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萨尔》汉译的一点思考

平措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拉萨 850000）

关于《格萨尔》汉译的一点思考

平措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拉萨 850000）

《格萨尔》的翻译是不同于普通诗歌作品的特殊翻译。文章从译者如何选择译论、翻译意识和技巧等方面论述了汉译《格萨尔》工作中应重视的相关问题，提出达意、传神、措辞通顺自然、读者反映相似等四个译文标准。

《格萨尔》；汉译；标准

《格萨尔》作为一部史诗，对它的翻译应该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探讨其翻译技巧，既是《格萨尔》不同口传版本汉译的现实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格萨尔》译者的神圣使命。就《格萨尔》汉译而言，笔者认为，明确翻译属性，审时度势地处理、驾驭不同译论，是翻译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决定其翻译成败的前提条件。

一、《格萨尔》的翻译属性

《格萨尔》是文学作品，是有别于政论文、历史文献、应用文和科技文献的，独具地方和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特殊文学作品，是神话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出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别林斯基形象地称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为“诗领域第一颗成熟的果实”。从这样的层面而言，它的翻译理应属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属于艺术翻译，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是译者首先要清醒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信息通过另外一种语言文字传达的活动，其中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一种文化的建构，是一种给定文本上进行创新的艺术，它能给原作营造“来世生命”，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它有别于作家创作。翻译是传达他人意见或转述他人发出的信息，而不是发表译者的意见或信息。这样的创作性质，决定译者不能像作家那样去放纵自己的创作情感，而要紧紧遵循原作的思路进行再创作。正如鲁迅所讲：“极平常的预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

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需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动词或名词，译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格萨尔》的翻译之所以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格萨尔》既是一部涵盖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藏族说唱艺术、音乐艺术和历代藏族诗歌格律的集大成者，是藏族诗歌艺术和说唱艺术兼而具之、散韵相间的，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事件等于一身的特殊文学作品。换言之，从史学角度讲，《格萨尔》是一部显现不同时期藏族历史文化的明镜；从文学角度讲，《格萨尔》是藏族史上各种体裁民间文学的总汇；从民俗学角度讲，《格萨尔》是藏族民风民俗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从宗教学角度讲，《格萨尔》是记载藏族不同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的宝典；从语言学角度讲，《格萨尔》是藏族民间语言的宝库。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藏族历史上极其丰富的诗歌格律，在《格萨尔》中均有交叉性的、程度不一的体现。

其次，《格萨尔》作为口承文学的典范，从遥远的古代传承至今，不仅表现出浓重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生活气息、乡土气息，而且其运用的类比、联想、隐喻、象征、重复、铺陈等叙事方法，体现了藏民族的淳朴思维、价值体系、知识规范、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规范等。因此，其文化内涵和美学精神，尤其是某些文化空缺（指甲民族的某些独特语言习惯和文化现象在乙民族语言习惯和文化现象中的空缺）重新用另一种语言加以表达的复杂性和难度都是不言而喻的。总之，译者要为社会、读者、研究者提供合乎“达意、传神、措辞通顺自然、反映相似”四个译文标准以及“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的《格萨尔》译本，决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翻译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追求话语信息等值、措辞通顺流畅，但不刻意、不过分讲求语言单位的对应。诗歌翻译理当使用富有诗意的语言，但不罗列华丽辞藻；不追求词词对应，但要讲求基本意境的等值；离开原作语汇，不任意美化、修改，随意增删；译文行数、字数、音节基本与原作相当；基本传达原作的意境和风格，使其至少达到广义上的“信”字；不过分追求雕琢，防止出现因“雅”而舍“信”，继而进一步达到译作与原作一般畅达、优美的水准；防止译本索然无味，失去原作光泽等等。

二、《格萨尔》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技巧

太多的证据表明，文学翻译要想同时达到严复提出的三条标准和西方译界所主张的内容和形式的等值，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具体翻译过程而言，人对原文的理解差异，会影响原文内容和美学精神在译文中的表现或再现。换言之，同样的原文，不同译者的文化能力和语言能力，也会决定其是否有能力提供一个与原文在语言形式、文化和美学精神方面都尽可能接近的译文。为此，要想从源头上防止不顾艺术等值，只求逐词翻译；只求艺术等值，远离原作表述之类违背翻译基本要求的现象发生，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格萨尔》汉译十分迫切。

（一）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性因素不在客体（作品），而在主体（译者）。像《格萨尔》这样特殊文学作品的翻译对译者的要求，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讲：“您要翻译吗？这是一个值得赞美的意图。但您得考虑到，第一您必须通晓您所要译出的语言，第二您必须通晓您所要译成的语言，第三您必须熟悉您所要译的作品中所谈事物。如果您不能具备这三个条件，那就宁可不翻译，因为否则您会写出不可的译文，只会把读者引向错误的道路上去”。很多翻译家认为，“最好的译者是写过与他所翻译的同类作品的作者”，因此，《格萨尔》译者必须是一个对《格萨尔》有比较深的了解，有直接、间接接触，基本理解原作细微之处、粗通百科的“杂家”。在翻译中，力求做到凡原作之句子、结构、表达方式，与译作之表达习惯、特点相符者，不加改变地照搬过来；无法照搬过来者则抛弃其语言外壳，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用规范化的译作表达出来，以免出现“信而不顺、顺而不信”等翻译弊端。

（二）《格萨尔》的翻译，如何才能做到“形似”、“神似”，直至“形美”、“神美”？《格萨尔》是统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的优秀文化遗产的翻译，应尽量不滞留在字面形式的转换上，而更多地侧重于从文化研究的层面来进行。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应在不损害原作意境、风格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汲取译作文化背景下的异域风味、文化营养，使之因文化交融、整合而形成新的复合性多元文化，继而实现文化交流、信息转换。以这样的翻译宗旨为出发点和切入点的译作，尽管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瑕疵，但就译作语境中的文化载体而言，势必会是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理解直至认可的佳作。这样的译法，既是精当地处理本民族文化或地方性文化与泛文化或普世性文化之间关系的表现，也是翻译意义上的一种再创造，一种文化的建构，也同时避免出现过分追求“神”，或过分讲究“形”的极端现象。

（三）灵活运用音译、直译、意译法来进行语言和文化信息的准确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音译、直译、意译法通常采取三者兼容或交叉混合来进行语言和文化的转换。就直译和意译而言，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各走极端，要彼此结合。何种情况下采取直译法，何种情况下采取意译法，无刻板规定可言，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即：信顺统一则适于直译，信顺矛盾则考虑意译，两者兼容并蓄、相辅相成。这完全取决于译者对两种译论的随机驾驭能力。因此，《格萨尔》的构成核心（精神层面），以及其构成外层（物质层面），不趋向于单单从语种向语种的转换，或仅仅为文种与文种转换，两种译论依据具体语境随机灵活运用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能讲求语言单位对应则尽量做到对应，实难讲求对应则借助接近词汇，即，用意思相同而措辞有别的词汇来进行转换。以这样的技巧运用为着眼点的译作，既求得了话语信息基本等值，又不刻意讲求语言单位对应的；不但转换语言，又转换了文化；顺利完成了“钻进去至跳出来”的关系，即理解原作到位，表达到位，是翻译意义上的再创造。这样的译作承载了原作各种信息，会使不同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得到相对精当的转换，能够经得起时空、读者和社会考验。

（四）对《格萨尔》这样极富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对其中富于文化特色的词汇和语汇能否翻译得当，是决定翻译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要想将各种特色词汇形神兼备地转换到译作中，仅靠技巧的巧妙运用还略显不足。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词汇给译作的理解造成困惑，在紧紧围绕两种文化传统背景下进行转换原则的同时，还要充分采用尾注、脚注、文中直接诠注的办法进行补充说明。

（五）《格萨尔》是散韵相间、说唱夹叙的文学作品，其诗歌或韵文的翻译，既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难点。首先，就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而言，藏语的核心词在语汇的前端，汉语则恰恰相反，一般都在末尾，而且各有各的句子结构、语言表达方式和形象性表达。先撇开“信”即内容的忠实不谈，单从“雅”即风格而言，由于两种语言文字之句式、语言表达方式和形象性表达之异同，在藏语语境中读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的语汇，在汉语中却很难再有同样的美感。为此，无论同一语系之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间的互译，还是非同一语系之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间的互译，译者都必须意识到意译所占比例远远大于直译这样一个翻译事实。这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客观、忠实，又不乏创造性的前提之一。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既不可醉心于非要将其句式彻底打乱或将其表达方式加以彻底改变，也不可执意照搬，而是要选择符合译文表达方式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来替代。

其次，诗歌作为最集中、最精炼的一种文学体裁，对艺术的要求特别严格。包括《格萨尔》唱词在内的韵文或诗歌的互译，理应要使用富有诗意、充满韵味的语言。要做到原作是诗或韵文，译作也理当如此。然而，藏汉诗歌的互译采取词汇对应译法，即以直译法进行，导致的直接结果往往是译作比原作冗长、罗嗦，译作形式过于自由（散体化）。完全用意译法进行，又很难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某些精神实质。尤其在译作中很难相对切近地转换原诗的某些弦外之音、神韵、气势、风采。因此，关于

诗歌或韵文的翻译，在紧紧遵循郭沫若所说的“……第一步，就是把意思译出来，第二道加工……这一步工作就是少不了的工作……”的同时，还应参考茅盾所总结的：“文学作品的翻译者，则除了精通语文而外，还必须具备一般的文学修养。而要做到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则除了上述种种而外，还必须具有广博、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被翻译的作者及其作品之全面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一句话，就应该是杂家。”

使冗涩难懂变为简洁流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借用意思相同而措辞有别的概念进行翻译，诗歌的翻译既要反对词词逐译，也要反对一味地打乱原文文体，同时还要特别留意字到意未到、字的增减和句子的拆合失度。换言之，无论是句子与句子之间，还是句子内部，要做到两种译论紧密结合，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杜绝出现纯粹意义上的直译或意译。一切以“准确”，即用词贴切、概念清楚、合乎逻辑、合乎手法；“鲜明”，即语言明确、条理清楚；生动，即语言运用灵活多样、活泼动人等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为表述原则。就《格萨尔》而言，其翻译极力注意语言风格相当外，在文体上也不可掉以轻心。倘若对多以古谚、习语、格言、比喻等组成的极其精炼的韵文部分不加区分地译成散文形式，就无从谈起形式上的风格相当。译者若欲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相当，在文笔上保持与原文相当的艺术特色，将两种文体区别对待，是翻译的关键。

再则，就《格萨尔》中的大量民族独特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互译而言，这些作为民族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下的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译文中的反映，也是译者需要引起格外正视、思考的关键环节。例如，外国人为什么要把我国的名著《红楼梦》译成《石头记》，为什么要把该书里的“怡红院”译成“绿色的庭院”，将“怡红公子”译为“绿色公子”；汉语语境下的“瘦得像猴子”译成”“瘦得像影子”，“穷得像叫花子”译成“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挥金如土”译成“花钱如水”，“天生有福”译成“穿着衬衣生下来”，“棋逢对手”译成“以钻石克钻石”呢？很显然，这些都是不同风俗习惯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反映。如此，方可防止异于民族民俗本族化的翻译瑕疵，亦能避免出现脱离文化的语言。即便原作与译作达不到“相等”，亦会求得总体上的“近似”，即便译作不如原作优美动人，也不至于索然无味、光泽尽失。

三、《格萨尔》翻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学作为一种具有任意性审美符号组成的无数看法的汇集，越来越多的译者认为其翻译是一种级别很高的翻译实践。也就是说，文化蕴涵丰富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将其文化内容和美学精神重新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加以表述的过程。为此，翻译发展至当下，译界越发意识到文学翻译不能纠结于字面技巧上的成败，不应把语言学在翻译中的地位夸大到不应有的程度，而应该关注两种文化传统背景，应该摆脱传统语言学层面上的“词对词”的转述。文学翻译更多地是一种文学或文化的阐释或美学再现，应从文化层面上来转述，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包括《格萨尔》在内的文学翻译中，译者要意识到文学翻译和其他翻译一样，不仅仅是始于一种语言文字而终于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同时也是始于一种文化形式而终于另外一种文化形式。文学作品的翻译，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内容通过翻译被再现为另一种文化内容的过程。可见，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对两种文化的熟知和两种文字的熟练一般重要，甚至前者更为重要。也正是基于此现实，文学的翻译已经成为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化学者的重要关注对象。所以，包括《格萨尔》在内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总体上至少要寻求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等。

（一）译出整个概念并表达出整体的情感，即便丢失或舍弃原作的某些形式上或韵律上的美，也要尽量避免出现直抄词典的死译、硬译，而应通过上下文具体语境随机互译。因为词对词的直译，对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微妙的文化和美学意义毫无办法。

（二）文体尽量不走样，不同的文体要采取不同的译法。因为，风格是文学作品的外观和思想之衣饰。文学作品的思想、语言、风格，是相互依存、联

系、制约、互为表里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寻求文化上的对等并更多地注重读者感受。尽量杜绝出现执意主张发挥译者的优势，忽略译文的可读性；执意主张求神似，忽略形似；甚至为了求美，不妨失真；执意主张译文所用语言为一种异化语言之类的偏颇。

结语

在翻译中，“信”是“达”和“雅”的基础和前提，“达”和“雅”是“信”得以实现的手段和条件；缺失“信”，固然谈不上“达”和“雅”，同样舍弃“达”和“雅”，“信”犹如无源之水。无论何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翻译，信而不顺不可取，顺而不信同样不可取，要做到忠实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尽管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证明，无论何等高明的译者，文学作品的翻译往往需要牺牲其中之一（形或神）作为代价，往往会不可避免地舍弃某些内容或形式上的东西，形与神的兼顾只能在不同层面上部分地实现。然而，由词入手、揣摩句段、篇章、密切联系上下文和特定意境，而使译文最大限度地防止从抽象到抽象的硬性转换，求得具体化、形象化、明晰化和保持风格，依然是文学作品翻译不可偏废的两个根本法则，是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需要时刻正视并认真思考的问题。

[1]王宁.文化阐释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巴桑多吉.汉藏翻译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拉都.汉藏语法比较与翻译[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7.

[4]彭卓吾.翻译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5]格朗,石达次仁,白玛德吉.汉藏传统翻译不可译思想比较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6]索朗旺姆.译者与译文：斋林·旺多、于道泉、G.W.Hous⁃ton与《仓央嘉措诗歌》[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Epic,King Gesar

Phuntsog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Institute,Tibet University,Lhasa,Tibet 850000)

The translation the epic,King Gesar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ome ordinary work.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appli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ing Gesar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ense, translation skills,and the related issues,which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while translating.Additionally, four standards are suggested in translating King Gesar into Chinese.

King Gesar;Chinese translation;standard

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3.023

H315.9

A

1005-5738（2015）03-160-005

[责任编辑：蔡秀清]

2015-07-15

2013年度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格萨尔》汉译本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3BZW001

平措，男，藏族，西藏日喀则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史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