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高德步

经济学 管理学

唐宋变革：齐民地主经济与齐民社会的兴起

高德步

商品经济发展是唐宋变革的根本原因，齐民社会兴起是唐宋变革的基本结果。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主体的平等。唐宋变革通过 “编户齐民”制度的转化，实现了社会的 “等齐化”，相应地推进了契约普遍化和社会流动性，从而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齐民地主作为齐民社会的主导阶级，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通过官僚制度、胥吏制度和家族制度实行对社会的统治。齐民地主与农民是齐民社会的基本阶级，齐民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齐民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进齐民社会的经济发展并导致矛盾转化和社会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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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变革与 “编户齐民”制度的转化

商品经济在历史变革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既作为传统社会解体的催化剂，也是新社会经济体制萌芽的生长素。所以，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总是构成社会经济变革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封建经济体制的解体和新的地主经济体制形成，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革。这次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逐渐减弱并陷于停滞，直到唐中期才逐渐恢复起来。而正是这次商品经济复兴，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即唐宋变革。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局面，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特别是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取得很大进步，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剩余农产品和劳动力，这种剩余必然通过交换和转移才能实现生产的平衡发展。这就构成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唐以后，均田制瓦解导致土地买卖逐渐流行，失去土地的农民大大增加，他们或租种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客，或为人佣工成为雇佣劳动者。土地和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了市场。中唐以后实行两税法，规定农民的两税要折算成货币缴纳，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也加速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唐政府实行和籴制度与和雇制度，也扩大了商品经济的范围。最后，唐中叶以后，出现了一批由商业而兴、以商业为主的城市。这些城市都较早地

突破了传统的坊市制，导致城市商业的繁荣，并由此出现一个较成规模的市民群体。

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交易各方处于平等地位。这就必然冲击传统的等级制度，促使社会趋向于 “等齐化”。这种变革体现为自秦汉以来的编户齐民制度的转变，并导致齐民社会的兴起。

编户齐民制度源于战国，到汉代以后成为基本户口管理制度。但是，经过唐宋变革，编户齐民制度的质点发生了转变，即汉唐时期，编户齐民制度的质点在于 “编户”，而经唐宋变革后在于 “齐民”。秦献公十年 （公元前375年），秦国实行 “为户籍相伍”制度，消除了 “国”、“野”之分，把个体小农按五家为一伍编入国家户籍。汉承秦制，实行十分严密的户籍制度。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状况等资料一一载入户籍。这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 “编户齐民”。所谓编户齐民具有两方面意义。从法律和身份意义上讲，他们是纳入国家编户的人口，享有相对完整的法律权力与义务；他们既非贵者也非贱类，即所谓 “齐民”。 《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引如淳语解释 “齐民”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平民矣。”从经济意义上讲，他们是有稳定职业的自立人口，具体来说，就是士农工商，如 《汉书·食货志》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编户齐民拥有独立的土地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必须独立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这些 “编户齐民”作为国家 “编户”是名副其实的，但作为 “齐民”却并非等齐，即 “齐民”不齐。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经济条件和市场境遇不同，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如 《淮南子》所说：“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1]另一方面，作为 “四民”的士农工商也并非简单的四业区别，其中士是最高等级的职业，有可能进入官僚阶层，而商人则受到抑商政策影响，基本上没有进仕可能，至于广大农民在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制度下，则总是在中小地主、自耕农和佃农之间游移。总的来看，编户齐民制度所谓的 “等齐”，仅仅是在承担国家赋税方面的 “等齐”，即每个 “齐民”都要 “平等”地承担赋役，而在身份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可能等齐。

汉唐时期造成更大社会差别的是士庶之别和良贱之分。这种情况经唐宋变革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士庶之别来讲，秦汉时期的国家编户以自耕农和庶族地主为主，他们是没有特权的人口。而除了这些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外，社会上还有一小部分以士族地主为主的世族贵族。他们是大地产所有者，更是拥有特权的贵族，依靠世袭特权来保证他们的经济势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地主的势力日渐强大，士庶之分十分严格，“实自天隔”。而到了唐中叶以后，由于均田制度崩坏，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导致土地的加速流转，使世族地主土地所有权的稳定性丧失，世族地主依据身份等级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而商品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加剧了土地财产的流动性，导致土地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转移，另一方面也必然瓦解宗族的血缘纽带，使世家大族分化为较小的家族，其结果就是世族制度的瓦解。唐中叶以后，“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世族地主世代相袭的地产大多转入新兴的庶族地主之手。这些新兴地主没有特权，是划归 “齐民”的地主，而那些世族地主由于丧失了特权也与庶族地主 “等齐”了。这样，整个地主阶级就转变为 “齐民地主”阶级。就良贱之分来讲，汉唐时期国家编户仅仅是人口的一个部分。在编户齐民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奴婢和依附民，统称为贱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农民沦为世族地主的依附农和奴婢，丧失了独立身份和地位，从国家编户中脱离，编户齐民大大减少。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 “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3]以负担能力纳税。这意味着国家臣民不分贵贱，均为编户齐民。由于世族制度瓦解，良贱制度也随之废除。部曲、佃客等都进入国家户籍管理，皆转变成为 “良人”进入齐民队伍；债务奴婢不再属于贱籍，不能转卖，官奴婢劳作达到规定年限后准许从良；宋仁宗时赋予了私人奴婢编户齐民的法律地位，南宋高宗建炎三年 （1129年）后官奴婢制度也废除了。总之，一方面世族贵族衰落而齐民地主兴起，另一方面良口数量增加，贱民数量减少。这样，编户齐民制度的质点由 “编户”制转向 “齐民”制，编户齐民制度逐渐

趋向于名副其实了。这就是说，经唐宋变革，享有特权的世族贵族不存在了，奴婢、部曲等作为贱民不存在了，中国进入以 “齐民”为主的社会。

所谓 “齐民”，就是将少数有特权的官僚地主和奴婢等排除在外，具有法律地位和自主经济的平民。经唐宋变革后的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职业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唐代社会除世族贵族和官私贱民外，都属于 “良人”即平民，亦即士农工商。唐代令文中多次重申 “四民”分业的规定。 《旧唐书·职官志》“户部”规定：“辩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所录武德七年 （624年）令：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可见此时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十分严格。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这种等级职业制度发生了变化，职业的等级差别在缩小或消弭，趋向扁平化发展。到宋代，正如黄震所说的，“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同是一等齐民”。[4]

第一，士与齐民地主。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来源于齐民地主，他们通过科举进仕，成为官僚阶级。所以，士、官僚、地主这几个角色既可以相互转换，也可以合而为一。齐民地主以经营农业为主，但也兼营商业和手工业，有时还放贷。但对他们来说，最终要的还是购买更多的土地。宋代以后直到明清时期，齐民地主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地方治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构成了农村 “士绅社会”。

第二，自耕农与佃农。宋代实行户等制，尽管有主户与客户之分，但正如司马光所说，主户客户“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5]主户中又分为上等户与下等户。乡村上户都是大小地主自不必说，乡村下户从 “有常产”的角度讲，应为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但宋朝政府将佃农也编入户籍，所以乡村下户中还包括佃农。佃农有的为客户，有的为主户下户。这是因为是否 “有常产”的情况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总的来看，宋代自耕农的数量并不占优势，乡村农户以下户和客户为主，因而多数是半自耕农或佃农。

第三，市民即城市工商业者。随着工商业和城市发展，自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市民阶层。宋代的城市居民称为 “城廓户”，不仅包括都城和州、府城内的居民，也包括县城内和镇上的居民，称为“县坊郭”和 “镇坊郭”。[6]城市居民也分为主户和客户，有房屋财产者为坊市主户，无房屋财产者为坊市客户。坊市主户又分为上户和中下户。坊郭户上户包括城居官户、吏户、地主、房主、大商人、贷主、手工业主等。构成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是坊郭下户，包括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以及 “极贫秀才”等。[7]坊郭户也要承担赋税和夫役，即 “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8]

总的来看，经历唐宋变革，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变，不仅士庶制度和良贱制度不存在了，而且作为等级职业制度的士农工商差别也淡化了，社会以士绅即齐民地主、自耕农、佃农和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城市市民为主体，他们在数量上占据社会的绝大多数，在法律身份上是 “齐民”，在经济和社会角色上也可以转换。可见，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世族社会向齐民社会的转变，形成齐民社会。

二、齐民社会的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

齐民社会的最根本特点是 “等齐性”。经历唐宋变革后，士庶差别消失和良贱制度废除以及等级职业制度的演变，使社会朝向 “等齐化”发展。这就为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而随着唐宋变革后齐民社会的兴起，出现契约普遍化趋势。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趋于等齐化，由等级身份决定的各种社会束缚有很大松动，社会流动性也扩大了。

契约制度基于主体平等。只有平等主体之间才存在真正基于 “合意”的契约。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契约精神，以 “合意”为基础的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如在晋代就有 “民有私约如律令”的说法，[9]唐代契约中出现 “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画指为信”的规定。[10]但是在宋代以前，一方面，由于人们身份不平等，真正平等的契约仅限于平等主体之间，即

仅限于封建贵族之间和封建世族之间，而在契约之上还有皇权的强力干预，往往导致契约不能平等实现。另一方面，契约仅限于土地和商品等买卖契约，在其他领域如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等，不可能采取契约的形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国家对契约的保护也十分有限。经唐宋变革和齐民社会的形成，契约的普遍性扩大了。宋代以后，官方强调契约双方的诚实和信守，保护私人契约的合法有效性。如规定对于“取与不合”和 “固取者”都要 “重置典宪”，所以出现契约的普遍性趋势。

第一个变化是，平等主体范围的扩大，导致契约的普遍性扩大。宋代以后，社会的契约观念和契约制度有了长足发展。首先，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契约规范的商品范围扩大了，一些重要的日用品买卖也要制定契约。如 “徽宗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11]其次，由于租佃制度的发展，租佃契约也越来越普遍。宋代以后，租佃契约大体上体现了平等契约原则。一般来说，由于主佃双方的身份相对独立，在契约文书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具体明确，对双方均有平等约束力。租佃契约成为宋代以后社会最基本的契约制度。再次，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除，奴婢与雇佣者的界限日益模糊，主奴关系演变成雇佣关系。这就产生了雇佣契约。宋代家内雇佣奴婢称“人力”或 “女使”，多订有契约，年满解雇。政府还对雇佣奴婢的年限作出明确规定，如北宋真宗时规定，“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12]此外，宋代官私手工业常用 “和雇”方式使用劳力，农业中也有雇佣劳动。这类雇佣劳动关系有不少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条件、工值和时限等。

第二个变化是，政府加强了对契约的保护，并使契约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契约范围扩大，种类增多，为此，政府制定标准的契约样本，加强制度规范。为了确保私人土地所有权，宋太祖时规定，典卖人向官府纳税，契约上要加盖官印，谓之 “红契”。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国子监丞知开封府司录参军赵孚上言：“庄宅多有争诉，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13]真宗乾兴元年 （1022年）规定：契约一式四份，钱主、为主、商税院，本县府各持一份。徽宗政和元年 （1111年）规定：契约写明标的物 （数量、质量）钱主、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必经官府验明。[14]宋时还规定：“在法，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晓”；[15]“今后质典交易，除依例给据外，须要写立合同文契贰纸，各各画字，赴务投税。典主收执正契，业主收执合同。虽年深，凭契收赎，庶革侥幸争讼之弊。”[16]南宋时更进一步规定 “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17]

第三个变化是，契约关系的发展导致诉讼增加。中国传统上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民不能诉官，奴不能告主。另外，长期以来 “息讼”观念极强，人们很少打官司，社会关系的调解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礼制而不靠法律。经历唐宋变革，世族贵族已经不存在，贱民也解放成为国家编户，从法律上讲都成为平等主体，从而平等的契约关系得到广泛的发展。所以，民告官、奴告主等现象大量出现。宋代以后，人们的平等观念和契约观念都大大增强，在社会调解中法律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因而诉讼成为一种解决矛盾的重要方式。如宋代曾经是一个诉讼行为较多的时代，特别是南宋时，商人、佃农、奴婢家属已将诉讼演变为社会风尚，讼师成为一个重要职业。

齐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流动性。在汉唐时代，一方面，世族贵族制度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世族地主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奴婢不能逃亡。唐代实行均田制度，为了保证政府的租庸调，也限制农民离开土地逃亡他乡或城市；另一方面，世族贵族制度的核心是严格的等级制，包括士庶之别、官僚的爵位和品级以及士农工商的等级职业制度等。所以，世族贵族社会是严重固化的社会，缺乏流动性。经过唐宋变革，人身依附关系消解，社会流动性明显扩大。这种社会流动既有各类人群在地域空间上的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流动，还包括社会不同等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以及不同职业人群的流动。

首先，地域上的流动性。由于人身解放，特别是佃户，他们在租期结束时完全可以离开原来的业主，甚至到其他地区谋生。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年）十一月诏令：“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

由 （证明），须每田 （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18]在这种情况下， “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赒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19]由于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宋以后的社会，一个显著的趋势是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依靠自己的小块土地无法维持生产和生活，往往需要掌握农业之外的出路，或兼营商业或兼营手工业。这样，在他们失去土地以后，就有能力从事其他行业以进一步谋生。而城市的发展则为这种商业或手工业提供了广大的空间。所以，城市成为失地农民和其他从业者兼业和转营工商业的理想之地。

第二，阶层上的流动性。不论是地主还是佃农，不论是官僚还是平民，其社会地位并非固定不变的，血缘关系基本上不再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例如，佃农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成为自耕农甚至成为地主，农民可以通过读书参加科举成为政府官吏。尽管宋代也存在 “形势户”，但由于官无定势，地无常主，所谓 “形势”难以长久。宋代实行户等制，但这种户等与贵贱没有关系，基本上是根据土地占有和财产状况决定的。由于土地可以买卖，财产状况可以改变，人们的户等也会随之改变。主客户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土地兼并过程中一些下等主户破产，丧失了土地就不得不租种他人的土地，从而沦为客户，相反一些客户也可能利用自己的积蓄购买土地从而转为主户。宋人谢逸记述40年间所见的变化：“乡闾之间，曩之富者贫，今之富者，曩之贫者也。”[20]袁采也说：“今不须广论久远，只以乡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论目前，其成败兴衰何尝有定势。”[21]

第三，职业上的流动性。经唐宋变革，作为职业等级制的士农工商区别逐渐淡化和消失。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政府对于人们职业上的限制基本取消了。例如，完全以读书为业的士人事实上已不存在。不论是什么人，地主、佃农、庸工、商人都可以读书和参加科举，一旦科举成功就可以改变身份成为士人。而士人也并不一定成为 “仕人”，“仕人”也不可能世代为官。农民，不论是地主还是佃农都不一定专营农业，大多还从事家庭手工业和商业贩运等，甚至进入城市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商业也不为专业商人所垄断，地主、官吏甚至皇室人员都可以进入商业领域。反过来，工商业者通过经营积累货币，也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或自耕农，也可以通过科举甚至通过买官进仕。

齐民社会的流动性，是由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促成的，这就是官僚政治和地权变动。世族社会存在等级特权，这种等级特权，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上的世袭官僚体制，另一方面体现为经济上的世族土地所有制和各种经济特权。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保证了世族统治的稳定性。宋代以后的社会并没有消除等级，但是这些等级不是固定的，基本上没有世袭特点。如宋朝的中高级官员虽有荫补特权，但不仅范围非常有限且有递降趋势。所以官户的成员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败家。所以 “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22]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为常见。这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科举，通过科举，齐民可以上升为官僚阶级，并成为大地主，即成为官户或形势户。官僚地主也可能因为政治斗争而失官乃至失地，从而加速地权转移。与此同时，由于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形式，不论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还是手工业利润，都向地产化方向转化。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所以 《袁氏世范》说“富儿更替做”，楼钥更指出 “朝为富室，暮为穷民”，[23]朱熹说得更为严重：“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24]

三、齐民社会与齐民地主阶级的统治

经唐宋变革，社会兴起一个新的地主阶级，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就是齐民地主阶级。齐民地主的产生来自两个途径，一方面是地主齐民化，即世族地主衰落和庶族地主发展成为齐民地主，一方面是齐民地主化，即士农工商各类齐民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齐民地主以原来的庶族地主为主体。但齐民地主与庶族地主不同，庶族地主是在士庶制度下与世族地主对应的社会群体，他们受到世族地主的压抑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中唐时实行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25]品官从此开始负担两税和杂徭。这就是说，从承担国家赋役角度讲，国家臣民不分贵贱，均为编户齐民，不论是过去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还是一直属于末流的商人户，现在 “同是一等齐民”，应按财产状况承担赋役。尽管

庶民地主可以经过科举人仕从而成为官僚地主，但没有法定的政治特权，也不可能建立世族地主那样的宗法势力，因而就没有力量控制土地上的劳动者，只能以出租土地的方式获取地租等剥削收入。他们与佃户同是齐民，在法律上身份平等，租佃关系只能通过契约来规范和维持。尽管宋代区分主户与客户，但 “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26]宋人曾说：大小地主 “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27]所以，到了宋代以后，地主基本上都是 “齐民地主”。

宋初官僚地主承袭了部分免役特权。宋初规定从一品到九品的官员 “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28]并可享有 “官户”免服差役的特权。但是到了北宋中期，王安石提出役法改革，强调 “欲使坊郭等第之民，欲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29]新役法将全部民户分为3类10等，上4等户按户等定役钱，称免役钱；乡村4等以下、城市6等以下户不纳。官户可享受减半的优惠，但这种优惠是与女户、寺观、未成丁共享的。[30]南宋孝宗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李若川、曾怀提出，“官户比之编民，免差役，其所纳役钱又复减半，委是太优。欲令官户与编民一等输纳，更不减半，以岁所入约百余万缗，专责诸路提举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别收。”[31]至此，官户减免徭役的特权已经全部取消。

宋代有形势户之说，即 “谓见充州县及按察 [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32]这其中除少数官户外主要是吏户，尽管他们作为政府在基层组织中的代理人有着很实际的权利，却没有法定特权。而宋代政府对形势户在纳税、租佃官田、向官仓出售粮食等方面有更严格的规定。如宋太祖建隆年间，“诏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帐，内顽滑逋欠者，须于限内前半月了足。”[33]宋徽宗时又重申专置形势户簿籍的规定，规定了专门刑法。南宋时又改为在税租簿上用朱笔标明 “形势”两字，对形势户严加追缴，“违欠税租”要加重刑罚。

宋代以后，国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自由买卖。这种土地制度加速了土地的流转，使土地掌握在能更有效利用土地的生产者手中。这种流转，不仅是土地在农业生产者之间的流转，也是土地在士农工商之间流转。这种土地流转，一方面使土地趋向于集中运动，从而产生地主甚至大地主；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各业人等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这就是齐民地主化趋势。

土地主要是在地主、自耕农以及佃农之间的流转。在齐民社会，地主、自耕农和佃农都是平等主体，都有完全的民事权利。一般来讲，他们在土地市场上的身份也是平等的。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官僚地主或形势户可能依势强买，但总体上必须遵守法律和契约。至于自耕农和佃农之间的土地买卖行为，基本上是平等的市场行为。所以，佃农和自耕农通过买入土地而上升为地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历史上也有大量的事例。不过真正从小农发展成为地主特别是大地主的概率很小。另一方面，地主也可能由于经营不善或不善持家而丧失土地从而沦为佃农，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土地在士农工商之间的流转，人们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这是齐民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也是最可靠的投资品。特别是，土地稀缺是历史上的常态，投资于土地的回报率不仅高而且最可持续。因此，人们不论通过何种方式积累的财富，都要转而投资于土地成为地主。这里，最主要的是官僚地主用自己的俸禄购买土地，成为 “官户”地主。这种例子极为普遍。其次，工商业者可以将自己经商的积累转化为土地投资成为商业地主。其他各类人只要有各种形式的财富积累，都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可见，齐民地主化是主要的社会趋势。

齐民地主是齐民社会的主导阶级，也是齐民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宋代以后的社会，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但仍以农业为主。齐民地主主要经营农业，但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农业经营者，他们一般都兼营商业，也可能从事手工业生产。另外，齐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竞争相对平等。这种竞争刺激齐民地主积极改进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以取得竞争优势并获得更多的回报。另一方面，齐民地主不同于小农，他们具有更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成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组织者和新的耕作方法的实验者。此外，齐民地主还是农业商品生产者，通过多种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所以，齐民地主成为宋代以后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主导阶级，齐民地主代表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作为统治阶级，齐民地

主通过对经济生活的控制，通过官僚体系、基层组织和农村家族势力，实行方方面面的统治。

首先，齐民地主通过官僚政治实行统治。尽管宋代以后的社会残存着部分世袭官爵制度，但能够享受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皇亲贵胄，总体上来说所占比例很小，而且能够延续的时期也较短。齐民地主一般都是耕读结合，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将其代理人输送到国家官僚体系中去。经过多年的这种新陈代换，新兴的齐民地主逐渐掌握了国家统治权。所以说，齐民社会的官僚制度是一个开放系统。另一方面，齐民地主也是一个开放的阶级。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下，各阶层的人都可能通过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在这种制度下，善于经营的人可能进一步购入土地成为大地主，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出卖土地从地主阶级退出。这样就可以保证土地向高效率的地主集中，也就保证了地主阶级的先进性。这样也就保证了国家官僚体系能够总是由新兴的齐民地主阶级控制。

其次，齐民地主通过胥吏制度实行统治。历代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统治，都是通过基层胥吏实现的。就宋代来说，官与吏的流品区分甚严，贵官而贱吏。但官为流官，而吏却是世代为吏，所以有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34]之说。公吏和乡胥一般都是由地方的形势户充任，他们有经济实力，并掌握基层组织的管理权，政府利用他们进行治安管理和组织完成国家赋役。所以，在广大农村，吏户的势力仅次于官户。但是，胥吏并非贵族，也没有法定的特权，所以仍为齐民地主。政府对他们也实行严格管理，建立专门的 “形势版簿”，主要是让他们带头完成国家赋役。但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势，将负担转嫁给农民。他们有时横行乡里，兼并田产，放高利贷，贪污、行贿、勒索，成为 “土豪劣绅”。如北宋时“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35]南宋 “房陵人李政为保正，顽猾健讼，侵人田园，夺人牛马，官司莫能治”。[36]所以有 “吏强官弱”之说。[37]

最后，齐民地主还通过家族力量实行统治。世族制度衰落后，农村的大家族势力也随之衰落，但宗法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通过齐民地主的小家族势力而兴起。世族时代只有世家大族才可以修族谱，但宋以后齐民地主也兴起族谱热。明嘉靖十九年下令，天下臣民皆得建立家庙追祭始祖。事实上，这也是齐民地主拢聚力量的方法。齐民地主通过 “宗子之法”，设族长和房长，建立家族组织。各家族都有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家训、族规等。族长和房长一般都由仕宦者担任。族长和房长对于家族事务，包括立继、财产诉讼、掌管族产、收养孤幼等有很大的影响力。按宋朝法律，“户绝命继，从房族尊长之命”。齐民地主还通过建立族祭田的方式扩大家族势力。族田一般由 “族长主其收支”，租谷收入除用以祭祖之外，主要用于赈济贫族。经学家陆九渊的宗族十分典型。该家族以 “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 “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可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38]

四、齐民社会的进步性及其矛盾转化

唐宋变革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实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社会进入齐民社会阶段。较之此前的汉唐世族地主社会，齐民社会具有社会等齐性、契约普遍性和社会流动性三个方面的进步特征：社会等齐性意味着社会特权阶级大大缩小了，社会身份趋于等齐；社会等齐性为社会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导致契约的普遍化，并使人们摆脱了身份的束缚，可以自由地迁徙并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这就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齐民社会为人们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相对平等的竞争条件，亦即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可以上升的途径。这就成为齐民社会较之汉唐世族地主社会进步性的基本内涵。

齐民社会的等齐性、契约性和流动性，基本上都可以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寻找到客观原因。就是说，唐宋变革和齐民社会的兴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其客观形式上讲，就是工商业和城市的兴起。正是工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使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这才使国家实行 “不立田制”和 “不抑兼并”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生

产要素的流动性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齐民社会较之先前的世族贵族社会先进性的根源所在，也是齐民社会与 “近世”类似的重要方面。事实上，齐民社会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与 “近世”之间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

齐民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士农工商，而齐民地主和农民是两大基本阶级。齐民地主没有等级身份，不享有特权，他们占有更多土地，但仍是 “齐民”；另一方面，农民可能失去土地沦为 “客户”即佃农，但他们却保有 “齐民”的身份。没有等级特权的地主不可能把保有齐民身份的农民降为自己的农奴，但失地农民又不能不忍受地主的剥削。结果是，齐民地主以无等级特权的身份剥削农民，农民以保有齐民的身份接受剥削。既然土地可以买卖，财富可以流转，人们对土地的追求更加强烈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竞争集中在土地上。尽管从制度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土地兼并活动，但事实上却只有世家地主才可能进一步买进土地。所以，齐民地主的要求是尽可能地扩大和保有自己地产，而农民的要求就是平均地权。所以说，齐民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就是齐民地主与自耕农民、佃农的矛盾。

齐民地主是齐民社会的主导阶级。齐民地主亦农亦工亦商，代表了齐民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但齐民地主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他们既可能上升为官僚地主，也可能沦为自耕农甚至佃农。这是因为齐民地主作为没有特权的阶级，需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产，必须经过科举进仕才能转变为官僚，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占据和保持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是其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机制。但是在齐民社会后期，齐民地主阶级逐步向寄生地主转化。过去，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但他们或是自己经营，或是将土地出租实行租佃经营。但是到了齐民社会后期，由于地产制度的演变，特别是永佃制的发展，不断衍生出各种地权形式，产生了大批因地权孽生的土地食利者。不少地主基本上退出了经营活动，成为仅仅靠地租生活的寄生地主。而在广大农村，乡绅地主转变成了 “土豪劣绅”，不仅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更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基层政权，对农民施行多重盘剥和压迫，导致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益加剧。

租佃经营是齐民社会主要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为地主和农民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因而代表了进步的生产关系。但是人口增加和土地需求的扩大逐渐推高土地价格，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成本进一步提高。相反，人口增加和劳动力供给扩大导致劳动力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由于土地价格的提高趋势，土地成为最有利的投资品，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购买土地，致使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但是土地兼并并没有导致土地经营的集中，相反是进一步零碎化。这是因为土地最好的经营方式就是出租，而土地租佃制度的日益严密和发达，地权形式的多样化，使地主的租佃经营更加游刃有余。而另一方面，小农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块耕地或佃权，不得不忍受地主的各种盘剥，并加强向有限土地的劳动投入或资本投入，这必然导致土地经营的进一步零碎化和土地边际效率的进一步降低，农业长期保持着生存农业水平而无法取得突破。

工商业和城市发展以及城市市民的形成是齐民社会的重要方面。但是到了齐民社会后期，由于技术停滞，社会生产力没有实现新的突破，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渐趋饱和，难以容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方面，作为基础的农业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不能为更多的工商业者和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和农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发展仍然是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其自身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更不可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生产工具和农产品流通渠道，这就使工商业和农业陷入封闭的低水平循环。事实上，清代中期以后，工商业和城市发展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甚至或达到极限。这种状况必须由一种新的力量来打破，或是新的市场或是新的技术，否则仍将维持这种低水平循环，并且日益停滞。就是说，这种传统经济的低水平循环必须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来打破。

总的来看，齐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较之汉唐的世族贵族社会具有先进性，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说，平抑贵族特权和社会等齐化既是构成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但是齐民社会自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工商业和城市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和地主对于土地的竞争必然日趋激烈，地主的寄生性更

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走向历史终结。因而，反对身份特权和资源垄断，反对既得利益者集团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等齐性和生产者的资源共享性，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愿景。

[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11《齐俗训》。

[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3]陆贽：《翰苑集》，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4]黄震：《黄氏日抄》卷78。

[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范》卷15。

[6]《宋会要》兵24之21。

[7]朱熹：《朱文公别集》卷10《审实粜济约束》

[8]脱脱：《宋史》卷174《食货志》。

[9]张晋藩：《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政法论坛》1985年第5期。

[1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 《阿斯塔那四号墓文书》。

[11]《宋史》食货下八。

[1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酉》条。

[14]《宋会要·食货》61之57，61之61。

[15]《名公书判清明集》争业。

[16]完颜纳丹：《通制条格》卷16《田令·典卖田产事例》。

[17]《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卷9别宅子。

[18]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农田杂录》。

[19]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卷13之21。

[20]谢逸：《溪堂集》卷9《黄君墓志铭》。

[21]袁采：《袁氏世范》卷2。

[22]程颢等：《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7、卷15。

[23]楼钥：《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

[24]朱熹：《近思录》卷7。

[25]陆贽：《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26]胡宏：《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

[27]黄震：《黄氏日钞》卷78《又晓谕假手代笔榜》。

[28]李弥逊：《筠溪集》卷3《缴刘光世免差科状》，转引北宋哲宗时的 “绍圣常平免役令”。

[29]苏轼：《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上皇帝书》。

[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

[31]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96。

[32]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税租簿》，卷48《税租帐》，共计三条。

[33]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

[34]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

[35]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

[36]洪迈：《夷坚支戊》卷4《房州保正》。

[37]《宋会要》职官60之39。

[38]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陆氏义门》。

责任编辑：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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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26（2015）07-0065-09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的价值革命——中国价值思想史研究”（11XNL001）的阶段性成果。

高德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