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川甘毗邻地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方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明朝川甘毗邻地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方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川、甘毗邻地区自古是游牧民族竞相争逐、流徙无定的区域。蒙元时期，该区域与藏区的联系紧密。明初，蒙古势力虽然北遁，但是纵观整个明王朝的北边局势，蒙古各部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对川、甘毗邻地区的经营，是明王朝北边防御体系的重要辅助，它对于明朝中央政府能否有效隔断蒙藏之间的联系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川、甘毗邻地区的发展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交通的建设为该区域与汉、藏双方在物质层面上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学校的发展则使得该区域在精神层面上联通了中原地区，区域内各民族对明朝中央政府以及对中原地区的认同不断加深。明朝中后期，尽管蒙古势力重新控制西北地区，但是，川、甘毗邻地区与中原地区已经建立起了异常频繁的联系，明王朝在该区域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

明朝；川、甘毗邻地区；建设与发展

自古以来，川、甘毗邻地区[1]就是多民族杂处混居的地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2]《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冉駹夷者，……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3]秦汉时期，川、甘毗邻地区为羌、氐所居。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首领苻坚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氐族势力愈加强大。隋唐时期，吐蕃灭吐谷浑，吞并诸羌，逐渐强盛，后又攻取唐松州地，从那时开始，便有藏族居民移居于此，与当地居民融合。此后，各类史志便渐将该区域内的居民称为番民。两宋时期，西北党项羌族逐渐强大，并建立西夏政权，甘南、川北地区亦受其挟制，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蒙元政权入主之后，元朝中央政府便开始对该区域进行直接统治。尽管各个政权在不同时期实际控制或直接统治川、甘毗邻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区域距离川、甘中心区域较远，对于其建设与发展，统治者没能给予应有的关注。

元朝末年，蒙元残余势力虽然北遁，但是蒙藏之间传统的政教联系依然存在，统治者不得不重视

对藏区的控御与羁縻，川、甘毗邻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也随之开始。明朝建立以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该区域的建设，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收到的实际效果却较为显著。如若论及对川、甘毗邻地区建设的力度与成效，明代应超越了之前各代。

一、交通建设与经贸的繁荣

官修道路的尽头大致也就是明朝实际控制区域的限界，因此，明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建设。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天下府州县修治道路”；[4]洪武二十一年，任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5]杨正泰先生在考证明代驿站时，将沟通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以及九边军镇的道路称之为驿路，“这些驿路是明代国内水陆路交通的大动脉，它们与各种干线、支线、间道、便道一起，织成全国性的交通网”。[6]而川、甘毗邻地区道路交通的建设又有其特殊意义，它决定了中央政府能否对该区域施行有效的统治。

驿路是通过驿站串联而成的，明代在川、甘毗邻地区的驿站建制较元代完备，分布也较为广泛，所谓“国初疆理封域即设邮驿以通往来”。[7]明朝的驿递系统主要由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马驿，主要负责中央普通诏令的上传下达以及公职人员的接待，递运所主要负责物资的输送，急递铺则主要负责紧急公务的传达。三个部门各司其职，保证了川、甘毗邻地区政令的通达与物资的输运。王船山尝言：“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8]能够设立驿站的地方均为当时往来交通之要道，通过比对元明清三代史书之地理志便能够看出，即便是到了今天，这些地方仍然是沟通不同地区的咽喉。洪武十六年，时任明朝松州卫指挥佥事的耿忠上疏条陈：“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属各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供徭役。”[9]川、甘毗邻地区的驿递系统由此而正式建立。

明朝川、甘毗邻地区驿站、铺递繁多，如茂州与松潘卫之间便通过诸多驿站联通，“自茂州折而西比由长宁驿、来遽驿、归化驿、镇平驿、古松驿亦抵松潘卫”；[10]又如河州的凤林驿、银川驿、长宁驿、定羌驿、和政驿等等。每处驿站和铺递均有专职人员管理，明制：“府州县水马驿驿丞各一员，府州县递运所大使各一员，”[11]而在驿丞、大使的统辖之下，还有马夫、步夫、驴夫以及船夫等杂役，其具体配额视各个地方不同情况而定。最初，这些杂役以及驿站的日常用度均由驿递所辖地方民众承担，后来，明朝推行一条鞭法，驿递的各项开支便一体派入地方丁粮，采取纳银代役的形式雇佣所需役夫。

在各类官修驿路之外，还有一些阁道与津梁，此类设施多为地方官吏为方便沟通其管辖区域而建。如果说驿站的运作提升了川、甘毗邻基础交通的整体通行状况，那么，阁道的辟修、津梁的建置便是改善其交通状况的辅助途径。

川、甘毗邻地区新修之关隘、栈道亦不在少数。例如：茂州七星关栈道，“明嘉靖十九年副使张问之凿崖修辟，旁有偏桥”；[12]松潘大石佛嘴栈道，“成化中诸蛮大劫掠，……，副使陈思忠于大石佛嘴凿山开路，人皆便之”；[13]松潘卢崖阁栈道，为松潘卫指挥副使所修，“卢翊，……，更定戍法，禁戍长苛，敛修铁索桥及葺治栈阁以通道，行者便之，土人名卢崖阁。”[14]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川、甘毗邻地区的栈道并非连接布政使司或九边军镇驿路的重要干线或支线，而是沟通其所辖地区与临近州县的间道、便道。

明代以前，川蜀的栈阁未曾经过大规模增修，直至明朝洪武年间，川蜀栈阁才又获增修。史载：“邓艾伐蜀，置秦陇等阁道一十二处。明洪武十一年开设松潘卫，又置飞仙等阁道二十五处。”[15]秦陇阁道便是在故有栈阁的基础上增修的，这些增修的栈阁也均由地方官吏主持。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栈阁与前文所述驿路不同，其利用率较低，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毗邻地区民众之间互通有无的孔道，它们所承载的只是临近市镇及聚居区小范围内的物资集散。不过，作为各条干线、支线驿路的辅助，在沟通川、甘毗邻地区小范围内的民间往来方面，这些孔道还是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

明朝初年，川、甘毗邻地区的军事活动较为频

繁，桥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在补充物资和输送兵源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明朝地方官吏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于江河流经的城镇多有建置。如临洮府狄道县永宁桥，“旧在县西洮河上，宋熙宁中熙州梁承建，赐名永通。明初移建于县西三里，造船十二，两岸置木柱十二，维以铁缆草缆各二，更名永宁”；长济桥，“在县东五里，明万历三年剙建。”[16]此外，还有位于岷州西四十里，建于弘治十四年的野狐桥，该桥是当时由洮州入岷州的通道；以及位于岷州东二里，建于成化二年的叠藏长桥等等。

桥梁的修建也多由地方官吏主持，例如：龙安府平武县铁索桥，为明洪武中土官薛文胜所架，“永乐初薛忠义造铁索六条，长十五丈架板为桥，名曰垂虹，俗名铁索桥”；[17]万历初，临洮府推官高伟捐俸增修洮河浮桥，“永宁桥自嘉靖甲子增修，至后万历戊子岁久，秋水时至，百川贯河，两岸行人对面千里，时渡以舟水迅舟覆，沉溺者不知其几。甲辰岁，伟署府事，捐俸五十金，增舟十有四支，两桥头俱砌石，仍竖桥铁缆系之，洮人永赖焉。”[18]由此可见，桥梁的修砌虽是地方官吏公职所在，但也有个别官吏慷慨为民，以私俸捐修桥梁。

至于津渡，明朝川、甘毗邻地区地方政府在沿河地区多有设置，此处不一一罗列，举河州地方一例简要说明：

黄河上渡在州积石关，通西宁路，明设官船二支，水夫二十名，后船废。黄河下渡在州剌麻川莲花寨，通庄浪路，明设官船二支，水夫六名，后船废。[19]

有关桥梁道路等基础交通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明朝中央也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明制：“凡桥梁道路府州县佐二官提调于农隙之时，常加点视修理，务要坚完平坦；若损坏失于修理阻碍经行者，提调官吏笞三十。”[20]地方官吏虽然是修建、维护桥梁，设置津渡的主要责任人，且有“若津渡之处应造桥梁而不造，应置渡船而不置，笞四十”等一些具体的处罚措施，[21]但是，修桥所需经费的来源却始终未能形成定制加以保障，所谓“财出于劝，不支费于公帑，工出于募，不征调于夫家”。[22]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够减轻民众的负担，但是，川、甘毗邻地区本就地远荒僻，与中原地区相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国家政策的适度倾斜，尤其在资金来源方面更加需要有效的保障。而明朝中央不顾地区差异，对川、甘毗邻地区与中原地区一视同仁，导致该区域在桥梁的修建与津渡的设置上，常常由于资金短缺而受到限制。到了明朝后期，基础交通设施年久失修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

川、甘毗邻地区的基础交通设施不仅承担着明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官方通讯以及军需粮饷的转运，各地物资集散、商贸往来的中转也需要依靠这些设施。交通之于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由于川、甘毗邻地区基础交通设施的逐渐完善，中原地区与其经贸往来才日益频繁。

明朝川、甘毗邻地区的物资集散、经贸往来与中原地区的相关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

其一，存在于区域内普通民众之间的商品贸易和交换，即商道形式。驿站和铺递作为中转站，沟通的是边区各族的普通民众，这种形式多以城镇为贸易中心，城镇内往往开设不同类型的集市，“大市即粮货市也，五谷充积贸易至午而散；小市即畜类市也，六畜咸集贸易至午而散。”又有散市，如“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宁河镇州南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弘治乙卯立市，每三日一聚。”[23]贸易市场不仅分类明确，而且商品种类繁多，往来商客的族属构成也复杂多样。民间的商贸往来具有分散性、频繁性的特点，是该区域贸易最为普遍的形式。

其二，经过中央政府封绶的藏区大小僧俗因朝贡往来而形成的贸易形式，即贡道形式。川、甘毗邻地区是中原地区与藏区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部分受封的法王、教王、国师等入京朝贡须经由此地，而向明朝中央朝贡所得的封赏往往丰厚，所谓“金帛器服络绎载道”，[24]朝贡使团可以藉此在返程途中进行商品交易，其中不乏茶叶等藏区居民较为依赖的物资。由于明朝中央政府对于前来朝贡的藏区僧俗赏赐丰厚，向中央朝贡也就逐渐被藏区大

小僧俗视为有利可图的活动，以致贡使往来络绎不绝。对此，明朝中央政府也有清楚的认识，“其意盖假进贡之名，潜带金银，侯回日市买私茶等货，以此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25]有明一代，藏区向中央朝贡的规模较大且又较为频繁，贡道贸易也就相对繁荣，这对于川、甘地区道路交通状况的改善是大有助益的。

其三，存在于川、甘毗邻地区的卫所与民众之间的贸易，即官道形式。由于区域内的交通运输不甚便利，部分卫所对于粮饷的需求依赖于当地屯田，亦或由其他地区转运而来。川、甘毗邻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较低，干燥少雨，且多山地，不宜大面积屯田。成化时，尧彧为松潘指挥同知，“开辟屯田以裕兵食，迨后改兵为民，屯田遂废，屯粮亦无可稽”，[26]屯田既废，军卫所需粮饷就必须依靠转运，而转运往往也不能够解决卫所缺粮少饷的困窘局面。宣德五年九月，镇守洮州的都指挥使李达奏，“大岭山路通河州而去洮州城远，番寇往往潜伏其间窥私抢掠”，[27]“粮运经行多被阻截，往往剋减军粮，置办酒食布匹，犒劳买路而复得进”，[28]在这种情况下，卫所的军士便不得不与番人通商贸易，以求充实仓廪。洪武三年，韦正时任河州卫指挥使，尝言：“民间转输甚劳，而茶布可以易粟，以茶布给军士，令自相贸易，庶省西民之劳”；[29]宣德年间，时任行在锦衣卫指挥佥事的何敏论及守备卫所军士的实际情况：“近来卫所官旗多纵家属在堡居住，与番人往来交易，及募通晓汉语番人代其守堡，而己则潜往四川什邡汉州诸处贩鬻，经年不回”；[30]正德元年五月辛卯，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刘洪奏言整肃卫所纲纪：“严敕通事不许通番、借钱及伪立军人借番银两文约，无主名者，不许代还；[31]又如万历年间，番民直接入堡与守备军士进行贸易，“杨柳番至太平堡，解羊佣市”。[32]可见，官民的商贸联系已经相当紧密，官民之间不仅可以自由通商贸易，而且还出现了雇佣关系以及借贷关系。

由于以上三种贸易形式的驱动，川、甘毗邻地区也逐渐改变了闭塞、落后的面貌。明朝川、甘毗邻各族民众利用这三种贸易形式沟通彼此的同时，作为其沟通媒介的驿站、铺递及各城镇间的道路、津梁等一些基础交通的建设也获得了较快发展。各个不同的民族聚居区和重要城镇之间通过基础交通设施相连接，极大的满足了往来民众对于物资集散的需求，川、甘毗邻地区与中原地区在经贸往来等一些物质层面得以不断融合。

二、学校的发展与文化认同

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争，新兴的明王朝亟需休养生息以缓和社会矛盾，统治者也适时地表示出弃武修文的意图。右御史大夫邓愈在上言议治国事时，太祖朱元璋言道：“治天下当先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足而民生遂，教化明而习俗美。”明初统治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衣食教化问题，而足衣食在于勤农桑，明教化在于兴学政，“学政兴则君子务德”，[33]而且明朝“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34]由此可见，兴学政能够使得“君子务德”，同时也是中央选拔人才治理国家的基础。

洪武初年，京师中央虽立太学，但天下学校未兴，太祖以“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下令全国郡县遍设学校，其目的在于“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府、州、县各级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具体配额，明朝中央有如下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35]也就是说，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招收府学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招收州学生员三十人；县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招收县学生员二十人。这套规定不仅施行于中原核心区域，川、甘毗邻地区亦然，虽然师生配额情况时有增减变化，但是明朝地方官学建制大致如此。

川、甘毗邻地区的许多学校为洪武年间初创。以明朝行政区划而言，该地区大体包括甘南之巩昌府，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岷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及川北之龙安府，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等。据《明一统志》记载，该区域内，明朝中央兴办学校的情况如下：

巩昌府：巩昌府学，洪武中重修；秦州学，洪武四年重修；階州学，正统间重修；徽州学，洪武间重修；陇西县学，洪武四年建；安定县学，元建，本朝洪武间重修；会宁县学，元建，本朝正统四年重修；通渭县学，洪武六年建；漳县学，元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宁远县学，元至元中建，本朝正统十三年重修；伏羌县学，洪武六年重修；西和县学，洪武二十六年重修；成县学，洪武七年重修；秦安县学，元至元中始建，本朝洪武四年重修；清水县学，洪武四年建；礼县学，成化间建；文县学，洪武中建；两当县学，洪武七年重修；

龙安府：龙安府学，宋大中祥符间建，为州学，元毁，明洪武三十一年重建；江油县学，元至元中建，本朝洪武五年重建；石泉县学，本朝洪武初重建，宣德四年重修。

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洮州卫学，永乐十七年建；

岷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岷州卫学，洪武十七年建；

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河州卫学，元建，为州学，明洪武七年改为卫学；

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松潘学，景泰三年建；

川、甘毗邻地区学校的兴办情况大体与中原地区相同，基本形成了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以及在特殊的卫所地方设有卫学、所学的局面。

除了明朝中央的兴学诏令之外，川、甘地方官吏也积极条陈上奏请设学校。永乐年间，茂州卫沈连奏请“设州学”，于是，“始建学立师风化以开祀乡贤”；[36]知州刘坚，公正廉直，受到民众的爱戴，当时茂州卫向中央奏请兴办学校，羌民对此有抵触情绪，刘坚便召集羌民，“劝谕以朝廷成俗之意”，于是羌民纷纷“遣子就学”；[37]洮州卫都督佥事李达，因其地民风犷悍，番民难治，遂奏请“建儒学以兴文教，抚招生番内附，奏给金符，每岁纳马，后为定制”；[38]宣德年间，松潘宣抚司佥事王玺，“辟东南栈堡劝垦，民始富，又为郡兴学校”。[39]

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兴学劝善无疑是明代学校之盛的主要原因，而针对学校教育而实施的各项规定也应当视为明代各类学校教育繁荣的原因之一。

洪武二年十一月，诏天下府州县立学校，“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40]并且规定明代地方学校的教授、学正、教谕以及训导等学官主要由“各处守令有德有学达时务者选充”，其中大部分为监生、贡生及举人出任。例如，河南祥符人张斌，“由举人任成学训导，能以师道自任，云师道立则善人多，人服其教，门多桃李焉”；四川巴县人刘佐，“由举人任成学教谕，淹贯经史，造就有方”；山东监生曹能，任成县教谕；[41]山西安邑人杨寿，正德初由贡生任升西和教谕；[42]山西人王治心，“由举人任階州学正，淡泊自甘，一尘不染”；山西人洪初，“万历中由举人任階州学正，教育有声，升成县令”；千阳人赵于庭，“万历中由贡生任階州训导，博学善文，著有一得言关帝传”。[43]他们施教的对象被称为生员，各个地方品学兼优者会作为生员被选入地方学校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得生员“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通晓古今，识达时务”，[44]且各州县子弟生员凡年二十岁以上，按察司即可选拔“厚重端秀者，送监考留”。[45]

而对于学习内容，明朝政府则也有明确的规定：“国家明经取士，……，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作为教材，在研习经史的同时还需熟悉明朝律法典制。例如在徽州，中央颁行的教材、书籍有：“《御制大诰》、《为善阴荐》、《孝顺事实》、《五伦书》、《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全陕旧志》、《武经七书》、《医方选要》等”，[46]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川、甘毗邻地区的学校也以羌、藏等族民众逐渐濡染中原文化为主要办学宗旨。同时，对于学习方法也做了简单规定：以上教材诸生员须“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谪用于世”。[47]

可以看出，川、甘毗邻地区学校所教授的就是中原汉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在川、甘毗邻地区任教的过程就是传播中原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该区域各族民众对中原文化的认同逐渐加深的过程。

川、甘毗邻地区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拨付地方官学的日常饮食之供给以及学官的俸禄。府州县学的日常饮食有定制，“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48]根据明代升之容量标准，1升合今1073.7毫升，[49]而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明代一石便为今天的107.37升。也就是说，官学师生每人每天可分得2.15升米，加上鱼肉等菜品的供应，基本能够保证官学师生的日常饮食需要。洪武二十年，明朝俸禄制度基本定型，对于各个品级官员的俸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明朝官吏的俸禄由本色和折色两个方面组成，我们以府学教授为例，从九品官员每年的俸禄为俸米60石，分为本色俸42石，折色俸18石；本色俸内，除每月支米1石之外，其余30石中有25石为折银俸，5石为折绢俸，合计折银19.25两；折色俸内，有折布俸9石，计银0.27两，有折钞俸9石，记钞180贯，而“钞200贯折布一匹，布一匹折银三钱”。[50]由此可以大致推算出，洪武二十年以后，明代从九品的府学教授除了每天全家需要糊口的3.58升俸米和2.15升廪食米之外，每个月仅有平均不到1.7两的现银，俸禄之低可见一斑。

学校经费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来源，即各地学田之租。洪武十五年，中央诏行学田之制，“凡府州县学田租入官者悉归于学，以供祭祀及师生俸廪，……，前代学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诏定为三等，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51]但是，到了永乐之后，中央不再直接拨付学米，而改为地方自理。这样一来，由于田地多寡、气候条件等一系列地区性差异的存在以及地方土豪人为的聚敛，川、甘毗邻地区的学田之租大都无法达到规定的标准，无法应付地方官学内膳夫等服务人员以及组织生员考试等一些杂项的开销，府州县学的正常运转受到很大影响，“学田”一词已不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保证官学正常运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许多地方官吏和士绅通过“捐俸”以及买学田的方式来供给学校日常开销。例如，弘治时，“都御史童轩置学田于城东后被水冲刷”，支撑松潘学日常粮食供给的学田被水冲毁，到了万历年间，“兵使杨一桂复于县南红花屯隔岸置学田，每年收麦租二石有奇”；[52]万历三十年，陈文焯任职河州，捐俸百余金创办社学，“买北古城及东西川南膏腴田五百亩有奇给民耕种，每岁取租以赡贫士”；[53]又如，“明季学宪张公，悯念洮庠寒士，捐置学田，缘洮地硗瘠，乃与岷州买得负郭沃壤一十四区，计亩一百四十有零，下种市斗一十五石，雇人耕种，岁可收一百五十石。”[54]

由于地方官吏的大力扶植，川、甘毗邻地区的学校教育收到的效果也较为显著。明制乡试、会试凡三年一次，每次乡试中举者不过300多人，中举之难，可谓甚矣，但即使是这样，有些生员在乡试中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据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记载，永乐十五年两京十三藩乡试，河州军民指挥使司生员王弘，考取第三甲第八十名赐同进士出身；弘治八年两京十三藩乡试，岷州卫张潜，考取第二甲第十二名赐进士出身；嘉靖十年两京十三藩乡试，松潘县周满，考取第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中举就意味着有资格参加会试，纳入明朝官僚体系，从而参与中央或地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除了中举之外，川、甘毗邻地区的学校教育还使得“民夷子弟皆知读书，则礼义兴行，民俗归厚”；[55]并且培养出了一些“多识治体，晓畅边务”的学生，[56]这无疑加强了川、甘毗邻地区藏、羌等族民众对明朝中央以及中原文化的认同感。

自唐代开始，地方郡县之学便作为中央太学的辅助而创立，宋代继之而有诸路、州学官，元朝学校之制也大致因循唐宋之制，从中央到地方俱设学校，到了明朝，学校之制空前完备，所谓“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檄、山陬海涯”。[57]由此可见，明代学校之盛，是唐宋以来历朝历代所不及的。正是由于明朝学校教育的兴盛，使得川、甘毗邻地区的各族民众在精神文化层面与中原地区相联结，并且越来越意识到自身也是中原王朝治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通过对明朝川、甘毗邻地区建设与发展的讨论，我们对该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

了解。但是，明朝中央政府为何要在川、甘毗邻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笔者认为，这是明王朝统治者对于汉武帝为孤立匈奴而派遣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这一战略构想的仿效。明朝初年，蒙古势力虽然北遁，但终明之世，北边蒙古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由于蒙藏之间传统的政教联系，它们之间再次联合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就迫使明王朝不得不重视对藏区的控御。而川、甘毗邻地区又是汉藏双方交流较为频繁、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该区域的建设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川、甘两省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该区域经营的成败对于能否有效控御藏区也有着异常重要的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明王朝之于川、甘毗邻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由于蒙古势力的持续影响，明朝中央在该区域的建设带有明显的军政性质。区域内驿站、津梁等一些基础设施虽然极大地方便了其与中原地区的经贸往来，但是其设置的初衷，往往是为军事行动或者军事管控服务的。其二，该区域历来便是不同民族的聚居区，与单一的汉族聚居区相较，具有信仰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包容性，所以，在与外界的经贸往来过程中，往往具有更大的潜力和灵活性。其三，虽然不属于传统的中原文化区，但是，在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该区域逐渐对中原王朝以及中原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同还在不断地加深。

[1]本文涉及川、甘毗邻地区，指的是川北、甘南地区，以明朝行政区划而言，大抵包括甘南之巩昌府、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岷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及川北之龙安府、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

[2]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4]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洪武十七年五月丁丑)[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6:2518.

[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M].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6]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

[7]虞怀忠.四川总志(卷一六·经略下)[M].明嘉靖刻本。

[8]王夫之.噩梦[M].清光绪刻王船山先生四种本.

[9]明史(卷三一一·列传第一九九·四川土司·四川土司一) [M].北京:中华书局,1974:8025.

[10]虞怀忠.四川总志(卷一六·经略下)[M].明嘉靖刻本.

[11]申时行.大明会典(卷四·吏部三·官制三·外官)[M].明万历内府刻本.

[12]黄廷桂.四川通志(卷四下·关隘·直隶茂州)[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黄廷桂.四川通志(卷二十·土司)[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赵宏恩.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人物志·宦绩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1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三·四川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5:3400,3401.

[16]许容.甘肃通志(卷十·关梁·临洮府)[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唐懋德.临洮府志(卷二·总记下)[M].明万历三十三年刻增修本.

[19]许容.甘肃通志(卷十·关梁·临洮府)[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21]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一七二·刑部十四·河防)[M].明万历内府刻本.

[22]刘启东.高淳县志(卷一·坊乡)[M].明嘉靖刻本.

[23]吴祯.河州志(卷一·地里志·里廓)[M].明嘉靖四十二年重刻本.

[2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景帝登极守御)[M].北京:中华书局,1977:495.

[25]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十·朝贡备考·夷贡令·酌处远近番价接待)[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张典.松潘县志(卷二·田赋·屯田)[M].民国十三年刻本.

[27]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宣德五年九月甲子)[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6:1652-1653.

[28]明孝宗实录(卷二十·弘治元年十一月庚申)[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6:463.

[29]吴祯.河州志(卷二·人物志·名宦)[M].明嘉靖四十二年重刻本.

[30]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月辛巳)[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6:1401.

[31]明实录藏族史料(武宗实录·正德元年五月辛卯)[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886.

[32]张典.松潘县志(卷八·文苑·西征记)[M].民国十三年刻本.

[33]施沛.南京督察院志(卷一·皇纶·太祖高皇帝)[M].明天启刻本.

[34][35][45][48][57]明史(卷六九·志第四五·选举一)[M].北

京:中华书局,1974:1675,1686,1677,1686,1686.

[36]黄廷桂.四川通志(卷九上·人物·直隶茂州)[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李贤.明一统志(卷六七·成都府)[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许容.甘肃通志(卷三一·名宦·临洮府)[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三九九·龙安府·人物)[M].四部丛刊续编本.

[40]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六·儒学)[M].明万历内府刻本.

[41]黄泳著.成县新志(卷二·官师)[M].清乾隆六年刻本.

[42]恽应翼.新修安定县志(卷二·人志)[M].影印万历本.

[43]升允.甘肃新通志(卷六十·循卓·巩昌府)[M].清宣统元年刻本.

[44]王心.天长县志(卷三·人事志·学校风俗)[M].明嘉靖刻本.

[46]孟鹏年.徽郡志(卷二·书籍)[M].明嘉靖四十二年钞本.

[47]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六·儒学)[M].明万历内府刻本.

[4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45.

[50]明史(卷八二·志第五八·食货六)[M].北京:中华书局, 1974:2003.

[5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庚辰)[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6.

[52]张典.松潘县志(卷五·官师)[M].民国十三年刻本.

[53]王全臣.河州志(卷三·官师)[M].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54]汪元絅.岷州志(卷五·学校·义学)[M].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55]明宣宗实录(卷七九·宣德六年五月辛未)[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6:1831.

[56]张典.松潘县志(卷二·学校)[M].民国十三年刻本.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joining Area of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Fang Ze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The adjoining area of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 was a place where nomads had inhabited and fought for possession of it for thousands of years.The area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ibet.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although Mongolian retreated to north desert area,it was still a great threat to the central authority.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the governance strategy over the area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Tibet.Thus,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Ming built schools in this area to helped people there get better acquaintance about central China,and improved the traffic condition ther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entral China and Tibe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area,central China and Tibet had establishe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The central authority obtained success from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over this area.

the Ming dynasty;the adjoining area of Sichuan and Gansu province;development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3.016

F299.24

A

1005-5738（2015）03-107-008

[责任编辑：周晓艳]

2015-05-10

2013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四川民族史”阶段性成果，项目号：SC13A026J

方泽，男，汉族，陕西宝鸡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