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语境：基于技术三大理论范式的审视*

周新成

技术社会语境：基于技术三大理论范式的审视*

周新成

技术场域中三大理论范式彰显了技术社会语境的多种价值理性和理路，其语境意蕴的当代考量应当坚持真理性认识的一元性和价值性认识的多元性的统一。工具理论社会语境的根本点就在于技术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要服从于政治和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中所建立的价值。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社会实践控制了技术价值目标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人类和客观存在物被技术权力贬黜为单纯的利用对象而丧失了批判精神。技术批判理论拒斥了技术宿命论思想，认为技术与社会的人文价值并不对立，技术社会价值目标的选择必须嵌入人类生态价值观的理念，其社会语境意蕴是构建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来规划和处理技术问题。

技术理论范式 社会语境 技术理性 价值意蕴

一、理论背景及语境意蕴的考量

技术进入哲学视野的文化场域时饱受争议。随着马克思实践论哲学的发展，现象学对知觉的强调和对身体的重视以及社会建构论的提出，把技术批判引入实践哲学，即意味着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人们看待技术的方式开始从数学—逻辑的模式过渡到了实践—知觉的模式。技术必然性地挺进实践哲学的领域并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从而为技术哲学诸种理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社会实践论的基础。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是由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技术场域所组成，技术所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1]技术只不过是一种人类达到社会实践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每一种技术都被用来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或服务于人类特定的目的，要服从于政治和文化等其他社会领域中所建立的价值，不同的价值观、文化、利益都是技术实践的影响因素。梅塞纳提出了人们所熟知和广为接受的技术工具理论观。但是，技术实体理论的杰出代表雅克·埃吕尔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力量赋予技术，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社会实践不但控制了技术价值目标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而且控制了技术的设计，没有技术是独立存在的，技术的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格局等都影响着技术社会实践的轨迹和状况，技术的社会实践应用对人性和自然所造成的实际结果要远远大于其表面的目标。

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机器大工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他在多部论著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下的技术产品的设计、生产和开发过程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与批判，认为技术的发展不是一种自主的过程，而必须根植于利益和社会的力量。[2]资本主义的技术是由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文化、管理制度等思想所控制而形成的，资本的利益不但控制着技术的设计，而且控制着技术目标的选择和技术方法的应用。[3]技术在设计和发展中是由资本的社会目的所决定的，特别是由维持劳动分工的社会需要所形成的，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实质就在于把技术视为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4]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朝着技术批判理论这个方向迈出了不完善的第一步。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讨论中，运用充分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将其阶级的偏见强加于技术本身，生产的技术性和社会性这两个方面实质上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表面看来，前者似乎体现在中性的劳动工具中，而后者体现在有阶级偏见的制度中，但两者的实质是聚合 （condense）在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中，资本主义的技术革新同时服务于增加对工人统治权的阶级利益和增强对自然统治权的一般利益。[5]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实现了技术效用的普遍发展，但是实现这些技术进步的具体形式则完全是由资本的社会权力所决定的，技术效用的普遍发展是在资本的社会权力控制之下完成的，以确保它们能服务于社会权力的利益目的。技术批判理论的社会语境观是把技术视作社会运行系统中的因变量，统治阶级使技术适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并为特定社会阶层的目的服务，而且在新的技术霸权下使技术不断重新适用于新的社会目的。

技术场域中的三大理论范式，其观点彰显了技术社会语境的多种价值理性和理路，但科学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其社会语境意蕴的当代考量应当坚持真理性认识的一元性和价值性认识的多元性的统一，不能把技术看成是与人和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技术是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 “共同显现的”，三者都参与了技术的社会实践，技术的社会实践是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在内的 “集合”或 “混合”体，而不只是它们之中的人类参与，人类、自然和技术只有在理论上能区分开。[6]技术的社会实践既是现代社会技术知识的主体又是现代社会技术知识的客体：是主体，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是客体，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是一种由人类、自然和技术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的统一体，造成现代社会中某些技术异化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科学技术运用的某些理性或非理性的社会价值观。[7]我国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的推广就一直暗含着技术社会价值理性的论战。关于转基因安全问题的论战并非完全是技术理性之争，其背后隐藏着各国政府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文化等诸多复杂价值因素的较量。

二、理论范式的社会语境阐释与推衍

（一）工具理论的社会语境旨趣

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实现使用者目的的 “工具”，技术活动是一种以改造技术对象为目的的行动，其社会语境旨趣就在于技术被认为是 “中立性”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技术 “中立性”观点是将技术从所有的社会情境因素中抽象出来，从而将技术具体化，去除了社会情境要素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具体的技术形式，就像装配线的齿轮和杠杆与监狱中的砖块和灰泥一样，其本身都没有内在的价值含义。实践中的机器及其运用体系同样是按照抽象的技术要素的模式来组合和使用的，因而技术本身是中立性的。当然，有人可以用它们来做坏事。这就像有人可以捡起一块石头丢向过路的人一样，石头并不会先天性地 “偏向于”这种暴力应用，而石头的硬度本身也不是它的暴力应用的先决条件。技术只是用来实现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只有人类才能赋予技术以社会意义，技术只是成为了人们实现自己目标赖以依靠的工具或方法体系。

技术工具理论提出的这种技术观，从18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技术哲学领域处于主要的地位。这种理论的社会语境意蕴实际上可推衍出如下几种主要的思想。一是技术作为工具性的手段，本质上具有一种求 “真”的价值，与人类运用它而实现自己的各种需要没有因果性，只是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使

得技术成为一种善或恶的力量。[8]二是技术在社会政治制度中体现出来的 “中立性”通常是因为技术本身所具有的 “理性”特征，在一种社会制度中发挥作用的技术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中也同样发挥作用，技术都能保持其真理性的认知特征，转移技术只是取决于技术转移的成本，与法律或宗教及社会制度环境没有关系。三是技术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语境中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文明中被运用都能产生出一样的使用效率。

技术工具理论还把 “公平交易”视作技术工具主义理论基础的一大原则，“人类不能使两个变量都达到最优化”这一经济学的原理也被该理论所运用来理解技术。 “技术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语境中都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被看成是一个变量，但要同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伦理的或宗教的价值目标等这些其他社会变量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就是必须降低技术运用的效率。[9]工具主义理论认为其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表现得特别显著而且也得到了特别充分的论证，为他们的思想观点提供了理论解释的依据，可以用来解释传统思想、意识形态与从社会技术的变化中产生的效率之间的张力。例如，自然科学家的理论研究是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利用技术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实现技术运用的最高效率。而社会科学家则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他们所担忧的是现代化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成本和后果。技术工具主义理论认为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这种技术效率观能被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种非技术领域的社会价值观所限制，但技术本身工具化的 “中立性”特点并不能被这些非技术的价值观所转化。

（二）实体理论的技术天命语境观

建立在人们所熟知和广为接受的技术观基础上的工具理论尽管得到了较多人的支持，但是因海德格尔和埃吕尔的著作而闻名的实体理论却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实体理论反对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技术文化体系具有一种极强扩张性活力的特点，这种技术新体系把整个主客观世界视作能被控制的对象，人类面对技术权力这种强大的社会改造功能，除了退却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因此，技术的整体工具化就成了一种 “天命”，我们只有回归到传统的原始或简朴的生活才能提供一种对技术进步的盲目崇拜的替代形式。[10]

实体理论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的技术悲观论思想不谋而合，尽管马克斯·韦伯并不是特意将他的这种理论与人类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而被技术控制联系起来，从而提供一种技术问题的解释方法，但对技术持同样悲观思想的雅克·埃吕尔则把这种联系明确表达了出来。[11]他认为不管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技术已经变成一种自主的不可征服的神圣力量”，“技术现象”已经变成现代社会的最明显的特征。[12]海德格尔赞同现时代技术正在无情地压垮我们，他认为技术正在将包括我们人类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转化为 “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s），人和客观存在物被技术权力贬黜为单纯的利用对象。[13]

实体理论的这种预示技术未来灾难的观点，因为将神圣的、类似魔法的力量赋予技术而遭到了人们的摒弃，但实体理论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如现代的西式 “快餐”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家庭晚餐，这一简单案例可以看做是餐饮技术无意识地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传统家庭每天晚上以共进晚餐的形式而不断得到熏陶的和睦文化不再拥有表达思想的类似场合。一般没有人认为现代西式“快餐”的兴起实际上导致了传统家庭共进晚餐形式上的衰落，但这种相互关联意味着因餐饮技术创新而导致了新生活方式的产生。雅斯贝尔斯在 《现代人》中解释技术文明的强大权威已使人类和个体有意义的社会存在变成了单调地发挥社会作用的工具，现代人类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平庸生活，技术倾向于把人类同历史和自然分开。因此，我们在创新和使用技术时，就已承担了许多没有意识到的社会义务，技术不是简单的工具手段，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这就是技术的实质性的影响。

（三）工具理论与实体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技术的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有很多的观点相异与相对抗，但这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一方面，假如技术仅仅是人类使用的工具与手段，与社会的价值理性没有关系，那么技术的

设计与发展就不是政治和文化价值的社会语境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人类应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就是技术可在哪些社会领域运用和哪些领域范围禁止使用，以及技术运用效率的理性控制；另一方面，如果技术充当了社会霸权进行政治文化统治的工具，那么社会公众唯有使技术朝着 “敌托邦”的方向推进，①敌托邦 （dystopia）的英文又为 “anti-utopia”，即 “反乌托邦”或 “反面乌托邦”的意思。或者退回到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之中，以用来解决技术进步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环境问题。[14]上述的两种解决技术问题的情形说明人类都不能使技术本身有所改变。技术领域能被非技术领域的社会价值观所限制，人类社会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控制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但技术不能被这些非技术的价值观所转化。可是当代社会的发展恰好证伪了上述观点，技术效率的提高并不是环境保护的敌人，一个环境保护较好的社会并不一定是效率低和贫穷的，实现生态的目标必然降低技术运用的效率在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关键是技术的设计及技术价值理性的选择与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二者关系的协调。

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制度的改革只是寻求为技术的运用领域划定范围，而不会去改变技术本身，因为技术已被认为是一种 “天命”，以技术理性体现的技术价值理性超出了人类的干预或修正的范围。如用高科技的医学方法处理人类的分娩和死亡，被指责为是技术 “过度”渗透到本应顺其自然的人类生殖和繁衍的领域中，生殖技术因而一直受到来自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猛烈攻击；基因工程最终是生物灾难，我们只能通过回归到没有转基因农作物、核能源和汽车的更原始的自然生活方式中，才能够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在所有这些限制技术运用的例子中，可推知批评技术运用的人都敦促人类以放弃特定的技术为代价，从而要求人类接受和保持传统或原始的自然生活方式。[15]这种处理技术问题的方式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技术问题的道德和政治的强行干预和解决方案。因此，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指责资本主义的伦理、民主政治和人类生存退化为仅仅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工具，他们呼唤恢复神圣性的东西。

三、技术批判理论：社会语境的要义分析与意旨

早期技术批判理论的有关 “物化”（reification）、“极权主义的启蒙”（totalitarian enlightenment）和“单向度”（one-dimensionality）的理论表明，对自然的征服而导致的自然环境的损害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为是技术不断进步所至，而是从技术的社会统治开始的。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大力呼唤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的进一步弘扬，同时还需要推动社会民主制度的进步和创新，民主制度进步和创新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 “技术合理性”的当代社会基础，从源头上确保技术创新和其成果运用要服务于人类和自然的和谐。[16]技术批判理论进一步阐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技术的逐步增长对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在增强，并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技术合理性”是个具有偏见的普遍性问题。“技术合理性”催生了一个能够将资本主义经济 “民主化”的新的社会阶层——技术精英，“技术合理性”和技术精英紧密地结合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形式下，技术精英控制的技术实践一方面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其新的社会等级制度。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精英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而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医疗、教育、子女抚养、法律、体育、音乐、媒体等，技术延伸到什么地方，“技术合理性”的控制就深入到该领域，而且这种技术控制深深地镶嵌于这种体系和机器相结合的社会制度中。[17]

技术理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合理性，这一合理性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管理方法和技术设计中被体现。[18]因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担负统治职能的科学和技术，绝不是中立的，它们之所以不是中立的，首先在自己服务的社会历史制度中得到了体现。马尔库斯指出，科学的一维性、功利主义、反辩证性以及主要的思想缺陷，都会表现为对现存技术人工物和制度的盲目崇拜，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没有保留一些技术批判的成分与精神，这方面表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成为了统治工具的趋向性。[19]担负统治职能的科学和技术，它是统治和压制的逻辑体现，高度发达的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注定是日益不自由、反民主的和事实上的非理性。因此，他遵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 《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思路，提出一种贯穿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统治之间联系的普遍理论，并且在这一理论基础上预期了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大致轮廓和包括新社会的技术实践。马尔库斯竭力从历史发展的前景对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进行考察分析，对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条件下的科技职能予以批判分析，并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那里找到了辩证和历史地对待技术和资产阶级工业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对现存社会按照历史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同时 “把批判、矛盾和超越这一否定的因素引入到该概念之中”。[20]因而他指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只能从人类的交往和追求新社会的制度中去寻求。[21]上述理论观点无疑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凸显了其民主性和进步性，这些都给现代社会技术批判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 “反思的补偿力量”，为当代技术理性精神的寻求和重建奠定了理论基础。[22]

20世纪末期安德鲁·芬伯格发表了 《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追问技术》等著作，这些论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哲学一次最深入的推进，也使技术批判理论行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标志技术批判理论进入了芬伯格时代。芬伯格指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仅是令人向往的，而且这种社会制度的过渡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原因就是现代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其成为可能的。[23]芬伯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 “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合理性”，他赞同技术合理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而拒绝了技术工具论的中立性思想，现时代所谓合理的技术工艺和机器设计在它的产品产生和运用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价值及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已经融入其中了。[24]因为技术是建立在一般利益基础上的，参与者利益的概念贯穿了芬伯格在解释技术设计的一般规则时所引入的 “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理论。

芬伯格认为技术如果与一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相联系，就会产生与这种社会利益相对应的技术代码，人们则会从各种可替代利益的形式中选择出与该利益具有一致性的技术，配置成一种 “利益—技术”的因果关系，而这就可能使得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 “时代精英”演变成为技术霸权。技术的不断推进绝不可能是一种自由的发展过程，而一定受到利益和社会力量的制约。技术的不同运用可以形成许多不同的霸权秩序，技术代码理论将技术的应用与技术霸权的合目的性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所以，芬伯格宣称技术霸权合理性的主张要受到技术理性的批判。

芬伯格技术代码理论的这种 “利益—技术”问题的方式为技术活动的整个领域提供了一个范式或样本，这种观点预设了对技术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在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的解释中，效率是解决方式中唯一发挥作用的原则。但是，芬伯格的当代技术批判理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效率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在技术设计和选择中发挥作用，技术是由效率标准和许多其他利益所 “待决定的”。芬伯格在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中认为，各种社会利益的介入并不必然降低技术的效率，而是可以根据更广泛的社会诉求将效率的成果偏向于某个社会群体，可以将社会看做一个三层的脚手架，位于中心的是某一类特权利益的社会群体。因为利益是历史上非常明显的、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动力，所以利益是分析技术的起点。[25]但是，利益不是真正独立的因素，它们自身也不构成一个社会，没有一个物质的框架，就没有利益。因此，利益特权就在社会秩序的其他两个层次上被社会政治制度化了，这两个其他的层次就是在法律和道德要求中所表达的权利与在技术代码中被系统化的权利。芬伯格的这一观点表明，要根据社会道德价值标准与技术事实标准的关系来重新改造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现存技术代码常常能激发道德的话语和要求，道德不仅要在人们运用技术的行为中体现，而且也要在人们运用技术所生产的产品中实现。[26]从这一点上来看，技术不是一种天命，而是斗争的舞台，是一个社会的战场，即技术的场域。[27]技术要像国家、法律以及社会制度一样被重新构造，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构建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来规划技术应用和处理技术问题，才能终结技术霸权专制的社会舞台。

技术三大理论范式的社会语境论意蕴的研究就是要在重新拷问技术理论范式最初始意义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技术批判理论的理解方式或理解形式，来求解当代技术哲学的生态价值理性问题，为当代技

术价值理性精神的寻求和重建奠定理论基础。当前亟待解决的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作为技术发展的内在因素来考虑，将它们融合到技术价值目标的选择和技术的设计中去。现代社会中唯一达成共识的价值就是技术效率，而现时期我们力图避免技术负面效应，试图限制的恰恰正是这种价值，我们在谴责技术的现有问题时，也要理性看待技术未来所具有的返魅功能。

[1][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13页。

[2]管晓刚、吕立邦：《从技术批判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卫才胜：《技术代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石》，《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5]朱凤青：《芬伯格人道主义技术思想探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1期。

[6]王建设：《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立抑或分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刘晓力：《“科学技术的价值审视”适时而必要——“当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审视暨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研讨会”述评》，《哲学研究》2012年第12期。

[8]王树松：《论技术的合理性》，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9]周新成：《技术场域中的三大理论范式及其语境意蕴的当代审视》，第四届全国军事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文集，2013年，第132-136页。

[10][15][23][27][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227、252页。

[11]夏劲、项继光：《埃吕尔与温纳的技术自主观比较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2]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trans.John Wilkins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64，p.14.

[13]Heidegger Martin，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trans.W.Lovitt，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 17.

[14]韩连庆：《超越乌托邦与敌托邦》，《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5期。

[16]肖峰：《技术的社会形成论 （SST）及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5期。

[17]王汉林：《新技术社会学何以为 “新”？》，《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12期。

[18]陈凡、韩连庆主编：《技术与哲学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1页。

[19]李馨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应有必要的张力——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新思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0]H.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oston：Beason Press，1964，p.225.

[21]Andrew Feenberg，“Reflection on the Distance Learning Controversy”，Canadi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999，vol.24，p.337-348.

[22]Jurgen 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trans.J.J.Shapiro，Boston：Beacon，1970，p.61.

[24]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Boston：Beacon Press，1964，pp.xv-xvi.

[25]殷华成：《论安德鲁·芬伯格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探讨》2010年第1期。

[26]俞吾金：《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学说剖析》，《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

责任编辑：罗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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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26（2015）07-0026-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09CZJ011）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 （GD12CZX03）的阶段性成果。

周新成，韶关学院政务学院副教授 （广东 韶关，5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