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中的北京城市想象与主题建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电视剧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意义”（项目编号：13YJC760078）、中国传媒大学青年科研培育项目“中国电视剧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传播”（项目编号：CUC13C13）的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北京为背景或题材的中国电视剧见证和记录了三十多年间这座古老都城跨入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对北京的想象和主题建构中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现代化的独特的艺术抒写。

城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自城市形成以来，在传统艺术音乐、绘画、建筑、文学等领域中，艺术家对于城市的表达与抒写就一直在延续。反之，城市也在或隐或显地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感知和创作认知。比如，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巴黎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就在当时艺术家的创作中得到显著的观照和映衬。德彪西音乐中飘忽不定的现代情绪，莫奈绘画中的印象特质与都市背景，波德莱尔诗篇中的空间感，举世瞩目的埃菲尔铁塔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即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上问世的。而对于以捕捉和呈现活动影像为特质的现代影视时空艺术来说，城市直接给了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最为著名的是1927年拍摄的《柏林——大城市交响曲》，表达当时现代化都市柏林充满活力的一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逐渐展开，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者也把镜头对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与电影相比，中国当代电视剧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同步，中国电视剧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为映衬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迅猛发展可以窥见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飞速进程，而在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中国电视剧中表达的城市想象与主题内涵也可以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映射。对于中国都市而言，作为曾经的历史古都和当今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同寻常且无可替代的角色。从中国电视剧与城市互为观照的视角出发，作为首都的北京见证着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速度和热度，而三十年间以北京为背景或表现对象的电视剧，也以独特的艺术方式表达着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和主题抒写，建构出一部具有艺术气息的城市发展史。

一、八十年代：胡同四合院里的安然与保守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刚刚经历了特殊历史岁月的洗礼，剥离政治阴霾后的城市整体上依然呈现出古都北京纯朴安详的风貌。故宫天坛、鼓楼地坛、颐和园、圆明园、太庙王府等昔日王公贵族曾经驻足流连的空间建筑依然巍峨壮观，但在朝代更迭和岁月浮沉中已渐渐褪去了奢华之感。围绕在这些高墙碧瓦之间的四合院和胡同却依旧亲切可人，这些皇城根下普通市民安乐知足的生活天地更添历久弥坚的风韵。“北京过去由千百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对面，平排并列有序地组成，为出入方便，每排院落间必要留出通道这就是胡同。” ①“四合院和胡同，从元代开始形成规模，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北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最直观的标志，也是北京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②这是独属于老北京的城市景致和生活环境，也是电视剧创作者对古老北京的集中想象。在中国电视艺术刚刚开始复苏的八十年代，电视剧的创作整体上还显单薄。与那个时代浓厚的文学氛围相呼应，电视剧创作者更多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源泉和灵感。1985年根据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小说改编的表现老北京市民生活的同名电视剧《四世同堂》问世。尽管电视剧拍摄的年代与剧中时间相隔近半世纪，但在上世纪80年代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的北京，很多方面还保留着和剧作中三十四年代老北京相似的城市风貌和精神内蕴。因此，这部电视剧对老北京的想象和表现可以说和八十年代这座城市的主体精神和气质是传承且相通的。电视剧《四世同堂》中，平常日子里做小买卖的市民们就在离自己家不远的胡同里摆上小摊，用悠长洒脱的地道北京话吆喝两声，卖卖自己做的瓷器件儿、糖葫芦串儿等等。邻居和街坊们就在胡同口砸棋儿侃话，论论时事聊聊家常。在节日里，老人们也会带上孙子们到天桥逛庙会，庙会上唱堂会的、拉二胡的、玩杂耍的和遛鸟的络绎不绝，各种声韵画面汇聚出普通世俗的热闹。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胡同四合院里的老北京市民知足休闲生活的映照。生活空间的固化、人与城的长期相互依存，积淀出特殊的文化心理。正如学者赵园指出的，“四合院的整体意象是严整刻板而又充满人际依存和人情熨帖的” ③，代表着老北京市民的一种安稳心态。胡同的秩序中保持着和谐的街坊关系，也体现着北京人讲究分寸和适度的文化心理特点。电视剧《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选择小羊圈胡同居住的原因就是其状如葫芦的半封闭形状能够给人安全感，甚至认为那是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坚固防线。在日本人最初打进北京的时候，祁老太爷根据他在京城生活了一辈子的经验，自信安然地吩咐晚辈们只要准备三个月的食物就可以渡过难关了。这一情节将老北京普通市民知足乐天同时也自闭保守的心态刻画得生动而深刻。《四世同堂》因其对老北京风貌及原著精神的精确表达而获得第六届飞天奖的特别奖。

如果说，“恰恰是老北京的四合院以及胡同把北京的传统文化意识以及传统道德价值取向、传统伦理观念和传统的审美情趣高度凝聚在一起，和北京胡同这样的‘点’、‘面’结构构筑起具有浑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的话” ④，那么这样的老北京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受到质疑和排斥。《大马路小胡同》《带后院的四合院》同样拍摄于1988年，两剧都是表现当代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电视剧。比如，《大马路小胡同》因生动呈现“老北京的行为作派和生动情趣，都是以生活自身的形态呈现在画面中的。每个熟悉这种生活的北京人，都会感到真实可信” ⑤而受到艺术评论者的肯定，同时又受到这样的批评，即“大马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物质生活，小胡同则是一个封闭的形象世界。……小胡同中某些小生产者和市民文化中的封建愚昧的积淀，恰恰是我们时代生活中的落后面。” 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开始影响人们生活的八十年代末期，小胡同里安然自得的生活普遍被认为是落后的，而标志着现代化文明的大马路则被认为是新生的，按当时的批评话语来说就是进步的。整个八十年代，表现北京的电视剧数量不多，并以呈现老北京的古朴风貌和普通生活为主。表现北京的电视剧与这个古城现代化的意识和进程基本同步，沉重的历史得以保留传统的面貌和生态，迟缓的脚步终将裹挟进时代的浪潮中。

二、九十年代：高楼大厦中的穿梭与回望

1990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电视剧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家庭伦理剧《渴望》因其对过往特殊历史岁月中人物遭遇与情感选择的真实表现而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在于，在推陈出新的城市化改造中，《渴望》对故事发生的城市老北京的韵味与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回望和梳理。“‘京味儿’不仅存在于剧作居住陈设、衣食装饰、日常起居、洒扫应对、市井花市等外部环境的描写之中，也深入到人物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生活习俗等外部形象刻画之中，更重要的是依附、渗透在人物心理机制、处世态度、道德风范、生存状况等内部基因之中，它化作了一种无形的巨大无边的‘京文化’的氛围，始终笼罩在《渴望》之上。那个令人熟悉、亲切的小杂院，那一群呼之欲出的北京人，无不散布着独有的、浓郁的北京味，令人陶醉其间、其乐融融。” ⑦其次，《渴望》正如剧名所昭示的那样，在九十年代扑面而来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面前，人们对曾经古朴休闲生活方式和相对单纯美好人性有着渴望和追寻。

但是，这个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势不可挡。高楼大厦仿佛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不仅突兀而坚固地穿插在胡同和四合院的缝隙中，也不断占据着曾经的空地和农田，新的以高楼为主的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形成。大马路在不断扩建，越来越多的轿车在奔驰，外来的超市和歌厅也成了人们新的现代消费场所。在电视剧的镜头下，北京的这一历史进程生动而自然。《针眼儿警官》（1992）讲述的是北京一普通胡同里派出所片警为周围居民排忧解难的故事，剧中城市化的印记非常清晰。名为针眼儿胡同的派出所就在胡同深处，还保留着青砖红门的老北京四合院特色，民警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胡同小巷。胡同里的老人们依然提着鸟笼。然而，胡同里有的老房子开始拆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话开始普及，胡同里有了自由交易的小卖部，国外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就在一墙之隔的地方。胡同里的普通居民经常议论着的是到更现代化的外国去拿绿卡，最初一批外国公司驻京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海马歌舞厅》（1993）则聚焦于歌舞厅这样一个代表现代消费公共空间的地方。随着灯红酒绿各色人马轮番登场，有的来买醉、有的来畅谈、有的来调侃、有的来沉思，金钱欲望与传统道德的时代冲突都被电视剧创作者浓缩在这一极具现代性的公共空间。《京都纪事》（1994）一百集创纪录的长篇连续剧，细致而冗长地描摹出北京城里各种投资热、房地产热、办公司热、修建大厦与投标招工等情节，一派弃旧扬新大兴土木的景象。“这部戏写了翰英街上楚、叶、林、柯四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都有各自对生活、事业、爱情婚姻的看法，也都随着京都改革开放的事业的变化而变化着。原有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社会心态、人际关系都受到了冲击，不断地处于失衡和平衡的状态之中，《京》剧着重描绘了这些变化。” ⑧《东边日出西边雨》（1995）也以北京为背景反映了经济迅速发展后金钱对艺术、情感的冲击。可以说，这正是那个时代反映北京城市的电视剧的主题之一。

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全民下海的经商浪潮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扩张，老北京独特的城市面貌和悠然的生活趣味渐行渐远，回望和怀旧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表现这个城市的电视剧的另外一个主题。1996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电视剧《小井胡同》在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将老北京的人情风物表现得熨帖到位。故事的背景和底色设置在三十年代的老北京南城，表现的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和这些小人物在灾难面前的勇气和相濡以沫交织出这部电视剧时而低吟婉转时而高亢浑厚的审美特色。如果说，《小井胡同》回望的是历史更迭中老北京的风情和小人物的风骨，那么世纪之交一部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则将镜头对准新旧交替之际北京普通老百姓的当下日常生活。根据著名作家刘恒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8）不仅将胡同深处普通老百姓当下的生活表达得细致自然，更生动记录和再现了九十年代末古都北京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在这部电视剧的每一集片尾镜头中，白鸽依然在这座城市上空盘旋，但它们已然不能再自由地舒展，而是要在不断崛起的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中穿梭，重新识别变化太快的故土和家园。曾经在古都提着鸟笼悠然散步的普通老百姓们，在世纪之交的时空下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局促和空间的逼仄。以张大民为首的底层市民化解生活困境的幽默语言使全剧散发喜剧色彩，而他为了在原本十分狭小的院落里搭出一间小房以便安放弟弟大军的一张婚床而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招致邻居老三拍来板砖的诸多细节，又增添了该剧“笑中带泪”的厚度。在剧终，一家三代即将迁入楼房的新居告别熟悉的四合院，有满足有期望，但并不是久旱逢甘霖似地喜出望外，而是笼罩着离别的淡淡伤感。正如这部电视剧片头视听语言所表现的，画面中那富含老北京韵味有着精巧石刻的四合院配合着悠扬婉转的曲调，传达出的有这个城市平民历经生活风雨的坚韧和执着，更有故土难离的不舍和依恋。而这也是此时期表现北京的电视剧另一显著的主题和色调。

三、新世纪：“中国梦”蓝图下的追寻与困惑

新世纪表现北京的电视剧从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鸿篇巨制《大宅门》（2001）开启。全剧围绕京城医药行业老字号“百草堂”的百年兴衰展开，在近代历史风云和大家族变迁中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线索纷繁然主次分明，人物众多且立体饱满。这部经过郭宝昌导演“十年磨一剑”的电视剧以其精湛的艺术表达收获当年央视电视剧收视冠军 ⑨。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以真实存在的“同仁堂”为创作原型的电视剧通过环境布景、人物言行等多方面塑造完成了对一百年前古老北京及其文化的想象和再现。当年这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就有文史专家这样来评价：“北京曾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大而无当，骄而不横，有深有浅，互相包容。拿这四大特点来形容《大宅门》，也不会太过分。” ⑩除了尽可能还原老北京的地域文化风情，这部电视剧通过“家国同构”的叙事方式，以“百草堂”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11年清朝覆灭、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所经历的惊涛骇浪来隐喻民族国家的命运。随后出现的《天下第一楼》（2004）沿用了与《大宅门》相似的叙事方式和创作主旨。通过京城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的沉浮波折来映射民族国家在过往岁月中忍辱蜕变新生的历程。此时期也出现了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北京平民日常生活的电视剧，例如改编自老舍著作的《我这一辈子》（2002）和《茶馆》（2010）等，但这些电视剧对北京文化的回味和再现显然没有达到以往同类题材电视剧的高度，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但是，以《大宅门》为代表的电视剧在新世纪表达了对古老北京的新的想象和再现，那就是透过对北京老字号凝聚的深情，来表达对民族国家在新时代下复兴的渴望和期冀，即“中国梦”的追寻，这也是新世纪以来表现北京的电视剧的一个显要主题。“国家寓言是此类题材电视剧涉及国家、民族的主题思想和精神的归结。” 瑏瑡新世纪以来在北京现代化的破旧立新中，能够得以保留的正是那些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的京城老字号，它们不仅仅是北京地域文化的代表，更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隽刻和传达。当饱经风霜的民族国家正以现代化的蓬勃新姿站在新世纪之初的时候，京城老字号所代表和弘扬的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正是当下追寻和建构“中国梦”的核心和基础。

在新世纪民族复兴的蓝图下，古都北京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在延续上世纪末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中不断加强，中国也在当下成为电视剧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小井胡同》中所表现的老北京南城在城市化的改造中消失殆尽，老舍《骆驼祥子》笔下的海淀农村已经是当今中国数码科技的“硅谷”，曾经是远郊的通州、大兴、顺义在新经济和新产业的带动下成为现代化北京名副其实的卫星城。伴随城市化的扩张，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新北京以故宫和天安门为中心构建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围绕它们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并以现代国际的风格成为新世纪北京新的标志建筑。在赵宝刚导演的一系列以北京为背景的青春爱情题材电视剧如《奋斗》（2007）、《我的青春谁作主》（2009）、《婚姻保卫战》（2010）、《北京青年》（2012）中，创作者对北京的想象和表现已经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环境。成长和生活在这个都市的青年一代穿梭在现代设施齐全的公寓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和酒吧、KTV娱乐场所。作为现代北京城市文明的突出标记如国家大剧院、中华世纪坛、鸟巢、水立方等现代建筑空间，不仅融合在剧情中，也清晰地记录和印证着古老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焕发的生机和活力。

但是城市化在推动经济高速运转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即带来高额生活成本等压力和矛盾也越来越突显出来。作为时代镜像的电视剧也相应记录和表达着在这个现代大都市生存的不易。与前期那种风花雪月的浪漫偶像剧不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表现北京的电视剧既充分肯定了年轻人在事业婚恋上的努力和成长，也逼真地传达出他们在都市化浪潮中遭遇到的各种压力和困惑。比如《我的青春谁作主》（2009）基本褪去了《奋斗》中风花雪月的色彩，直面年轻人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一个大家庭中的三个表姐妹经过不少挫折后最终在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以成人的身份走向社会。《裸婚时代》（2011）因其醒目而新鲜的对新时代婚姻的解读而成为一时间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故事的背景仍然是北京，见证了小俩口甜蜜爱情的古都其实际生活艰难和残酷的一面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一个屋檐下三代同堂的局促、经济的巨大压力、情感琐碎中的消磨、婆媳矛盾等等，都在狭小的空间中积聚爆发。《蚁族的奋斗》（2012）则更形象直白地说明来自边远地区小县城的年轻人在京城如蚂蚁般生存的忙碌和艰辛。

城市化带来社会生活的变迁，也给传统的价值观念带来冲击。新世纪以后，都市化拓展的步伐更大，现代化衍生的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更深入人心，由此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也更加剧烈。根据当代著名作家万方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空镜子》（2002）就富有哲理地探讨了时代更迭中两种不同人生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姐姐聪明漂亮泼辣一帆风顺，妹妹平凡善良老实屡遭不测。姐妹俩不止一次地因为人生和爱情的观念发生争吵，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最终，贪婪的姐姐瓢泊异乡独自打拼，乐天的妹妹收获了久违的幸福团圆。但是，创作者并没有为姐妹俩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贴上简单好坏的标签，姐姐追逐利益但活得恣意舒张，妹妹善良知足中饱含着隐忍委屈。剧中大量“镜中镜”的镜头观照的不仅是姐妹俩不同的人生道路，更折射和透视出在商业社会中越来越旺盛的物欲与单纯美好人性的博弈。这部十多年前的电视剧由于其思辨和审美表现的张力至今看来仍不过时，其颇具隐喻色彩的剧名甚至是对汹涌而至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正像年轻一代评价的，“妹妹的坚持像是我们的90年代，一切东西都没有膨胀扭曲，包括我们的欲望；姐姐的聪明就像我们的10年代，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足过，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疲倦和想退回过。” 瑏瑢经过了城市化推动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满足后，电视剧的创作者也开始表达对商业化社会中一昧追逐金钱而迷失自我的价值取舍。《老大的幸福生活》（2010）借助一个地方小城足疗师清贫然而简单快乐的生活来对照京城里他的弟妹们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状态。人物身份和命运的设置虽显简单化、戏剧化，但昭示了创作者明晰的价值取向。

城市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商品化市场格局中价值观的博弈，更因外来人口的涌入、新移民的出现而在现实生活中增加了新的矛盾和困惑。《新结婚时代》（2006）就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城乡差距以及其在婚姻家庭中的矛盾表现。对于来自偏远农村家庭的男主人公何建国来说，因为家里经济条件的限制，当年和自己一样考上大学的哥哥没能上成大学，全家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大学并留京工作。因此他对哥哥建成，乃至全家都怀着深深的愧疚，对家里的甚至村里的任何要求都全力满足。就像剧中小西说的，看病、信访、找工作，是何家村的驻京办事处。而来自京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顾小西则无法理解丈夫及其家人的行为。她从小衣食无忧，顺理成章地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爱情上也是水到渠成。在这样顺境中成长的小西，说话心直口快性格上大大咧咧，在婚姻上很难做到委曲求全，因而与丈夫的争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难得的是，《新结婚时代》的创作者并未对剧中人物的性情和价值观做出是非判断，而是试图探寻生活环境、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对人物的深刻影响，展示这种城市化进程中客观的城乡差距，建国一家诚恳踏实的为人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这部电视剧之后也出现了或多或少地揭示由于城乡差距而引起矛盾的家庭伦理剧，但无论从塑造人物的生动还是揭示生活的内涵来说，都无法达到《新结婚时代》的深度和适度。比如《婆婆来了》（2010）这部电视剧，使本来因不同成长背景小夫妻的小矛盾升级加剧，最终形成农村婆婆和城市儿媳的家庭大矛盾，还上演了婆婆和儿媳动手扭打在一起的情节。这种粗俗甚至低俗的剧情不仅违背了中国人尊崇的尊老爱幼的传统，也与电视剧基本的审美规律相悖，自然也无法得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同。

由城市化而产生的新矛盾和新困惑不仅有城乡扩大的差距，还有代际之间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些也在大都市的小家庭中轮番上演。《AA制生活》（2010）表现的就是现代商业社会中一部分年轻人奉行的新的婚恋和生活观念。这种强调独立自主也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显然与老一辈保守也相对稳定的婚姻观念格格不入，冲突不可避免，而这些刚刚开始婚姻生活的年轻人对新观念的实践也是困难重重。实际上这部电视剧也并非判断年轻或年老一代婚姻生活观念的孰是孰非，而是捕捉并呈现出来这种因时代发展现代商业社会而出现的新观念。地域文化不同引起的冲突和矛盾在家庭伦理剧中并不新鲜。但是新世纪以来在北京城市化的发展和外地人口的迁徙中，地域文化的冲突比较突出地显露出来。　《本地媳妇外地郎》（2009）以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外地女婿如何逐渐被地道北京南城四合院的大家庭接纳和相处的过程。《双城生活》（2011）则集中取材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域文化特色明显且差异较大的城市，以家庭伦理剧婆媳冲突的模式来展现这种差异。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在北京现代国际大都市的背景中，表现新一代年轻人在事业和爱情婚姻方面奋斗拼搏、蜕变成长的主题，和各种新的矛盾与困惑是夹揉在一起的。古都城市化在建构着“中国梦”的过程中既为年轻人提供着创新和成长的机遇，也必然伴随与之相生的困惑和阵痛。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10年代的三十多年间，北京经历和见证着代表现代化的城市化进程，从古老都城四合院里老百姓的安然闲适，到“中国梦”蓝图下现代国际大都市中人们的追寻和困惑，电视剧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抒写了时代记忆和历史篇章。

注释：

① 刘宁波、常人春：《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② 马建农：《北京四合院、胡同情结的文化思考》，《前线》，2010年第31期。

③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④ 徐敏：《都市中的人群：从文学到影像的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呈现》，《文艺研究》，2008年第3期。

⑤⑥ 朱汉生：《两种文化的形象对比——评〈大马路小胡同〉》，《当代电视》，1988年第4期。

⑦ 易凯：《〈渴望〉“热”的启示》，《中国电视》，1991年第3期。

⑧ 张永经：《团城脚下绘京都——电视剧〈京都纪事〉诞生记》，《当代电视》，1993年第10期。

⑨ 材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1/17/content＿241783htm。

⑩ 《展现北京深层文化〈大宅门〉获专家青睐》，《北京晨报》，2001年4月21日。

(11)晏青、赖学滟：《生成模式成长叙事国家寓言——新世纪以来民族商业题材电视剧的三个维度》，《电视研究》，2011年第9期。

(12)材料来源：http：//moviedoubancom/review/3190832。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