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

段清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一、引 言

秦始皇帝陵园出现数例既非秦文化又非东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因素，并不是说中西文化交流就肇始于秦帝国时期。

在梳理秦文化发展过程时，我们发现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末期，在大约300年的时间内，存在着线索相对清晰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现象。在尚缺乏考古资料的上世纪初，有中国学者就提出“秦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的看法［1］(P106)。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我们发现一些重要的物品、工艺技术都存在自西向东传播的现象，秦国也因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现有的资料表明，西亚地区的人工铁器起源最早，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此后开始向南亚、欧洲和中亚传播。近年来新疆地区公元前1000年的墓葬中也发现较多的人工铁器。有专家推测“包括秦国在内的中国最初的冶铁技术可能是从域外传来的”①陈戈最早论证新疆铁器时代可早至公元前十世纪，提出内地的冶铁术可能自中亚传入;唐际根撰文指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列国中秦国铁器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时间也最早。春秋早期的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和圆顶子山秦墓出土的铁器，陇县边家庄秦墓1件铜柄铁剑，长武县秦墓的铜匕首以及甘肃灵台景家庄秦墓出土的铜柄铁剑;春秋中晚期的有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铁铲、铁锸，马家庄宗庙遗址出土的铁锸;尤其是春秋晚期偏早的宝鸡益门堡秦墓出土的23件铁器给人深刻印象，分别有金柄铁剑3件、金圜首铁刀13件、金方首铁刀2件和金圜首铁刃刀2件。经过检测，景家庄的铜柄铁剑、益门村的金柄铁剑为块炼铁渗碳钢，秦公一号大墓、马家庄的铁器为生铁铸件，其他铁器可能也属于人工制品［2］。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铁器是春秋初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国2001号大墓出土铜柄铁剑和2009号墓的铜柄铁刀，春秋早中期的有天马曲村晋国都邑发现的铁器残件，楚国地区的铁器多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由此来看，时代较早的铁器几乎全部发现于秦国。

另外，屈肢葬、黄金制品等也存在同类的传播线路，赵化成认为秦文化中的屈肢葬、铁器、冶铁、黄金等的大量使用均为文化交流的表现［3］(P30-38)［4］(P289-300)，这一认识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除此之外，我们在秦文化中还发现其他的文化交流因素。以下分别讨论。

一、槽型板瓦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主持马家庄宗庙遗址发掘的韩伟先生曾和笔者谈及在海外考察时，发现希腊时期存在此类型的板瓦。其后作者在海外游历时也曾努力寻找该瓦，终不得见;2013年冬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察团赴法国访问期间，终于在法国南部勃艮第欧洲考古中心见到公元前后阶段的槽型板瓦，兴奋之情至今难忘。

两侧硬折的槽型板瓦是突然出现在春秋中晚期秦都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的，在此前及之后的秦文化中未曾发现过该类型的板瓦，东周时期的列国文化中也没有见到。

公元前五、六世纪间，秦国首都雍城的建筑材料似乎存在一个飞跃发展的过程，不仅建筑材料的类型突然丰富起来，而且规格也陡然增大。马家庄宗庙遗址出土的槽型板瓦即是一例［5］［6］［7］［8］。该板瓦呈簸箕形，两侧硬折，前后端尺寸大小有别，为的是使之相互套接，内外侧均施绳纹，有的外侧一端施三角形回纹，一般的尺寸长46．5厘米、宽24～27厘米、槽壁高4～7．6厘米、厚1厘米，重量达2．75公斤。

槽形板瓦虽然在东方仅见一处，但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在希腊、罗马及波斯帝国疆域却已屡见不鲜。国庆华等注意到雍城槽型板瓦无论种类、形态和特征，均与阿克柔萨瓦(Acquar0ssa)和罗马槽型板瓦(tegula)之间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并且注意到东方的槽型板瓦晚于西方的事实［9］。有学者认为:“泥瓦屋顶的发明是在公元前八世纪上半叶的科林斯，在随后的公元前690年左右，陶瓦首先用于阿波罗神庙。这种新技术使得防水和防火功能加强，迅速传播到其他希腊覆盖区。”不惟如此，意大利地区也很快开始流行这种板瓦。在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阿克柔萨遗址，曾出土有不晚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的槽型板瓦。伊特拉斯坎文化的许多特点，被其后的罗马人所吸收。随着罗马文明的扩张，相邻的土耳其安卡拉西南90公里的Gordion遗址中也发现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的槽型板瓦［10］;公元前320年～300年，希腊北部的Pella遗址也有发现［11］，公元前后法国勃艮第罗马遗址中也能见到，表明该类型的瓦是罗马人继承希腊技术风格而带到法国的①2013年冬季，笔者在勃艮第考察时亲眼所见。;另外，从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时期，物勒工名制度在秦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陶瓦上往往戳印代表制陶作坊的印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方槽型板瓦盛行的时期，并且同时期也流行在板瓦上戳印印章的做法。

春秋中晚期突然出现的槽型板瓦，在秦文化中来无踪去无影，而遥远的地中海区域、波斯帝国疆域，却在更早的时期流行这种类型的板瓦，且传承有序，使人不禁怀疑二者之间是否曾经有过交流。

二、禁不得祠

佛教经过中亚传入中国几无异议，但何时传到中原尚无定说。作为一种可能，秦代传入或许可备一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最早提出佛教在秦代传入中国见解的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②藤田丰八:《中国石刻之由来》，《东洋学报》16卷第二号。，他于1927年提出上文中“不得”为梵文Buddha的音译，即佛陀，并认为佛教在秦始皇时代已进入中国。藤田提出这一看法后，旋即在日本和中国学者中引发较大的反响，陈寅恪、傅斯年、向达、马元材、汤用彤、岑仲勉等先后讨论过这个问题③参看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本》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第28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马元材:《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文史杂志》五卷三四期合刊，1944年，第67-79页;岑仲勉:《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真理杂志》一卷一期，1944年，第17-31页;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两周文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5-191页。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之《史记之部》，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页。，赞同者有之，反对者很多④邓广铭、周一良等均不认可佛教在秦始皇时已经传入中国说，见徐俊《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书札(1959)》2008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博客。，直到不久前还有争论⑤参见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文博》2009年2期;岑仲勉:《秦始皇“禁不得祠”乃佛寺说质疑》，http://www．fjdh．com/wumin/HTML/78844．html，2010 年3 月31 日。。岑仲勉一开始亦赞同此说，后经其多方考证，认为上述材料不是指印度的佛教而是指伊朗的拜火教在秦朝时传入了中国［12］。多数学者认为应当是禁止对某种星象的祭祀活动［13］(P46)。辛德勇认为应将此句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来断句，意思是禁止太白星(司职兵事)出现在西方的祭祀［14］。

马非百认为铸金人十二和“西域佛教有最密切之关系”⑥铸金人十二是指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做金人十二的故事。语见《汉书·五行志》。，“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坊等一十八贤者，赉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弗从，遂囚禁之。夜有金刚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警怖，稽首谢焉。”⑦参见马非百:《秦始皇帝传》，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591页注5。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室记》卷一中说，秦始皇四年山门释利坊等十八贤者携经来华传教被始皇查禁。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这是文献记载中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但尚没有相关的考古资料来佐证。

根据文献记载，东汉永平年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用白马带回佛像和佛经，并建白马寺。但从白马驮经托梦皇帝后旋即兴造佛寺来看，此前佛教在东土应该已有基础，只不过没有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可，所以才以皇帝梦境为由大张旗鼓地传教，目的是提高其政教合一的可信度。

佛教传入的路径、时间等是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但就现有的资料看，还无法对传入的时间、路线及标志形成共识。作为一种可能，秦代时佛教或已传进中国。我们提出这种可能的前提，是秦文化中已有屡见不鲜的西方文化因素存在。

三、石刻石雕

在西汉霍去病墓前大型石雕塑出现之前，秦及列国文化中没有见到过同类艺术品①也许秦始皇帝时期也出现过大型石雕塑，晋人葛洪《西京杂记》:“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郦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只在秦文化中发现少量的石刻，包括石鼓文、秦景公墓石磬文、秦惠文王诅楚文、秦始皇东巡石刻，东方六国范围内仅见中山国的河光刻石。

石鼓文是秦文化中久负盛名的一组文物遗存，但其时代争议也最大②关于秦石鼓文的石刻文物的时代存在较大的争议，计有春秋、战国、秦代等说。参见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印本;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期;马叙伦:《石鼓文疏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唐兰:《石鼓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1期;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贵州: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一组共10个直径60厘米、高90厘米有刻铭的鼓形石块，发现于唐代，最初可能放置在秦人祭天的鄜畤(凤翔西南长青堡子壕)，其上铭刻有秦人历史的文字，文体风格有从籀文到大篆的特征，每块石鼓上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石鼓上的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465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462字，而今藏故宫博物院的第8鼓即奥砑觥北鼓已一字无存。

秦景公(前557-前532)墓出土的大篆体石磬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秦石刻文字，时代没有争议，经缀合后共有铭文26条206字，制作于公元前574年。文字大意是秦景公继承天命，从而取得继承共、桓二公大统的认可;有赖于远祖颛顼的庇佑，秦国四方承平，声威覆盖华夏及蛮荒，使之争相服事于秦。

秦景公之后的200余年间，秦国境内再没有发现刻石，直到秦惠文王二十六年(前312)才有新的发现③关于三块诅楚文石刻的时代也存有争议，但基本为秦惠文王与秦昭襄王之别。。这一年秦惠文王命宗祝分别祷告巫咸、大沈厥湫和亚驼三位大神，祈求降祸给楚国，三块刻石的文字一致，笔画匀称，风貌上接近秦小篆，文字数量略有差异，分别被埋在凤翔开元寺、甘肃平凉西北的朝那湫以及甘肃正宁东北的要册湫，三石上的文字分别为326字、318字和325字。这三块石刻南宋之后消失，仅存拓本传世。

之后约100年的时间，秦始皇帝时期突然又出现了7块刻石。统一后秦始皇帝有四次东巡，在经过的巡行地留下六处刻石，分别是碣石刻石、之罘刻石(两块)、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及峄山刻石。字体为小篆，由李斯书写，或刻写在山体上，或刻写在人工凿制的石碑上，如泰山刻石“高三丈一尺(7．161米)、宽三尺(0．693米)”④《史记正义·晋太康地记》云:“为坛于太山以祭天，示增高也。为墠于梁父以祭地，示增广也。祭尚玄酒而俎鱼。墠皆广长十二丈。坛高三尺，阶三等，而树石太山之上，高三丈一尺，广三尺，秦之刻石云。”。秦二世巡游时仿照其父所为，也在刻石后附写了一些文字。这些刻石上的文字，除峄山刻石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内均有完整的记载，文字的内容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因为六国贪婪腐朽才有秦国替天行道统一全国之举(政权的合法性);统一后制定的各项政策是伟大正确的(制度的合理性);三是按照目前制定的蓝图，未来一定会国富民强(设计蓝图展示)。

气势磅礴的秦代石刻(或石雕)，随着帝国的消亡，瞬间便失去踪影。直到100年后的元狩六年(前117)前后，才又出现在东方帝国的大地上。霍去病墓前的16件大型石雕，多是依石拟形，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雕刻成象、牛、马、猪、虎、羊、怪兽食羊、人与熊斗和马踏匈奴等石雕，其古拙的形象、简练传神的造型在此前的中国难觅踪迹。

我们再一次看到石刻艺术作品，就已是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了。刻在碑石上的经书由蔡邕等以汉隶书写在高一丈许、广四尺的石碑上，共46块，200911字，所刻内容有《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文字风格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与此同时也出现大量的画像石作品①东汉后期在帝国境内形成四大石刻艺术中心，它们是山东半岛、苏北地区、南阳地区、四川地区、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以画像石为主。。

石刻碑铭和石雕艺术在埃及、波斯及地中海地区，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内容丰富，工艺成熟发达。从丝绸之路沿线的资料来看，石刻石雕艺术呈现出从西向东传播的迹象，从埃及、巴比伦到希腊，再到地中海沿岸，然后是波斯帝国境内，再到阿育王时期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再到中国。石刻艺术品出现的时间呈现西早东晚的状态，虽然石刻石雕艺术风格在由西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步吸纳了当地固有的艺术特色，但从时代上看，由西向东发展的链条基本完整。

出土于伊朗苏萨的汉谟拉比法典石刻是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的遗存，高约71厘米，全长213厘米。石碑上刻满了楔形文字，雕刻精细，表面磨光。石刻的上部是巴比伦人的太阳神沙玛什向汉谟拉比国王授予法典的浮雕。太阳神形体高大，胡须编成整齐的须辫，头戴螺旋型宝冠，右肩袒露，身披长袍，正襟危坐，正在授予汉谟拉比象征权利的魔标和魔环;汉谟拉比头戴传统的王冠，神情肃穆，举手宣誓。

汉谟拉比法典石刻因其时代久远，与秦文化中的石刻艺术品之间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故很难说他们之间会有关联。唯原波斯帝国范围内出土的石雕石刻艺术，可能和秦文化中的同类遗存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阿富汗西南塞斯坦布斯特遗址发现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石刻是波斯帝国时期著名的碑刻，它们刻铭契在泥版和河卵石上。而真正能和秦文化中同类遗存相关联的可能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于公元前520年所立的贝希斯顿(Behistan)摩崖刻铭。

贝希斯顿(Behistan)摩崖刻铭是公元前520年大流士一世刻雕于克尔曼沙以东32公里处贝希斯敦村悬崖峭壁上的遗存。行经此地的大流士感慨万分，令人在此以文字和图像为自己统一帝国勒石记功，浮雕高约8米、宽约5米。石刻为上图下文，上方浮雕表现的是参与叛乱被俘的八个王。俘虏们长索鱼贯系颈，背缚双手，面向大流士。大流士昂然直立，左脚踏在仰卧在地的高墨达身上，左手按弓，右手指向天空的阿胡拉·玛兹达表示敬礼;代表光明神的阿胡拉·玛兹达左手持象征王权的环，准备授予大流士。下方铭文用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文字刻就，主要内容是:证明大流士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夸耀“十九战，俘九王”的战绩;表示受命于阿胡拉·马资达，强调王权神授不可侵犯。铭文中“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邦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的语气，令人自然联想到秦始皇东巡时的碑刻内容。

在中亚大夏和犍陀罗地区发现了阿育王碑铭和希腊碑铭，这是距离秦文化中石质铭刻地点最近的区域，其时代分别是公元前273年～前232年之间和不早于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东征)，均晚于秦景公石磬文的年份，但早于秦始皇帝东巡碑刻年代。

通过以上资料的梳理，可知勒石记事在埃及、希腊及西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大型石雕艺术在希腊罗马、波斯曾经达到的高度人所共知。而我们想知道的是，尽管并不连续但一直存在、位处列国西境的秦国，为什么会出现列国不见的刻石记事传统?而东汉后期之前，石雕艺术为什么很少在中土见到?前辈学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碑刻之创制受西来影响;石鼓文一出现就十分精致，和青铜器在中国出现情形一样，应该都是向外界借鉴学习的结果［15］(P170)。

四、茧形壶①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茧形壶现象，受到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的启发。在2014年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提示我注意该器物在中西交流过程中的价值。谨向李教授表达诚挚的谢意。

茧形壶作为盛放水、酒、油等液体的容器，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灌入倒出容易、体积大、承受压力大、搬动轻便及不易损坏的优点，但制作过程复杂。目前发现的茧形壶多出现在秦文化的中心区域和秦文化的扩张区域［16］，这种小口广腹、腹部呈蚕茧形的陶器(极个别的为青铜制，如马家塬戎王墓葬出土物)，其器形在演变过程中形态稳定，分为圜底形和圈足形，器形一般不大，长宽多在30厘米之间，只是在长安神禾塬大墓葬坑中出现过20多件直径超过60厘米的茧形壶，部分陶质茧形壶器表遍施彩绘图案［17］。茧形壶出现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中期，多数出现在墓葬中，西汉中期之后便销声匿迹。

关中地区最早出现茧形壶的时间为西周中晚期。扶风齐家的窖藏中出现过陶质茧形壶1件，武功的青铜窖藏中也曾出土4件茧形壶［18］(P140)。尚未见到发现春秋时期茧形壶的报道，直到战国早期才又见其踪影，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发现形体硕大的茧形壶，应为储水器［19］(P183)。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再度出现这种器物，并使之发扬光大。

从考古发现看，茧形壶在战国中晚期之前数量很少。虽然在殷墟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就曾出现过类似的卵形壶，但其后发展的并不顺利，这可能和制作工艺复杂有关。直到战国中期，尤其是被秦文化接受后，该器物乃得到迅速的响应和传播。

在遥远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存在一种和秦文化中大小、形态等几乎一致的茧形壶，流行于公元前十世纪到二、三世纪之间，材料为泥质陶，表面经过抛光，并绘制有精美的图案。

塞浦路斯岛为位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岛屿，与希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埃及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是连结中东、非洲和欧洲的交通枢纽。在希腊古风时代这里曾流行茧形壶(欧洲学者称之为筒状壶或筒状花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50年～前600年间，其形状和秦文化中的茧形壶极为相似，喇叭状侈口，腹部呈蚕茧状，圜底，无圈足，壶体上编绘花卉和鹳，有的壶口上还带有过滤器。这种器物多发现于墓葬中，据推测这些瓶子里面装的可能是给逝去者的供品。这种器物的尺寸大小各不相同，体量小者被认为做香水瓶来使用，体量大者很有可能是用来贮存和运输类似于酒和橄榄油这样的液体。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物是塞浦路斯土著文明受到迈锡尼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20］。

地中海东部的茧形壶和秦文化中同类物之间，形态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也多数出土在墓葬中。由于搜集材料的局限性，我们尚不能对地中海地区、包括波斯地区同类器物的发展演变及分布区域进行全面的梳理，但东西相距甚远的区域均出现这类形态、用途相似的器物，毕竟使人浮想联翩。

五、结 语

经过梳理，可以证实秦文化中的铁器、黄金、屈肢葬、槽型板瓦、茧形壶及石雕石刻等文化因素，和遥远的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据此可以合理地推断，自春秋以来，东西方文明之间就存在着频繁和深入的交流活动。

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表明，通过河西走廊的绿洲丝绸之路在更早的阶段，就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公元前13到前4世纪，新疆地区即流行源自西亚的土坯建材，同时也出现大量的人物和动物的雕塑;陕西周原遗址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过两件雕刻技法非中原传统的高鼻深目骨雕人像;陕西宝鸡地区许多西周墓葬出土过技术渊源于西亚而在中土制作的玻璃器;在关中秦文化流行屈肢葬之前，新疆及中亚地区就发现大量的屈肢葬……这些现象都可以说明，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估计已经北达北极圈，南到南半球，西抵两河流域或地中海，东到朝鲜日本拟或更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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