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西藏基层民众政治信任的一项地方实践
——“强基惠民”活动的政治学分析

王彦智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强化西藏基层民众政治信任的一项地方实践
——“强基惠民”活动的政治学分析

王彦智

（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强基惠民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推动西藏稳定发展方面，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下派干部最多的一项活动，影响深远。文章以政治信任为视角，在分析强基惠民活动的背景、政策目标、制度安排和功能的基础上，认为，强基惠民活动所蕴涵的政治逻辑是实现西藏的稳定发展需要强健党的基层组织，需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进而需要群众路线的复归，需要从构建基层民众的政治信任这一原点做起。做好西藏工作，只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服务群众中获得高度的信任和支持，不断推进稳定发展与转型进程，西藏一定能够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目标。

强基惠民；政治信任；群众路线；稳定发展

根据《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的意见》之要求和精神，从2011年10月起，西藏全区开展强基惠民活动，向5464个行政村居每年选派2万多名优秀干部组成驻村工作队，每个工作队派驻4名干部，实现驻村工作全覆盖。迄今为止，已有5批10万多名来自西藏各单位的干部先后进驻各村，旨在富民兴藏、争取人心、夯实基础，进而为西藏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长治久安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全区认真学习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喜迎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理应给这一自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推动西藏稳定发展方面，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下派干部最多的一项活动予以理论上的总结。有鉴于此，笔者结合自己从事强基惠民活动的经历，试图从政治信任的视角对强基惠民活动进行粗浅的研究。

一、政治信任概述

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对信任的政府解读开启了政治信任这一研究领域，但

该问题真正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自由民主理念在其内在魅力的感召和西方国家的垂范甚至是运用军事外交手段向世界各国推广下，被大多数国家和民众所接受而得以迅速扩展[1]，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这一趋势俨然成为人类政治民主化历史上的第三次浪潮。在实践中，自由民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的确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人类政治发展史上长期困扰其他政体的合法性、腐败、效率与制度成长四大问题，被视为是“所有政体中危险最小、坏处最少”的政体[2]。可以说，自由民主理念及其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已成为现代文明政治的标识，尽管各国对该理念的理解，特别是实现该理念的方式与制度安排存在着巨大的分歧[3]。另一方面，是政治冷漠日益严重和随之而来的政治信任的持续衰微。美国学者从1958至2002年的追踪研究显示，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再降到创纪录的最低点”。[4]这一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并无大的改观且波及几乎所有的政治共同体，呈现出持续性、国际性和结构性的特点[5]。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总结道：

“事实上，在今天，没有任何事业、任何公职、任何职业被看作是值得信任的，除非在每一具体的场合都揭示令人满意的信任基础。……危机是普遍的、包涵一切的。”[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政治信任问题，中国学术界则从新世纪后开始研究，认为政治信任具有历史延续性、层次延展性、流向的垂直性和变迁的非对称性四个基本特征[7]。关于其价值，一般认为，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来源，对政府政策和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到政策的运行成本。同时，作为公民对政治系统态度表示的政治信任，当然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公民的政治行为产生作用[8]。关于政治信任的起源，当前主要有两种解释视角：一种是社会文化视角，认为政治信任是政治领域之外形成的通过人们成长早期社会化而塑造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高度的社会信任产生高度的政治信任[9]；另一种是制度主义视角，认为，政治信任源自于政治领域自身，“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政治制度可信性的一种理性评估。……当公民对政府及其机构、决策的总体状况以及独立的政治领导的评价为守信的、有效的、公正的和诚实的时候，政治信任便产生了。”[10]米勒（William Mishler）和罗斯（Richard Rose）在对中东欧和前苏联10个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信任进行实证分析以后认为，无论哪个层面，制度主义视角更具有解释力，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研究几乎不支持文化视角的解释[11]。对于何为政治信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信任即是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学术界已有共识；而对广义的理解其分歧点集中在能否将社会信任纳入到政治信任上[12]。

笔者认为，政治信任既不能等同于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只是政治信任的一部分，也不能等同于社会信任,尽管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政治信任应是对包括政党在内的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可分为民众对政治理念和价值、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组织、政治决策与政治行为，以及政府官员的信任等层次。任何一个层次信任的持续丧失必然最终导致整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流失。波兰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的研究表明，重建或强化政治信任不可能依托在空洞的政治宣传上，需要规制、效率、可靠性、代表性、公平性、责任性和善心德行等要素的支撑[13]。

二、强基惠民活动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分析

强基惠民活动是在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服务于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实施4年多来，显功能已经显现，潜功能更是意义深远。

（一）强基惠民活动的背景

西藏自治区之所以声势浩大地开展强基惠民活动，有其特定的背景。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内地，传统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支配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基层社会未能很好地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而以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自治或松散自在地存在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中央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

弱乃至消失。”[1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革命过程中，通过深入乡村建设基层政权和广泛的基层动员，虽然面临一次次的危机但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创建了新中国，此后，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政权系统使得国家权力第一次彻底深入到基层社会。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较好的执政绩效，赢得了人民群众极大的政治信任，并为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乡政村治”新体制的建立与改革开放的深化，基层民众同基层政权的关系悄然发生着变化，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能力在下降。步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农业综合改革的即是乡镇政权日渐与基层民众疏离，丧失了介入到乡村中的体制安排、权能基础和利益诱导，成为“正在退出农村的乡镇政府”也是不争的事实[15]。

在西藏，除了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外，基层社会面临着自身的特殊问题和困难。众所周知，和平解放前的旧西藏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基层治理体系的规制下，旧西藏绝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一个极为封闭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社会。“西藏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发展阶段，西藏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6]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顽强奋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态环境保持良好，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据统计，2014年，西藏全区实现生产总值920.8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925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59元，全区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保持了近20年连续两位数的增长[17]。同时，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当然，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低、积累少，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西藏总体的落后面貌并没有彻底改变，仍然是我国典型的连片贫困区[18]。如果考虑到社会经济的主要指标，如各产业的增加值、年度财政预算与支出、城乡居民存款、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因素的话，更能显示出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任务的艰巨性。由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编写的《2014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显示，在我国大陆的省区市中，西藏的民生发展指数是全国最低的。更为重要的是，当前，西藏社会除了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的任务非常艰巨。时至今日，甚至还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立场不够坚定，态度暧昧，少数干部对达赖抱有幻想等问题[19]。在此情境下，倘若没有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没有政权力量强有力地介入到基层社会中去，没有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信任，没有以藏族为核心的各少数民族群众齐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不断增强的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现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目标是不可能的。藉此，在总结新中国60多年治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六个必须”的党的治藏方略。

（二）强基惠民活动的目标诉求与制度安排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1年10月以来，西藏全区开展强基惠民活动，希望通过围绕强健基层组织、维护社会稳定、寻找致富门路、进行感恩教育和办实事解难事5项重点开展工作，以期达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牢固维稳的基础，大幅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巩固发展民族团结，进而构建起城乡发展稳定的长效机制，形成推动科学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改善的强大合力之目标。

为了切实达到这一政策初衷，自治区党委专门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其制度安排是：从组织结构上来讲，自治区成立强基惠民活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全区强基惠民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内设综合组、指导协调组、项目

组、宣传简报组、材料组和三个巡回检查组。各地市、县区和各单位都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本级及本单位的强基惠民活动。从工作机制上来讲，一是规定各级党委、政府、区（中）直部门党委（党组）是开展活动的责任主体，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二是规定省级干部每人联系一个县区，地市负责同志每人联系一个乡镇，县区负责同志每人联系一个村居，对联系点的强基惠民活动进行协调指导；三是规定了区、地市、县三级检查组每季度末要进行一次检查，每年安排四次，全年检查面合计达到100%；四是规定了激励机制，对驻村工作队和驻村队员的考评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并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一年一表彰；五是规定了详细的经费保障机制。

（三）强基惠民活动的显功能与潜功能

默顿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的功能研究，将显功能理解为那些有助于系统调适并且是有意图安排的后果，潜功能则是指同一层次上的无意图、未认识到的后果[20]。笔者认为，我们借鉴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分析方法能够更清楚地展示强基惠民活动的意义。

在笔者的驻村经历和调研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强基惠民活动的功效。其显功能集中体现在：第一，党员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西藏基层，由于没有党校的培养，党员发展较为缓慢，党员老化严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基层党组织长期软弱涣散。工作队进驻后，经与村委班子协商后确定积极分子，通过定期的谈话、党的理论知识学习、感恩教育和政策宣讲等活动，一大批优秀青年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并最终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加入党组织。第二，基层民众进一步明晰了“惠在何处、利从何来”。过去，虽然各级政府也在组织政策宣讲活动，但由于西藏基层地广人稀，教育的成本高昂且单纯的宣讲教育，其成效必然十分有限。工作队进驻后，通过召开形式多样的感恩教育和政策宣讲会，通过发放藏汉双语宣传材料、领袖像章、国旗国徽，通过制作新旧西藏对比图片展等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工作队的一步步亲身示范和基层民众的亲身参与，使基层群众进一步明白了惠在何处，利从何来。第三，掌握了西藏基层社会的详细情况。过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党和政府对西藏基层社会各方面状况的了解是粗浅的，更没有详细的档案存留。现在，通过驻村工作队细致的摸排走访等，各村居都建立起一套详细的档案资料，从而为党和政府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第四，有效维护了稳定。各驻村工作队通过召开维稳宣讲大会、社会矛盾排查调处、重点人员教育管控、敏感时段的巡防，尤其是通过落实网格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等措施，确保了一方平安，维护了全区的和谐稳定。最后，大大改善了基层的基础设施和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各工作队通过组织劳务输出、利用自治区和各地市下拨的专项资助金、申请“短、平、快”项目等，基层的道路桥梁大都实现了畅通，安居房建设稳步推进，用电饮水等困难基本解决。

这些能够看得见的功能是有目共睹的，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强基惠民活动的潜功能。首先，党的执政根基进一步夯实。如前所述，工作队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通过带领党员干部及全体基层民众学习党的理论知识、讲解党的好政策、进行感恩教育、访贫问苦等，有效解决了基层党组织长期软弱涣散的状况；通过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将致富能手发展为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为致富带头人等措施，大大增强了党组织的感召力；通过建立和完善村务党务公开、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得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基层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明显增强。其次，大大解放了基层民众的思想。西藏基层长期处于自然和半自然经济状态，民众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市场意识和勤劳致富观念，“等、靠、要”思想严重。各驻村工作队通过帮助村居谋划发展路子、兴办经济实体、实施“短、平、快”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等“输血”与“造血”办法，更是通过工作队的一步步示范和民众的亲身参与，使他们逐渐树立起市场意识和勤劳致富的观念。第三，锻炼了农牧民的劳动技能。在“两河一江”流域的农民，总体而言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劳动技能，但在广阔的牧区，祖祖辈辈靠放牧为生的牧民还远未具备，甚至根本不会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各驻村工作队通过组织农牧民参加劳动技能培训、让农牧民直接参与经济

实体的兴办和运作及架桥、修路等，已经使西藏各地区农牧民的劳动技能得到极大的提高，逐步具备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技能追求幸福生活的本领。第四，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各驻村工作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协助推进农牧民安居工程、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做好扩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惠民、访贫问苦等方面具体的实事为抓手，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影响农牧区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突出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更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农牧民对党员干部的信任。最后，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各驻村工作队通过为基层民众办实事解难事，与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养成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品格，增强了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本领。

可以说，强基惠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地解决西藏基层发展和民众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更是进一步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是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的固本之举。正因为如此，俞正声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认为强基惠民活动是“强基固本之策”[21]。

三、群众路线与稳定发展：强化政治信任的双重逻辑

政治的使命在于创造文明有序的公共生活秩序。为此目的就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政治权力体系的构建，以确保权力的有序运作，二是较高程度的合法性基础构建。任何一个政权一旦长时间地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有效的权力体系也会运转困难、成本高昂直至最终走向崩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和中东非洲国家发生严重的政治动荡即是鲜活的例证。在我国，由于党的特殊地位和权能及其在基层社会的巨大影响力，笔者认为，党群干群关系应是分析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重要视角。就西藏而言，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效推动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正是抓住了西藏基层社会实现稳定发展目标，有效提升基层民众对以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的政治信任，及推动基层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其总结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并认为“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2]。党的群众路线本身并不复杂，它强调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之中而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强调的是“深入群众”，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更能保持干部的人民本色；强调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求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党的群众路线复杂的地方就在于如何长期坚持。随着党执政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干部尤其是直接与普通民众打交道的基层干部，日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23]，当然一些领导干部也渐渐蜕变为丧失党性和人格的腐败分子。伴随干部脱离群众的后果是群众也越来越不愿意向干部说真话，人民群众想什么干部也不清楚。长此以往，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决策的频繁失误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的丧失。强基惠民活动实施以来，党政干部特别是驻村干部的吃住、活动、工作均在村居，整日与基层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交往的人除了基层民众外也很难有其他人，真正成为了基层民众中的一员。工作实际中，工作队从基层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抓起，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使各族群众逐渐打消了“任何拥有权力的人至少部分地怀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之疑虑[24]，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同时，时

间久了，与干部成为朋友的基层民众开始认真反映县乡基层政权及村居“两委”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一些符合当地实际的建议。笔者认为，不论是在内地还是西藏，党的群众路线常常被虚置而难以坚持，尽管与群众这一主体结构和利益要求出现多元化发展、精英化官僚制导致的精英主义思维和官僚主义作风、固化的阶层等客观发展现实有关[25]，但群众路线常常依靠的是高层领导的强力推进而不是建立在制度化的载体上是根本性的原因。强基惠民活动虽然也是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并与西藏党委主要领导的大力推动直接相关，但这一机制完全可以成为群众路线在西藏贯彻落实的制度化载体。

除了践行群众路线之要求外，强化西藏基层民众的政治信任还有其不同于内地的需求和路径——稳定发展。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近年来，达赖集团在涉藏问题上不断调整策略，变换手法，在境内利用互联网等大肆散布谣言，向社会各阶层大肆渗透，极力争夺接班人。这一特殊的区情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工作目标是：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环境良好[26]。

概言之，在强化政治信任的过程中，信任者与被信任者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藏强化基层民众政治信任的实践，正是通过驻村工作队落实强基惠民专项资金和实施“短、平、快”项目，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基层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而且锻炼了他们的劳动技能，使其逐步具备能够充分地利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主要依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通过访贫问苦及为基层民众办实事解难事，树立起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极大地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通过党政干部驻村这一机制，将基层民众与“正在退出农村的乡镇政府”及县政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增强了基层民众对县乡政权及党政干部的认同和信任。同时，通过强基惠民活动，反过来不断增强着干部的宗旨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四、强基惠民与转型发展：西藏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党在西藏60多年的工作及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的实践证明：做好西藏工作，关键在党，根基在人民群众，最管用的是夯实基础，争取人心。只有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维护好群众利益，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人民服务、增进老百姓福祉作为最大责任，用好扶持政策，努力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转变为现实发展优势，着力办好群众迫切需要的大事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发展参与度和获得感，党和政府在服务群众中才能获得高度的信任和支持。也只有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西藏的发展模式由主要依靠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各省区市及央企的对口支援的“外力推动型”向自主创新新型发展模式转变；发展趋势由持续快速发展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稳定局面由基本稳定向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转变；社会管理由直接的管控向积极引导社会自组织的成长、社会自我管理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转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由长期自给而不能自足与“等、靠、要”并存且传统落后向主要依靠自己的勤劳而致富的现代文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西藏方可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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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ractice in Strengthening the Grassroots Political Trust in Tibet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Grassroots-strengthening and People-benefiting”Measures

Wang Yan-zhi
（School of Management,Xizang Minzu University,Xianyang,Shanxi 712082）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policy objectives,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functions of the“grassroots-strengthening and people-benefiting”measures,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pproaches of building political trust in Tibet.It is proposed that,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in Tibet,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mass line by building the grassroots political trust while consolidating the local CPC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authorities.It is concluded that only by providing good services to the vast public and thus win⁃ning their trust and support,can optimistic results be achieved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

“Grassroots-strengthening and People-benefiting”;political trust;mass line;sustainabl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3.002

D630

A

1005-5738（2015）03-007-007

[责任编辑：蔡秀清]

2015-05-10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藏县级政权机构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1CZZ023

王彦智，男，汉族，陕西横山人，西藏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地方政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