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本抉原　革故鼎新——刘师培《文说·宗骚篇》研究

李文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探本抉原革故鼎新——刘师培《文说·宗骚篇》研究

李文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摘要：近代楚辞学是楚辞学破旧立新的轫始，刘师培的楚辞研究则是此时期楚辞学走向新变的代表。刘师培1906年发表了《文说·宗骚篇》，论骚锐意创新，对于楚辞的起源与流贯提出了新见。刘师培论文推重楚辞，将楚辞视为文章之祖，体兼六经，秉承诸子。集六经之菁华，括诸子之旨要。刘师培认为楚辞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复“六经”所比拟，解构了前贤“变风变雅”之说，反拨了“异乎经典”说，肯定了以惊采绝艳、奇幻瑰丽为主要艺术特色的楚骚美学。写下了近代楚辞学革故鼎新的一笔。

关键词：刘师培；《宗骚篇》；《楚辞》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均以治《左氏春秋》闻名，父亲刘贵曾亦以经术发名乡里。刘师培出生于经学世家，耳濡目染，年少即秉承先业，“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1]。刘师培治学并未囿于经学，于史学、文学均有著述遗世。钱玄同总结刘氏学术成就时，因其前后见解之不同，大致将其学术生涯分为两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嫴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2]。刘师培的楚辞研究亦可以此为准分为两期。前期以1905—1906年发表在《国粹学报》的两篇系列论文为代表，即《南北文学不同论》《文说·宗骚篇》。既条析楚辞源流，又深赅宏博，以经学、史学观照楚辞，时有创见。后期以1911年著成的《楚辞考异》为代表，主要胪列宋以前《楚辞》版本的异文，弗议章句是非，遂成就只在于订正讹误，与上述两篇散论相较则成就次之。较之《南北文学不同论》，《文说·宗骚篇》更为系统，是刘师培楚辞批评的专论。

《文说》是刘氏效法刘勰《文心雕龙》所作，刘氏在《文说》中专立《宗骚篇》，表明其宗骚之意，推重楚辞为“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3]79。其意图是与《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相对应，虽非将楚辞视为高于六经之作，但是楚辞在审美价值与艺术表现上已超越六经，《文说》是对前代学者宗经传统的解构，而将楚辞推为文学至高典范。刘氏《论文杂记》中也强调：“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4]83《宗骚篇》论骚，一方面考镜源流，钩稽楚辞的承祧与流裔，一方面以小学论骚，推崇楚辞词类，为后世辞赋创作树立模范。

一、条分缕析，论楚辞之承祧

刘师培论骚缘起于其辞赋批评，刘氏标举楚辞为文章之祖，在探讨辞赋之起源时，条析楚辞的起源与流贯无疑是重中之重。刘氏论楚辞之承祧，厥有两端。

(一)体兼六经说

刘氏论楚辞之承继时，打破前代学者狭义的“诗源说”，认为自楚辞作，辞赋始兼六经之体。其在《论文杂记》中指出：“自战国之时，楚骚有作，词咸比兴，亦冒赋名，而赋体始淆。赋体既淆，斯包函愈广。故六经之体，罔不相兼。”[4]93楚辞之作使得赋体包涵愈广，辞赋兼有了六经之体。刘氏由此阐释楚辞体兼六经，而不是单单源于《诗经》。其在《宗骚篇》中对楚辞具体篇目之承继加以考析：

观其理穷奥衍，术试杂占，歌巫阳之下招，命灵氛而占吉。凄凉谁语，詹尹谋龟，祸福无门，贾生鸟，此易教之支流也。

君怀武、汤，臣慕伊、吕，美尧、舜之耿介，伤桀纣之昌披；就重华以陈词，命义和而弭节；治水推鲧、禹之功，格君忆微、箕之节，此书教之微言也。

《湘君》之什，远追《汉广》之吟，《哀郢》之章，隐喻《黍离》之恫；天路险难，为《匪风》之变体……此诗教之正传也。

黄能徴羽渊之祀，玄鸟肇高禖之祠，羽觞、蜜勺备陈祭器之名，桂酒、椒浆侈宾筵之品，腒鱐、犊麛，亦列庖人之职，炮豚胹鳖，兼详内则之文，莫不采六官之制，补五礼之遗。此礼教之遗制也。

《九歌》为入乐之章，《招魂》亦祀神之曲……此乐教之遗意也。

上纪开辟，下纪后王，忠臣孝子、贞女烈士、贤愚成败，罔不毕举……此《春秋》之精义也。[3]79

刘师培将楚辞词旨奥义对应六经，一一进行划分。《楚辞》中的命灵氛占吉，是易教的支流；企望明君贤臣，心怀忠义，正是《尚书》的微言大义；《湘君》《哀郢》秉承诗教；《招魂》《大招》详于礼教；《九歌》《招魂》为《乐经》之遗响；《天问》等篇记存古史圣贤，含《春秋》之精义。刘师培将楚辞置于经学的语境下，逐篇条析楚辞之源流。不仅是对楚辞多重审美特质的体认，也是对辞赋创作多元化的体认。其在《论文杂记》中云：“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忧深虑远，《幽通》《思元》，出于《骚经》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则，出于《东皇》《司命》者也；《洛神》《长门》，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旧》《叹逝》，悲怨凄凉，出于《山鬼》《国殇》者也……”[4]83将汉赋归为楚辞之别派，根据其大义明辨源流，其目的亦是将汉赋纳入经学视野，正如许结先生所说：“刘氏在力主赋体归附经学的同时，也为赋创作风格的多元性拓展了空间，实质上也是从文学史发展的意义把握住赋创作体兼众制的特征。”[5]不仅如此，刘氏在将楚辞归附经义的同时，又将其作为文章之祖，实际是分离了经学与文学，给予了楚辞及赋体独立地位。

(二)秉承诸子说

刘师培在论证楚辞承继时，一方面从诗的角度，认为楚辞是风雅之遗，另一方面从文的角度，认为楚辞秉承其他五经与诸子散文，隐括众体。在刘师培之前，清代章学诚就提出赋体源于诸子散文，其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6]刘师培对此说进一步发展，将楚辞亦列为诸子之余绪，与其宗骚之意相合，构建了完整的赋学起源体系。其在《宗骚篇》中云：

若夫矢耿介慕灵修，怨悱不乱，永矢弗谖，表廉正洁清之志，写缠绵悱恻之忱……其源出于儒家。

瑰意奇行，超然高举。绁马阆风，骖螭西极，溘埃风而上征，过江皋而延伫……厌世之思符于庄列。

恐年岁之不与，伤日月之不淹。日忽忽而将暮，时暧暧而将罢……浮生若梦，故乐天之旨近于杨朱。

孔盖翠旍，遗制仍沿，皇舞龙堂，贝阙巨观，半属灵祠……列彼礼文，半杂南邦之典，其源出于墨家。

屈子之询渔父，宋玉之对楚王，或属寓言，或陈谲说，或即小以寓大，或事隐而言文。其词近于纵横家……[3]79-80

由此可以窥见，与考证楚辞体兼六经的思路一致，刘氏均是根据楚辞的内容进行条析，对具体篇目考镜源流，将楚辞看作诸子的流风余绪。刘师培认为楚辞体兼六经，秉承诸子，为文章之祖，是以“文”的视野考释楚辞，从而将文学与经学相分离。其在考释文章之起源时，认为文章最初的起源为巫祝之辞：草昧之初，天事人事相表里，故上古之文，其用有二，一曰抒己意以示人，一曰宣己意以达神[7]。其后者即为巫祝之辞，为《九歌》之源。前者刘氏在《论文杂记》中将其衍变引申为“行人辞令”，是为诗、赋之渊源。《论文杂记》曰：“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故诗赋之根源，惟行人研寻最审。所以赋诗当答者，行人无容缄默；而赋诗不当答者，行人必为剖陈……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东汉以后，诗赋咸以集名，为行人者，以诗赋与邻境唱酬，亦莫不雍容华国。”[4]89刘师培把古代行人之职当宴赋诗、送行赋诗、莅盟赋诗等看作诗赋的源头，并进一步推论“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诗赋之学，实为纵横家”[4]89。遂由此刘氏构建了由行人辞令至纵横骋词之赋，再至汉赋的一套系统的线索，贯穿了由诗到赋的流衍过程。楚辞是这个流衍的过程中的经典之作，刘师培认为楚辞体兼六经，承继诸子，其目的是树立文章的典范，楚辞上撷六经之精英，下为辞赋之圭臬。刘氏宗骚之意在于使楚辞独立于经学系统之外，以总领文章创作。刘师培对楚辞的探源，可以看出刘氏楚辞评论的现代化倾向，即脱离经学，而转向欣赏楚辞异于经典的惊采绝艳、奇诡瑰丽的艺术特色。

二、植根小学，论楚辞之字类

刘师培所谓字类实为词类，他在《论文杂记》中说：“西人分析字类曰名词，代词；曰动词，静词，形容词；曰助词，连词，副词。”[3]81因古代多单音节词，遂刘氏称之为字类。古代字类归于小学，刘氏分析楚辞字类，与其重视小学与文学的关系息息相关。刘师培师法刘勰《文心雕龙》作《文说》，《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彰明圣贤之大道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刘师培却将《析字篇》列为第一，以刘氏的观念论之，小学在文学发展史的地位至关重要。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亦指出：“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后世字类、文法，区为二派，而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此作文所由无秩序也。”[4]82刘师培认为文法源于字类，而后世作家为文忽视小学，从而作文失去秩序。刘氏奉楚辞为千古文章之祖、赋体之典范，以小学角度审视楚辞，也应是刘师培以小学论赋的题中之义。在《宗骚篇》中刘氏如是分析楚辞的文法：

(楚辞)摛辞典则，锻字必精，兮、些，则列为助语；羌、庆则用为起词；謇謇表忠荩之诚，翼翼示雍和之度，推之训诼为诉，易满为冯，以中庭为坛，以阊阖为门。或字宗古训，或语合方言。至若调与同谐，名与均协，是曰古音有资韵学。[3]80

刘氏分析楚辞字类，推崇楚辞锻字精练，或宗法古训，或妙用方言，无不妥帖恰当。刘氏以小学论楚辞，目的是强调楚辞的致用性，认为楚辞集六经之美，有资于读史，有资于考地，为考名物者所当稽，于字类方面亦是众体之典范。刘氏认为楚辞在用字、用词、用韵方面卓然自拔，有资韵学。此外，刘氏尊楚辞为文章之祖，对楚辞字类的分析，是从字类方面为后世文学创作树立一个可以具体效仿的典范。其在《析字篇》中云：“若夫未解析词，徒矜凝锦，是则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耳。乌足以言文学哉？”[8]可以窥见，字类之于文辞创作是举足轻重的。刘氏在《文说》设《析字》《记事》《和声》《耀采》《宗骚》五篇，前四者均是作文的法则，《宗骚》一篇则以楚辞为宗，为之树立具体的范例。楚辞以后，辞赋的创作注重铺陈，如扬雄《蜀都赋》极力铺排蜀地物产丰富，遍列奇珍异果、禽鸟走兽。司马相如《上林赋》亦是极力敷陈天子狩猎的恢弘场面，描摹苑囿之奢华，在描写水声时，更是用了“汹涌澎湃”“滂濞沆溉”“涖涖”“瀺灂”“潏潏淈淈”“湁潗鼎沸”等，亦见司马相如小学之功力。刘氏标举小学在文学中的地位，抓住了赋体铺采摛文的特征。刘氏推重楚辞的字类，目的是纠正“后世诗人之作，情胜于文，故朴而不华；赋家之作，文胜于情，故华而不实”，“非复屈宋之旨”[3]80的弊病。

《文说·宗骚篇》作为刘师培前期楚辞研究的代表作，亦如他前期治学趋于革新一样，论骚锐意创新，对于楚辞的起源与流贯提出了新见。刘师培论文推重楚辞，解构了前贤“变风变雅”之说。刘氏又进一步将楚辞的源流溯至诸子百家，进而上承王官学，构建了完整的辞赋起源体系。其在《古学起源论》《古学处于史官论》《补古学处于史官论》中论述诸子出于王官学进而归于礼制。其论述楚辞出于“行人之官”即出于此。由王官学至经学、史学、诸子学，再到楚辞进一步到汉赋，楚辞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作为文学的至高典范脱离了经学的轨道，也使得辞赋学脱离载道的传统而获得独立。对于楚辞批评的意义重大，楚辞不复为“依经立义”的经学范本，其奇幻瑰丽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肯定。刘氏的宗骚思想，是楚辞批评从传统宗经转向现代的转折点，体现了楚辞批评的现代走向。同样刘师培的楚辞研究并未完全脱离经学之桎梏，将楚辞归附于六经，以小学解骚，均是其经学语境下楚骚批评的表现。刘师培未能完全解构经学的权威，但是经学已不再为文学的至高范本，楚辞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刘师培在楚辞批评方面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

[参考文献]

[1]尹炎武.刘师培外传[M]//刘师培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6.

[2]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M]//刘师培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7.

[3]刘师培.文说·宗骚篇[M]//刘师培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4]刘师培.论文杂记[M]//刘师培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5]许结.赋学：从晚清到民国:刘师培赋学批评简论[J].东方丛刊，2008(1):188.

[6]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6.

[7]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M]//刘师培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523.

[8]刘师培.文说·析字篇[M]//刘师培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73.

责任编辑：赵青

中图分类号:I207.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5)06-0040-04

作者简介：李文(1989—)，女，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6-23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5.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