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嘉兴蚕业及濮一之弃官养蚕

嘉兴的蚕业生产，由北宋的一般发展，转变为南宋的较快发展，以致在南宋末年，嘉兴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蚕业生产的高潮。

南宋理宗时期，任用权奸，朝政腐败，国势益危，而蚕业生产却不断繁盛。此时，一位皇亲国戚、朝中高官濮一之，眼见王朝大势已去，自己前途寥寥，毅然弃官归田，来到今秀洲区洪合镇和桐乡市濮院镇一带，土名叫“北草荡”的地方，大刀阔斧地开垦大片的无主荒地，大搞农桑，经营缫织，战胜艰难困苦，终获巨大成功，并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地区蚕业的发展。蚕业生产有它的继承性、时代性和地区性。因此，这个故事需要从头说起。

宋朝开国以后，就重视农桑生产的发展，到宋真宗天禧五年，垦田约524万顷（1顷等于100亩），当朝下令“分遣诸路常平官，专领农田水利，民增种桑拓者，毋得加赋。”

蚕丝绢帛是人民生活所需，国家财政所要和外贸的重要出口物品，当朝又要向辽、西夏输送。宋统治者只有向农民更多的索取，因此出台政令，加快蚕桑绢帛的生产。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说，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以农民为最苦，终日忙碌，泥土满身，养蚕织帛辛苦至极，“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

宋至道时，两浙路是全国十五路之一，两浙是浙东浙西的合称，其中属于今浙江的有十一州，秀州是其中的一州。宋太宗、仁宗、神宗、徽宗时均设秀州。秀州领县四：嘉兴、华亭（今松江）、海盐、崇德。当时，全国每年漕粮六百万石，两浙路就占四分之一，全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约三百余万匹，两浙路约占一百余万匹，所以北宋统治者也认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秀州生产的绫，称为“秀州绫”，质量出色，远近闻名，被载入官修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元丰：1078~1085）。该志说：“秀州土贡绫一千匹”。秀州产锦闻名，古人有诗说“宋锦人传出秀州”。

海宁，当时称盐官县，属杭州，早在大中祥符朝（1008~1016）时，全境主客户49583户，民营田823203亩4角96步，诸色杂地256335亩3角68步。夏季税额除小麦和钱外，合计绢绸16046匹，绵（丝绵）12671两，还要缴纳不属于赋税范围的“和买绢”4896匹及“和买绸”9052匹，绵6690两。不说赋税轻重，而说当时的蚕业已在农村普及了。

苏轼是北宋的文学家、书画家，在江浙都做过官，在杭州做官时，曾循行属县。宋神宗熙宁时，曾往来于湖州秀州间，曾三次到秀州永乐乡报本禅院拜望文长老。他熟悉农桑情况，作诗如下：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来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诗别有寓意，这首诗也说明了养蚕已遍及到半山区。

宋室南迁后，引起了蚕业生产上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南宋失去了盛产蚕丝织物的冀、鲁、豫，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得不在江南大力推动蚕业生产。另一方面，北方大批统治阶级和富商巨室，以及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纷纷南迁，首都临安来自北方的迁入者，竟然“数倍于土著”。统治集团及富裕之家，依然奢侈靡费，市场上丝织品的销路随之激增，刺激了江南特别是杭嘉湖一带蚕业生产的较快发展，南宋政府劝课农桑的诏令陆续出台。

在处死岳飞前夕，即1141年底与金人签订了“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宋金间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中间唐、邓二州属金。绍兴十二年春，金册立赵构为宋帝。（以上据《中国古代史纲》）

当时，曾任工部尚书兼侍读的刘克庄忧奋而作《戊辰即事》：

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

从此西湖休插柳，剩裁桑树养吴蚕。

（嘉定元年为戊辰年。官九品以上服青，这里指衣衫。和戎，指宋金和好。缣，双丝织成的细绢。百万，夸张数量之多。）

南宋，杭嘉湖、太湖流域的农业达到一个新水平。“苏湖熟，天下足”。浙江的蚕业重心也从浙东转移到浙西，硖石在嘉定年间已是繁华的大镇。乌镇已是一个蚕丝业的大镇，崇德以织狭幅绸出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魏塘宓家所织的绢，极匀净、厚密，名“宓机绢”，“宓机绢出嘉兴”。（宋代没有嘉善县，直到明代宣德五年才置嘉善县，下辖魏塘）据光绪《嘉兴府志》载：“宓机绢……出嘉兴，赵松雪、盛子昭多用此绢作画”，宓机绢制作，传至后代。

海盐县古澉浦镇，别称澉水，由此通海，宋设置市舶务，丝绸产品由此输出海外。“与南宋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多个，南宋末年，市舶司收入每年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两倍多。”丝织品的增产提高了嘉兴家庭手工业和种桑养蚕的兴趣。“语溪（崇德）无闲塘，上下地必植桑，贫者数弓之地小隙必栽，蚕月无不蚕之家”（弓，一弓合1.6米，240方弓为一亩）

嘉兴等地蚕业的兴旺也见于南宋诗人的笔下。秀州人张尧同《白苎桥》：

遍陇敷青绿，桑麻共几家。

满城罗绮子，应笑不栽花。

（由于蚕业的普及，改善了人们的衣着）范成大（江苏吴县人，官于浙江）

缫丝行

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

姑妇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

缫车嘈嘈似风雨，茧厚丝长无断缕。

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

南宋辖土几乎比北宋少一半，人口也比北宋大为减少，北宋时每年收入最高额六千多万贯，南宋则达到八千万贯。南宋赋税的增加，其中与蚕织生产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也有巧立各种名目，增加勒索在内。

南宋经济在发展，朝政仍腐败。濮一之看透宋室日益衰败，振兴无望，决心弃官归田，回到他祖先南渡后定居的梧桐乡之幽湖。

濮一之，子斗南，号拱辰，宁宗朝由进士任太僕卿，理宗时擢吏部侍郎，是濮凤的六世孙。

濮一之回到乡里，看到农桑生产特别是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前景，于是运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势，“臧获千丁，督课农桑”，在土名叫“北草荡”的大片无主荒地上，种桑养蚕，缫丝织绸。

志书上说濮一之“臧获千丁”，“臧获”是古代对奴仆的贱称，骂奴曰“臧”，骂婢曰“获”。而正是这千名奴仆的艰苦劳动和聪明才智，为濮氏创造了厚利，争得了美名。从垦荒除草，开辟农田，播种桑子，培育桑苗……直到濮绸的大批量产出，这一规模庞大，环环相扣，工艺细巧，季节性强烈的一条龙生产，全靠奴仆们来完成。如按当今的社会分工来说，其间需要有苗圃培育桑苗，桑园栽种、桑园管理、蚕种催青、饲养、上蔟、采茧、烘茧、贮茧、缫丝、织绸等等各方合作才能从桑苗到绢绸的产出，其间是何等的细化繁琐精巧。

要特别提到的是，南宋时没有烘茧工艺，从蚕上蔟到化蛾大约半月左右。（从蛹体红褐色到化蛾约七天左右）一旦蚕蛾破茧而出，丝序打乱，就不能缫丝。因此，当时处理鲜茧的方法是晒茧杀蛹。遇到阴雨天气，唯一的方法是“窖茧“。取大瓮，每十斤茧为一层，掺盐二两，上铺桐叶，再铺一层茧，直到瓮满，盖叶封泥，将大量的茧瓮埋入地下，以延长缫丝时间。这个阶段的奴仆们，几乎日以继夜地缫丝劳动，其艰苦程度难以想象，或许当今人们，只能在京剧《韩玉娘》、《刘兰芝》、《荒山泪》等剧情的表现中领略到一二吧！

濮一之在“北草荡”的苦心经营，大获成功，由于若干年的发展，手工业、竹木业、饮食业、商业自然而然配套发展。濮绸质地优、名声好，自南宋迁都杭州后，嘉兴成为京畿之地。嘉兴又是富庶之区，容纳北方南迁人员较多，其中不乏官宦之家和世家大族，他们是濮绸的重要消费者，口口相传，声誉日隆。“北草荡”逐渐变成了市镇。名声传到朝廷，理宗赐名濮院，濮绸也从此闻名全国。

濮一之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生活在繁华都市之中，又有皇亲国戚的名份，从高官高薪的位置上弃官归田，毅然落户到荒僻之乡，从事农桑蚕织，自讨苦吃，自担风险，走上一条自主创业而前景广阔的人生之路。濮氏的业绩，濮绸的声誉，成为嘉兴蚕业历史上一个光辉的亮点。

南宋理宗朝至今，己过去了约八百年，世事沧桑，天翻地覆，然而，嘉兴的后人，并未忘记濮一之及上千名无名英雄的“奴仆们”的贡献。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个借鉴，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