、生存的独特见解。从表层结构上看似喜剧的文本,说不定倒是暗含着生命的大悲凉、生存的大荒诞。“叙事转化为人们理解现代生活的基本途径,取得普遍的文化意义,以生活反映的深入性与丰富性为特征的意义表达已非传统叙事形态所能容纳,从而导致对于传统‘情节’叙事观的反驳。”[6](P84)散文这种文体有“形散神不散”的特征,这其中的“神”就是诗化小说中的“诗性”,是一种特有的韵味。诗化小说结构的散文化倾向,是挣脱传统小说情节安排束缚的一条捷径。

(三)淡化人物形象

传统小说注重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形象清晰、性格鲜明。在《水浒传》中虽有一百单八将,但各个刻画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阅读传统小说,读者能够在脑海中留下主要人物的形象,甚至可以“按图索骥”般勾勒出典型人物的轮廓。但是,在诗化小说的文本中,读者很难发现对人物外貌、性格的详细描写,多数是粗线条、简笔画。诗化小说落墨不在人物性格上,而是着墨于人物情感的表现,心灵中刹那间的感悟。但是“诗化小说不完全排斥性格、事件的描述,但要求作家有更深厚、浓郁、集中的感情去激发、渗入、融化所描述的一切,使环境、人物、事件都带上作家特有的情致、情调和情绪,是作家心灵同客观世界的契合和升华。”[7](P267)这种处理人物的方法,在西方现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现代派作家那里。比如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几乎没有人物形象,土地测量员K像麦田里的稻草人一样,甚至K只是一个符号,指涉的意义见仁见智。这和诗化小说的接受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必须放弃传统的那种期待视野,聚焦点由人物的外在转移到人物的内心。

(四)注重营造意境

传统小说是在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要是由故事情节支撑起来的。限于说唱艺术的特征和受众的范围,不可能在其中大量写景抒情、营造意境。诗化小说对于意境的营造成为了创作者的艺术追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诗化小说的价值来源。诗化小说往往通过一个场景的描写、一段感情的抒发来形成一种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意境。与中国传统小说中插入诗歌不同,废名真正地把诗词化入了小说的意境营造中,使诗词与小说自然融合,了无痕迹。比如,在《桃园》中有“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一句,分明是化用了“闭门推出窗前月”的诗句;在《鹧鸪》中“醒来听不见桨声,从篷里伸头一望,原来东方已经发白,四五株杨柳包围两间茅舍的船埠立在眼前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诗句。这种诗化意境的生成,和诗歌创作方法一脉相承,就像废名所言“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意境营造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式的和西方式的两种。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将传统审美结构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表现的是一种古典美;后者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哲学基础上的,比如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层面上营造出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辨美。

四、诗化小说的价值

(一)文体的突破

诗化小说是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诗歌势力的渗透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它是小说文体和诗歌文体联姻的结晶,是一种文体边缘之花,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添枝加叶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小说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小说的模式上,尤其是因为章回体小说的成熟,读者对小说的结构、叙事都形成了固化的看法。这样虽然有利于小说模式的稳定,尤其是在文化工业的语境下,对小说的生产能够“流水线化”。但是,稳定容易引起僵化,数量多不代表价值高。从接受美学层面上而言,读者喜欢“陌生化”的文本,那种读了开头便知结尾的言说方式不可能长盛不衰。因此,诗化小说的出现,“是对传统叙事小说体式的突破,从文体发展层面上显示出它独特的研究价值.”[8](P22)

(二)审美的坚守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复兴古典文学,它带有强烈的社会变革色彩。中国诗化小说产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是纯粹的文学除旧更新。到了后来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时期,文学承载了太多和文学性无关的东西,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大大降低。在这期间,正是有废名、师陀、孙犁、沈从文等这些诗化小说创作者的存在,才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小说的艺术性,捍卫了小说的尊严。另一方面,诗化小说的审美趣味和传统的有所不同,不再是主要靠故事系统所揭露出来的道德美,而转为美丽心灵的展现。“它反映了小说艺术由情节叙事中心向情感心理中心的历史发展,从而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开拓和推动作用,因而也为作者的艺术创作和读者的艺术欣赏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天地。”[9](P75)

(三)传统的继承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主要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五四时期的那一批小说家,大多具有留洋经验,再加上反封建的内在要求,促使中国现代小说和传统割裂。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孕育而生的小说,无论是表层的语言结构,还是深层的审美方式,都是西方式的,难以为中国大众所接受的。现代诗化小说的产生,是一种对传统文学的有意识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说,是诗化小说继承、发扬了“民族文学”的精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五彩缤纷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掠夺,空间上的不同逐渐转变成了时间上的差异,西方代表先进、现代、文明,东方代表着落后、封建、愚昧。这种时间上的焦虑在近代中国以来愈演愈烈,数百年间全盘西化的声音不绝于耳。社会上的这种思潮势必会影响到文艺思想,欧洲中心主义在很多现代小说家那里是不可动摇的。在一定程度上,现代诗化小说的出现,对于保存“民族文学”的火种有着重要的作用。

五、诗化小说的局限

诗化小说在结构上的散文化是其的一大特色,但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由于没有拿捏好标准,没有坚持适度原则,诗化小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偏离了小说的场域,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若是这样任其发展、不加规制,“就等于取消了小说文体的规定性,小说就会被‘化’掉,这不应该是小说诗化、散文化的坦途、正道。”[10][P74]因此,诗化小说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不能再只顾着“诗兴大发”而天马行空般地创作,必须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不能顾此失彼。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作支撑,诗化小说可以发生,但难以获得长足发展。新文学诞生以来,文学逐渐被绑上了政治的战车,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后30年,文学理论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这样的话语生态下,诗化小说是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是要被遮蔽、规寻的。再者,由于对诗化小说的理解众说纷纭,也难以形成统一的艺术规范。如何建构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来指导诗化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无疑应是诗化小说进一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文学评论,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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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 艳]

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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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5)03-0035-04

2015-04-29

吴世奇(1989-),男,河南商丘人,兰州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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