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之眼*
——论英国女性旅行文学的主题变迁

杨莉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7）

“他者”之眼*
——论英国女性旅行文学的主题变迁

杨莉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7）

英国女性旅行文学；伍尔夫；德拉布尔；红王妃

近年来，旅行书写因其跨文学、文化、历史、地理以及人类学等的交叉属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目光。从性别的立场考察旅行文学家对异域经验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英国女性旅行文学不仅见证了女性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由旅行幻想到建构现实之旅的发展，同样记录了女性由在逼仄的社会空间中生存，部分参与了帝国主义话语的建构，到逐渐划清与男性暴力的界限，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摆脱地域与文化偏见，寻求不同种族、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沟通与理解的可喜进程。

关于“旅行”（travel），《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为了办事或游览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1](P891)；《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的定义是：“从一地到某地或多地，尤指长途或前往他国。”[2](P2002)因此，“旅行”不仅意味着环境的改变，而且隐含着流动、冒险与猎奇的意味。人类旅行的副产品之一，即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或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近年来，旅行书写因其跨文学、文化、历史、地理以及人类学等的交叉属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目。

一、关于旅行与女性旅行文学

在2002年首版的《剑桥旅行书写指南》“导论”的开头，主编彼得·休姆和蒂姆·杨斯（Peter Hulme&

Tim Youngs）即写道：“旅行已在近来崭露头角，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关键主题，关于旅行书写的学术研究的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文学、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等学科均克服了先前轻视旅行书写的心态，开始大量推出跨学科的批评成果，这将使这一文类的全部历史复杂性获得呈现。”[3](P1)那么，究竟何为“旅行书写”或“旅行文学”？克里斯托福·K.布朗（Christopher K.Brown）认为：“旅行书写”指的是那些记录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旅行的文本，那些具有持久性品质的文本——不管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能与来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兴趣和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4](P2)。其中，那些“超越其时代、能给后代带来真理或价值的文本”“那些至今仍然能够教导我们有关好奇和奇迹，有关勇气和决定，有关那些可称之为‘人类心灵’的抽象特色的文本”才称得上文学[4](P2)。而关于“旅行书写”的特征，克莱恩·胡珀和蒂姆·杨斯（Clenn Hooper&Tim Youngs）在《旅行书写面面观》中写道：“它吸收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文体，不遗余力地转化和融合任何想象中遇到的对手，具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之间互动的潜力。正如旅行本身可被视为某种流动的经验，旅行书写亦可被看作某种相对开放的、多样的形式。”[5](P3)由于这种“流动的经验”“相对开放的、多样的形式”存在着性别差异，因此，性别愈益成为人们考察“旅行书写”或“旅行文学”的一个崭新维度。

虽然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言：“在成熟的中世纪框架中，有关远征或旅行的故事是其主要的叙事样式。人本质上是在旅途中。”[6](P196)但旅行所蕴含的流动性、冒险性、自由身份以及经济实力等质素，长期以来却是男性的专属。我们从欧洲文学源头时期的作品如希腊的《荷马史诗》、罗马的《埃涅阿斯纪》中即可见出端倪。在英国，1660-1840年流行的贵族子弟“欧陆游学”（The Grand Tour）的目的，亦主要是“为了让统治阶层的青年男子受教育”[7](P38)，使其“接触到大陆珍贵的艺术品，生活在使人变得高贵的社会之中”[7](P38)。而作为稳定性与私人空间之象征的女性，是与上述奢侈教育无缘的。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十年海上漂泊历险与妻子珀涅罗珀在家中苦苦等待两条线索之间的对比，以及简·奥斯丁（Jane Austen）笔下中产阶级淑女们局限于格局小、精致的世界中的生活与她们兄弟的军旅生涯的映照。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与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航海小说中，女性更是完全缺席。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她的天赋，如果不仅仅耗费在寂寞地眺望远方的田野上，将会有多么大的收获，只要让她有机会去体验、交往和旅行”[8](P61)。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有一位年轻人，要么自由自在地与吉卜赛女子或贵妇人厮混，要么投身战场，记下点点滴滴的生活经验，从来也无拘无束”[8](P62)。伍尔夫认为，托尔斯泰如果没有上述人生历练，很难写出《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鸿篇巨制。因此，如果我们从性别的立场来考察旅行文学家对异域经验的建构，则会看到殊异的风景。

以旅行、冒险为主题或情节框架的作品在英国文学中尤为突出，这一点与率先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脱胎换骨，英国在18世纪之后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并随着海外殖民事业的迅速扩张，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的事实直接相连。在此过程中，经过启蒙思想与女权运动洗礼的英国女性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与教育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选举权的获得与社会参与度的增强等等，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在旅行文学中拥有了一席之地。特别是二战之后随着教育法案的改革，英国女性获得了接受当年伍尔夫可望而不可得的高等教育的珍贵权利，一代知识女性开始生成。女性由静态的私人空间向动态的公共空间的位移，使其跨越地理、性属与文化边界，在新的环境中重构种族等多元文化身份成为可能。无怪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1999年推出的修订版《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欣喜地写道：“随着当代流动性的增长，游记写作的盛行，英国女作家已经抛弃了奥斯丁那小小的两寸宽的象牙，而展示了从中东延伸到南极的国际画面。”[9](P299)19-21世纪的英国女性旅行文学，见证了女性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人物由旅行幻想到

建构现实之旅的发展变迁；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由在逼仄的社会空间中生存，到在殖民狂潮中被裹挟、部分参与了帝国主义话语的建构，到逐渐划清与男性暴力话语的界限，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摆脱地域与文化偏见，寻求不同种族、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东西方之间沟通与理解的可喜进程。

二、由旅行幻想到建构现实之旅

如前所述，性别意识会投射在旅行书写文本之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Sandra M. Gilbert&Sus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的开篇，即通过“笔是对阴茎的隐喻吗？”[10](P4)这一问题的尖锐提出，指出了男性性属与权力及书写之间的共谋关系，亦分析了由于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女作家怀疑自身艺术创造力的“作者身份焦虑”[10](P49)，以及为摆脱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创作心理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写作策略。这一观点对我们理解女性旅行文学同样适用。为了“避免旅行文本叙述中常见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拔高这些不当之举，女性常常让作为叙述者的‘我’失音，以遮盖她们的好奇心和自主性。”[11](P18)除了让自我淹没在复数的叙述人称之内，女作家的书写策略还包括自谦和犹疑的叙述语气，等等①可参见吴兰香《公共空间中的性别焦虑——伊迪斯·华顿游记中的人称指代》（《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一文中对美国作家伊迪斯·华顿与亨利·詹姆斯法国游记叙事差异的比较。。19世纪以来的英国女性旅行文学，清晰呈现了人物由幻想旅行到建构现实之旅的发展轨迹。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精彩地分析了奥斯丁封闭的家居生活对她小说空间想象力的束缚。在漫长而无趣的闺房生活中，阅读与写作小说成为处于父兄监护之下的中产阶级女性幻想外部世界的窗口。“地理和阅历上的局限性，使她们的写作主要局限于男女情感和家庭题材。”[12](P38)所以，淑女的兄弟们从事的政治、军事或宗教职业，只能构成奥斯丁小说情节进展的遥远背景与朦胧底色。

到了夏洛蒂·勃朗特，贫寒的家境、无望的爱情和有限的欧洲之旅，亦只能使她发出“我爱、我恨、我痛苦”[13](P31)的不平之声，并通过简爱的旅行幻想，表达出对远方的激情和探索世界的模糊渴望：“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14](P119)所以伍尔夫尽管强调了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又写道：“我想到给人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转念一想，给人关在门里可能更糟。”[8](P20)对于读过大量旅行作品，并评论过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E.M.福斯特(E.M.Foster)和康拉德等的旅行文学作品的伍尔夫来说，一定也梦想过像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那样酣畅淋漓地出游、历险。然而她本人的旅行经历同样有限，除了先后于1906年、1910年两度短暂到访土耳其外，其他旅行都局限于西欧与南欧，大部分时间则是在英格兰本土。奈杰尔·尼克尔森（Nigel Nicholson）曾提到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对妻子旅行热情的回忆：“‘愉悦和放松混杂着’，给她带来新视野、新声音和新味道。她忍受了各种不适，却不能容忍着急忙慌地赶路。重要的是旅程而不是目的地，走得越慢越好。”[15](P164)所以伍尔夫常常通过旅行想象以使人物的发展空间得以拓展。简·莫里斯（Jane Morris）在《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道旅行》的“导论”中甚至认为，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都可被视为别具一格的旅行文学[16](P3)。如《夜与日》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虽深受闺秀身份的束缚，却不时沉浸于对想象世界的遐思：“有时在美洲的大草原上驯马，有时在狂风暴雨中指挥一艘巨轮绕过黑色巨礁。”[17](P37)《达洛维夫人》描摹的伦敦街景酷似布鲁姆漫游的都柏林。《奥兰多》的主人公在君士坦丁堡体验了奇妙的变性经历，进而感受到两性的不同遭际。《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我”被挡在“牛桥”图书馆外的遭遇，甚至也是女性的知识之旅受到阻碍的象征。而《远航》作为伍尔夫小说创作的起点，则通过对雷切尔初次旅行经验的想象，传递了与年轻的女主人公同龄的作家的憧憬，成为表达20世纪初女性旅行想象的一部代表作品。

初登航船的雷切尔空虚无知、言辞木讷，在舅母海伦·安布罗斯太太眼里，“她的脸显得柔弱而不坚定，除了那双困惑而没有神的大眼睛外，她并不漂

亮。这恐怕是总圈在屋里缺少颜色和轮廓所致。还有，她说话犹豫，还总是用词不当，这使她似乎比一般同龄人缺乏竞争性”[18](PP13-14)。海伦邀请雷切尔到南美度假胜地圣特玛丽娜别墅小住的建议，成为雷切尔命运的转折点。通过打破身体所受的空间局限和心灵所受的秩序规约，伍尔夫让雷切尔通过钢琴演奏、自由阅读、野外探险和爱情体验获得精神的成长。远航带来的身心自由使雷切尔难以重归伴随婚姻枷锁而来的自闭生活，于是她最终逃离，以死亡拒绝回到英国、认同传统秩序的宿命。伍尔夫一生对死亡主题都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故而小说以鲜明的旅行意象，将雷切尔的死亡呈现为一次向未知航程开放的诗意远行。

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红王妃》（Red Queen，2004），某种意义上同样是一部旅行文学文本，只是，人物已不再像奥斯丁和勃朗特笔下的主人公对异域风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亦不似雷切尔般只能有一段未竟的航程，而是真正实现了跨越东西方的文化沟通之旅。

小说的创作契机是作家本人新千年的首尔之行。第一部“古代”可被解读为主人公红王妃对旅行的渴望。作品以18世纪朝鲜李氏王朝洪夫人的幽灵在200多年后对自己从小王妃到屈辱的寡妇、再到位极尊荣的王太后一生的回忆，讲述了“她的故事”（herstory），呈现了古老东方封建宫廷中的森严等级、性别压迫、严酷孝道和变态人性。由于“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女人，过的都是幽闭恐怖症患者的生活”[19](P51)，所以旅行只能是王妃的梦想。在凄凉的宫中岁月，她与女伴有过一次次幻想中的旅行：“朴英爱和我闲来无事喜欢在盘子里摆上些小玩意儿，做成‘盆景’，银子当河，紫水晶当山，珊瑚当树，宝石充作各色各样的果实。我们设计了‘自由林’、‘放生湖’，还有‘逃命山’，这便是我俩的‘迷你天堂’，我们自由自在地神游其间。”[19](P49)宫女的游戏“荡秋千”，也是为的“在高高荡起时能瞅一眼高墙之外的风光”[19](P51)。王妃一生唯一的旅行，是在她作为王太后60岁生日的庆典上，虽然这只不过是“从下宫到首尔以南约莫六十公里的新城华城”[19](P114)的短途旅行，亦只能透过轿帘的缝隙偷偷看一眼，但在她却“不啻一次胜利之旅”：“一路上我看到了宽阔的河流，看到了崇山峻岭，见到了那么多我们的子民。我在南湖畔漫步，赞叹城堡塔楼的宏伟，抚摸被阳光烤得发烫的城堞。我生平第一次登上山顶，俯瞰壮阔的美景。”[19](P114)小说中不断复现幽闭意象，如宫殿、地穴、轿子，以及第二部“现代”中范乔斯特教授演讲提到的铅匣，等等。尤其是王妃的丈夫、被专横暴虐的亲生父亲英祖国王残害的思悼王子幽闭其中、最终窒息惊惧而死的米柜，更是触目惊心地成为与自由的旅行、全球化的时代趋势直接对立的“幽闭恐惧症”的核心意象。

如果说“古代”浓缩了历史上女性的幽闭处境，呼应了奥斯丁、勃朗特们的幻想的话，小说的“现代”部分则呈现了当代西方知识女性独立的东方之旅。该部分主要写的是大学教师芭芭拉·霍利威尔博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首尔之行，以及返回英国后精神的发展。作品从芭芭拉自牛津前往希思罗机场赶飞往韩国的班机写起，主体是由她的视角展开的旅行印象与社交生活，包括她在经历了跨文化的碰撞后的兴奋、困惑与震惊，她在会议期间与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的爱情（该故事因范乔斯特教授的猝死戛然而止），以及她回伦敦后完成教授的遗愿，与教授遗孀共同收养一位中国弃女的故事。虽然芭芭拉有着与古代王妃相似的个人生活遭际，然而，作为当代的知识女性，她有着选择生活、周游世界与拥抱爱情的自由。她在韩裔医生张宇会博士的引导下游览红王妃当年生活的宫殿，参观文庙及其中纪念孔子及门人的仪式，以及和范乔斯特教授在张博士陪同下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水原华城的经历，都具有文化交流的性质。而在韩国成长、在欧洲行医的张博士作为跨文化的象征，教授作为全球化研究顶尖人物的身份、其中国之旅和他以全球化为主题的演说，还有芭芭拉回国后象征性地走过的、呼应了之前在韩国跨越的那座“将思悼的秘密花园、王妃的宫殿与皇陵连在了一起”[19](P233)的人行天桥的高架桥等诸多细节，均暗示了女作家摒弃地缘、政治、宗教与文化偏见，寻求跨文化的沟通与理解，摆脱人类共同困境的愿望。

三、从殖民幻想到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沟通

如前所述，18世纪英国的海外历险小说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象征性地讴歌了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扩张。但航海并不是属于淑女的事业。中产阶级要求于女子的，是帕梅拉那样虔诚贞洁、堪与从事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英雄鲁滨逊相匹配的家庭天使。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标志着大英帝国意识的巅峰。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更是帝国全盛的象征。帝国赋予英国作家以全球视野，这就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英国启蒙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乃至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文学均具有浓重的殖民色彩的根本原因。女性作家也常被裹挟其中。“与《傲慢与偏见》逼仄的空间相比，《简爱》弥漫着海外气息，它多数人物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如罗切斯特、疯女人、梅森；马德拉群岛，如简爱的叔叔），要么将去殖民地（印度或“东方”，如圣约翰）。”[12](P54)“勃朗特至少四次提到‘地球仪’和‘地图’，而海外地名更是遍布字里行间，可以说，她被一种扩张的地理意识所吸引。”[12](P54)令少女简爱着迷的书，包括博物学家托马斯·比维克（Thomas Bewick）的《禽鸟史》、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东方的《一千零一夜》，这也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在少女时代最喜欢的读物。女作家早年习作中充满了对冒险与荒岛生活的向往这一事实也告诉我们，“她笔下的理想人物都有一种要从封闭的客厅逃出去、逃向远方的冲动。她所阅读的东西，说明她的幻象和情感停留在17、18世纪的那些为了上帝的恩宠、世俗的财富、海外经历及罗曼蒂克的爱情而冒险和扩张的岁月里，与19世纪前30年伦敦的风气格格不入。”[12](P55)

随着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少男性作家笔下的帝国意识形态受到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等学者鞭辟入里的批判。既然“被理解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英国文化表述的重要部分之一”[20](P108)，佳·查·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亦分析了女性作家于不自觉中与帝国话语的合流，指出《简爱》中出身于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女人伯莎·梅森被刻意赋予了强悍、狂野的兽性，由此成为帝国白人女性简爱的反衬，并最终“功成身退”，“完成从她‘自己’向虚构的他者的转换，放火焚烧房子，然后杀死自己”[20](P119)。由此，作品可被解读为一则“帝国主义普通认知暴力的寓言”[20](P119)，体现的是“为了美化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而进行的自我献祭的殖民主体的建构过程”[20](P119)。20世纪后期，在重审历史、重构经典的后现代语境下，英国另一位女作家琼·里斯（Jean Rhys）续写《简爱》的《宽阔的马尾藻海》（Wide Sargasso Sea,1966），则实现了“女性主义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20](P119)。

如果说勃朗特的旅行想象映射出帝国全盛期教化远播的英格兰民族共同意识，20世纪之后，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帝国的衰落乃至在二战后的彻底解体，女性作家日益认识到自身在殖民体系中的“他者”地位，逐渐拉开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对殖民统治与父权统治的同构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典型代表如伍尔夫。1910年2月，伍尔夫曾和弟弟及朋友化装成“阿比西尼亚国王”和随从，愚弄过帝国海军“无畏号”战舰上的官兵；一战期间，她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又以反战立场、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而知名。她挚爱的哥哥死于一战、丈夫曾在帝国东方殖民地任职的背景，她本人在二战中饱受纳粹飞机侵扰之苦、并和身为犹太人的丈夫共同面对纳粹迫害威胁的经历，均使她对帝国扩张与独裁暴政深恶痛绝。所以《远航》也是一部暴露男权话语与帝国意识同构性的批判性文本。其中，达洛维先生是帝国政客的漫画式化身。他在雷切尔面前夸口道：“我们的目标要统一，国家的领土要统一，社会的进步要统一。在最广大的区域传播最优秀的思想。”[18](P68)他的太太则矫情地感叹：“一个人要不是英国人可怎么活得下去！”[18](P51)雷切尔的父亲威洛比则是帝国商业剥削的代表，在给海伦的信中炫耀“如何赢得了那些可怜的土著人的心，他们正在罢工，拒绝给我装船，但最后他还是用慷慨激昂英国的誓言说服了他们”[18](P220)。帝国意识不仅体现在政客与商业巨头身上，甚至还深入到了普通英国游客的心中。旅馆中的英国人刚登上山顶，便“忙着找出山下的一些地方，叫出它们的名字，并把它们和海军或陆军、政党、土著人或矿产等等信息挂起钩来”[18](P152)轻佻的伊夫林甚至幻想“拉起一支队伍，征服这里的一些好地方，并使它壮丽辉煌起来”[18](P152)。伍尔夫还

在《三枚旧金币》中通过“受过教育的人的儿子”与“女儿”的对比，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男权统治与战争狂热、帝国扩张之间的共谋关系，主张女性不能为“爱国主义”的宣传所蛊惑，而要超乎混战之上，保持“漠然”的态度：“限制自己不参加爱国的游行；不同意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吹；不做鼓励战争的捧场者，也不做观众；不参加军事展览、军备竞赛、军队游行、军队授奖等这类鼓励把‘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统治强加给别人的活动。”[21](P1141)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殖民时代已经远去，但人类各民族、种族间的冲突与误解却远未停止，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女性旅行文学在清算了殖民意识的裹挟之后，亦积极介入了有关人类未来前景的探索。在二战后登上文坛的德拉布尔深受其剑桥导师、著名的道德批评家F.R.利维斯所提出的文学要有使命感、探讨解决社会危机的道德意识的影响，不仅执着于知识女性困境的书写，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不断拓宽视野，通过对不同时空中人们共同遭遇的问题，如代际冲突、人性变异、女性地位等的关注，探寻人类携手摆脱困境的出路。德拉布尔注重面向未来的写作：“许多人读小说是为可能的将来寻找模式或映像，以知道该如何表现、期望些什么。我们不想与过去的妇女们相像，但是我们的未来又在哪呢？这个问题恰恰是许多妇女创作的小说试图回答的。”[22](P159)如果说她的《象牙门》（1991）通过对后现代背景下东南亚诸国的描写，已初步体现出作家通过跨界旅行寻求跨文化沟通的倾向，《七姐妹》（2002）将人物的跨文化旅行表现为与古罗马英雄埃涅阿斯的飘泊对应的告别过去、实现梦想、掌握命运与凤凰涅槃的旅程，《红王妃》中作为王妃替身的当代知识女性芭芭拉的韩国之旅，更是实现了跨越生死、时空与文化藩篱，共享人类跨文化经验、寻求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意义。

关于《红王妃》，2006年8月，德拉布尔在伦敦接受了韩国教授李良玉的采访②访谈原文发表于《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07年第4期，朱云以《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访谈录》为题译出(舒程校),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关于作品的副标题“一部跨文化的悲喜剧”（A Transcultural Tragicomedy），德拉布尔解释说：“我努力暗示的是这部小说是关于不同文化对比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问题。小说既写到王妃对英国见闻产生困惑的部分，也写到那位英国女主角对在韩国的见闻感到困惑的内容。通过‘跨文化悲喜剧’，我想要问的是：是不是某个故事或所有的事情都是误解？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让人困惑？我们是否理解——我们是否曾经正确地彼此理解对方？”[23](P154)小说“古代”部分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儿子正祖国王送给母亲作为生日礼物的一个小小的珐琅胸饰，似乎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胸饰上画的是一只西洋人的眼睛，那是一只会说话的女性的眼睛……在我的幻想里，它是英国派驻清政府的使节乔治·马嘎尔尼带到北京的，三年后到了我的手里。……这是历史上的一次跨文化碰撞。”[19](P115)“儿子说这是一只幸运眼、长寿眼，它可以透过重重迷雾看到未来，通过它可以看到未知的世界。我在生时一直小心珍藏着它。”[19](P115)虽然王妃有生之年并未实现通过这只“他者”之眼观察异域文化的梦想，但她冥冥中却寄身于芭芭拉满足了跨界旅行与沟通的愿望。所以德拉布尔在访谈中强调：“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我们彼此理解，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彼此理解对方。这就要求我们跨越文化并且明白文化之间有接触的可能，这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23](P162)德拉布尔将作品最后关于第三代女性陈建依的叙述称为“沉思式叙述”[23](P154)，呼应的正是小说第一部最后王妃幽灵的召唤：“跟我来，我们去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你们会喜欢它的。它，就是未来，是你们的未来。好好把握吧，未来属于你们。”[19](P119)如果小说从横向来说是以《王妃回忆录》作为连接古代东方与当代西方的空间纽带，纵向则以红王妃、芭芭拉和陈建依建构起了三代女性的生活，通过跨越时空与文化的奇幻构思，穿越了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幽冥与生界，传达了作家打破幽闭、偏见与敌对状态，呼唤人类多元共存、和谐发展的情怀。肖瓦尔特1977年初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通过对从夏洛蒂·勃朗特到20世纪中期英国女性文学传统的梳理，曾断言女性拥有一个同质性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进入千禧年之后，她对自己的

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女性文学作为单独的文学传统正在消逝，“当代英国女性小说的背景遍布世界各地，而且随着全球文化和新欧洲的到来，她们的小说也反映出国际风格的影响。”[9](P299)女性小说不再局限于社交和家庭，“女小说家已作为后现代革新者、有政治立场的观察者和不受任何约束的小说作者加入到主流之中。”[9](P299)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以来的英国女性旅行文学以异质性、国际化的特色和探索全球化时代跨文化沟通可能性的普遍意义，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综上，数百年来的英国女性旅行文学主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由“他者”之眼看到的风景愈益丰富、开阔而美丽，不仅见证了女性更加丰沛的人生和“在路上”的自由，亦在探寻人类美好前景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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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含章

YANG Li-xin
(School of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Jiangsu Province,China)

British women's travel literature；Virginia Woolf；Margaret Drabble；Red Queen

In recent years,travel writing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cademic attentions because of its intersecting properties in terms of literature,culture,history,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It has been argued that considering the travel literature writers'construc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would b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culture research.British women's travel literature not only witne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n women writers as well as their figures,from the fantasy of traveling to a real trip.It also records on the progress of women's rights,as they struggle in the cramped social space,become partly involved in constructing the imperial discourses and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violent males.Globally,British women travel writers are successful in getting rid of the regional and cultural prejudices and achieving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ities,cultures or religions.

I109.5

：A

：1004-2563（2015）05-0096-07

杨莉馨（1966-），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陵女子学院特邀研究员，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英美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论与中外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