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意象与英格兰共同体形塑——再读《米德尔马契》

赵 婧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省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福建福州 350005）

一、引言

《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是被众多评论家阐释过的一部19世纪经典小说，但西方学者对该小说的共同体建构意义存在争执。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通过对小说中重复使用的网、河流和光学意象进行分析，认为该小说一方面主张有机社会概念，建构人类行为的普世规律和客观可知共同体，另一方面又揭示个人中心主义、主观性和个人投射等相反内容。这些使小说并不能表达共同体构建的意图却展现了作者的矛盾思想。而苏珊妮·格瑞夫（Suzanne Graver）反对米勒的解读方式，认为米勒关注个别意象群的差异性，但没有意识到这些意象个体恰恰展示了乔治·艾略特将碎片和分隔意象一以贯之，以此使小说联结成整体，建构出可知共同体的意图。他们关注小说的个别文本特征和共同体建构的主题，但却未重视这一主题与小说“外省人”意象的关联性，不利于全面把握小说文本共同体建构的目的和途径。

评论界对小说进步、政治、宗教、伦理、情感、女性、医学、音乐等主题和文本形式的关注也层出不穷。国内学者殷企平（2009）认为，小说扑朔迷离的情节、犬牙交错的人物关系和广阔的社会画面展示了小说反对社会飞速发展，主张平稳发展的主题思想。高晓玲 （2008）以认识论作为研究重点，在西方认识论的思想史背景中展开对作品情感认知、情感即知识的讨论。王海萌（2012）关注了小说对19世纪中叶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的身份塑造。她强调艾略特小说将中产阶级自我塑型再现为“一种建构性的阶级文化”，复杂性体现了艾略特“本人身为中产阶级成员所固有的文化矛盾”。雷蒙·威 廉斯（Raymond Williams，2013：235）曾经指出，艾略特对英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看到了农民和工匠，甚至劳工凭他们本身的权利被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她的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观察视角，书写了农夫、工匠等乡下底层人民的日常经验。虽然威廉斯强调的是艾略特早期作品的特征，而且《米德尔马契》这部鸿篇巨制表现出网状叙事的多焦点复杂性，但小说副标题“外省生活研究”还是清晰地阐述了艾略特的目的，即研究外省小镇及其周边的乡村社会生活。艾略特（Eliot，1994：795）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明确表示自己要描写的是那些躺在“无人问津的墓冢”里的小人物，他们怀着与圣女特蕾莎一样殉道者的理想和信仰，虽然理想破灭，却依然认真生活。基于以上争论，本文拟从“外省人”意象入手，探究小说选择外省人进行书写的新历史观特征，考察文本对外省人特征的描绘，并对外省人与共同体关系进行阐释。

二、新历史主体选择和书写

外省（provincial）和外省人概念指首都之外的区域及其民众，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之外的其他区域及其居民。19世纪中叶的伦敦已经发展成人口过百万的世界性大都市，经济繁荣，各民族文化汇聚，颇具趋向一体化和标准化的现代都市特征。尽管如此，“乡村人比城镇人多，小城镇人比大城市人多”（霍布斯鲍姆，2014：14）。英国其他区域的城市，尤其是偏远的小城市里工业化进程缓慢，受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影响较小。这些外省保留了更多农业经济结构和社会传统以及英格兰民族文化特征。但也有人对外省概念持不同观点。福楼拜曾这样写道：“愚蠢的真正源头，最愚蠢的社会，最荒唐的制造者，一堆蠢蛋聚集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在外省地区。在那里最教人无法忍受的居民是谁呢？一般人，他们一天到晚专注于琐碎无聊的事情，忙着干些扭曲观念的工作。”（盖伊，2006：141）。

19世纪历史学获得专门学科地位之前一直都是跟文学和神学相混杂，历史叙述与文学一样杂糅了虚构和真实。文学因此也坚称自己具有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有些文学家，如笛福，否认自己作品的虚构性，有的甚至直接自称历史学家，如菲尔丁。历史学家独立门户后希望与文学划分界限，但文学家对历史的眷恋难以割舍，他们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创作小说，并锲而不舍地写作历史小说，有意模糊文学与历史的界限。艾略特被后人称为文学家和哲学家，因为她的虚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哲思与智慧。而她在作品创作中表现出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法却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海登·怀特（White，1978：33）甚至认为，《米德尔马契》否定了历史知识的社会作用，与代表历史知识的主人公卡苏朋相比，威尔代表的艺术更受作者青睐。这样的结论使文本细节与整部小说主题脱节，并不可取。

《米德尔马契》的故事情节设定早于创作时间40年（故事发生于1832年议会改革前，故事连载发表于1871-1872年）。艾略特试图以自然史的方法书写议会改革时期的历史和英国外省处于传统与进步之间的民俗风情，引领读者了解普通民众眼中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因此，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为“外省生活研究”。对于自然史写作方法，艾略特曾在一篇杂文《德国人的自然史》中进行详细阐述。文中对德国小说家、民俗学者和历史学家维廉·亨利·黎耳的两本著述进行评论。书是民俗学和史学交叉研究著作，作者以民俗学研究方法对现实生活展开田野调查和研究，以此描绘德国农民的民族特征。艾略特对这种写作方法十分推崇，自觉地将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力和同情心与民俗历史学家的冷静理性和事无巨细实的考察方法相结合。《米德尔马契》的副标题“外省生活研究”醒目地暗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方法。

在这篇长文中，艾略特表达了文本叙述的三个重要方面：主体选择、选材途径和写作态度。作家记录的对象应是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她认为，要真正了解人类社会关系，需要深入民众，全面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想法和行为动机，不能将人类关系抽象成几何公式般的机械哲学来阐释。有人认为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天生具有道德意识，而富裕的贵族却心猿意马、遮遮掩掩地想再夺取特权等。这些误解源于没有对人民进行深入真实的了解。她希望“一位有深厚道德和广阔知识修养的人，能摆脱成见，秉持专业精神潜心研究社会各阶层自然史，尤其是要研究那些小店主、工匠和农夫，研究他们受现实条件的影响、他们的原则和习惯、对教士的看法、信奉的宗教信条、不同阶级的影响，以及地位分化和发展状况等等。经过详细调查，作品才会有大量细节事实支撑，可以成为社会改革家的重要资料来源。”（Eliot，1990：118）艾略特强调作家文本的主体人物的身份及其生活细节的书写价值。作家的书写并非只是娱乐大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参与社会服务，让政治家了解底层民众的普通生活状态和日常需求，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作家应该像历史学家一样地深入生活调查，获得第一手的可信资料。艾略特指出，很多作家没有深入生活调查，他们描写的农民表现出一种模式化的类同，如性情愉悦，一排洁白的牙齿，爱讲笑话，房子宽敞明亮，孩子们红扑扑的脸庞笑意盈盈。艺术家如果没有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创作主题，他们心中的这些固定模式就很难驱散。她还提到真正了解耕夫的人不会认为他们生活惬意快乐。现实中很多农夫眼神迟钝，言谈缓滞，步伐沉重拖沓，像骆驼一样忧郁，也没有幽默和灵光一现。“扔在一边的长袜，红色外套和帽子才能体现传统的英国农民。那些晒谷子的人，远看时，他们扬起的谷子在太阳光的映射下，金灿灿发光……你会认为这些劳动的伙伴一定像画里画的那样开朗、兴奋。但是，走到农夫身边才会发现，晒谷子时农民最爱开玩笑，有女人在场时，还会发出阵阵粗俗放浪的笑声，表达胜利者的奚落，跟我们印象中的欢愉相差甚远。”（ibid.）艾略特敦促小说家走近民众，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一颦一笑、一滴汗一杯羹，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真实可信，脱离对人物形象的定式思维。这种调查方法与史学的研究方法相似，艾略特提倡作家采用历史学家的方法收集资料，表现现实。

作家叙述应该像历史学家记录历史一样真实可信。艾略特认为，社会小说就要表现社会现实，不实描述就等于犯罪。伟大的艺术家作品使人们的同情心得以延展。就像司各特、华兹华斯和金斯利的作品那样 “将上层人与下层人联结起来”，消除阶级阻碍，“比几百篇的布道和哲学论文要管用得多”。艺术应该最贴近生活，拓展人们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了解平日生活里接触不到的人与事。这些是以表现现实为己任的艺术家之神圣职责。艺术家应以历史学家般的虔诚对现实的描述如同镜像（ibid.）一般。她痛恨弄虚作假，如果是对时尚或者王公侯爵礼仪性的谈话描写有所偏差，还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是对“背负生活压力多年的同胞的快乐、挣扎、劳作、悲剧和幽默的认识有了误差，不真实。这是对历史的背叛，是艺术家的悲哀和耻辱。”（ibid.：112）这表现了艾略特对普通民众深切的感情和为民写史的坚定决心。

在《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选择了多罗西亚、利德盖特两个主要人物作为线索，以布鲁克、文西、卡苏朋、菲厄布拉泽四个大家庭为主干，对米德尔马契这个外省社会和外省人的特征进行研究和再现。与前期主要小说家不同，她的作品没有司各特作品的骑士传奇和战斗喧嚣，也没有狄更斯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悬念和惊心动魄的场景设置，这部小说聚焦于英国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时期外省地区的普通生活场景。在她的小说历史视野中，历史主体不是叱诧风云的王侯将相，而是一群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喜怒哀乐休戚相关，有些房产土地、技术手艺或亲朋好友的普通民众，如从小失去父母由叔父监管长大、善良坦诚的布鲁克姐妹，学究气十足、刻板无趣、一生致力于一本没有意义也无力完成的神话索引的牧师卡苏朋，开始豪情万丈立志推进医学事业改革，但终难抵制家庭生活压力的医生利德盖特，极力宣扬宗教教义，誓为社会树立慈善楷模形象，但难逃不光彩发家史折磨的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以人为本、踏实诚恳的中年牧师菲厄布拉泽，依靠勤奋、技术、头脑和信念安身立命的高斯一家等。其中有些人物生活富足，受过良好教育（如卡苏朋、布鲁克先生等），有些人物一度陷于贫困拮据甚至破产的边缘（如利德盖特、高斯一家等）。在艾略特的叙述中，他们的社会身份概念被弱化，没有尊贵低下，内心丰富，充满对真善美和亲情、友情的渴求，每个人都只是“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艾略特，1987：783）的乡镇小人物，生存于同一片英格兰土地，享受各自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交织成同一幅历史画卷。

跟19世纪超级大都市伦敦中现金联结的市民相比，外省人更多地承载着传统与过去，不论教育程度、财产数量、社会阶层的差异，他们似乎无法左右历史车轮行进的方向，无力改变或引领社会风潮，但却是一群体验历史行进中最常见的喜怒哀乐、最普通悲欢离合的大众。年鉴学派认为，如果把人类历史进程当作奔腾不息的水流，传统历史学关注最引人注目的水流之上的泡沫，因为它们能指示水流的流速和方向，但是真正影响水流的却是更深层的潜流。特定地域的地理气候条件、物质生产和人类交往模式等结构性因素才会真正决定人类生活面貌。有些社会变化和群体日常生活悄无声息，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却对后世产生莫大影响。

如果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统一用广义的中产阶级来签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概括作者和作品中大部分人物的阶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崛起这一时代特征。但露丝·利维赛（Ruth Livesey，2013：96-97）对此并不赞同，虽然维多利亚时期是自觉的阶级意识形成的时期，但艾略特作品很少描述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她的兴趣在于使用自然史的具象特征而非抽象概念来再现人物、遗传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跟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经济地位标签相比，人物的乡土特征更应受重视。艾略特小说人物的塑造着重描绘外省人的心理动机，强调人类共同体不能忽视众多小人物，是他们推动人类历史不断行进。

三、“外省人”意象的形塑

从18世纪末英国小说兴起到19世纪小说作为最重要文体出现在公众面前，再到19世纪中后期艾略特的小说风行英国，小说描写的人物以及故事形式多样，各有侧重。笛福的小说塑造了不畏困难、积极进取的个人主义，理查逊以求婚为线索讲述都市人物与家庭，菲尔丁以滑稽史诗的方式描述18世纪社会万象，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将骑士、国王与平民交织在一起，简·奥斯丁关注乡绅家庭中女性的婚姻生活，狄更斯揭露大城市中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米德尔马契》描绘了生活在与伦敦迥异的小镇和周边乡村的人物生活情况。对于1950年欧洲最大都市、人口过百万的伦敦来说，他们都是外省人。利德盖特和威尔是白手起家、曾见过些世面的专业人士，布尔斯特罗德是靠投机起家的士绅，彻泰姆是位富裕的从男爵，卡苏朋是有地位的神职人员，多罗西亚一家无爵位，却也是有声望、土地和房产的士绅家庭。他们共同生活在远离伦敦的外省小镇周边，各自的社会境遇和个人经历迥然相异。小说叙述者从不同社会角色进入人物内心，褪去身份和阶级的外衣，停留在人类共同的情感区域剖析心理活动，精细描绘在社会外力作用下的个人理想、期盼、情感、认知、挣扎、幻灭与妥协的轨迹。

《米德尔马契》从以下三方面表现了外省人的特点。首先是外省人思想之狭隘和平庸。虽然小说描写了多罗西亚、卡苏朋、利德盖特和布鲁克先生的崇高理想，如成为圣人特蕾莎，写一部传世名作，建一座新兴医院或成为政治风云人物。但这些理想无一不受人讥讽或遭遇失败。多罗西亚憧憬殉道者般的婚姻生活，希冀为宗教或人类事业奉献全部，邻居却都觉得她不如妹妹莉西亚通达世故人情。她严苛律己，连佩戴首饰、骑马都觉得是对自己的放纵及对宗教的不恭。这些描述使一位18岁的年轻女子显得荒唐可笑。经过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她认清感情，嫁给了年轻的威尔，虽然没有实现照顾弥尔顿、休谟等大师级人物的梦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辅佐了丈夫从事政治，为人类福祉兢兢业业。而卡苏朋的悲剧更具讽刺意味，他一生埋头苦干，立志完成神话索引，但后来被证明重复且无用，使多年的投入显得悲凉可笑。利德盖特为了妻子儿女放弃梦想，养家糊口，英年早逝。布鲁克先生信誓旦旦参加议员竞选，却被人扔鸡蛋起哄，狼狈不堪。这些人物没有经历轰轰烈烈的传奇，没有机会参与决定民族未来的战争，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浪漫。他们有各自的梦想，但也都是局限在外省小镇的空间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遭遇中，梦想或沦为每日的柴米油盐，或成为心中隐隐之痛。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在作者的全知视角下显得狭隘和平庸，但却构成了真实的人生体验。

其次是人物心理之细微复杂。外省人活动区域小，与周围邻里相互熟悉，交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会更复杂。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堪称英国文学史上的航标，劳伦斯曾指出，艾略特“首先将所有行动内化”（Ford，1955：182）。艾略特通过心理勾画描写了人物的幼稚无知、单纯执着、懵懂冒进，如多罗西亚、利德盖特和弗莱德；表现了人物的冷酷、自私、多疑，如卡苏朋、费勒斯通和布尔斯特罗德；刻画了人物的诚实、善良、温柔，如玛丽和菲厄布拉泽；也再现了人物的虚荣、浅薄和世故，如罗莎蒙德和文西太太。艾略特不仅刻画人物的典型心理特征，还擅长表现心理刻画的立体性和多元性。卡苏朋自私、冷酷、多疑，但他对婚姻的憧憬和对多罗西亚最初的欣赏和喜爱并非伪装。多罗西亚最初幼稚、单纯、无知，婚后体认到了丈夫的可悲、刻板和无奈后还尽可能地包容、关心、爱护他。利德盖特虽愿为医疗改革奉献一生，表现出正直、诚恳、激进，但他也曾为了实现理想不惜牺牲朋友的利益。精细的心理描写支撑起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些心理的盘根错节构成了大千世界最坚实的社会网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但又倏忽万变。与狄更斯式的外部世界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相比，艾略特成熟的心理描写与社会背景相得益彰，被伍尔夫（Woolf，1966：183）赞为“为数不多的为成人写的小说”。

再次，作者精心设计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外省小人物，略施笔墨便使这些人物个性凸显。菲厄布拉泽的姨妈便是其中之一，作者对这位诺布尔小姐的描述只有三次，每次不足百字，但她与拉迪斯拉夫先生的真挚友情、两人挽着手在街上走过的快乐身影、海狸叫似的嗓音、永远不离身、为穷人装面包的小篮子都成了她的独特符号。对微不足道小人物的观察和书写体现了艾略特对小人物的深切感情和对非英雄历史主体的体认。其他角色的精心配置还包括自私、吝啬、衰老、多疑的费勒斯通、意外继承产业的冰冷傲慢的李格等。这些乡下小人物或展现个性魅力，散发人性光芒，或展现人性丑陋，为世界的纷繁复杂增添音符，构成真实、立体的现实世界。

评论界普遍认为，与早期作品相比，《米德尔马契》的人物刻画与叙述方式都更加成熟（ibid.）。艾略特提倡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希望文学作品延展读者的同情心，加深对人性的理解。因此，作家的道德立场、情感作用和主观认识与再现的客观世界之间处于时时妥协状态，经常会产生有意回避某些问题或过于强化某些问题的现象，造成文本想象与现实真实的错位。

艾略特（Eliot，1990：111）认为，某些政治经济学理论过于机械化地强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人类的情感状况才是人类交往中最重要的因素。从文本表面看来，作家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多罗西亚的两次婚姻与她个人的选择动机，一是与清教殉道者的教义有关，二是与真实情感有关，与经济基础无碍。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第一次婚姻的不幸与经济密切相关。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婚前设想的幸福，但多罗西亚还是尊重卡苏朋，坚守做妻子的责任。而卡苏朋在遗嘱中以有条件继承财产的方式对多罗西亚进行限制，防止她与威尔结合。这样的经济手段对多罗西亚的名誉是一种侮辱，因此多罗西亚也不再留恋与前夫的感情。其次，第二次婚姻的幸福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可割舍。多罗西亚和威尔的婚姻生活是有基本经济保障的。虽然没有了卡苏朋的大笔遗产，她还享有父母留下的每年七百镑，足以维持基本家庭开支。她的儿子是布鲁克先生的继承人，每年会有三千英镑收入。以威尔的才华和热情自然也可以赚钱养家。作品对经济收入只是简单提及，表现得无关紧要，而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描绘作者认为重要的人物心理动机、宗教、社会风俗等现实状况。但对一位普通人来说，经济保障是生存、保持尊严、追求自我的基本因素之一。艾略特将多数人物设置于通过勤劳努力即可温饱无忧的状态，将政治经济学问题被排除在外。

四、外省人构筑的英格兰共同体

艾略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表现英格兰乡村田园生活的几部作品，如《亚当·贝得》、《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描述的乡村（兰姆郡、圣奥格、拉维罗）与哈代的威塞克斯一起构成了英格兰特性（Englishness）的现实空间，生活其中的乡村民众也成了代表人物。威廉斯（2013：239）曾评论道：“根据任何标准看，这些民众都不是记录或研究或关注的对象，但他们却是地地道道我们自己的家人”，而艾略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第一个使这一问题变得明显的重要小说家”。她通过“精心挑选的视角精心挑选出来的社会”，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可知社群”（威廉斯，2013：249）。作为艾略特的成熟作品，《米德尔马契》以更全面、复杂的外省平民生活场景丰富了英格兰共同体及其价值体系。

热尔韦在《文学英格兰：现代作品中“英格兰特性”的不同版本》中称艾略特作为华兹华斯的追随者正面描绘了英格兰理想化的田园画卷，将深植于作者自己经历的故事与具有高度文学性的英格兰相结合，作品中呈现出社会历史和故事在情感上不相容的状态，她的小说充满了有意识的怀旧情绪，笔下的乡村生活既甜美香醇又具体而微妙（Gervais，1993）。《米德尔马契》少了奶酪的香甜和蓝天碧野的淳朴，以更娴熟的笔墨描绘了人性价值和更错综复杂的英格兰共同体。

殷企平（2013）认为，狄更斯曾塑造了波德斯纳普及由寄生虫和假朋友所组成的伪共同体。而约翰领衔的共同体成员，像丽齐和珍妮这样的小人物，被排除在波德斯纳普等人的共同体之外及当时的官方话语之外，属于“漏洞与边角里的英格兰”。通过这一作品，狄更斯向世人传达了任何共同体的建构都不能忘记生活在漏洞和边角里的共同朋友。与狄更斯注重描写人物行为、社会环境等外在特征不同，艾略特倾向于剖析普通乡下人的行为动机和心理特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共同体的主体内涵。

艾略特（1984：190）曾在《亚当·贝德》中阐述了这些乡下人在文学中存在的事实和意义：“不要强加给我们任何美学的条条框框，从艺术领域中，排斥掉那些用粗活磨损了的手擦洗着红萝卜的老妇人，那些在暗黑的小酒店里休息的粗苯的乡下人，那些俯在铁锹上，干人间粗活的圆宽的背和风吹雨打的迟钝的脸……世界上有这么多普通的粗俗的人，他们没有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苦恼！……世界上没有几个先知、英雄和绝色美人，我不能把我全部的爱戴与崇敬都献给这些罕见的人物，我要把大量的这种感情交付给平平常常的人类同胞……诗情的流浪汉和浪漫气息的罪人，也没有普通劳动人民一半那么常见……”

19世纪中叶英国共同体的内涵通过知识分子的多元阐释得到丰富。狄更斯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揭露日不落帝国的阴影，但也通过改良思想给予人们希望。卡莱尔激情四射地批驳社会现金联结的极端实用主义，呼唤历史英雄的出现。阿诺德用“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旧世界已经死去，而新世界却无力诞生，我的心无处依靠”这一经典诗句来表达惆怅和忧虑。艾略特没有大声呼唤英雄从天而降，没有在大都市纷扰复杂之中驻足，没有呐喊自己的苦楚，转而关注普通民众，描写几十年前外省小人物在历史变迁中平庸和微不足道的传统继承和日常行为，为读者塑造了人类绵延相传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英国乡村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的主体人物。卢卡奇（2013：59）曾说：“史诗中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建构了一曲外省平民生活史诗，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没有创建英雄伟业，但他们相互关联成一个有机共同体，推动历史前行。

工业革命、民主改革、城市化给维多利亚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变革。维多利亚时期的普通读者经历了印刷业发展、图书馆普及和报刊小说连载形式市场化。借助这些渠道小说得以广为流传，读者获得共同身份认同，确定了社会历史主体的精神基石。虽然社会巨变造成了心理落差和彷徨，但乡村的普通民众在传统传承过程中为英国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赖以存在的基石，即社会前进的基础物质条件和隐于日常小事之中的认同感和可依赖性。小说为读者提供了消遣娱乐、社会镜像和不同的社会体验，这些都有利于小说理念的传播、作者观念的传递及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筑。

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成文宪法和业已成型的民族意识形态，“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一种具有共识的民族性”（Kumar，2003：17）。英国主岛分成几个民族，也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差异，但英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差异性和求同存异的英国民族特征（Parrinder，2006：1）。英国的民主宪政、宗教宽容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发展都为19世纪开始形成的多声部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必要准备。艾略特身处其中，既传承了传统英国文化和浪漫主义情怀，也满怀对现代社会变异的忧虑，但是她拒绝像罗斯金那样将社会碎片化，而是极力维持道德、公益和传统美德，力图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大厦。虽则文本的批判性或碎片化等负面情感具有深刻的揭示意义，但艾略特既了解生活的苦难（在杂文和信件中经常表达出对人生精神和身体苦楚、社会矛盾和无奈的敏感，甚至在杂文中用犀利的笔触予以揭示和批判，如《法国的女性》、《德国生活的自然史》和《愚蠢的女小说家》等），又充满智慧，在小说中面对普通读者，用虚构与真实重塑一个文本世界来想象英格兰共同体。这是个充满矛盾和冲突却终能给人希望和温情的透明的“可知社群”。

五、结语

艾略特的小说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建构民族共同体，抵抗社会现代性碎片化解构倾向，是她豪迈、睿智和强烈的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体现。她的作品并非集中表现中产阶级文化与自身的局限性，她的文学表现不能用阶级单一概念来框定。艾略特通过这部作品，运用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向世人揭示19世纪上半叶普通外省民众的平庸、理想破灭、忍受生活、享受关爱、默默无闻。他们是非英雄人物，但却承载了英格兰文化传统，凝聚了民族意识。他们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书写了真正的民族历史。通过文本对“外省人”意象的建构，艾略特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默默无闻的外省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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