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寒小说中叙述成长的媒介

房 存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成长”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成长的命题是复杂的。“80后”的成长环境较前几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成长在市场经济发展、文化多元的世纪之交，时代赋予他们的是稳定的生活模式，却也忽略了青少年的主体需求。在自我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80后”强烈地追寻“另类自我”，以此来昭示自我的存在，延续着“未完成”的成长。当年的“校园写手”韩寒进入社会后渐渐褪去了青涩的外衣，在理性自省中实现了创作主题的升华，为“80后”成长书写增添了诸多不同的内涵与色调。

一、成长的主线——车

在韩寒的成长叙述中，“车”是一种重要的道具，它始终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是成长的重要见证。“车”在现代社会代表着速度、激情与个性。“飙车”也成为现代人越来越迷恋的一项运动。在韩寒笔下，“车”是青少年追寻“另类自我”和“高峰体验”的依附，暴露了他们摆脱不了依赖性和拒绝成长的心理特点。在“失范年代”，青少年情绪动荡，好奇心强，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开始在现实中追寻“另类”。但是他们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独立意识不完善，借助着“车”的外界力量武装自己，成为他们寻求精神满足的主观心理原因。

“车”在韩寒的小说中首先是一种“他人认同”，主人公因为“车”而暂时消解了自我迷失时期的空虚，在别人的关注中获得了价值实现的快感。例如，《像少年啦飞驰》中，“我”和老夏过着无聊的大学生活，我们都迷恋上了车。老夏以交学费为由骗家人寄钱，率先买下了走私的摩托车本田PGM3，开始了他的飙车生涯。他又因偶然的机会进入了一个流氓飙车队，并且成为队伍里的老大，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成为了学院里的首富，从此女友不断，成为很多“泡妞无方”的男生膜拜的对象。

若“他人认同”还不足以成为主人公嗜车如命的动力，那么“自我认同”则是其源泉。《像少年啦飞驰》中“我”整日沉浸在对人生思考无果的颓废中时，只有高速能令“我”清醒，让“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真实和美好。老夏也是如此，他认为成长是越来越懂得压抑欲望的过程，而飞车是解决方式。《1988》中丁丁哥哥有一辆很酷的单车，这让孩子们很羡慕，但是他渴望的是一台摩托车，可以自由地去看世界。有一天他真的带着“我”去偷了一台嘉陵摩托，然后载着“我”去兜风过瘾，这构成了小镇的重大案件，使一名叫肖华的年青人含冤坐了十年的监狱。现代人对车速的迷恋，可以借助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缓慢》来解释。昆德拉对现代人崇拜速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速度是技术革命献给人类的迷醉方式，相比跑步者始终待在自己的肉体里，摩托车骑士的身体却游离于运动之外，这种非物质的纯粹感性的高速，使人自流动的时间中抽离，从而自时间中解脱而了无恐惧。可见，“飙车”有两个存在意义：一是获得身体上的高峰体验；二是忘却自己与时间的变化。近似达到“高峰体验”的赛车手，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感，最大限度地摆脱了阻滞、畏惧、疑虑。而忘却自己与时间的变化，顺应了拒绝成长的心理需求。

然而，现实的常规不允许类似的出格行为，况且自我麻痹式的优越感并不等同于真正意义的强大。车速带来的快感虽然和高峰体验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它是一种突发的、刹那间、感性、高潮式的体验，而不同于马斯洛最初意义上“一种通过时间、努力、修炼、奉献达到的一种心灵境界”。心理学家称“飙车”跟“吸毒”有着相似的心理基础，都源于一种意识朦胧中的现实和自我解体，真正的动机是逃避现实。所以，主人公们纷纷为“车”付出了代价。《像少年啦飞驰》中，老夏的辉煌期因开车时撞到人被学校开除告终，“我”因处理老夏的车被诬陷也被开除。《1988》中的丁丁哥虽然是乡亲们眼中优秀的大孩子，也没能逃离命运的魔掌，用生命为自己的选择埋单。

随着现代人对速度的渴望，“车”“飙车”这一新意象进入了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韩寒在小说中亲历性地刻画了一群青年对车速的迷恋，渗透出动人的真情。这种刻画没有停留在肉体刺激的感性层面，而是理性地交织着成长的残酷与真实。

二、成长的环境——封闭的城池

“一座城池”是韩寒小说的创作模式，也是主人公挣脱不了的成长环境，这座城池不是传统成长小说中的宏大历史背景，而是日常生活秩序，它不断磨蚀、改写着囿于其中的人的成长。小说不断上演着“人生处处是围城”与“冲出围城”的故事。

韩寒的小说贯穿着“成长处处是围城”的被欺骗的无奈。“80后”生活的城池无外乎学校、家庭、社会。《三重门》中，林雨翔千辛万苦进了市重点，进来才发现没有想象中美好，千方百计想冲出去，可是家庭施加的压力使他只能服从，社会也不能接纳未成年人，于是他只能是“思想的巨人”，彷徨于无地。同样，《像少年啦飞驰》中的少年对严格的校规恨之入骨，对大学充满失望，急于解脱，进入社会却发现进入了更大的“围城”，有了更多无奈。韩寒在小说中还提到“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这是现代都市文明中人们常常面临的尴尬处境，即“在而不属于”的困厄。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年轻人涌进大城市寻求发展，但又无法被城市文明接纳，城市中的人也感到自己生活的家乡被外乡人占据，于是都市中普遍弥漫着社会归属感丧失的困顿。

但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形成“宿命感”，他们飞蛾扑火地挑战着命运的设定，于是小说中重复着“闯出围城的冲动与失落”的模式。虚构的城池构成了《光荣日》的背景。《光荣日》中的七位毕业生向往“竹林七贤”的人生，他们憧憬着自由，希望远离俗世的肮脏纠纷，所以逃离了“城市”这座“城池”“隐居”于乡下。然而他们却意外地亲手炸了学校附近的大山，意味着连最后一片净土都消失了，他们最终还是要卷入“城池”中。《一座城池》则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城池”的意象。从被“学校”抛弃的那刻起，“我”和健叔正式进入了社会这座城池，并被永远地禁锢。这一主题在结尾处得到升华，工业区的厂房爆炸，人们在大街上哄抢商店，后来就人抢人，身先士卒的男子被扒得只剩下一条红色内裤，这最后一条内裤被一位时尚女郎当做名牌拿走……这是一座忧伤的城池，城里虽然有着许多有笑脸的人，可作为城外的人却看着城里人的笑脸想流泪。文章的最后，“我”拉着“永久妹妹”一起朝着城外奔跑，可最后却还是转身……说不清原由或许根本就没有为什么。从进入这座城池开始，“我”就被这城池给围住，即使没有半点禁锢。

人是“被抛入”这个必然王国的，“被给予”了特定的“一小片存在”，所有的过程都未得到本人的“同意”与“选择”。基于此，小说中的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不停地飘荡，却永远被限制在固定的空间里，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一套生活秩序，却不得不被纳入成人世界制定的规则。

三、成长的轨迹——流浪

流浪是人类史前的一种深刻的记忆,一种固有的本能,一种培养已久的欲望,一种——借用荣格的一个概念说——“集体无意识”。这种源于本能的“流浪”在现代文明中甚至强化为时代本质的一部分。英国思想家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已经到来，世界与流浪者并驾齐驱，甚至赶超他们，人们不得已不断前进，每一阶段每一驿站都指向成就。流浪作为成长的重要阶段和时代本质，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不乏表现。

以往成长小说中“流浪”的作用是顺向的，主人公通过遭遇挫折，身体和思想都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始主动向成人靠拢。这种流浪模式是西方成长小说的惯常书写，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成长写作也有借鉴，如曹文轩的儿童成长小说、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但是，韩寒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未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出发的，此时的青年涉世未深，前方对他们来说是一团迷雾，他们不谙“出走”的意义。正如《一座城池》这样起于意外的逃命生涯，在这场没有意义的漂泊中，主人公也在成长，这就是漂泊的意义。在这里，流浪直接导向的不是成长的完结，而是结局的高悬。但是，成长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每次的流浪都为他们长大成人做了准备。

在韩寒的小说中，流浪还可以看做是成长的仪式。莫迪凯·马克斯认为，“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据人类学家探究，原始社会就盛行“成人式”，当个人通过各个“人生之节”时，必须接受一连串的神圣仪式的洗礼，或各种严酷的“成年礼仪”的考验，以此使未成年人脱离自然状态。“成长式”到了文明社会，因其血腥和残酷被淘汰，但这种“仪式”却保留在成长传统中。文学书写中都会有某种形式标明成长，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入党”仪式，韩寒小说中的“流浪”是一种“未完成的成长”仪式，预示着成长的可能，却不是成长过程的完结。《长安乱》中，释然第三次出走长安便是主动为之，目标是为少林复仇，象征着释然开始成熟。《1988》中有两次“我”目标坚定地出发，一次是去接朋友的骨灰，一次是带着“属于全世界的孩子”去寻找新生活。

在路上，是一个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成长命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磨难、希望、离别……主人公身体的流浪激发了精神的流浪。精神的流浪虽是漂泊无依、天马行空的，但它无疑更接近人隐秘的意识，是成长不可缺少的催化剂。

韩寒以精妙的的艺术表现，借助独特的意象，将“80后”的精神成长历程展示得洞彻人心，并且在社会性批判和人生思考的道路上，韩寒已经走得很远了。至“80后”作家登上文坛，中国的成长小说开始真正关注青少年，表达他们内心的声音，弥补了当代文学中本阶段成长状态的空白。

[1]韩寒.韩寒五年文集[M].沈阳：万卷出版社，2008：418.

[2]曹文轩.近二十年来文学中的“流浪情节”[J].文学评论，2002（4）.

[3]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