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与《川藏奏底》研究

温文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712082）

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与《川藏奏底》研究

温文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712082）

1904年，英国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战争，这次入侵距离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相隔15年。迫不及待的入侵反映了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争夺的加剧以及英国在西藏所谓的“直接交往”政策的挫折。为了实现将中国西藏从清政府统治之下隔离出来并最终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将西藏问题作为其重要的对外政策之一。史学界关于英国二次入侵西藏的研究颇多，文章主要以《川藏奏底》为史料依据，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论述。

1904年；英国侵藏；《川藏奏底》；研究

引言

“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光绪朝有关西藏事务的两部重要档案史料。2004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将上述两种档案影印出版，是为《西藏奏议 川藏奏底合编》。此书的出版对西藏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但鉴于此书是影印本，尤其是原档案并无断句，阅读起来具有一定困难，加之原稿中有部分字迹是行草，难以辨认甚至错漏。2012年学者吴彦勤对《西藏奏议 川藏奏底合编》进行了校注，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为《西藏奏议 川藏奏底》。

本文研究的是1903年至1904年的英军第二次侵略西藏。目前，在学术界的研究中，关于英军二次入侵西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和黄奋生的《藏族史略》等，文章方面有陈钢、黄维德、李永琴《简论1904年江孜抗英保卫战》、德吉白玛的《两次抗英斗争失利的原因分析及启示》、阴法唐的《庶民自知保家国，我以我血荐轩辕——记西藏人民第二次抗英斗争》、赵萍的《从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视角看抗英保卫战的重要意义》、瞿向东《江孜抗英一百年祭》

等。这些成果或从战争失败的原因、或从战争的具体经过、或从战争的启示和经验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利用《西藏奏议 川藏奏底》资料对此次侵略进行研究和论述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通过查阅校注本《西藏奏议 川藏奏底》，发现其中完整收录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驻藏大臣有泰有关藏务的所有奏折，内容涉及西藏抗英斗争、藏区宗教事务等诸多方面。作为清朝的驻藏大臣，有泰的奏折具有一定的史料借鉴价值，正是基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所以把它作为本研究的重要依据。

一、关于驻藏大臣有泰到任之前西藏情形之分析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当时英国在第一次侵略西藏之后虽获得部分权益，但并未达到英国在西藏的最终目标。此时的英俄两国在关于中国西藏问题上的矛盾也愈加突出。俄国对西藏的野心不断刺激着英帝国主义的神经。1899年，寇松任英国驻印度总督，在对藏政策上寇松属于强硬派。与前任额尔金相较，英国须经清廷才能与西藏打交道的局面引起寇松强烈的不满。寇松开始抛出一个所谓“直接交往”的理论，并持续多次给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出信件，但最终都被达赖喇嘛以各种理由给予回绝。“直接交往”政策遇挫之后，在寇松的鼓噪之下，英国政府开始谋求在军事层面上对西藏施加一定的压力。英国在西藏的最终目标是：否定清廷在西藏的主权，将西藏从清廷现有的统治体系中分离出来，建立所谓的“独立国”即英国的殖民地。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之下，气势汹汹的英帝国开始在中国西藏不断挑起一系列事端与矛盾。在驻藏大臣有泰上任之前，英国在西藏策划的主要事件包括1902年6月份的甲冈之争以及1903年6月份的干坝宗（今岗巴县）会谈。

（一）关于甲冈之争

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1902年6月26日），英国驻印总督寇松等经过精心筹谋，派出以惠德为首的百余名武装士兵强行闯入藏族同胞世代居住的甲冈地区，以武力为恃，蛮横宣布甲冈地区的藏族官员及藏族群众须在24小时之内撤离出甲冈。之后英国侵略者强行拆毁此地原藏军的关隘，并北侵至西藏的干坝。根据1890年的中英藏印条约中的关于边界问题，由于甲冈当时的模糊界定，使得英国以此为借口宣布甲冈为哲孟雄境，污蔑中国藏族同胞越界游牧。事情发生之后，时任驻藏大臣裕钢在7月23日照会印督，提出“委派三品衔特用知府何光燮，并知会达赖会派番员，同往边界，与贵国惠大员晤商。”[1]清廷也在本年9月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此后萨道义在复照中提出：“惟冀驻藏大臣所拟派何牧（何光燮）及达赖委员，与惠大员聚会妥商一切，即能将所有历年误会各节，全行销释。”[2]此时的英国表面上同意进行所谓的和谈和商晤，实际上是由于英国内部此时对于中国西藏应采取何种政策，态度尚未统一之时，不得不采取的暂缓之策。即以所谓的谈判来拖延时间，并待英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出台。对此，清廷及驻藏大臣并不知晓，所以在1902年年末当何光燮等到达边界后，约半年之久的时间英国代表惠德不予回音，再次表明英国政府的虚与委蛇和对西藏的野心与图谋。

（二）关于干坝宗会谈

接上述内容，当何光燮到达边界之后（1903年1月14日），英国方面不予回复和商谈。对此状况，当时印督寇松抛出所谓的借口即“只有新的驻藏大臣上任之后谈判才有意义”。[3]而此时的新任驻藏大臣有泰仍在路途耽搁，在《川藏奏底》第一卷中的第一道奏折《奏为恭报到川日期并熟商进藏情形仰祈圣鉴事》中有相关延误记载：“窃奴才于正月二十二日陛辞后，即于二月初六日束装启程，沿途雨雪，耽延至五月初六日始抵川省”，所以寇松认为至少要等到1903年6月才有可能与新任驻藏大臣展开谈判。通过这条史料，我们亦看出当时新任驻藏大臣在西藏情势如此危机情况之下，仍缓慢赴任，沿

途耽误时日颇久。

再论英国将谈判地点定为干坝宗，是多方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首先，干坝宗离甲冈距离适当，25英里，不至于太深入西藏腹地引起强烈反对；其次，干坝宗属于班禅喇嘛所属领地，英国认为班禅对英国怀有好感（当然这只是英人自己的认为），若在日后有可能在谈判中对拉萨与英国进行沟通。但干坝宗属于藏界，英人选择此地谈判遭到当时清廷驻藏大臣裕钢的反对，可英印政府根本不予理会。

此时的大清帝国在经历了康、雍、乾三朝辉煌的“盛世”之后早已没落，失去了以往养成的奋发开拓、积极有为的锐取精神。晚清处于世界列强环临虎视的局面中不可能再做到所谓的泰然处之，历史将西藏置于了危险的境地之中。1903年7月7日，惠德率领士兵强行闯入干坝宗，并在此地扎营索要供应。7月22日，中英双方代表进行初次会谈，中方代表何光燮提出英国强行闯入藏境，必须撤兵后再开始谈判。但此正当要求却遭到荣赫鹏辩称拒绝。此事激起西藏人民的愤慨，西藏三大寺及商上给驻藏大臣裕钢的公禀中提出：“查该英人先后违法逞强，备带兵械等事，实未居心和衷商办”。[4]事实上，此条建议恰是英人在西藏的真实反映，也说明荣赫鹏等早已将干坝宗谈判作为一个幌子，他们正在为寻求继续向西藏腹地进军的借口并最终征服拉萨。

由此可见，干坝宗谈判对于当时的英国已不再重要，英国此刻的索求目标已然是整个西藏，最终导致干坝宗谈判不了了之。实际上，无论从最初谈判建议的提出、谈判地点的选择以及最后谈判的不了了之都是英国一手策划的。当时的大清王朝在末期自顾不暇，派出的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却迟迟未到任，所有的形势于中国都是极其不利的，清廷的态度是暧昧的妥协与退让，殊不知清廷此番的妥协退让只会招致英国侵略者更进一步的逼进。

二、关于英军武装挑衅及有泰的应对态度

在确定了放弃干坝宗并继续向西藏腹地推进之后，英军在1903年进行了重组，惠德被辞退，荣赫鹏和麦克唐纳成为指定的政治与军事首领。这年冬天，英国趁着日俄战争将至之际，发动了针对中国西藏的第二次侵略。英国入侵西藏，激起了藏族民众的极大愤慨和反抗。无论是在英军入侵之初还是在《拉萨条约》即将签订之时，藏族同胞始终英勇抗争和浴血奋战。下面将从骨鲁大屠杀、江孜保卫战这两个方面进行史料分析。

（一）关于骨鲁大屠杀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4年2月9日），新任驻藏大臣有泰抵达拉萨，2月11日接任驻藏大臣。这点在《川藏奏底》第一卷中的第三道奏折《奏为川藏交界情形及藏印近事，恭折仰祈圣鉴事》中有相关记载：

“窃奴才自奉恩命，持节西疆，当兹多事之秋，谬膺非常之眷，兢兢业业，惧弗克胜。所幸八月二十一日由川省启程，经过四川所属之打箭炉、里塘、巴塘，及西藏所属之察木多、拉里等处，番民颇称孝顺，夫马亦少留难。即间有一二地方蛮民梗命，略加薄责，亦咸知畏惧，而不敢妄为。是以四阅月中得抵前藏，行程尚为迅速，此皆天威远播，非奴才所敢预必也。”

当有泰到达西藏之前，此时的英军已经占领了西藏的春丕和帕里东北的堆纳，英军在堆纳做一些相关准备并坚持非到江孜不可。1904年1月12日、2月7日、2月10日西藏代表曾三次和荣赫鹏进行谈判但均无结果。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到任后，曾与荣赫鹏进行了信函往来，“申明不日亲赴边界谈判”，但英军依然不予理会。1904年3月31日，上千名英军开始向骨鲁集结，此时荣赫鹏依然呈现出和谈的伪善面目，一面用和谈对骨鲁地区的藏族地方武装进行诱骗，一面派出士兵偷偷向藏军阵地前进，最终置藏军于英军的包围之中。此后英国侵略者残忍地向藏族军队发动攻击，面对英国侵略者的

突然袭击，藏族人民并未束手就擒，拼死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上千名的藏军在此次战斗中被英军残酷屠杀。

关于英军骨鲁大屠杀，在有泰给予朝廷的奏折中并无明确记载，查阅相关奏折，可见间接相关的有《川藏奏底》第一卷中的第三道奏折《奏为川藏交界情形及藏印近事，恭折仰祈圣鉴事》：“至于藏印边务，兵衅业已兆端，目前英兵已经抵对朗，番兵与之相持。理阻强邻（说明仍然抱有幻想，不思备战），开导番属，艰难情状，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奴才身受厚恩，自当力图报称，即有万分为难，亦当设法维持。（说明有泰对此事情形的认识尚不清楚，仍然好言饰上）惟任事之初，番情究未深悉，拟俟面商达赖喇嘛及查番民近日情节之后，应如何筹办之处，再行陈奏办理，不敢因循误事，亦不敢激切图功，总期修好睦邻，仰副我圣朝怀柔远人之至意。”[5]

史料的记载反映出清朝末期在对外政策上被迫采取妥协退让之策，而这妥协退让也是抗英斗争失败诸多原因中不可忽视之因素。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受到外敌入侵，代表中央王朝的地方驻藏大臣不思备战，却惟冀希望于充当调停善办的角色，不思开衅。这种匪夷所思的局面出现在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也不足为怪。

（二）关于江孜保卫战

骨鲁大屠杀之后，西藏人民并未被英军的武力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强烈的反英斗争，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入侵西藏人民持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而江孜抗英斗争就是这诸多反抗斗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已越百年，但是这场战争折射出藏族同胞深沉的爱国情怀却不应被时间所遗忘。

1904年4月5日，英军开始向江孜入侵，沿途遭到西藏军民的反抗。7月5日，英军在做好一切相关准备之后向江孜宗政府发动猛烈攻击，标志着西藏人民的江孜保卫战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最终英军占领了整个江孜。但在从4月持续到7月的江孜战斗，100多天的时间里藏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西藏的每一寸领土，彰显了藏族同胞深沉的爱国情怀，成为近代史上藏族同胞反抗外国侵略的宝贵精神财富。关于此次抗英斗争，在有泰的奏折中并未多提及，在《川藏奏底》第一卷第四条奏折《奏为英人入藏阻战开议暨筹办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中有记载，现摘录如下：

“窃为本年三月内英员荣赫鹏由堆浪开赴江孜。奴才当拟亲往会商，饬传夫马，乃该番俗僧众异常狡展，抗不供支，且在骨鲁、江孜等处地方与英人接战，并疑我汉官有私于英。种种情形，均先后电请外务部奏明在案。四、五月间藏番则各部调兵，英人则江孜坐守，藏中总办军务之署噶布伦喇嘛降巴丹增等身典众兵，数逾二万，并不设法抵御，专以败退为能，以故六月二十二日英员荣赫鹏直进前招，未始非该署噶不伦有以为引也。奴才屡闻边警，寝馈难安。该署众明知事不可为，犹欲聚僧俗大众为困兽之斗。奴才一闻此语，焦灼更深，乃一面译行商上番官，不准再开兵衅；一面严饬委员四川候补同知恩禧、已革四川试用直隶州州判范启荣、候选县丞余钊、成都驻防尽先骁骑校江潮、都司衔刘文通等，苦口开导，激以大义，数画夜中，该番众稍知醒悟，遵照撤兵。此开导藏番之实在情形也。”[6]

从奏折的记载可以看到当面临英军侵略江孜之时，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藏族军民采取的是坚决抵抗的政策。并且在抵抗过程中因为驻藏大臣有泰的无所支持和不断牵制使得当时的西藏上层认为是汉官“有私于英”。有泰在此奏折之中对于自己的妥协失误不仅没有进行提及反而百般诬赖藏族军民的抵抗，将六月二十二日英员荣赫鹏直进前招归罪为噶不伦喇嘛的抵抗。

江孜保卫战结束之后，英国侵略军继续前进并于7月14日由麦克唐纳率领长驱直入西藏拉萨。根据有泰驻藏日记中的记载，在英军进入拉萨前夕，驻藏大臣有泰竟然有闲情逸致纳妾寻欢，置西藏拉萨的紧急情况于不顾。[7]8月3日，荣赫鹏进入拉萨之后，有泰竟然为了讨好英军侵略者，送去牛羊、米面等进行犒劳。关于这一点，在奏折资料

中有所反映：“荣赫鹏抵藏，奴才当即往拜，并以牛羊米面犒其士卒，及以礼物酬应办事诸员。该英员等深念邦交，与奴才颇称谢洽。凡藏中大、小（招）[昭]寺院以及民房市面均一切照常，并无损坏。布达拉山上供奉我高宗纯皇帝圣容，尤敬谨保护妥善，此皆仰赖威福，非奴才之愚所能预料也。”[8]从史料观察可知：驻藏大臣有泰在西藏被英军占领之后，在给清廷的奏折当中却将自己对英军的犒赏当作是自己有功于朝廷，并且厚颜无耻地认为荣赫鹏与其颇称谢洽，充分反映出有泰粉饰谄媚、将侵略者奉为座上宾的苟且庸碌之本性。同时也通过其人其事让人感叹大清王朝末期官僚统治阶级内部面对侵略从上而下的一种示弱通病，清廷的妥协与藏族同胞的英勇抗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此时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被迫在7月28日英军进入拉萨之前出走。对于达赖出走拉萨之事，驻藏大臣有泰也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做出陈明：“至于拟由藏番应赔兵费、开设码头各节，该藏番仍属碍难，且达赖喇嘛于英兵未入之时，业已逃无踪影。”[9]对于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之后的具体情形将在文章第三部分做出分析。

三、兼析驻藏大臣有泰在达赖出走之后的表现

1904年7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并未将此事告知驻藏大臣有泰。事件发生之后，有泰以此事为借口大做文章，将英军最终占领拉萨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在诸多文章中都有论述。本文在此主要以有泰的奏折进行分析。

（一）关于建议清廷褫夺达赖名号

在《川藏奏底》第一卷第五道奏折《奏为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据实纠参，恭折仰祈圣鉴事》中，有泰针对达赖出走向清廷进行了奏报，并将所有责任推脱给达赖。具体资料摘录如下：

“窃维我盛朝经营西藏二百余年，该达赖世受国恩，应如何约束番众，力保疆土，以期上报高深。乃自该达赖执掌商上事务以来，天威在所不知，人言亦所不恤，骄奢淫逸，暴戾恣睢，无事则挑衅邻封，有事则潜踪远道，种种劣迹，民怨沸腾。盖自有西藏以至于今，未有如该达赖之不肖者也。查此番边事相持已十余年，叠经前任各大臣开导多方，全不仰体，及至英人屯兵帕克里一带，势已濒危。前大臣裕刚亟请赴边，抗不支应夫马，且煌煌圣训三令五申，该达赖若稍有人心，即应作转危为安之计，乃恃强背旨，决不允和。故奴才到任之时，英人已由仁进岗而入堆浪矣。奴才见事机逼迫，寝馈不安，晤面坐谈，良言苦劝，信缄公牍数十往还，不独执拗异常，且谓我汉官与英人为一汇，惟是征兵调饷不绝于途。奴才知事不可为，乃不便再行参议。本年三月荣赫鹏进逼江孜，照会奴才前往。该达赖仍然狡执不肯供支夫马，而阴遣署噶不伦喇嘛降巴旦增等前往交战。四、五月内蛮兵身中枪毙者几及万人，妇哭儿啼，怆人耳目。而该降巴旦增总办军务，又不能约束兵丁，兼以需索地方，纵兵掳掠，所过之处十室九空。该达赖置若罔闻，如在梦寐。及至英兵将抵前招，奴才当即传谕番官，令该达赖回布达拉山敬谨保护高宗纯皇帝圣容，并以好言宽慰，且行文知照各情，乃杳无回信，竟于六月十五昏夜潜逃，询及僧俗番官，云不知去向。查旧案，凡达赖上下山等事，均应译咨，以便据情入奏。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迹其丧师违旨，跋扈妄为，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而肃藩服，除电呈外务部奏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相应将该达赖劣迹据实恭折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10]

根据上述史料进行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知：首先，有泰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了构陷与污蔑。将英人多次侵略归因于达赖，反映了清朝官员的昏聩。此番英人侵略是英人多方权衡利弊之后的既定政策，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无所作为是英人入侵的主要原因，达赖奋起抗击反映了藏族同胞不甘被侵的民族情怀。其次，有泰在奏折中反复提

及达赖“抗不支应夫马”，认为达赖不听汉族官员训示。并征兵调饷不绝于途对英国进行反击。一方面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抵抗态度，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驻藏大臣的不作为使得藏族上层对其不信任，认为英人与汉族官员沆瀣一气。有泰为自己的开脱之词也间接反映出他的治藏不利以及讨好英人的龌龊勾当。再次，资料中所提及到的“蛮兵身中枪毙者几及万人，妇哭儿啼，怆人耳目”充分反映出藏族同胞的英勇斗争精神及藏族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的历史事实，折射出在清朝末期中央王朝式微无力护卫西藏而致英人在西藏武力荼毒肆意。最后，资料中驻藏大臣有泰向清廷建议褫夺达赖喇嘛名号，是有泰对达赖进行诬蔑之后的个人判断，而清廷在不甚了解真实局势的情况下最终昏聩听取并褫夺达赖封号，实乃一大失策！

历史资料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有泰之间的冲突不止于此，在《川藏奏底》中关于此问题还有其他记载，比如在这份奏折中有泰还向清廷详细描述了达赖曾将派兵对其衙署进行攻击的情形：

“再，本年五月内，达赖喇嘛因与英人决战，调来乍丫番兵八百余名，扎在奴才衙署附近之柳林一带。乃该商上既未发给军饷，亦未令其开赴向前，致令该番兵掳掠市面，铺户白昼关闭，民不安生，当即饬令地方文武官员细心弹压，一面译行商上赶紧约束该兵。乃该达赖置若罔闻，突于二十七日傍晚有乍丫兵啸聚数百人围劫奴才衙署，竟敢施于枪支，轰毙藏营官兵五名，受伤者七名，其势猖獗，几入头门，幸经都司衔刘文通督率所部练兵奋勇抵御，枪毙该番兵六名，受伤者十余名，方始击散。……该达赖事前既不能约束，事后又不闻惩办，其居心奚若，自在圣明洞鉴之中……”[11]

（二）关于建议清廷开复达赖名号

清廷褫夺达赖名号之后引起了藏族群众以及蒙族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加深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王朝之间的裂痕。当时的西藏三大寺和噶厦全体僧俗官员集体向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联名提出建议：开复十三世达赖的名号。迫于当时来自西藏的压力，有泰被迫向清廷提出建议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奏折。这点在《川藏奏底》的第十一道奏折《奏为据情吁恳天恩，开复达赖名号，恭折代陈，仰祈圣鉴事》中有明确记载：

“窃奴才接据三大寺及阖藏僧俗大众递具公禀，内称：去岁英兵来藏，安危难料，达赖喇嘛不便留藏，是以权避他方，经驻藏大臣由电奏闻。钦奉电旨：“著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等因。钦此。”达赖喇嘛旋即取道哈拉乌苏前赴库伦……惟是达赖喇嘛前经被议，咎固难辞，然当离藏之时，亦属迫不得已。第达赖喇嘛为黄教之主，一旦革去名号，恐难号召番众，维系人心。用是联名务请代恳天恩，开复名号。等情前来。奴才查达赖喇嘛前往库伦时，曾据商上再三禀诉，请予开复。奴才以其行踪靡定，且未确查明白，故未敢遽行入告，冒昧渎陈。据僧俗公禀告，奴才伏查达赖喇嘛自光绪二十一年掌办商上事务以来，其时年岁方少，历练未深，全赖左右得人，匡其不逮。无如素所侍从率多小人，往往不知大体，一味逢迎，于藏印边务情形粉饰多端，以致上下隔阂……奴才前请革去名号，一则该达赖潜踪远遁，不可敬谨保护圣容；一则英员荣赫鹏拥兵来藏，若不面见达赖喇嘛，不肯退兵。藏事可危，势逼处此，不得不奏请暂行革去名号，为一时权宜之计。幸赖朝廷威福，罢兵议和，藏地敉平，刻下相安无事。据阖藏禀恳前来，奴才不敢以参革在先，回护于后。合无仰恳天恩，准将达赖喇嘛名号开复，顺番情之处，出自鸿慈愈格。所有据情恳恩开复达赖喇嘛名号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代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12]

通过上述奏折，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西藏无论上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清廷褫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是不满的，尤其对于驻藏大臣有泰的错误是有意见的。这点驻藏大臣有泰深有体会，因其不负责任的建议造成西藏近代史上达赖喇嘛名号的第一次被褫夺。所以有泰在面临西藏僧俗的压力之下才会在短时间内建议清廷开复达赖名号。[13]第

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走是有苦衷的，当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正是西藏的多事之秋，英军的第一次侵略带给他很深的影响。因此在整个英军二次入侵西藏期间他表现出强烈的抗英意识，并且挺身而出领导西藏僧俗与英军作斗争，在当时西藏人民的心中达赖在护卫西藏方面是做出贡献的。在这场侵略斗争中驻藏大臣有泰的昏庸无能、政策无力在西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达赖即使兵败出走库伦也未改变其忠于中央王朝的心意，仍然想到的是赴京城陛见皇太后和皇帝。关于这一点，在有泰的奏折中是有相关记录的：“奴才前将达赖喇嘛行抵库伦地方，咨行库伦办事大臣询其行踪缘由，曾经附片奏明在案。数月以来，尚未接到咨覆。现据噶不伦等禀称：达赖喇嘛行将赴京朝觐恩主大皇帝。”[14]达赖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主动维护民族团结的赤诚之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后来清廷开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可弥补，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达赖喇嘛的感情，使其对清廷心存不满，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三）关于有泰对达赖和班禅一抑一扬的态度

在英军二次侵略西藏期间和上述对达赖的态度相反，驻藏大臣有泰对于九世班禅采取的态度却是褒扬的。下面结合有泰的奏折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有泰在达赖出走之后，曾经上奏光绪皇帝并对九世班禅赞誉有加：“奴才当查班禅额尔德尼自掌黄教以来，整顿地方悉有条理，当藏印交兵之际，独能镇静不惊，处置裕如。”[15]有泰之所以赞誉班禅除了因为达赖对自己的蔑视激起他的反感之外而推崇班禅，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政府积极拉拢班禅。为了讨好侵略者，有泰在奏折中不遗余力地对班禅进行褒扬。关于这一点在奏折中也有记载：“英人回印，曾往后藏谒见班禅额尔德尼。接晤之下，彼此极称款洽，洵属难得。江孜现有暂留洋兵，在在均宜防范，所称后藏紧要，自系实情，合无仰恳天恩，准将班禅额尔德尼留于后藏，以资震慑地方之处。”[16]客观分析上述资料，可以看到驻藏大臣有泰的做法直接造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及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激化。甚至在后来提出由班禅暂时担任摄政一职。虽然班禅对此摄政一职表示了婉言谢绝，“班禅额尔德尼兹称：钦奉恩命，自应谨遵，曷敢妄渎。惟查后藏为紧要之区，地方公事需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西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17]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泰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也为后来达赖和班禅矛盾的继续激化埋下了隐患。

至于当时在西藏的英国侵略者，在达赖出走之后便加紧了对班禅的拉拢，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控制班禅，使其成为英印政府在西藏的傀儡，从而实现英国对西藏的控制，并且排斥达赖在西藏的影响。有泰的做法实际上从侧面帮助了英国侵略者，更加深了达赖与噶厦政府对九世班禅的猜疑甚至是前后藏的矛盾。

关于当时英国对班禅的拉拢在资料中也可看到，比如在《奏为英员强逼班禅额尔德尼赴印，阻止不从，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中记载了班禅被逼赴印的情形：“驻扎江孜英员卧克纳带领洋兵五十余名，前来后藏谒见班禅额尔德尼。声称印度有一大会，英国太子欲一见班禅，请即束装前往印度，班禅答云：我往不难，但须由驻藏大臣奏明，方能启程，否则难以从命……讵意卧克纳以国书挟制，以兵威迫胁，番情震恐，遂逼班禅于十月十二日由后藏启程前赴印度。”[18]九世班禅赴印一方面是英国胁迫，另外一方面也是由于慑于英国武力，为避免后藏地区遭到英军的蹂躏而前往。但他此行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的误会及怨恨。

至于英人对九世班禅的胁迫及野心，驻藏大臣有泰在自己呈给清廷的奏折中有明确的记载：“奴才审查事势，英人此番举动，如班禅执意不去，将见后藏地方复有兵争之患。既经前去，虽可暂纾目前急难，而英人包藏祸心，所关非细。奴才挽回无术，力阻不从，而前藏距后藏计十站之遥，英员急促使行，前后未及旬日，事属出人意外。前准张荫棠来

电：有诱班禅到印、谋废达赖图藏之语。查达赖、班禅虽系同掌黄教，然番人崇奉达赖实胜于班禅，所有阖藏一切事权均有达赖主持，班禅从不预闻。即如后藏札什伦布，班禅仅一寺院，其地方事宜仍归达赖派番官管辖。英如废去达赖，欲以班禅号令番民，则人心必不服从。英虽强盛，恐彼亦难施其计，且达赖、班禅均归我属，似彼国家亦不得越俎代庖。可否请旨饬下外务部及议约大臣，早为设法宛转达明此义。奴才不胜焦灼之至。除已电呈外务部先行代奏外，所有英员强逼班禅额尔德尼赴印、阻止不从缘由，理合由驿四百里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19]

查看上述奏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英国对中国西藏是有图谋的，通过扩大达赖和班禅的矛盾，制造西藏内部的分裂，为最后把西藏从中国割裂出去创造条件。第二，反映出达赖在西藏的地位非班禅可替代，有泰此时认识到达赖地位在西藏的不可替代，但是并没有清醒地看到英国企图把西藏变为最终殖民地的险恶用心，仍然持有其一贯的妥协求和之态度，希冀外务部迂回宛转，谋求退让。第三，“奴才不胜焦灼之至”，此处是有泰真实心境。一方面反映出其由于资质平庸，处理藏务有不到之处，另外也为其无能进行粉饰，希图清廷能体恤他的一番苦楚。最后奏折中的一个“驰”字，反映出当时西藏形势的危急！

综上所述，在清朝末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央王朝的式微导致中国西藏置于英俄两国的虎口之下。英俄为了争夺中国西藏或扶持自己所谓的代理人或不断挑起战事，并最终造成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加之驻藏大臣有泰的施政不当使得两者之间误会加深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裂痕。

英国二次入侵西藏，最终在1904年9月7日迫使西藏地方代表在布达拉宫签订了所谓的《拉萨条约》。《拉萨条约》的签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既有清王朝驻藏政策的失误也有驻藏大臣办事不力、粉饰妥协的不当；既有西藏上层内部争夺的因素也有帝国主义分化瓦解的因素。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在整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大量的史料都证明西藏确是中国的一部分。关于这一认知在驻藏大臣有泰的奏折中再次向我们传递出了具体资料记载：

“窃奴才于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承准军机处、外务部电开：‘奉旨：前因英兵入藏，议由藏赔款，分三年交付。现在藏中番情困苦，财力维艰，朝廷实深轸念。所有此次赔款共计银一百二十余万两，著即由国家代付，以示体恤。著有泰即行宣布知之。钦此……此次奉到谕旨，代付赔款，阖藏僧俗钦遵之下，莫不欢欣鼓舞，长跽北向叩谢天恩，似此逾格鸿慈，更属难以图报。惟有齐集三大寺僧众在三宝佛前常川诵经，恭祝皇太后、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泰民安，以冀仰答高厚于万一’。”[20]

资料反映出《拉萨条约》签订后，清廷对西藏的体恤，同时也佐证了在近代历史上的西藏问题上，英国所谓的西藏独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史料向我们传递出明显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藏同胞对清廷的感激之情，也间接说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目前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所谓的民族、宗教问题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策划所谓的“西藏独立”是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重温历史，让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民族团结的局面，体会我们这个久经压迫和侵略的民族走向世界，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来之不易！

[1]吴丰培.清代西藏史料丛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8.

[2][4]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187．

[3]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286,199．

[5]吴彦勤.奏为川藏交界情形及藏印近事[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0．

[6][8][9]吴彦勤.奏为英人入藏阻战开议暨筹办情形，恭折

具陈，仰祈圣鉴事[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1,122．

[7]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42．

[10][11]吴彦勤：奏为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3-124,125．

[12]吴彦勤：奏为据情吁恳天恩，开复达赖名号[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0．

[13]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日有泰具奏《奏为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据实纠参，恭折仰祈圣鉴事》褫夺达赖名号，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具奏《奏为据情吁恳天恩，开复达赖名号，恭折代陈，仰祈圣鉴事》建议开复达赖名号，间隔仅10个月。

[14][15][16][17]吴彦勤.奏为巴塘番匪聚众寻衅滋事戕官，现饬严防，及藏境安谧情形[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9,135．

[18][19]吴彦勤.奏为英员强逼班禅额尔德尼赴印，阻止不从[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1.

[20]吴彦勤：奏为商上叩谢天恩，据情代陈，恭折仰祈圣鉴事[M]//西藏奏议川藏奏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52.

1904’s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Sichuan-Tibet’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Wen Wen-fa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In 1904,Britain launched its second invasion to Tibet after its first invasion 15 years ago.The inva⁃sion reflected that the competition of Russia and Britain,two imperialist powers,became further intensified and British policy in Tibet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In order to isolate Tibet from the rule of the Qing’s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eventually become a British sphere of influence,Britain took Tibet issue as one of its key foreign policies.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of the second British invasion to Tibet,bu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event in reference to a historical materials,Sichuan-Tibet’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in 1904;British invasion to Tibet;Sichuan-Tibet’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research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3.019

K29

A

1005-5738（2015）03-128-009

[责任编辑：周晓艳]

2015-07-15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西藏重大历史事件与《申报》史料研究（1888-1949）”（项目号：15xzs008），2014年度国家民委项目“近代西藏重大历史事件研究”(项目号：14xzz009)阶段性成果。

温文芳，女，汉族，山西临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