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中如何衡量“人的城市化”
——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视角下的评价维度

潘　凤，　闫振坤

(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新型城市化中如何衡量“人的城市化”
——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视角下的评价维度

潘凤，闫振坤

(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518060)

摘要：以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为理论依托，基于“实质自由”和人的“可行能力”对新型城市化中“人的城市化”本质进行了解析。通过分析得出，城市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实质自由，同时，人的自由也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最后，本文在分析“人的城市化”内涵基础上，选取“工具性自由”五种指标构建了“人的城市化”评价维度。

关键词：人的城市化；工具性自由；实质自由；可行能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要素供给结构的深刻调整，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诸多红利逐渐消失，城市化作为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带动作用日益凸显。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7.92%上升至53.37%。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众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指标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扎实稳妥地提升城市化水平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2013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谈及城市化问题时，强调新型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如何认识和理解“人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道路中“人的城市化”又该如何评价，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量。

一、相关文献回顾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传统的农业活动逐步转变为非农业活动，农村人口相对比重下降，城市人口相对比重上升，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象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型转化并趋于稳定。中国城市化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极具挑战又波澜壮阔的演进历程，乃至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美国高科技发展一样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新型城市化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新型城市化是在传统城市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如何理解中国的新型城市化？不同学者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中国新型城市化内涵的理解也大不相同。如刘岚丽(2008)认为，中国以新型城市工业化为基础，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环节，以农村人口城市化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适应小康后人民生活要求提高，实现生态环境友好和城市功能增强的生活家园建设模式。[1]姜永生、范建双、宋竹(2008)则认为，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是伴随着新型工业化的产生而产生的，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发展道路。[2]而牛文元(2009)则认为，新型城市化是“坚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互相协调，坚持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坚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以城乡之间和城际之间攫取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机会平等为标志，逐步减缓和解消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社会和谐的城市化之路”。[3]

对新型城市化内涵的理解尽管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新型城市化的理解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识：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趋向摒弃从人口城市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将其看作包含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协同发展的过程，新型城市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以“物质和技术”为重点的城市化模式逐步向以“人”的城市化模式延伸，“人”的城市化逐步被看作中国新型城市化的目标和最终落脚点，以人为本获得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共识。

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传统指标是城市化率，多用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表示，比值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也有观点认为，城市化就是速率，就是便捷程度，因此将基础产业与服务业之比来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

随着对城市化尤其是新型城市化的理解逐步深入，传统的单一指标法已经越来越难以应用于系统刻画城市化进程，采用复合指标法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共同趋势。目前，国外比较成熟的城市化指标体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联合国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建立的指标系统，采用19个社会经济指标，考察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人口统计变化之间的关系。二是英国地理学家克劳克(Crocker)从人口、职业、居住及距离城市中心距离远近等16项指标进行分析，建立城市化的指标系统。三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因克尔斯(Yinkeersi)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非文盲人口比重等指标。四是联合国人居中心提出的测度城市发展的“城市发展指数”，包括生产能力、基础设施、废品处理、健康与教育五个方面，共12个具体指标构成。

国内学者对新型城市化的研究也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与中国统计学会城市统计委员会(2003)构建了衡量中国城市发展的“城市发展指数”，包括经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社会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质量5个方面，由20个指标组成。林泉(2001)认为新型城市化体系指标从大的方面应该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城镇建设指标三大方面，并选用了16个小类指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实证分析。[4]马成文(2001)从四个方面设计新型城市化指标，一是反映城市数量、规模、密度的指标，二是反映人口城市化的指标，三是反映产业结构城市化的指标，四是反映居民生活城市化的指标。[5]牛文元(2009)构建了中国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由城市发展动力系统、城市发展质量系统和城市发展公共系统组成。[6]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新型城市化评价维度的研究，总体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体系构建范围的广泛性，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新型城市化的评价维度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众多领域渗透，评价的系统性增强；二是在体系建构和评价方法领域探索较多，对“人的城市化”问题关注不够。“人的城市化”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和根本落脚点，本文拟从“人”的角度出发，借鉴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思想，对新型城市化中“人的城市化”评价维度进行探索分析。[7]

二、自由发展视阀下“人的城市化”内涵和非自由形式表象

“人”是城市化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城市化战略的“核心”。如何理解新型城市化发展中“人”的价值，是破解“人的城市化”的关键环节。在认识发展问题上，人类发展观经过了从增长发展观*增长发展观的内涵在于：(1)GDP的增加对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2)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GDP、GNP或者人均GDP、GNP等是增长发展观常用的关键衡量指标。到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在于：(1)发展既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2)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则包括：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质量性、时序性和发展性。在关键指标衡量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1995年提出了包含147条指标的指标体系菜单；H·E·戴利的“可持续社会国民生产净值”指标体系等。，再到自由发展观的嬗变。作为自由发展观的代表性人物，阿玛蒂亚·森无疑对自由发展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推动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一)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及自由衡量维度

较增长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而言，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具有更包容的意义。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传统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传统的发展观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的现代化等，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他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

在阿玛蒂亚·森的分析框架中，“可行能力”作为衡量“实质自由”的界定标准贯穿始终。在森看来，“实质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就是对于此人是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生活的实质自由。在森的理论框架中，“自由”的发展首先具有建构性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务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务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同时，自由也发挥手段性作用，还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森的理论架构中，其着重分析了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1)政治自由，指人们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执政而且按什么原则来执政的机会，也包括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等。(2)经济条件，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或可以运用的资源、交换条件。(3)社会机会，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4)透明性保证，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即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5)防护性保障，指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不利影响的人遭受痛苦，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挨饿以致死亡，包括一些固定或临时的制度性安排。这五种工具性自由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构成了阿玛蒂亚·森自由衡量的基础维度。

(二)自由发展视阀下“人的城市化”内涵

在阿玛蒂亚·森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实际，可以简单概括出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

首先，人是城市发展的首要目的，城市发展是实现人实质自由的过程，城市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实质自由。纵观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尽管城市化的发展水平有很大提高，对中国经济社会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与之同时，城市化也带来了如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融入城市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城市过渡拥堵问题、自然环境恶化问题、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背后归根结底是对城市化本质认识的偏差。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框架下，城市化过程本质是要实现人的可行能力的拓展，以“物质和技术”为主导的城市化过程尽管可以构成一部分工具性自由的条件，但如果不以人的可行能力拓展为条件，城市化就偏离了追求人实质自由的根本目的。

其次，人的自由也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在城市中，人的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条件等工具性自由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促进一个人的一般性可行能力，同时他们也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共同作用于城市的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未来必须实现两个“双重转型”，即通过技术化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实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形态的社会客体的双重转型；同时，通过主体生存状态的提升和人与人关系的质态互变，实现“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社会主体形态的双重转型，城市化中“人”的自由无疑是实现这两个双重转型的核心载体。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工业社会”和“物的依赖”层面，对“知识社会”与“自由个性”的触及还需要在更宽领域拓展人的可行能力，而这无疑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核心环节。

(三)城市化中“人”的不自由形式表象

在新型城市化浪潮中，“人”的不自由形式本质上是对“人”“可行能力”的束缚，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中人口的贫富差距和人口的贫困极大地限制了“人”免除困苦的自由。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有时候，实质自由的缺乏直接与经济贫困相联系，后者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疗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住所、享用清洁用水和卫生设备等自由。”在阿玛蒂亚·森的著述中，收入贫困与可行能力贫困、失业和可行能力剥夺紧密相连，而这在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频频发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人居署在联合报告中也着重指出，传统的城市化不仅造就了更加贫困的农村，也造就了城市中的大量贫民，这种社会不公平从农村向城市的急剧蔓延，成为导致“拉美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的以“物质和技术”为主体特征的城市化进程恰恰是造成“人”的不自由形式的重要成因。

2.政治自由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人”平等参与政治的实质性自由。在城市化进程中，诸如人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缺失、民主管理权的缺失等都会导致一部分人群被划在民主范围之外。以中国进城务工人员为例，由于这些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参与政治的渠道，导致弱势群体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进城务工人员的实质性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

3.社会机会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人”平等享受城市化发展成果的自由。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作为社会中的合法成员，其实际地位与名义地位却相差悬殊，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社会机会的极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具体表现在，劳动机会的缺失、迁徙机会的缺失、教育机会的缺失、社会保障机会的缺失、社会尊重机会的缺失等等。

三、新型城市化中“人的城市化”评价维度

通过上述对“人的城市化”的系统分析，我们对新型城市化的本质和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和评价“工具性自由”的五大维度，我们可以选取相关指标对“人的城市化”进行分析。

(一)评价原则

1.系统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在突出人的自由发展的同时，应充分涵盖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

2.独立性原则，所选取的指标应独立，互不相关，不能互为解释。

3.动态性原则，由于城市化是不断进步的，因此其指标在权重设置和项目筛选方面都要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4.可操作性原则，在指标选取过程中，要优先选取具有可量化的，便于统计和数据收集的，较为科学的指标，以期更加准确地评价“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

(二)评价维度

基于阿玛蒂亚·森“工具性自由”理论，选取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等五种指标构建评价体系。

1.政治自由指标。可以借鉴人类学家哈克1995年在著作《对人类发展的思考》测度政治自由的方法。哈克利用政治自由指数，将政治自由划分为政治参与、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及无歧视四组。其中，政治参与指公民在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决策中的参与及影响程度。法律保障是指是否具备保护个人生存、自由和安全的法规与程序。言论自由是指在不妨碍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健康或者尊重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自由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观点。在城市化过程中，言论自由测度指标包括：没有公共和私人言论的限制、没有新闻媒体检查和限制等。无歧视是指在城市化中不因性别、宗教、语言等的不同而受歧视，并丧失各种机会。

2.经济条件指标。借鉴王学义、张冲(2013)的研究成果，使用人均GDP、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高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年人均消费支出额、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等指标来刻画。其中，人均GDP是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能反映出某地区的人口职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情况。高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需要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年人均消费支出额反映了居民消费水平，只有扩大消费水平，才能促进生产的扩大。以上指标都是经济方面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经济是否集约发展，是经济条件指标的基本要求。

3.社会机会指标。主要由受教育程度、人均拥有医疗资源、城镇登记失业率、每千人互联网用户数构成。其中，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了其在社会就业中的机会，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指标。人均拥有医疗资源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医疗水平的高低以及人民医疗资源的拥有情况。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在报告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期末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期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每千人互联网用户数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出来的一项新的指标，能够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

4.透明性保证。主要由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社会信用状况构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指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自身信息的公开方面的制度建设情况。社会信用状况是社会成员在信用方面的表现。

5.防护性保障。主要由社会保险业发展和社会救助制度构成。社会保险业发展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救助制度是指提供防护性保障的各类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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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永生,范建双,宋竹.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基本思路[J].改革与战略，2008(4)：40-42.

[3]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设计要点[J].战略与决策研究，2009，24(2)：130-137.

[4]林泉.城市化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2001(4):16-18.

[5]马成文.城市化进程的综合评价指标和方法[J].经济论坛，2001(23):12-13.

[6]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报告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362.

[7]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31-46.

[8]成谢军.城市化的理性回归：人的城市化[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0)：77-82.

[9]方铭.有关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J].资料通讯，1999(9)：6-10.

[10]廖海燕.我国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2013(4):166-169.

[11]王学义,张冲.新型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N].中国人口报，2013-01-07(3).

[责任编辑邓先友]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5)01-0026-05

收稿日期：2014-07-2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项目“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项目编号：GD13CYJ03)。

作者简介：潘凤(1983-)，女，湖南永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How to Measure the "People's Urbanization" in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s under Amartya Sen's Freedom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PAN Feng,YAN Zhen-kun

(China Center for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search,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Amartya Sen's "development freedom"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based on the "substantive freedom" and people "feasibility ability" ideas, this paper analyzes "people's urbanization" i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ventually is to achieve people's substantive freedom; meanwhile, people's freedom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process.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eople's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five indicators of "instrumental freedom" to construct evaluation dimensions of "people's urbanization ".

Key words:the people's urbanization; instrumental freedom; substantive freedom; feasibility 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