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的和诗归类

陈 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5)

《文选》的文体分类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诗类划分的成就尤为突出。但毕竟《文选》编定的六朝时期有很多诗类还在新兴繁荣中，其诗歌分类中对这部分诗歌的总结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在诸如杂诗类对咏物诗的收录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和诗归类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不过和诗的归类比之咏物诗更为复杂。《文选》诗类共收录了7首和诗，分布在赠答、杂诗、杂拟3大类中。具体来看，赠答诗类有一首，杂诗类有5首，杂拟类有一首，和诗最主要集中在杂诗类。下面就对《文选》和诗的分类情况具体分析。

一、赠答属性的两首和诗

一般提及和诗，就会联想到酬答。胡大雷先生的《文选诗研究》认为和诗是杂诗里可入赠答的一类，“‘杂诗’中有数首诗题标明‘和’的作品，所谓‘和’，即以诗酬答”［1］。在谈到沈约的《和谢宣城》时，胡先生以其所和原诗在赠答类，认为“称之为‘赠答’是不错的”［1］。既如此，这首诗为何不放入赠答类呢?无独有偶，《文选》赠答类又确实收了另一首和诗——颜延年的《和谢监灵运》。专门研究唱和诗与赠答诗的学者在讨论这两首和诗的归类时，也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赵以武先生的《唱和诗研究》将赠答类中颜延年的《和谢监灵运》直接放在其定义的狭义和诗类，认为应与赠答诗相区别;杂诗类沈约的《和谢宣城》则不是和诗，应该是一首赠答诗，《文选》编选有误。对于同样两首诗，江雅玲先生在《文选赠答诗流变史》中的意见截然相反，她在没有发现赠答类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与《和谢宣城》互动关系的情况下，认为《和谢监灵运》是《文选》中唯一一首以“和”为领字的答诗，《和谢宣城》则是“杂诗之和”，并非赠答诗之属［2］。不过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将两首和诗强行放在赠答与和诗诗类对立的概念中进行区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两首诗从内容来看其赠答属性是完全一致的。

颜延年的《和谢监灵运》被直接收在了赠答类。首先从诗题来看，《文选》赠答类的诗题确实在发展中有越来越多如“献”“酬”“见”“呈”这样的领字可以代替早期的“赠”“答”来表示赠答关系，颜延之这首“和”题诗也可以同理视之。赵以武先生把它认定为和诗而非答诗的依据是:诗的前22句“回顾了谢灵运‘多幸’‘侍两闺’的经历”，全诗“所指又在或主要在谢灵运一面”［3］。这种说法不能成立。来看这首诗的具体内容:

弱植慕端操，窘步惧先迷。寡立非择方，刻意藉穷栖。伊昔遘多幸，秉笔待两闺。虽惭丹雘施，未谓玄素睽。徒遭良时诐，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吊屈汀洲浦，谒帝苍山蹊。倚岩听绪风，攀林结留荑。跂予间衡峤，曷月瞻秦稽。皇圣昭天德，丰泽振沈泥。惜无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国还故里，幽门树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开旧畦。物谢时既晏，年往志不偕。亲仁敷情昵，兴赋究辞栖。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尽言非报章，聊用布所怀。

与赵先生不同，《文选》李善注、五臣注都是将“秉笔待两闺”视为颜延年的自述。李善注曰:“两闺，谓上台及东宫也。事二宫，已见《曲水诗》”［4］。《曲水诗》即颜延年《应诏曲水作诗》，“五尘朝黻”句下注有“沈约《宋书》曰:‘髙祖受命，延年补太子舍人，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转正员外郎，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征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4］。六臣注本同样引沈约《宋书》此段，后有吕向注“两闺，谓中书侍郎及太子舍人也”［5］。方回在《文选颜鲍谢诗评》解读此诗时，也将前四句看作“延之自谓也”［6］。结合诗句前后的自谦语气也可以看出，如果“秉笔待两闺”说的是谢灵运，那么前面的“弱植慕端操，窘步惧先迷”和接下来的“虽惭丹雘施”就确实有些不敬了，这是与朋友友好往来的传统社交大忌，即使和意也不至于到代原诗作谦辞的地步。

赠答类诗作是有明确对象性的，作者写诗时不会自说自话，诗中内容始终可以落实到特定的读者身上。这就注定了赠答诗在自述经历之外，必然有对特定亲友的情感表达，具体来说，可以表达思念对方之情，也可以是称颂赞美对方，在答诗的结尾处往往还会抒写对赠诗的感激之情。赠答诗的这一特点在《文选》的其他诗类中并不必要，就如杂诗类的其他3首和诗《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都没有明显的互动对象，诗中看不到除了抒情主人公之外的他者存在。

再看上面《和谢监灵运》的内容。因为颜延年与谢灵运同朝为官，又一同经历了政局变乱，开头12句自述经历，用以和谢灵运原诗对政治生涯多舛之叹，之后“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是和谢灵运原诗中的分别之怨;“吊屈汀洲浦”是颜延年在始安郡为官的地理坐标，“跂予间衡峤，曷月瞻秦稽”是他当时登山而望同样被外放在会稽为官的谢灵运。至于最后6句述友情之深厚、对方情操如兰的结尾，全是答诗常见的写法。

沈约的《和谢宣城》虽被放入杂诗类，但其答诗性质也非常明显。还是先从诗题来说，这首诗在吴骞拜经楼本《谢宣城集》中题名为《答谢宣城》，在《诗纪》中题名《酬谢宣城眺》，明张溥本《谢宣城集》作《酬谢宣城眺卧疾》［7］。正如胡大雷先生所说，其所和原诗，即谢眺的《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也是被放在赠答类的，两诗分明就是赠答关系。再从写法上来说，这首和诗与前面分析的《和谢监灵运》也较为相似:

王乔飞凫舄，东方金马门。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揆余发皇鉴，短翮屡飞翻。晨趋朝建礼，晚沐卧郊园。宾至下尘榻，忧来命绿樽。昔贤侔时雨，今守馥兰荪。神交疲梦寐，路远隔思存。牵拙谬东汜，浮惰及西昆。顾循良菲薄，何以俪玙璠。将随渤澥去，刷羽泛清源。

全诗共20句。对于前4句，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的解析是“王乔喻谢，东方自喻”，“‘从宦’句承‘王乔’”，“‘避世’句承‘东方’”［8］。无论此解读确否，第五六两句的“揆余”“短翮”明显是沈约自述身世的谦辞。接下来的4句既是说自己，也是和原诗之意。“昔贤”以下4句，是对谢眺的称颂和思念。“牵拙”以下最后6句，则是在自谦、称颂、归隐之愿的递变中，表达出如吴淇所说“谢眺以外补已久，有望援手之意，沈自维不得，若曰:知子不能荐，惟有与子偕隐而已”的答语［8］。这种写法和颜延年的和诗非常相似。上述3条证据都指明了《和谢宣城》的答诗性质。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内容写法上，这两首和诗的答诗属性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沈约的《和谢宣城》被归入杂诗类恐怕就并非出于这一首诗内容性质角度的个别判断。此外，《文选》编者对答诗冠上“和”字题目毫无异议，这种对“和”“答”分界的无视也让人疑惑，为何他们当时没有看到唱和与赠答的相似性?在他们眼中和诗的最大特点到底是什么?这还要与其他几首杂诗类和诗放在一起才容易明白。

二、杂诗类的5首和诗

《文选》杂诗类共收5首和诗，除上面已经说过的沈约的《和谢宣城》，另外4首全为谢朓所作，分别为《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既然有的和诗可以归入赠答和杂拟二类，那么被收在杂诗类的和诗能否说成是《文选》对和诗做出的整体性判断?如果不是，它们为什么又不入其他诗类呢?从每首诗的具体内容来看，其他分类无法囊括而只好放进杂诗类的，似乎仅有《和王主簿怨情》勉强符合条件。这首诗以女子对负心人的怨情为题材，诗的前4句并举王昭君、陈皇后、古弃妻、班婕妤4女失宠被弃的典故，中间4句以满目繁盛春景衬托失宠之人韶华流逝而无人顾惜之悲凉，末4句以楚成王夫人千金不顾之典斥责负心人的不知珍惜。《文选》对凡是题材内容涉及到恋情关系的诗作，无论其背后有没有深刻的政治讽喻，一律都是放在杂诗类的，如张衡《四愁诗》、曹植的《杂诗》之三、张华的《情诗》、张协的《杂诗》之一、谢惠连的《捣衣》、王微的《杂诗》。谢眺这首叙写怨情的诗从写法上来说，并不像上述大多诗歌仅仅对思妇怀人的某一种场景进行描摹，而是大量罗列既有典故，议论性质更强。不过，其内容主题仍属于恋情的范畴，被归入杂诗类也还说得通。

但另外3首和诗从内容看就不是非入杂诗不可了。这几首和诗的登览内容表面上是符合游览类标准的，它们与杂诗类其他几首以风景为主的诗作不同。杂诗类的其他几首如谢灵运的《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诗》是写自家风景，不必出游。谢眺的《郡内登望》也是在自己所辖郡内登览景色，它们都与游览类诗作“外出”的标准不符。再看几首和诗却确实是“出游”了的。非要说与一般游览诗有什么不同的话，《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最特别之处在结尾几句，李善在“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缨弁”句下注“言从赏而乖缨弁游也”［4］，刘良注“幽客，朓自谓也。缨弁，属曼容也。言我留滞于江畔而相从赏乐，遂乖于衣冠之列”［5］，李周翰在题目下注“朓闻曼容作此诗遂遥和之”［5］。这一观点后世诗评者多赞同，如清代王士祯编《古诗笺》在诗末两句按语云:“玩末两句，此诗系遥和，未尝共伏登城也”［9］。沈德潜的《古诗源》同样注云“宣城系遥和，非共登城者，玩末二句自见”［10］。既然谢眺这首诗是在现实中没有一起登孙权故城的情况下，以伏武昌原诗为依据加以想象写成的，那么诗中的登览内容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虚拟性。《和王著作八公山》也有同样的情况，陈庆元的《谢眺诗歌系年》和葛晓音的《谢眺生平考略》都质疑此诗是谢眺在王融死后的追和。不过虚构性亦不能成为它们被归入杂诗类的理由，因为游览类的最后一首《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便是一例很好的反证。吕向在该诗作者徐敬业名下注曰:“溉为司徒长史，登此城作诗赠悱，故悱报之。”［5］徐敬业此诗登览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何况从诗题来看，此诗也兼具古意、酬答的意味，但编选者还是以其最主要的属性特征将其归入了游览类。而且《和徐都曹》一首，即使从内容来看完全就是一首游览诗，也依旧没入游览类。除了这几首，上一节提到的《和谢宣城》有明显的答诗特征而不入赠答，也是同样的情况。

回到本节最初的问题，这5首和诗为何会归入杂诗类?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既然这几首和诗各自具有其他诗类的内容特征，都可以分别放入其他诗类，那么从整体上来说，和诗的内容就是驳杂的。这和早期和诗“依诗和意”的写作方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依诗和意，即和诗与原诗所咏之事相同、与原诗情绪一致或有共鸣。换个角度来说，和诗所写内容、事件、情感既然与原诗有密切的关系，不看题目、不与原诗对读的话，不就是一首和原诗同一类别的诗作吗?这一特点和杂拟类的诗作很像，如江淹的《杂体诗》30首几乎囊括了《文选》其他所有诗类，其本身“拟”的体式特征只能在题目以及与原作的比较中得见。和诗若要独立成《文选》中的一个诗类，将与杂拟一样，主要是靠标题中“和”的创作意图和独特的创作方式而非内容特征立类。如果非要从内容上来看的话，和诗入杂诗的原因和拟作被称为“杂拟”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整体上内容驳杂，可以无所不包。这也说明了《文选》虽然对和诗有整体性的考虑，但并没有如杂拟类那样清晰的分类标准和立类意识，对和诗的认识主要还是从整体的内容角度来看的。

三、和诗散入《文选》三大诗类

由上面的分析来看，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文选》编者无意对二者强分畛域的问题已经可以解决。因为和诗潜在的立类标准与赠答本就是不同的。赠答诗本身的内容特色是很突出的，即使其诗同时还有其他诗类属性，如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兼具赠答、行旅两类特征，只要题目点明有赠答之意，诗中必然有与他者对话互动的情形。即便其他诗类属性在诗中占主导地位，依然可以看到赠答的这一内容特点，如游览类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末的“寄言封侯者，数奇良可叹”二句可以说明前面“少年负壮气”等种种感慨是有倾诉对象的。《文选》公、游览等诗类亦然，以其诗题便可知其内容特点，以其内容便可知其诗类，这些诗类是以内容特点划分的。唱和双方关系较之赠答明显更加随意与疏离，唱者原诗不必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唱和关系的达成全由和诗单方面来确定，唱和关系无碍于诗作内容性质的判定。和诗与拟作，观其诗题知其创作手法，以其手法知其诗类，这种诗类是以创作手法划分的。在《文选》编者眼中赠答与和诗是一组交叉而非平行相似的概念，这应该就是第一部分中两首赠答属性和诗“和”“答”界限模糊的主要原因。

至于分散在杂拟与赠答类的两首为何不入杂诗类，笔者认为，这样的归类并非出于类别区分的考虑两首同为赠答属性的和诗被分在两类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一问题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文选》编者对和诗有种时代性的判断。如果要回顾和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末，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当时刘程之、张野、王齐之3人各作有一首对释慧远《游庐山》的和诗，同时代的陶渊明一个人就有5首和诗存世，应该算是第一个较多创作这种诗体的人，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诗创作都处在低迷期，直到刘宋末期前竟一首不存。刘宋末颜延之的和诗目前存一首，即《文选》收在赠答类的《和谢监灵运》、鲍照存5首、江淹存4首、谢庄存一首、王僧达存一首，即《文选》收在杂拟类的《和琅琊王依古》，总共12首留存。和诗创作在齐代开始走向繁盛，齐代共存42题75首和诗，这与皇室成员及其周围文人集团的喜爱与提倡有很大关系。这种皇家唱和的风气在萧统编选《文选》时更盛，其父梁武帝萧衍登基前本为竟陵八友之一，即位后每到一处游览更是常命群臣赋诗，所以留下了大量臣下与皇子奉和的篇什。和诗在其时已经成了朝廷上下应酬交际中非常流行的文体。而在和诗初盛的齐代，谢朓创作和诗最多，共存21题37首，占此期总数的一半，且在其本人的诗集中和诗数量也占有较大比列，他在和诗发展史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文选》将4首谢眺的和诗与同为竟陵八友的沈约的《和谢宣城》一起放入杂诗类，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和诗兴盛的时代现象，也具有了一定的典范意义。

综上所述，《文选》将5首具有其他诗类上下文属性的和诗归入杂诗类时，便已经把握到了和诗整体上内容驳杂的特色。所以和诗的上下文属性也可以是赠答，和诗与赠答在当时并非两个平行可比的概念。不过，《文选》对杂诗类和诗的这种整体性的把握还未能明确到如杂拟类以创作意图立类的地步。至于赠答和杂拟类所收的两首和诗不入杂诗类，则很可能包含了对和诗繁盛的时代性的关注，所以将齐梁的5首和诗放在一起收在杂诗类，而将更早的和诗分别归入赠答与杂拟。

［1］胡大雷.文选诗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江雅玲.文选赠答诗流变史［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

［3］赵以武.唱和诗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4］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萧统.六臣注文选［M］.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方回.瀛奎律髓彚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谢眺.谢宣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1.

［8］吴淇.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

［9］王士祯.古诗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