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

董永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71)

衣物疏是新疆吐鲁番古墓葬群中出土的一种条列随葬品的清单。吐鲁番出土衣物疏，据侯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一书统计，截至2003年，已刊布有62件。又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刊布，新增6件。又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新增1件，目前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合计有69件之多①内容可参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附录二《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巴蜀书社，2003年，第697－721页;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21、101、105、126、173、175页;参见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9页。。这些衣物疏中有确切纪年的共44件，最早始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最晚至唐咸亨四年(673)，前后有289年的历史。衣物疏除个别书写于绢帛之上外，其余均为纸质文书，所列物品，有衣衾、玩好、笔砚、车马、财货，甚至奴婢等各种各样。它们真实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吐鲁番居民的一些社会习俗、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对这批衣物疏，中外学者们格外关注，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②这些成果，刘安志《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注释③中有详细论列，此处从略。。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③关于孝观念在高昌地区的传播，可参见严耀中《麴氏高昌时期的〈孝经〉与孝的观念》，《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第275－282页。基础上，就衣物疏中条列《孝经》的现象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衣物疏中条列《孝经》现象

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条列《孝经》者，有五例，按时间顺序，分别如下:

1.72TAM169:32 号《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1］(壹P207);

2.73TAM517:24号《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1］(壹P255);

3.72TAM205:2 号《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1］(壹P360);

4．73TAM116:19 号《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1］(壹P370);

5.2004TMM102:4 号《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移文》列有“孝经一卷”［2］(P105)。

例5中所谓“移文”，也称“移书”，是古代各衙署之间、同级官员之间正式使用的一种平行文书。据刘志安研究可知，吐鲁番出土衣物疏分为前后二期:前期衣物疏与汉代“告地策”和“衣物疏”没有本质区别;而后期衣物疏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文”［3］(P119－128)。

以上5例中除例3墓主姓名不详外，其余4例不仅姓名俱全，而且各例同墓都有墓表出土，这为我们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可靠证据。现依次分析如下:

72TAM169:32号《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有72TAM169:1《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墓表》，墓表载:“建昌四年戊寅岁二月甲子朔九日壬申，王国侍郎，迁殿中将军，追赠凌江将军，屯田司马张之墓表。”［4］(P64－65)此衣物疏和墓表相互印证，可知张孝章即张，他生前曾任麴氏高昌王国侍郎、将军等官职。张孝章名中含“孝”字，又是高昌国高官，因此可以判断，此人或是深受儒家忠孝思想影响的汉人。

73TAM517:24号《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有73TAM517:17《高昌建昌卅七年张毅墓表》，表文曰:“建昌年丁岁，闰六月，十三日戊午。□□，将，又迁咨议军，追赠仓部司马张毅墓。”［4］(P221－222)此衣物疏和墓表相互印证，很明显，武德即张毅，他是阿斯塔那517号墓主，生前担任麴氏高昌王国朗将、将军、参军等官职，应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

73TAM116:19号《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有73TAM116:2《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弘震墓表》和73TAM116:1《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妻孟氏墓表》，可知阿斯塔那116号墓系夫妻合葬墓，张头子即张弘震。张弘震墓表云:“重光二年辛巳岁，五月丁巳朔，四日庚申，新除侍郎，转迁祀部司马，追赠祀部长史，故张弘震春秋七十六，殡葬斯墓。”［4］(P332－333)张弘震生前曾担任麴氏高昌国中央高官，也无疑是汉人。

2004TMM102:4号《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移文》同墓出土有2004TMM102:12《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此墓志出土于木纳尔1号台地的宋氏家族茔院内102墓，墓志铭文虽未见墓主姓氏，但从其出土地为宋氏家族茔院来看，墓主应是宋武欢。志文曰:“君讳武欢，字□，西州永安人也。君，兵曹参军之嫡孙，司马之贵子。生□□下，有反哺之心;长堪强仕，□尽节之志。不骄不贵，出自衽生;行恭行敬，廪(禀)茲天性。我君光武王尚其高行，拜从行参军事。计当与金石同固，保守长年，掩然迁化。春秋六十一。显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永安城北。呜呼哀哉。”志文中的“光武王”，是麴氏高昌国王麴文泰之谥号［2］(P105)。志主宋武欢在麴文泰统治时曾任过从行参军事之职，从姓氏、志文、家族茔院综合判断，宋武欢应是麴氏高昌王国士族豪门之后。

张孝章、张毅、张弘震、宋武欢均是麴氏高昌国汉族大姓，世居西州，身居高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其随葬品清单中列有《孝经》，似乎并不奇怪。那么，清单中所列《孝经》，是确有其书吗?

二、衣物疏中所列的《孝经》确实是陪葬品

事实上，衣物疏中所列物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实所记的“平生所用之物”，如衣被、绢布、鸡鸣枕、面衣、玉豚等等。这些物品与吐鲁番各墓葬发掘报告中清理出的实物相互印证，确实是陪葬品。另一类则是虚记，如“攀天丝万万九千丈”“金钱一万文”“银钱二万文”等等。实际上，此处所说的虚记，并不是不存在此物，而是有虚夸之嫌。比如随葬一两文银钱，代替一两万文。随葬几尺丝线，便号称“攀天丝万万九千丈”。那么，衣物疏中所列《孝经》是不是虚记呢?

事实证明，衣物疏中所列《孝经》并非虚记，而是真实存在的随葬品。试举典型一例为证。前文例1《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出自阿斯塔那169号男女合葬墓，同墓出土即有一件编号为72TAM169:26(a)的古写本《孝经》，起于开宗明义章至圣治章。此墓未经盗扰，很显然，这件古写本《孝经》即是张孝章随葬衣物疏中所条列的那一卷《孝经》。衣物疏记载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可见，吐鲁番地区确有陪葬《孝经》之事，并非衣物疏虚记。

无独有偶，1997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抢救性清理的洋海1号墓葬(97TSYM1)，出土文书多件，其中有一件残片上正反两面分别书写《论语·尧曰》的古注本和《孝经义》的序言［2］(P164－167)。据朱玉琪考证，此件写本的年代可能在阚氏高昌国时期(460～488)。又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組”的意见，此件残片可能是墓主生前所用，死后又作为陪葬品放置在墓中的。可见，《孝经》作为陪葬品随葬墓中，在中古吐鲁番是常见之事。

那么，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孝经》是不是都是陪葬品呢?事实上并非如此。

1968年，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废墟中出土一件《孝经》残卷。据柳洪亮研究，此件残卷与1967年阿斯塔那363号墓所出卜天寿抄写的《论语》残卷性质相同，都是小学生练习作业之类的东西。因此，这件《孝经》残卷并非是墓葬出土，肯定不是陪葬品。

据王素先生爬梳，吐鲁番出土的古写本《孝经》，有白文《孝经》、郑注《孝经》、《孝经解》、《御注孝经》以及《孝经义》等五类［5］(P203－205)。它们都是从吐鲁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可以肯定是随葬品。多种版本《孝经》流行当地，足见当地百姓对《孝经》的重视。

事实上，内地的考古表明，吐鲁番地区墓葬中放置随葬衣物疏的习俗源于中原，因中原地区早在西晋、北齐就有将死者入葬衣物单昭告地下的传统。吐鲁番地区不仅沿袭保留了中原随葬衣物疏的习俗，而且还效法内地陪葬《孝经》的做法。陪葬《孝经》之事，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末晋初著名学者皇甫谧。据《晋书》记载，皇甫谧曾著《笃终》，示其死后葬制之遗愿。有云:“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6］(P1417－1418)皇甫谧以《孝经》陪葬的目的很明确，“示不忘孝道”。他开了以《孝经》陪葬的先例，后人多有效法者。南齐张融与北魏冯亮步其后尘。据《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张融生前曾留下遗言:“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7］(P729)可见，张融对死后随葬之物不重衣衾，只重《孝经》等书籍。又据《魏书·冯亮传》记载，冯亮卒于北魏延昌二年(513)冬，他曾“遗诫兄子综，敛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8］(P1931)。唐史典籍未见随葬《孝经》者，但宋代有类似记载。如《宋史·王嗣宗传》:“嗣宗尤睦宗族，抚诸侄如己子，著遗戒以训子孙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经》、弓剑、笔砚置圹中。”［9］(P9651)王嗣宗告诫子孙不得分家，在自己死后把《孝经》、弓剑、笔砚放在墓中陪葬，也是这一风俗的延续。

三、陪葬《孝经》的深层原因

(一)中原历代统治者推崇《孝经》，以《孝经》等儒家文化教育弟子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孝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孝经》成为学生必读之书。《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三年，安国公奏立学官“序、庠置《孝经》师一人”［10］(P355)，即在公办学校设置专门教师教授《孝经》。随后民间私学也争相效法。汉末邴原入私学，就学于书舍，“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11］(P351)。这种风气致使汉代孝的教育范围极广。东汉明帝时，期门、羽林、介胄之士也要通读《孝经》，一般平民更是如此。《四民月令》说:“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在此基础上，汉代初步确立了养老制度和“告宁”制度，生前孝养，死后居丧成为汉代以孝治国的重要国策之一。

晋元帝大兴年间(318－321)，复置《论语》《孝经》传记博士于学宫，而所立为郑注。南朝齐因袭之。梁时，孔传、郑注《孝经》并立。后孔传亡于梁末战乱。北朝郑注《孝经》流行天下。前文论及皇甫谧、张融、冯亮陪葬《孝经》之事，显然与汉魏以来，朝野重视《孝经》密切相关。

高昌国麴坚时《孝经》传入高昌。公元520年(北魏正光元年)，麴嘉(501－525年在位)向北魏孝明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8］(P2245)。在统治者崇儒理念的推动下，麴氏高昌王国上下都研习传播儒学，史称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12］(P811)。此时，虽有《五经》传授，但并未见《孝经》。数年之后，至麴嘉之子麴坚(531－548年在位)时，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13］(P915)。习读《孝经》者，不仅有汉人儒生，也有当地胡人。胡人与汉人都可以就读于学官，使用统一的汉文本教材《孝经》《论语》等。不同的是，胡人是用胡语而非汉语习读《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既然，胡人也学习《孝经》，那么，胡人是不是也效法汉人，死后随葬《孝经》呢?目前的考古资料有限，尚不能解答这一疑问。

从传播史的角度看，如果把麴嘉向北魏孝明帝“求借《五经》”看作是儒家经典从中原向西北传播的上层传播线路的话，那么，在汉唐间，中原汉人大规模向西北迁徙①汉武帝时，西征大宛、车师，大量疲敝兵士滞留吐鲁番地区。汉昭帝时，置西域都护，屯田车师。又置戊己校尉，迁徙大量人口在车师屯田积谷。西晋在高昌设高昌郡，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皆设郡驻守。八王之乱后，中原战祸不断，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汉人西迁凉州。苻坚灭前凉，又迁徙大批汉人到敦煌。淝水之战后，中原内乱，河西陇右一带的地方割据政权相互争夺，凉州已非乐土，迫使此地的汉人再次西迁高昌。伴随汉人西迁的是以《孝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的过程中，随身携带着以《论语》《孝经》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典籍进入吐鲁番地区就可以看作是《孝经》从中原向西北传播的民间传播线路。这两条线路并存，《五经》、诸史得以在吐鲁番地区广泛传播，逐渐使高昌成为汉文化社会。那么，麴氏高昌王国中笃信儒学者，生前习读《孝经》，死后陪葬《孝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入唐，统治者更加重视对《孝经》的研读，高祖和太宗曾亲自参加两次国家级研讨活动。《旧唐书·儒学上》载:“后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14］(P4945)又，唐太宗亲临释奠礼，听孔颖达讲《孝经》，并与之就曾子和闵子谁更孝的问题展开辩论。公元690年，武则天以武周代唐，“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14］(P864)

开元元年(713)三月，唐玄宗下《令诸儒质定古文孝经尚书诏》:“《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舛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15］(P476)为止息今古文《孝经》之争，唐玄宗曾两度御注《孝经》。一次在开元十年，有两条正史材料记载此事。其一:《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条记:“上(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16］(P658)其二:《旧唐书》卷一百零二《元行冲传》载:“上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14］(P3178)从以上记载来看，首度注经是在开元十年，完成后，于当年六月颁行天下，也作为国子学的必修书。此后，唐玄宗又命大臣元行冲为御注孝经书写疏义，列于学官，成为教材。另一次在天宝二年，也有两段正史材料略载其事。其一:《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条下记曰:“至天宝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玄宗)重注(《孝经》)，亦颁于天下。”［16］(P658)其二，《册府元龟》卷四十《帝王部·文学》天宝二年(743)五月条记:“以重注《孝经》颁天下。”并记玄宗诏曰:“化人成俗，率由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朕思畅微言，以理天下;先为注释，寻亦颁行。犹恐至赜难明，群疑未尽;近更探讨，因而笔削;兼为叙述，以究源流。将发明于大顺，庶开悟于来学。宜付所司，颁示中外。”［17］(P431)

从以上记载来看，重注孝经，目的是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义，“将发明于大顺，庶开悟于来学”。经过唐玄宗时期这次大规模的经典整理活动，再加上玄宗本人的研究探讨与注释，《孝经》的内容和版本基本确定了下来，我们今天常见的《孝经》就是唐朝整理的。

(二)法令制度确保《孝经》中孝的精神得以严格执行

有鉴于《孝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唐玄宗还诏令天下，令每家每户必须收藏一本《孝经》，要求人人“精勤诵习”，在乡学中，也要加倍教授，使人人恪守孝道，尊礼行孝。《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典礼·九宫贵神》天宝三载(744)十二月《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曰:“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帝之本，百行莫先。移于国而为忠，长于长而为顺，永言要道，实在人弘。自今以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15］(P417)

唐时吐鲁番地区的乡学教育严格遵照此令，教授《孝经》。这从吐鲁番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 9 件吐鲁番文献，编号分别为 Peald 7a、7d、7k －2、7m、7o、7r、11a、11d、Frame 1a［18］(P949－952)。根据其内容可知，9件残片是儒生的《孝经》策问习作。对策是唐代进士、明经考试的主要形式之一。策问卷的策题出自《孝经》，这与唐制各类儒生必须兼通《论语》《孝经》相合。可见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儒生在学校也必须学习《孝经》，而且要通过策问考试。

天宝四载(745)，也就是唐玄宗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的第二年，唐玄宗亲自御书《孝经》，刻碑以示天下，即《石台孝经》。

唐朝不仅继承了前朝孝道思想，重视《孝经》，而且在封建立法中用法律细则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孝的纲常伦理。“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严。”古代官吏“丁忧”解官，回家守丧之制，有明确法律条文记载的，即始于唐律。《唐律疏议》卷25载:“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若诈称祖父母、父母及夫死以求假及有所避者，徒三年。”疏议曰:“父母之丧，解官居丧，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19］(P472)这条律文开创了丁忧解官的先河，此后，宋、明、清各朝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此制。

在孝的精神指导下，唐代确立了侍丁养老制度和孝假制度。《新唐书·食货志一》载:“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又“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20］(P1346)”又《唐令拾遗·户令》第十二条《老疾应侍》引《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曰:“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先尽子孙，听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若欲取家内中男者，并听。”［21］(P139－140)除了令的规定外，唐代皇帝还用赦文规定对普通百姓在丧假期间免除一切劳役赋税。唐玄宗《改元天宝赦》:“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县官每加存问，仍量赐粟帛。侍丁者，令其养老。孝假者，矜其在丧，此王政优容，俾申情礼。”侍丁养老的目的就是顿风厉俗。

在中央王朝以制度、诏令、赦文等形式确保孝行能够实施的背景下，唐代各州都依法实行。远在边陲的西州也不例外，严格执行着侍丁养老制度和孝假制度。试举二例，以示说明:

阿斯塔那325号墓出土有一件《唐龙朔三年(663)西州高昌县下宁戎乡符为当乡次男侯子隆充侍及上烽事》文书，为方便分析，移录残文如下:

1今见缺侍人某，宁戎乡侯子隆身充次男，【下缺】

3【上缺】今年新【下缺】

4八十，自回充侍父者。又得宁戎乡里□□

6【上缺】者。前侍己亲侍父，后请宜【下缺】

7式，关司兵任判者。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

9付身【下残】

10户主香【下缺】

11尉准淮史史□

12史况感

13 录事沙龙朔三年三月二日下［1］(叁P102)

这是一件西州高昌县下达宁戎乡有关侯子隆充侍的符。从残存文字看，此符大意是某老的侍丁“怀相”要回家侍养他自己年满八十的老父，某老上牒请“侯子隆”代替“怀相”充侍，县司下符通知乡里。“怀相”舍某老而就亲父侍养，也是遵照“皆先尽子孙，听取近亲”的唐令条文而行的。某老因没有子孙，又无近亲，因此外取白丁“侯子隆”充侍。可见，西州高年百姓的养老实际与唐令规定完全相符。唐令能在西州得以严格执行，也显示了唐中央政治统治的威力。

又，阿斯塔那191号墓出土一件文书，由多件片段缀合而成，题名为《唐永隆元年(680)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勋官籖符诸色事》(下称《军团牒》)，为便于分析，摘录相关残文如下:

(二)7白欢进年卌一送波斯王，样人康文义。进上轻车，籖符到府。

8赵力相年卅五送波斯王，样人康昙住。

(三)2冯石师年卅四孝假。

5翟阿达年卅八孝假。

(四)6□憧仁年卅五侍丁残疾。

(八)1 □□□年卅一 孝假。［1］(叁P284)

此件《军团牒》记注“样人”者20人，其中白欢进、赵力相等四人标明“送波斯王”。唐高宗朝，唐与吐蕃、西突厥争夺安西。仪凤三年(678)九月，高宗以裴行俭为安抚大使，册送波斯王，奇袭西突厥十姓可汗，“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极难冒;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觇之，遂不设备。”裴行俭因此奇袭成功。《旧唐书·裴行俭传》记裴行俭在西州“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军团牒》中有四人不能随裴行俭送波斯王西行，分别是34岁的冯石师、38岁的翟阿达和31岁的某卫士，此三人均是因为“孝假”在身，而35岁的憧仁则是因为“侍丁残疾”。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即使在边州战事吃紧的非常时期，西州府兵也会依照唐令规定，享有“孝假”。也同样根据唐侍丁养老制，为笃疾者安排府兵充侍左右。唐代“孝假”制度和侍丁养老制度能在西州严格实施，也充分说明孝的观念在西州边陲的百姓中已经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高昌国至西州时期，吐鲁番当地的居民深受中原孝道思想影响，死后不仅以《孝经》陪葬，而且在衣物疏中开列《孝经》，昭告冥界。这显然是汉魏以来中原汉人葬俗的遗风。麴坚时，《孝经》传入高昌。经过官方推动和民间交流两条路线，《孝经》最终得以广泛播迁于西北边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西域的势力日渐式微，丝绸之路阻绝，文化传播之路中断，吐鲁番地区陪葬《孝经》的现象也便逐渐消失了。

［1］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壹至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1996．

［2］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刘志安．吐鲁番出土衣物疏研究二题［M］∥《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M］．成都:巴蜀书社，2002．

［5］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7］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1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仁井田陞．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