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南方局对民主党派的统战策略探究

李 虎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抗战时期南方局对民主党派的统战策略探究

李 虎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抗战时期，置身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积极展开对民主党派及相关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其卓越的统战策略和高超的统战艺术“拨云见日”、“互通有无”、“雪中送炭”、“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开创了我党统一战线的光辉历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战时期；南方局；党派工作；统战策略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与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都面临着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艰巨任务和恶劣环境，这就为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提供了可能。该时期，置身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积极展开对民主党派及相关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其卓越的统战策略和高超的统战艺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这一段历史，尤其对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策略和艺术进行探究，对于我们进一步重视和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拨云见日”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的重要性

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把文章主题放在抗战和统战及中共与其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以武汉的失守为标志，抗日战争将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武汉的陷落，座落于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不得不被迫撤销。随后，中共中央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继续领导南方各省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和封锁，很难同社会各界广泛地直接接触。”致使“一些中间分子对党还心存疑虑”[1](154-155)。主观上，中共由于“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如对黄炎培、梁漱溟等的联合工作做得不够”[2](P456)，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间彼此的了解十分有限，对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别说能够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彼此间始终隔着一层“迷雾”。

1939年冬至1940年春，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对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进行了猛烈进攻，并阴谋夺取延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国民党顽固派动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他们的“反共理论”，中共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国内局势基础上，作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策略思想的重大调整，创造性地确立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原则。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并强调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3](P747-748)，充分认识到了以民主党派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间力量的作用，阻挡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间的“迷雾”逐渐散开。

南方局作为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和核心，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争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策略方针。一方面，积极调整统战方针，维护民主党派利益。1940年7月底，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作的关于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上提出，“我们的方针是：1.扶持进步团体；2.照顾小党派的利益；3.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4.要求政治改革。”[2](P473)此外，周恩来在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的接触中，多次向他们提出要照顾小党派的利益，为保障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权益不懈努力。

二、“互通有无”与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

“互通有无”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的又一重要方式。南方局成立后，在国统区内开展工作是十分艰难的，面临的形势也是异常复杂的，各种暗流和不利情况随时都可能涌现。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一方面，抗日战场情形瞬息万变；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统区内，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和进行特务活动，袭击共产党军队武装，捕杀抗日共产党领导干部，试图通过制造摩擦，先后三次发动大的反共高潮，向共产党发起挑衅。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打击、破坏在国统区的民主党派、进步组织和爱国人士。面对此情形，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间的沟通，彼此之间“互通有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不断加强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民主人士的沟通，勤交党外朋友，平等商讨国事，充分考虑民主党派的利益和要求，把宣传方针政策寓于同民主党派的友情中，尤其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的间隙，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同志们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对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解释、沟通工作，向他们揭示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相，争取了他们的支持和同情。

皖南事变前夕，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准确判断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反共”心思。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指出：尽管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是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等南方局的领导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了让世人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大批的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蓄意制造摩擦的真实情况。南方局的领导同志曾多次通过参加民主人士举办的各种聚会，或者是亲自前往他们的寓所拜谒等形式，先后与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劢等民主人士促膝谈心，并就当时局势彼此交换意见，说明国共之间的实际情况，这就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和人士充分了解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整个事件发展的真相，最大限度地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于皖南事件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皖南事件后，周恩来满怀悲愤，绕开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公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在第三版位置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P483)(《新华日报》1941年1月18日，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483页)这悲愤的二十五个字，鲜明地揭露了皖南事变的本质，表达了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南方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所作所为最强烈的愤慨，对此，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在满怀悲痛的同时，南方局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击。周恩来、董必武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在政治上展开对国民党顽固派全面的反攻。南方局的同志们除了通过编印各种资料揭示皖南事变真相；恢复新四军；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声援新四军等一系列工作外，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的领导人在重庆广泛地同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接触，向他们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恶劣行径，并宣扬中共关于进一步实行统一战线的主张。基于此，中共收获了中间党派人士的普遍关心和同情。周恩来在致电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江南惨案发生后，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

与此同时，民主党派人士担心抗战后建立的国共统一战线就此瓦解。罗隆基回忆说：“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和在野党派的领袖，就奔走相告，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这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侯外庐、翦伯赞在看望周恩来时表达了：“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的忧虑；黄炎培也希望中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计前嫌，继续抗战。在了解了民主党派人士的担忧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表示，中共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并指出，抗战能否继续下去，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表明了中共坚持抗战的决心，进一步坚定了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心。

此外，在后来的宪政运动中，周恩来、王若飞还频繁地同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王昆仑、陈铭枢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意见，希望他们与中共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共同抵制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945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了延安，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坦诚相见，就国共谈判、联合政府、“国民大会”等时局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都是南方局重视与民主人士“互通有无”、增进沟通交流的重要实践。

三、“雪中送炭”在危难中向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伸出援手

“患难见真情”，在复杂险恶的时局下，每每民主人士遇到危难，南方局都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并给予多方帮助和支持。

(一)在生活上帮助、救济民主人士

皖南事变前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活动、民主人士的压制、迫害和打击，南方局根据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指示，对民主党派及人士进行了千方百计的保护，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在民主人士的工作和生活上提供了极大便利。

桂林沦陷后，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广西地方党组织对李济深的敌后抗日民主斗争给予了多方赞助和切实合作；张申府在1940年的国民参政会被蒋介石免去参政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后，薪金全无，生活困难，周恩来出面安排他在《新华日报》办副刊，维持生计；章伯钧身患痢疾，生命危在旦夕；左舜生的女儿突患疾病，一时束手无策，以周恩来同志为核心的南方局，不顾自身安危，时刻挂念民主人士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正是在南方局的不遗余力的关心和帮助下，他们才度过难关。

(二)支持民主人士在国统区开展各种活动，为其赴港提供便利

南方局还支持民主文化人士在重庆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隆重庆祝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遭逮捕监禁的该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寿联以作声援，表示了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愤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运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等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地不能立足，先后从各地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南方局在其转移中提供了诸多帮助。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民主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民主文化工作的领导。

(三)在危机时刻，抢救民主人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不久就占领了香港。与此同时，上千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滞留香港，处境十分危险。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南方局想尽各种办法，四处筹措营救费用20余万元，并委托中共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对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进行秘密营救。周恩来在《转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汉年等》中指出：“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4](P211)此后，经廖承志等各方党组织的精密安排和布置，这次“虎口营救行动”历时近200天，行程上万里，涉及10余个省市，活动共营救出抗日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总计800余人，还接应了2000余名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回国，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四、“同舟共济”联合民主党派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

南方局非常重视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引导，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党派，并努力促进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联合，进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中共曾在武汉时期就曾提出同各民主党派联盟的主张，通过建立统一战线，制定共同纲领，并主张要进行政治机构的改革。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但蒋介石却有自己的打算，仍然坚持自己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口号。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现在是不要中间分子”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在政治上引导和帮助各民主党派组成强有力的政治同盟，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同舟共济”，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一)支持各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皖南事变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认清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的真实面目，深切地体会到“团结之必要”。于是，民主人士“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国民党左派”，共同“进行民主及反内战运动”，并“拟请中共、国社党、救国会、青年党、第三党各出一人，参加梁漱溟、黄任之成立一秘密核心，以领导上述联合会工作”。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深表赞同”[5](P265)，表示愿与他们在挽救民族危亡斗争中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国民党千方百计企图瓦解各民主党派，周恩来同各党派人士接触，并劝说他们要进一步联合，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同盟。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共意见，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一个由三党三派组成的多党派政治联合体，体现了民主党派联合的愿望和决心。然而，蒋介石公然叫嚣：“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意图将民主政团同盟扼杀在摇篮中。南方局的同志们积极帮助政党同盟渡过难关，廖承志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协助梁漱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中共南方局还协助同盟健全各地组织，筹建地方支部，使其由秘密走向公开。1944年9月，政团同盟改组为个人参加的民主同盟，揭开了民盟发展的新篇章。

(二)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民主人士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战，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非常不满，他们开始联合起来。中共南方局深处在国统区内部，对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变化高度重视。1943年，同中共南方局联系紧密的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等成立的民主同志座谈会极为关心，并派徐冰等同其密切联系。同时，在国民党比较有威望的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等元老也表达了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意愿，中共南方局极力提供帮助。抗战结束后，南方局向李济深转达了中共中央意见，希望他同何香凝共同发起政团组织，促进民主，反对独裁。经过多方努力，1946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正式成立，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团结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

部分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国民党的不法迫害。聚集在重庆的部分科学界人士在早期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于1944年底，在中共南方局的热切关怀和推动下，由梁希、潘菽、许德珩等共同发起建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逐步演变成为政治团体。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许德珩夫妇，鼓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5年9月，民主科学社改名为九三学社，成为代表广大科学工作者利益的政治派别。

抗战时期，民族资本家为抗战做出了很大牺牲，但还是受到国民党高压政治统治和严酷的经济盘剥，民族资本家的境地每况愈下。因此，他们萌发了建立政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杨卫玉等同周恩来、董必武及其他南方局的同志经常聚会，交换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赞同和支持，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也在重庆正式成立。这样，中共南方局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民主人士一道，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断统治，并极力帮助民主人士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民主党派，为实现中共同民主党派之间的联合，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民主党派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同仇敌忾”在民族危亡之际共同抗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场民族战争。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是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1](P167)解决这两个矛盾，尤其是第一个矛盾，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要调动一切力量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同仇敌忾、共同抗日，成为连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又一纽带。

1941年7月20日，周恩来《新华日报》发表《团结起来打敌人》文章指出：“中国抗战的对象，是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中国抗战的目的，是要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如此巨大任务，也非集合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各抗日党派的才能，通力合作，不能达到。”[6](P349)因而，他提出：“我们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多党合作。”[7](P345)

民主党派作为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主张抗日救国。因此，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一方面向国民党争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和抗战权利。周恩来指出：“民权主义是包含着尊重各抗日党派独立性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抗日权利的扩大”。同时，他要求国民党“在目前抗战期中政治的民主，至少限度应做到：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容许各抗日团体的合法活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中共南方局把各抗日党派都放在一个平等独立的位置去对待，尊重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并作为中共南方局对待民主党派的基本准则。这种做法，同国民党的封建独裁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抗战的积极性，也成为民主党派从政治感情上逐步向中共靠拢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因素。侯外庐在回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活动时写道: “小民革的成员也来自各个不同的民主党派。……此外，还有一些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和一批进步青年。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都参加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心悦诚服地听取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7]

总之，统一战线工作本身是一门充满艺术性的工作。重庆抗战时期，南方局长期“结庐在虎穴”身处险境，但其统战工作和多党合作的思想与实践，其所体现出来的高超的统战策略，为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我们重新探究发现南方局这一时期对待民主党派的策略所蕴含的思想，对于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巩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皖南事变(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6]《周恩来政论选》上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处，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见证红岩(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蒲 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经典著作学习引导”(项目编号：13JDZK0024)阶段性成果。

李虎(1990-)，男，河北邯郸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科社、党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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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11(2015)02-00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