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旁塘目录》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徐丽华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1）

论《旁塘目录》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徐丽华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1）

通过对《旁塘目录》的研究，认为该书成书于木狗年（794年），其编纂体例、分类、多级类目、佛典来历、校勘记、译著者著作目录、著录规则等方面既继承了《丹噶玛》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为藏文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

《旁塘目录》；编纂过程；内容研究

《丹噶目录》、《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合称吐蕃佛经三大目录。其中，《丹噶目录》因收入《大藏经》而广为流传，其余两书自布顿之后无人引用，隐没了600多年，2002年在西藏发现14世纪写本《旁塘目录》，而《青浦目录》至今杳无音信。三大目录均为研究吐蕃佛经、翻译、整理、编目、分类等方面的主要史料。为便于叙述，本文将三大目录简称为《丹目》、《青目》和《旁目》。

一、编纂过程

《旁目》一卷，抄本，噶哇百则等编，14世纪写本，梵夹装，页面长40cm，宽7.6cm，27叶，白徂体墨书，页8行，间有多处朱墨旁注。藏纸，页面略有水渍，书品极佳，书法上乘。今藏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布顿大师编《大藏经目录》时曾参考三大目录，司都曲吉迥乃于1733年编《甘珠尔目录》时提到《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未提及《青浦目录》。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在1986年发表《藏文文献目录学》时也未提及《旁塘目录》存佚之事。

在编纂三大目录之前，噶哇百则等学者尊赤松德赞令整理三座皇家寝宫收藏的典籍，并抄录出有类目、书名、卷数和颂数的书目卡，经再次校对后编成目录，于是有了三大目录。

《旁目》的编纂步骤大致分三步：第一，据“旧目录”和书目卡进行校勘；第二，核对每一种译经的责任者、颂数、卷数；第三，删多补缺，即通过新编目录与旧目录比对，删除一书两译的版本，并增补后译经，最后编成目录书。[1]现存抄本是根据一长卷子转抄的。长卷的卷首卷尾有插图，序、正文和后跋在插图之间。卷子为竖式卷子（立轴），左起横书，从上往下舒展。抄本中的一个旁注说“在另一种

《旁塘玛》中则指《曼荼罗烧施》、《擦擦》、《圣地游指南》、《期供供品摆法》、《扎第哈热之仪轨》、《圣观世音自在供养仪轨》和《吉祥天女供养仪轨》。”这个注释说明《旁目》有多种抄本。

二、编纂时间

赤松德赞至赤祖德赞热巴坚执政时期，佛教获得赞普支持，设吐蕃、于阗和敦煌三大译场（译经院），尤其是吐蕃本部的译场有多个分译场，因译经越来越多，出现了重译、格式不统一、术语杂乱、译语晦涩等现象。于是在学者的建议下，赞普下令编纂《翻译名义集》、《声明要领》和“三大目录”，以改变这些现象。其中，《旁目》由译师噶哇百则、班第却吉尼波、译师班第德威扎、班第伦波等于“戌年”编纂。

《旁目》[2]所载“戌年进旁塘宫寝宫编纂”和“有赤热巴坚赞普在雅隆东边旁塘噶美寝宫时编纂之说”（后一句是后人加的旁注，字迹与全书字体一致，可能是抄书者所补）。这两句话似乎在说明“赤热巴坚之前有《旁目》，但也有在赤热巴坚时代编纂之说”。此外，这句话还告诉我们，早在14世纪初，该书的编纂时间就有不同说法了。

赤松德赞（742年生，796年卒，755-780年在位）执政的前半期是开始大规模译经阶段，处于积累佛经数量的过程，还谈不上编目，甚至译经中的重译、名词术语不统一、一书两译等问题也尚未凸现。到后期，经过几十年的翻译，译经数量增多，翻译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增加。此时编纂翻译准则和规范术语之举已属必然。因此，“（赤松德赞执政时期）于辰年，整理丹噶寝宫中的佛经，并由班第百则、班第隆益旺波等译师，将吐蕃境内所译佛经，按书名、卷数、颂偈数，经审定后编为目录。”由此诞生了第一本目录书——《丹目》。《布顿佛教史》载：“……本著作以显密经典及其注疏和印度、喀什米尔、金洲、楞伽州、邬仗那、萨霍尔、尼泊尔、里域、汉土（的显密经典及其注疏）以及吐蕃学者所撰所译之《东塘丹噶宫目录》、其后的《桑耶青浦目录》、再后的《旁塘噶美目录》，后期的《纳塘译经目录》、大译师所译和所著目录、隆麦（楚称西饶）等人所著《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等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补充后期译本和所见各寺院书目中所有未收者，而又符合正量的诸教典，最后编成本书目录。本书弃而不用的书目不多，如果能够找到无垢教典（真正的佛经），可尽量补入。”[3]据此所言，《旁目》是最后完成的目录。目前，除《旁目》写本有“戌年”编目的时间外，不见其他资料。布顿大师是学富五车的大家，又曾用这三部目录校勘佛经和编纂大藏经目录，故其排列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正确的。《智者喜宴》也认为《丹目》编于赤松德赞时期，《青目》和《旁目》随后编完。

《旁目》中写于框外的墨注“其中六十卷据《丹噶玛》补校”一句，字迹与正文一致，可以断定是同一抄书员的手迹。此墨注说明《旁目》参考了《丹目》，证明编纂《旁目》时《丹目》就已存在。再如“记为七卷而实有二千零二十颂”、“记为四卷而实有一千零二百一十颂”、“记为五卷实有一千四百颂”等《旁目》的校勘记，有力地证明了编纂《旁目》时，对《丹目》和《青目》进行了校勘。再有，《丹目》的篇幅数量用“颂数折合卷数”和直接用“颂数”、“卷数”的方法著录，其中，《丹目》百分之六七十的条目都用“颂数折合卷数”的方法著录。“颂数折合卷数”就是在颂的具体数目后再写上折合成卷的数目，此法文字冗长，既占版面又无实际意义。此法在《旁目》中只有四五处，且多在书首,显然是发现此法没有什么意义之后弃而不用的,并采取了直接著录“卷数”和“颂数”以及“卷数加颂数零头”的方式。这是《旁目》编于《丹目》之后的又一个例证。

根据“赤松时之旁塘寝宫书目《丹噶玛》，后期的《青浦玛》和《旁塘玛》均妥善收藏于库房”[4]分析，这三大目录在赤祖德赞热巴坚之前已经编完，但仍然不清楚《旁目》的具体成书年代。《桑耶寺简志》载：当时，在桑耶寺译馆内译经者除吐蕃“七觉士”、天竺的寂护、无垢友、佛密等译师外，还有……，这些来自各地的译师在扎觉加噶林翻译三藏教典，此时所译佛经目录，先后编制为《丹噶玛》、《青浦玛》和《旁塘玛》。[5]但是，司都曲吉迥乃认为《旁目》编纂于赤德松赞色那列金云时期：“前弘期，

法王色那列金云（赤德松赞）在位时，译师班第百则热智达、曲吉旺波等人按‘8字1句，4句1偈，300偈为1卷’的方法编纂《旁塘目录》。此为吐蕃首次汇集译经《甘珠尔》。”[6]此后众多学者附和此说。如前所说，赤松德赞组织百余名译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佛经，其译文应该不少，《丹目》收744种（包括两书、三书合一著录条目），这虽然是经过多次增补修改过的定本，看不出最初《丹目》的规模，但数量只会多不会少。二十多年翻译744种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当初的佛经大多篇幅不长。因此，为避免重译而编纂译经目录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佛教史大宝藏论》载：“《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十万颂广释》这部经释在《旁塘目录》中说‘是经由藏王赤松德赞之手完成的’，但在此前的旧目录《丹噶玛》中则说是‘由当肯遮舍完成的’。”[7]这个记载也证实了《丹目》是早于《旁目》的旧目录，再说《旁目》的译跋篇幅和收书1049种（其中有部分重复的条目）的数量都比《丹目》多，还有从分类层次、经论数量和编辑方法上都明显优于《丹目》，这些都说明后者吸收前者优点，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此外，莲花持明著《莲花生大士全传》第五篇《不灭虹身》载：“真正的翻译事业是在桑耶寺建成前后开始的。赤松德赞采取了几个确实的步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派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分别到汉地和印度、于阗去学习；其次，从汉地及天竺迎请一些著名佛教学者来藏传法、讲学。第三，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译场，认真地进行翻译事业。当时参加翻译工作的人很多，陆续培养，人才辈出，前后相望。译场设在王宫和桑耶寺附近的三座宫殿之内，而翻译出来的经文就贮藏在那里，按宫殿所藏分别编出目录，这就是有名的三大目录。”德格版《丹目》卷末载“佛语经藏、注释论典皆以偈、卷统一编排并校对，于辰年在丹噶宫编成目录”。据此，《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工作述要》一文认为“《布顿教法史》认为此目录编制于赤松德赞之时，并视之为诸目录之首。如此，编制此目录之辰年应为木辰年即公元825年。”[8]此处认定《丹目》编于赤松德赞之时，但又把“辰年”推算到825年，而赤松德赞生卒有两说，一是755年生，780年死；一是742年生，797年死。目前尚无延长至825年之说。日本学者御牧克已认为：“藏王赤德松赞（776-815）时代，……当翻译的经典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对其进行编目就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公元824年，首先出现了《丹噶目录》，接着又相继出现了《青浦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由百则、南卡尼波、隆益旺波等编纂。……该书在西藏的传播应该是从赤松德赞王统治下形成的，但是，根据图齐教授的考证来看，他似乎定为公元812年。然而，根据山口瑞凤的研究，完全可以有证据证明该目录是在赤热巴坚统治时期的公元824年完成的。”[9]持此观点的还有芳村修基等学者。824年和825年之间仅一年之差，属计算方法问题，实属一种观点。此外，日本学者立花秀孝认为是848年。

以上关于《丹目》编纂于824年、825年和848年等观点，均与布顿大师的记载相悖，故不采纳。按布顿大师之说，三大目录编纂于赤松德赞时期，其中《丹目》编于“辰年”（788年），《青目》编纂的具体时间不详，《旁目》编纂于“戌年”。在赤松德赞期间有五个“戌年”，即火狗年（746年）、土狗年（758年）、金狗年（770年）、水狗年（782年）和木狗年（794年），其中前三个属早期，刚刚步入译经阶段。第四个水狗年之后的土龙年（788年）是编《丹目》的时间。因此，编《旁目》的时间应为木狗年（794年）。著名学者土登彭措考证，此“辰年”应为土辰年，即公元788年。日本学者佐藤长也认为编纂于赤松德赞时代之788年。既然《丹目》编于788年，《旁目》编于794年，《青目》应该编于788年至794年之间。这个时期，赤松德赞（742～796）和赤德松赞色那列金云（776～818）都在世，只是执政时间不同而已，如果只谈编目时间，既可以是赤松德赞时期，也可以是赤德松赞色那列金云时期。另外，范德康教授认为《旁目》之“赞普巴顿丹中观注疏六十颂附备忘录”中的“巴顿丹”，可能就是“乌东赞”。[10]当然，《旁目》有多个版本，不能排除后人补充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巴顿丹”即“乌东赞”，那么《旁目》不会是第一部，只会是最晚的一部。因此，这也说明了《旁目》编纂时间较晚的可能。

这里不采纳司都曲吉迥乃等诸多学者观点的理由是：布顿大师亲见并使用三大目录校勘译经和编纂《大藏经目录》，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再者，《贤者喜宴》也主张此说。布顿大师和巴卧·祖拉陈瓦大师均为古代著名学者，他们掌握的史料肯定比较丰富和接近实事。他们在使用三大目录时，应该是经过认真考证之后才做出的论断。

还有《丹目》中的许多译经的篇幅，在《旁目》中得到增加，如：《丹目》的《圣无尽意所说经》二百颂，《旁目》增至七卷；《丹目》的《圣伽耶山顶经解说》一百八十八颂，《旁目》增两颂；《丹目》的《圣大吉祥女一十二名》八颂，《旁目》增九十二颂；……，《旁目》的题名也更接近14世纪《甘珠尔》的经题。

另，《贤者喜宴》所载：（赤热巴坚时期）“先前神子之父王时代，在译自汉、里、俞维（天竺）、霍、卡切等地佛经里出现了许多晦涩、难以理解和难学的词汇。故尼吾的学者阿兹热雅杂纳米扎、索热扎布迪、达纳希拉、博迪米扎、吐蕃学者达玛达希拉等人，根据从大小乘翻译出来的佛典，按符合天竺中部的语言翻译，使众人易于学习和接受，并下令今后翻译不准违反此规则，为剔出多余者而编制了目录。”[11]此处编制“目录”的前提是“出现了晦涩难懂难学的语言”，因此，这个“目录”应该是一部词汇方面的著作，而不是目录书。赤热巴坚时期进行厘定译语，并完善《翻译名义大集》和《声明要领》，故此处之“目录”当指二书之一。

《旁目》序言载：“经大校对师审定编制的佛典旧目录”。这句话印证了《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工作述要》关于“（《旁塘目录》）此虽被视为《甘珠尔目录》、《丹珠尔目录》编创之始，但在《莲花遗教》所记班智达、译师之典籍目录译跋中，第八十六章列有桑耶寺身密所依佛像之目录，第八十七章列有外法相乘之佛经语典及注释论典之译跋，第八十八章简列有所译内外密乘典译跋，可知在赤松德赞之时即开始了佛语经典及注释论典编目”的论点。说明旁塘宫内还有一本“旧目录”，但是否指《丹目》或《青目》呢？在《旁目》正文中已经使用《丹噶玛》一词，说明《丹噶玛》已是《丹目》的简称。因此，序言中如果需要用《丹目》，作者不可能不用简单明了的《丹噶玛》，而去写一句冗长的话来说明这个“目录”。再说《丹噶玛》、《青浦玛》和《旁塘玛》都是以藏书地点命名的目录书，不但简略且易记易写，编者绝不会抛开这个现成而简易的书名不用。如是，这个“旧目录”并非指三大目录，可以肯定是一本无名目录书，是否与《莲花遗教》中所载“早期目录书”有关，待考。如是，三大目录显然不是最早的目录书，倒是这本“旧目录”有可能是最早的，遗憾的是无此书的任何资料。另外，《旁目》中的“佛经题名（书名）用三书对照，只有少量不同，其中两个相同者为多，故置于正文中”、“二书中无者写于别处”、“其他译跋中所载佛经书目出自旧典，二书中无者”等文字中的“三书、二书、一书”均指目录书，这些目录书无疑是指《丹噶玛》、《青浦玛》和《旧目录》。这些重要文字更能够说明《旁目》是在其他目录书基础之上编纂而成的。总之，赤松德赞时期所编三大目录在牟尼赞普至赤祖德赞热巴坚乃至禄东赞之后，都在不断修订和增补。因此，不管是《丹目》还是《旁目》，所收目录中都有赤松德赞之后的译经目录。

三、书名和责任者

抄本《旁目》封面有两行文字，即：“旁塘之首”和“法王和诸译师所编先前藏于雅隆旁塘噶美之甘丹经典要目”。前者写在书名页的书名框内，框下方为敷彩莲花座，书名框位于页面中央，这种敷彩莲花座书名框在12、13世纪非常流行。书名框和框内文字证明这是书名，12～13世纪或者更早的书名后有写“དབུ་ཕྱོཕྱོགས།”的习惯。此处的“旁塘之首”从字面看不出书名和内容，但实际上包涵着“此为旁塘目录卷首”的意思，是原来的书名。而写在“旁塘之首”下面的“法王和诸译师所编先前藏于雅隆旁塘噶美之甘丹经典要目”，指明了书名（《先前藏于雅隆旁塘噶美之甘丹经典要目》）和责任者（法王和诸译师），是一个标准题名，但可以肯定这是后人所添加的题名。在《旁目》正文中无“旁塘目录”、“旁塘玛”等字样，但人们一直习惯这样称呼。究竟这个书名是如何产生的呢？就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记录该目录书的是布顿大师，他在《佛教史大宝藏

论》中记载了三大目录的全称（《颇章东塘丹噶目录》、《桑耶青浦目录》、《旁塘噶美目录》）和简称（《丹噶目录、《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此后，各种论著中才出现“旁塘目录”和“旁塘玛”等简称。布顿大师的这种简称是藏文古籍的一大特色，从7世纪就已经有这个做法了。这部目录书是14世纪的抄本，与布顿大师为同一个时代。此时，大家使用的书名简称可能就是布顿大师使用的这个简称，而“旁塘目录”、“目录旁塘玛”和“旁塘玛”也是当时使用的简称。从吐蕃时期到现在，藏族学者都善于在论著中引用简略的书名简称，从来没有引用原书名的习惯。

四、内容

本书是一部皇家御制书目，收录旁塘宫所藏1049种佛经和论疏著作目录（本文补充和修改了《藏文旁塘目录研究》的数据）。该书分序言、正文和后跋三部分。

序言前半部分介绍了一幅绘有释迦牟尼、阿难、龙树、弥勒菩萨、无著、护寂、陈那、班智达菩提萨埵、莲花生、比玛拉米扎、班智达伽玛拉西拉、大禅师摩诃耶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迦那迦牟尼佛、迦叶佛等人和几个没有名号的班智达的群像图，但只记录了画上的人物，并未介绍色彩、人物姿态和画法。序言后半部分介绍了噶哇百则等人于“戌年”根据旁塘宫内先前学者编制的书名卡片和一本旧目录，对宫内典籍进行了校勘，经剔除一书两译和补缺之后编纂成《丹目》的经过。

正文即佛经及其注释的目录。佛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论著，内容包括圣般若波罗蜜多、华严经类、大宝积经、译自印度之大乘、译自唐朝之佛典、圣小乘小品、大经、法门类、小品经典、密宗之怛特罗、大小陀罗尼仪轨、五大陀罗尼、圣陀罗尼大小、律部、真言心髓等；注释即学者对佛经的注释，内容包括先前教师和国王对圣佛的赞颂、赞普赤松德赞所撰典籍、赞普赤松德赞撰零散经论、吐蕃阿阇梨撰典籍等。

后跋如序言一样，先用文字描述了一幅有益西旺波、威·赤谐桑西达、璋·嘉热勒瑟、拉托特年赞、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热巴坚、噶哇百则、班第益西德等人的图画，而后以一首《阿毗达磨七论》七言诗结束。从序言和后跋得知，本抄本是根据前后有画像中间有目录的一个大纸卷抄写的，可见此前的《旁目》是卷子，而非梵夹装。

《旁目》所著录是题名，绝大部是一种一条，但也有一个题名包括多种书的情况，如“《备忘录二种》”、“《修法四种》”、“《×××和注释》”等等。如果一条算一种，数量为1049种，但其中有重复的条目。

五、编纂方法

《旁目》序言中交待了编纂时间（戌年，788年）、藏书地点（旁塘寝宫）、编纂者（噶哇百则、班第却吉尼波、译师班第德威扎、班第伦波等）和编纂步骤（经分门别类，比对目录，剔出一书两译，补缺，按卷偈颂数量编排）。通过分析目录正文的内容来说明其具体的分类、编排和著录情况。

（一）分类顺序：《旁目》分17大类，大类下有的设多级类目，有的没有。

1.大乘经类：般若部；华严经（大方广经）；大宝积经；大经部；小经部；般若部小品；译自汉土之大乘经。2.小乘经：大经部（）；大经部（）；法门类；小经部。（2.1和 2.2重复，原文如此。）3.密宗：密宗；大陀罗尼；圣陀罗尼大小品；真言心髓略抄。4.百八名号、赞颂、吉祥颂、祈愿等：一百零八颂、赞颂；吉祥颂；各种愿文。5.律部。6.各类经典之注释。7.译自汉土之零散佛经。8.中观部（中观论）。9.唯识论。10.小乘论典。11.因明。12.诸阿阇梨所撰佛典书翰。13.先前之阿阇黎和国王的圣佛赞书目：赞颂类；龙树撰述书目；阿阇梨玛底孜智撰述书目；赞普赤松德赞所撰典籍目录。14.未校未审之已译佛经和论典译著目录及未译全的书目未审校之经部和经部

注疏；未译全之经部和律部书目；校订之经论书目；未译全的经论书目；未译全之因明类书目。15.佛经题名用三书对照，只有少量不同，其中，二书相同者居多而置于正文中。一书中有而两书中无者，均单独著录于此；一书中有而两书中无者均著录于此；两部旧典目录中无，而班第勋努尼波书中所得书目；其他译跋中所载佛经书目，旧典目录中有而两部目录中未收的书目；律部书目；经论书目；译跋未收而实有之书目。16.陀罗尼经。17.诸阿阇梨撰述目录：译自印度之经典目录；译自汉土之经典；佛经和因明及赞普赤松德赞之撰述书目；诸译跋；三密续。

（二）编排顺序：根据正文目录的编排情况看，每一类书目基本上都按“大前小后”排列的，即把卷数多的排在前、卷数少的排在后。据此，可将其编排原则归纳为“大卷在前小卷在后和卷在前颂在后”，简称“大前小后”。如：1.《般若部》。《圣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三百卷、《圣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二万五千颂即八十三卷附一百卷、《圣般若波罗蜜多一万八千颂》一万八千颂即六十卷、《圣般若波罗蜜多一万颂》一万颂即三十三卷、《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八千颂即二十六卷……。2.《大宝积经》。收《大宝积经》类佛经8种，基本按“大卷在前小卷在后”的方法排列，但其中又插有个别不按“大卷在前小卷在后”原则排列的情况，如：《三律仪轨》三卷半、《大宝积经》（蕴经）二卷半、《光护品》二卷、《弥勒狮子吼》四卷、《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经》二卷、《大宝积经护国所问大乘经》三卷半……3.《经藏》。《经藏》类佛经按“大卷在前小卷在后”和“从卷到颂”的原则分23组排列，即二十五卷至十一卷、十卷、九卷、八卷、七卷、六卷、五卷、四卷、三卷、二卷、一卷半、一卷多、一卷、不足一卷、二百颂、半卷、百颂、九十颂、八十颂、七十颂、六十颂、五十颂和六十颂部。如第1组：二十五卷至十一卷。基本上按从大到小原则排列，但其中插有个别不按顺序排列的情况，如：《圣薄伽梵智方广经究竟无边宝大乘经》二十五卷；《贤劫经》二十六卷；《大宝积经菩萨藏》二十卷；《圣三摩地王经》十五卷；《大宝积经菩萨见实会》十五卷；《方广大庄严经》十八卷等。

（三）著录方式：1.题名基本按简称著录，但也有少数书名很像字数多的原书名，如《圣密意决解大乘经弥勒品抄出》阿阇梨益西宁波撰（今简称《密意决解大乘经》）。但这种无简称的书名较少；责任者按—00000；颂偈卷数量用0000。

2.著录格式以“书名＋颂卷数”为主，但还使用了九种不同格式，如：书名＋作者＋卷数、书名＋注释＋备忘录＋卷数、被注释书名＋注释＋责任者＋卷数、责任者＋书名＋卷数、责任者＋书名＋注释＋卷数、省略原书名＋只有注释名（即省略被注释的书名）、书名＋注释＋卷数＋责任者、多个书名著录为一条、书名与卷数之间用“啦”连接。《旁目》绝大部分书名和卷数之间有分隔符，少数没有，而这种在书名和卷数之间用“ལ”连接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卷”和“颂”是书名的一部分，如（《经王大云大乘经一品》二卷半又七十颂）（《缘起大乘经及其注释》五十四颂《所缘观察论》八颂等，尽管书名和卷数合一，但翻译时一定要分开，但也有一些书名和卷数合一并约定俗成的特例，如（《圣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十万颂即三百卷）（《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八千颂即二十四卷（《语合二卷》）等。以上九种著录格式说明《旁目》格式上存在一些随意性，还有的只写“卷”和“颂”，没有具体数字，此类情况较多，如：《禅定经》卷、《祈愿经》卷、《圣宝云经注》颂等，这类情况在《般若经》中比较突出外，其他类中较少出现。

（四）图书量词及其具体数据。《旁目》序言虽未交代“卷、颂”的具体数量，但当时已有“8字1句，4

句1颂（偈）、300颂1卷”的规定，故该书也应该是照此执行的。其图书量用“卷、颂”直接表述，如“半卷、一卷、一卷多、一卷半、二卷多、二卷半、三卷半、四卷半、六卷半、七卷半、十一卷半、一卷半又五十颂、二卷半又七十颂、一百颂、六颂半、十三颂半、二十一颂半、三十七颂半、五十一颂半、小品、零散、若干卷、若干颂”，此法简单明了，但开头也沿用了《丹目》的“颂数换算卷数”的方法，如八千颂即六十四卷）八千颂即二十四卷）、二千一百六十颂即七卷又六十颂）七百颂即二卷又一百颂）一卷即三百颂）等。

（五）装帧。梵夹装，打磨纸，黄丝栏，封面书名框有敷彩莲花座图案。

（六）符号、文字缩写。标点符号有云头符、章节符、结尾符、补充字句符。缩写字词不多，仅有琉璃、全部、等、颂等。大写数字和藏文数码并用，如1卷又八颂）四十颂）五十颂）等。还有少量数码顶替文字，如“”（《业一百零一》）“”（《如来声明》）（《心轮回略说三种》）。全书只有少量笔误和遗漏。

六、学术价值

《旁目》写本是一部较早的佛教典籍目录书，汇集了8世纪由梵译藏的大部分佛教典籍目录和吐蕃学者的部分注疏论著目录。不但在藏文大藏经的集结和编纂大藏经目录方面有巨大贡献，在藏传佛教文献专科目录学领域和西藏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大目录为编制世界著名的藏文大藏经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学界一直推崇《丹目》开“经”、“论”之先河，将其视为编纂藏文大藏经的开端。[12]其实在《丹目》和《旁目》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是“佛语部”，哪些是“论疏部”，但根据目录内容分析，两书都是按“佛经”和他人对“佛经的注释”两部分编辑而成的。《旁目》继承了《丹目》和《青目》的传统，对佛经、佛经注释、其他文献、文献来源等作出了比较细致的分类。其学术价值大致如下。

（一）把佛经分为“佛语部”和“论疏部”。在《旁目》正文中未见“甘珠尔”和“丹珠尔”字样，但书名

“先前法王和诸译师所编藏于雅隆旁塘噶美之甘丹经典要目”中提到“甘丹”一词，这是“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简称。目次中虽无“佛语部”和“论疏部”的字样，但在类目中把佛典和吐蕃学者的著述分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即前半部分排列的目录均属“佛语部”内容，后半部分为“论疏部”内容，与《丹目》的做法一致，完全继承了《丹目》的分类思想，为编纂《甘珠尔》和《丹珠尔》奠定了基础。

（二）设置多级类目。如大乘经设7级，密宗设4级等。

（三）分析著录。在书目中使用分析著录的方法对于了解书籍源流、版本、作者、成书时间、内容、分类等意义重大。该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未经校对的经论”、“经论译余卷”、“旧典中无，而班第勋努尼波书中所得者”、“其他译跋中所载佛经书目”、“出自旧典者”、“二书中无者”、“译名未收书目”等。此法充分表现了专科目录的优点和特征，如：说明版本新旧的“《大乘经庄严论备忘录》，其旧译《备忘录》”、留待考证的“《佛说法集经》七卷，其中有一品待考”、说明所属类目的“《圣观自在千手千眼陀罗尼经·八广光明咒》”（前为类属，后为书名）等。三大目录之后，诸藏文佛经目录都采用了这种分析著录方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布顿大师所编《大藏经目录》（《布顿目录》），此目不仅采用了详细的分析著录法，还利用多种目录书进行了全面校勘，为研究佛经者提供了绝好的参考资料和版本考证结果。

（四）佛典来历。《旁目》中所设“译自印度之大乘经目录”、“译自汉土目录”、“译自‘里’之佛经目录”等，明确了翻译之书的来源，为考辨版本源流提供了历史资料，这种编法为后人追寻“原始之本”和研究翻译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法大母注释》译自汉文、《入楞伽经集义》三卷译自汉土、《莲花集义注释》二卷译自汉土”等。

（五）校勘记录。《旁目》中的“未经校对的经论”、“经题名”、“旧典中无者”、“二书中无者”、“未收书目”等，都是版本校勘的记录，注明了版本异同、出处、一书两译、未译书目等情况，实属开创了藏译佛经版本校勘著录之先河。用多种目录书和原文校勘，进行补遗工作，如：“《圣般若波罗蜜多一万八千颂》八千颂（其中六十卷依据《丹噶玛》补校）六十四卷”、“《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八千颂（编入二十六卷和一百颂）二十四卷”等。

（六）译著者之著作目录。《旁目》所载“先前阿阇梨和国王对圣佛的赞颂（目录）”、“摩咥哩制吒阿闍梨撰（典籍目录）”、“诸阿阇梨撰（典籍目录）”、“赞普赤松德赞撰典籍目录”等，提供了当时主要译师和学者关于佛学方面的论著目录，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本土著述提供了最好的史料。如：“《圣佛随念注释·诸阿阇梨撰三种》二卷、赞普赤松德赞撰零散经论、《赞普穆帝赞撰圣密意决解广释》、《阿阇梨喜饶尼波撰圣密意决解注释弥勒品备忘录》、《阿阇梨益西德撰圣贤行愿备忘录卷》”等。

（七）译跋。《旁目》专设“译跋”，收录吐蕃学者所撰译跋和备忘录。从“译跋”得知当时翻译佛经都有写译跋的传统，还可了解译经人和译经数量。此外，未收书目、未译书目、未校书目、译跋书目等等，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书目，是寻查典籍存佚的极好资料。

（八）著录规则。其目录格式、人名音译、意译、语序、敬语、佛学术语等方面成为翻译和编目的范例。

（九）文献查询。《旁目》是吐蕃时期编纂的登记式书目（条目式书目），可按类查询，方便快捷，是吐蕃时期的佛学典籍工具书，也是研究吐蕃时期的文献发展、大藏经形成、学术动态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

[1][2]噶哇百则,等.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4.

[3]布顿.布顿佛教史(藏文版)[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8:187,190,212.

[4][11]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98.

[5]桑耶寺简志(藏文版)[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18.

[6]司都曲吉迥乃.大藏经《甘珠尔》总目(藏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302,303.

[7]郭和卿.佛教史大宝藏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50.

[8]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工作述要[J].中国藏学,2000（1）.

[9](日)御牧克,周炜.藏文佛典概观[G]//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另,尕藏加在《吐蕃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中也认为“赤祖德赞时期，大约在公元824年，编纂出第一部佛经目录《丹噶目录》，继之编纂了《青浦目录》和《旁塘目录》”。

[10]范德康.11世纪的西藏：重燃佛教复兴之火[EB/ OL].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zangx. com/cms/cangxuewenku/2010-09-16(2013-04-08).

[12]尕藏加.吐蕃佛教[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79.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Compilation of Phang Thang Catalogue (dkar chag‘phang thang ma)

Xu Li-hua

(the Library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A study of Phang Thang Catalogue(dkar chag‘phang thang ma)reveals that the catalogue was com⁃piled in 794A.D.,and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Danga Catalogue(dKar chag ldan dkar ma)in the aspects of compiling style,categorizing,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the origin of Buddhist scripture,and so on,but Phang Thang Catalogue still has some its own features.The catalogue lays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and gathered some practice experience for Tibetan bibliography.

Phang Thang Catalogue;study;academic value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3.018

G257.35

A

1005-5738(2015)03-120-08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2015-05-05

徐丽华，男，藏族，云南香格里拉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