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

2015-02-12 16:17陈世凤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2期
关键词:时期基础中国共产党

陈世凤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

陈世凤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这反映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在统一战线工作乃至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问题的研究甚少,致使人们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问题缺乏准确的把握。基于此,通过梳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资料,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关于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相关论述,对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具体内涵进行阐释,进而总结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历史变迁的规律,可以丰富和提升人们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概念内涵的准确理解,同时对推动统一战线实践工作发展也会有所助益。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历史变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1](P29)这一重要表述对当前以及今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深入领会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真正做到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中国成立至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六十多年里,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性质、作用、任务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一战线的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然而,在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中,学界对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概念辨析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概念的界定是我们正确分析、准确地把握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前提。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概念的定义仍尚未明确。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统一战线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意识、政治思考、政治价值判断等思想内容,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信念、政治倾向、政治行为。”[2](P42)这一定义侧重于描述统战成员在统一战线中的思想形态,认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就是统一战线成员在政治上所形成的共识。笔者认为将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定义为一种“思想认同”是有失偏颇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一项政治工作,应该将其纳入到政治的范畴加以讨论。统一战线力求为实现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必须区分朋友和敌人,只有志同道合者才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在政治生活中,只有双方之间拥有共同利益才能够成为朋友。在一定意义上说,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朋友”和“敌人”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3](P3)

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最重要指导思想。换句话说,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与其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前提。这个前提既是一种共同的政治态度,更是一种共同的政治行动。通俗意义上讲,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成为朋友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政治“交集”,即双方的共同利益。正是因为双方存在着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才有结盟的可能。然而,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各自可能有着不同的具体利益,所以二者可能在具体政策的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分歧。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与具体利益上的分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必须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的统战政策。共同利益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统战中能够采取“团结”的政策,不同利益诉求又使得中国共产党需要应用“斗争”的手段来巩固“团结”的基础,即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当然,当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处理方式就不同了。

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在统战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是统一战线长期存在的根基和蓬勃发展的保证,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并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发展壮大。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就如同统一战线这座大厦的“基石”,没有思想政治基础这一“基石”,统一战线这座大厦就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思想政治基础这一“基石”不牢固,统一战线这座大厦就可能轰然倒塌。

二、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

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公开提及到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一文件主张“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4](P45-46)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民主联合战线。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建立了工农民主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由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所不同,所以各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不同的。其中,“大革命”时期的民主联合战线建立在反帝反封建这一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国共两党的政治行动纲领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同样也是反帝反封建,不同的是,这一思想政治基础具体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它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促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结成了广泛的联盟,它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具体表现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这里将重点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过渡时期(1949——1956年)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在此背景之下,统一战线的形势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统战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1950年3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对建国以来统一战线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内部关系是这样:一方面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亦即彻底革命民主派或进步力量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另一方面为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中间阶级或中间力量,这是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对共同纲领的态度来说,中间力量一般地又包括有中左、中间、中右三个部分。[5](P214)

上述表述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战线是工农阶级和中间力量的联盟,这是一个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既有主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及其“天然盟友”——农民阶级,也有曾经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中间力量,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其目的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之后,是什么使得工农联盟和中间力量继续走在一起成为朋友呢?他们在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呢?也即建国以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为《共同纲领》)中找到了答案。《共同纲领》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6](P1-2)

新民主主义是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最大“交集”,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行动纲领,也符合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阶级的心理愿望。具体而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可以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国之初,《共同纲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是新民主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战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曾以对《共同纲领》的态度作为其划分朋友和敌人的标准。李维汉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中曾提到:“从对共同纲领的态度来说,中间力量一般地又包括有中左、中间、中右三个部分”。[5](P214)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团结中左分子,稳定中坚分子,改造中右分子”的统战政策。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这部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7](P521)这两个文件在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年)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经过改造,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的加强,农民阶级通过参加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而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命运共同体,工农联盟变得更加密切和巩固。关于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

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8](P223)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着剥削,所以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8](P206)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8](P224-225)

对于民主党派,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8](P35)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主张只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而是主张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8](P34)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的阶级结构状况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仅仅只存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当时仍然存在着较为多样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不相同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仍然存在着两种矛盾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不允许存在社会主义之外的声音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里,我国的社会阶级如上文所述那样,仍然是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情况的,并非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从统一战线仍然名叫“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一名称可以看得出来。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阶级的联盟,那么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给出了答案: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8](P205)

从毛泽东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是区分人民或者朋友和敌人的根本标准。故而,拥护社会主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在这一时期,将拥护社会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无疑是正确的和恰当的,因为我国当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阶级斗争被过度地强调,这使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得不到很好地落实,党的统战工作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由于僵硬地强调“拥护社会主义”这一统战思想政治基础,也使得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质量大打折扣。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在这十年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工作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统战工作。王邦佐等人在1991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一书中写道:

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统战工作遭到全面否定,党的统战工作干部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广大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民族、宗教等各界人士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9](P54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基本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统一战线以及统战单位、统战成员等基本上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虽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这十年中对统一战线和统战成员尽量地加以维护,但是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在这种状态之下,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各项工作迎来了全新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之下,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当时的社会阶级状况做了准确的分析。他认为: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资产阶级,笔者注)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民主党派,笔者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0](P153-15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并且多样性因素还在不断加强。在经济方面,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局面;在政治方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顺应发展规律和群众呼声,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文化方面,除了主流文化之外,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等多种文化因素;在社会阶层方面,除了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共同体。在此背景之下,我党的统战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挑战。

多元的社会就意味着多样的社会需求,因为社会各阶层和个人的利益需求是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是什么样的共同利益驱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愿意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当中来呢?换句话说,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什么呢?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初,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他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0](P155)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1986年11月27日,在第16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

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新的统战工作对象日益增多。我国统一战线形成了两个范围: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另一个是广泛团结几千万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11](P506)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的“两个范围联盟”,并明确指出“两个范围联盟”具有的不同思想政治基础。在大陆范围内,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在大陆范围之外,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爱国主义。1990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一文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爱国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内容。该文指出: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个是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不要求人们赞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赞成祖国统一、“一国两制”,都要争取和团结。[12](P1200-1201)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文件在“两个范围联盟”思想政治基础的内容中分别增加了“爱国主义”和“爱国”。2013年2月,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大陆范围内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2月7日,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提及了爱国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问题。原文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基础在表述上是模糊的,因为在大陆范围之内的“爱国”和在大陆范围之外的“爱国”显然是不能划等号的。在大陆范围之内爱国和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相统一的,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所爱之“国”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大陆范围之外的所爱之“国”却并没有明确,这个“国”主要的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概念,而非政治上的“中国”概念。而此时的“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基础也已经和过去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它实际上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世纪新时期,“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基础更被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界定为新时期我党统战的思想政治基础,可以反映出我党在统战工作上的成熟和灵活,也反映出我党统战任务的变化。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问题”。[13](P68)

虽然改革开放历经了35年之久,社会多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但是,总体上讲,我国社会阶级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故而在新世纪新时期的统战工作中,“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始终还是我们应该高举的两面旗帜。

三、结论

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第一,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特点,而不同时期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是界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根本依据。从1949年至今,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渡时期存在着浓厚的旧中国影子,而经过三大改造之后,我国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有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大动乱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社会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状态,而且这一状态越来越明显。每个时代的阶级阶层状况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而这正是界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根本依据。

第二,承认社会阶级阶层的多样性是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用通俗的话讲,统一战线工作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实现共同理想并反对共同敌人的工作。而开展统战工作的环境并非是一个完全同质性的社会,其中还存在着异质性的因素。求同存异正是统一战线存在的意义所在。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是找朋友的标准,而这一标准严格与否直接决定朋友数量的多少。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多样性的态度。在过渡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只有承认并拥护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够被允许存在,否则便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不允许多样性存在的,这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基本上停滞的原因之一。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得到承认。

第三,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变迁的基本路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体现了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在确立上是一个由松到严再到松的过程。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既包括了社会主义因素,同时还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使得资产阶级也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只要其接受《共同纲领》和人民民主专政。这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在确立上是相对较为宽松的。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不被允许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以及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故而,这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要求相对来说是较严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由一元变为二元,这本身就是“松”的体现。此时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来说是较为宽松的。同时,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由一元变为二元,由松到严再到松,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变得越来越灵活,统战工作变得越来越成熟。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1](P29)纵观建国以来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变迁,既做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做到了与时俱进,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本质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只有这样,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才能不断取得实际的发展和进步。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骆凯.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王邦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编.统一战线文献选编[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杨松禄

陈世凤(1991-),男,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D613

A

1671-2811(2015)02-0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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