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测量及实证发现

蔺琳，金家飞，贾进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测量及实证发现

蔺琳，金家飞，贾进

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和实现环境绩效的过程中离不开人的积极主动参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明确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介绍了三种类型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以及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及研究现状，为国内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也为个人和组织共同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方向。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环境绩效

环境问题早已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各种环境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绿色经营和环境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现有研究多是从整个社会发展视角出发，从组织层面提出组织绿色化、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企业环境绩效等概念[1]，对实施正式的管理系统、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创新、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对社会环境压力所作出的反应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组织层面致力于环境改善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而对组织内个体参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较少。最近几年，学者们才逐步认识到人的主动参与对改善环境的重要推动作用。Boiral(2009)提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the Environment(OCBE)）这一概念[2]，从组织内部管理的视角来看个体对整个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本文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进行辨析，介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类型，揭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内涵和本质，探讨当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及研究现状，以期加深国内学者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指明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存在一些不能被正式管理系统解决的复杂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要求员工自愿参与隐性知识的分享及防治污染措施的实施。这是因为再完善的环境管理系统如果缺少了人的主动参与也很难发挥作用，并且法律和社会道德也鼓励员工开展无奖赏的个体主动行为。员工参与在产品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方面的改变；提供实际有效的环境应对措施；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源；支持环境管理系统的实施等企业活动；节约使用工作资源如纸张，下班随手关灯、拔插头、关办公室内的所有电源等行为。这些参与有关环境的员工主动性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优的环境绩效，并且会间接帮助组织降低成本、加强组织声誉、提升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和员工保留。由此，学者们提出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

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关注最早起源于Daily等人在环境保护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他们认为组织公民行为需要存在于环境保护过程中，并提出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模型[3]。之后，Boiral在2009年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未被正式的报酬体系所明确的个体行为和自发社会行为，这些行为有益于组织进行更有效的环境管理”[2]。在Boiral的研究基础上，2013年Lamm定义环保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oward the Environment)为“不在正式的工作描述范围内的自愿行为，通过个体员工的协作帮助，使得组织及社会更加可持续发展”[4]。另外，Robertson和Barling (2013)提出工作场所中的环境友好行为(workplac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5]，包括回收再利用，保存和减少浪费等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有益于组织绿色化，也对气候改变和抑制未来环境恶化有积极的作用。

经过对上述概念进行梳理后发现，这些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存在以下共同点：第一，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主要是通过减少个人及组织的资源消耗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第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不是由雇主或是工作所要求的，因此也被定义为角色外行为。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组织会通过政策和程序要求员工实施可持续行为，但根据定义这些行为是不属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范畴的。如果一个组织有正式的规则支持可持续发展，员工自发的可持续性行为仍被视为属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第三，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首要目的是帮助环境，其次是帮助组织。尽管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有益于组织，但由于这些行为不与绩效评估、奖励相联系，实施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可能会使完成工作任务更加困难。

（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概念辨析

1.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环境行为

环境行为(environmental behaviors)，广义上指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保护环境的行为，既包括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如资源回收等，也包括负面行为,如浪费能源等。绝大多数已有文献中的环境行为都是指前者，也有些学者把这类行为定义为可持续行为(sustainability behaviors)。Stern提出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6]，从行为的影响和意向两个维度来界定“具有环境意义的行为”。影响导向强调人的行为对环境产生何种影响，意向导向强调行为者是否具有环保的动机；Hines等提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7]，将“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定义为基于个体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行为的目的在于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Kaiser等提出生态行为(ecological behavior)[8]；Gatersleben等提出积极的环境行为或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9]，Poortinga等则将这类行为定义为环境行为(environmentalbehavior)[10]。分析上述概念，发现实质上都强调了个体的主动参与、付诸行动防范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这些概念的名称不同，研究视角也有所差别，但涵盖的范围基本一致，都是强调个体或组织在日常实践中通过做正确的事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不同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举例来说，反对威胁当地水域及土地的城镇扩张，回收家庭垃圾，应对气候变化都属于环境行为，这些例子表明，环境行为不要求每人每天都要参与，但是这些行为在长期来看是缓和了人与自然的问题。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包括个体自发的、主动的环境行为，但这些行为与环境行为不同，只开展在个体所属的组织内部。

2.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

早期研究认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是属于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而在最近几年，一些学者认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他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Organ定义组织公民行为是自发的不受组织奖赏的个体行为，这些行为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的效能[11]。Lamm认为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是在组织内部实施一系列促进可持续的努力，这些行为不被个体员工工作描述[4]，也不被组织的正式奖赏体系奖赏，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影响组织的自发行为。因此，可以说在概念上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相似，是组织公民行为的延伸，属于广义的角色外行为。

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也是有区别的。大量的文献都讨论了两类组织公民行为，分别是组织指向行为和人际指向行为，组织指向行为主要是针对组织，如工作时间之外的额外工作；人际指向行为主要是针对个体，如帮助需要帮助的同事。人际指向行为通过积极影响个体间接影响组织。同样地，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不仅作用于组织，而且作用于组织运营过程中涉及的环境，通过开展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员工以积极影响环境为目标，通过员工保存资源间接作用于组织。另外，Boiral和Paillé也阐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不同于组织公民行为[2]，在范畴上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比组织公民行的概念更加宽泛。

员工对可持续的感受和环境态度是进一步对组织公民行为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区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涉及人对可持续的和对组织的交互感受。虽然改进组织产出可能是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有益结果，但这不是员工开展这些行为的唯一动机或主要动机，人们对普遍的可持续发展的感受和对环境的态度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例如个体对环境保护有强的积极情绪，那么该个体几乎不需要组织对他参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进行激励或推动，因为他的行为是非常自然的。相反，如果个体不认同回收或节约等是值得努力行为，那么他就需要组织给予显著的激励去实施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相比之下，员工对可持续的感受和对环境的态度不会影响他们参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决定。

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类型

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其概念和内涵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特别是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分类研究还呈现出较为薄弱的态势。Boiral在其研究中初步确定了三种主要类型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分别为环保主动力(eco-initiatives)、环保公民参与(eco-civic engagement)和环保互助(eco-helping)[2]。结合借鉴其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类型进行了梳理(详见表1)。

第一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称为环保主动力，是由员工驱动的环保主动力，包括工作场所内的主动性环境友好行为，如回收再利用行为、减少水资源消耗、节能等行为，以及倡议环保、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等。环保主动力以行动为导向，以有益于组织绩效为结果。Daily等人认为，环保主动力是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累积效应而不是孤立的行为，是有利于环境绩效的[3]。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视角来看，环保主动力应该是自发的且不受组织奖赏的。但是如果员工的行动和建议被组织忽视，有环保承诺的员工会减少他们的环保主动力。

第二种类型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是环保公民参与，主要是指员工致力于组织的环保举措，如自愿参与组织的环境事件和提升组织的绿色形象，以及自愿参与组织的环境活动。企业制定全面的环保政策，建立旨在促进对环境问题认识的内部计划或设立环境委员会，目的都是在更大程度上让员工自愿遵守和支持组织的举措。然而，组织的具体行动并不总是符合他们的官方承诺，这些矛盾可能有部分原因是缺少组织内的环保公民承诺，即缺乏真正的组织支持政策、方案和价值观。缺乏环保公民参与不仅是针对员工，有时也是针对管理者，管理者的行为并不总是与组织的政策和行动保持一致。因此，环保公民参与要求员工的环境价值观和组织的环境价值观相匹配，组织在环境方面的努力，会强化员工的环境承诺、积极性和对组织的支持。

环保互助是第三类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这类行为是指员工互相帮助关心环境问题，包括帮助同事认识到需要关心的环境问题，表达他们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和建议，做出对环境更加负责的行为等。实现环保互助需要员工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及知识、经验的自愿分享，比如识别污染源的过程通常需要普通员工、环境专家和工程师共同合作完成。由于环境活动的过程较为复杂，这就要求团队合作和互相支持来解决环境问题。新进入组织的员工都必须及时了解组织的环境状况和相关行动。如果组织在这方面缺少正式的培训和信息发布渠道，那么就需要依靠其他员工主动与新员工分享这些信息。

表1 三类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比较

（续表）

三、测量

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主要采取自陈问卷，目前已开发的量表只有Boiral2012年开发的10个项目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量表[2]和Lamm等2013年开发的12个项目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量表[4]。

Boiral使用了Organ等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分类，包括互助、运动员精神、组织忠诚、组织、个体主动力和自我发展六类，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分类基于这六类行为，采用五点评分(1=从不，5=很多)对651名员工进行了调查。对收集到的13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10个项目，再进一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了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三个分类，分别是环保主动力、环保公民参与和环保互助。三者的克伦巴赫系数分别是0.92，0.90和0.81，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8和0.97。

Lamm等人采用因素分析法编制量表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进行测量,题目来源于Davis和Scherbaum的可持续题项及O'Brien和Allen的组织公民行为题项的改编和调整，采用7点评分（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要求被试者回答其个体行为的频率，问题如“我是一个习惯双面打印的人”，“我离开自己或他人的办公室会随手关灯”，“我用可重复使用的杯子来替代纸杯”等。最初生成23个题项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量表，之后通过1046人在线完成问卷，测试了因子结构和可靠性。接下来对收集到的23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12个项目再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六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等于1，其中一个单一因子可解释50.90%的变异性。最后经过确定性因子分析12个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50到0.69之间，信度分析得到12项量表的阿尔法系数为0.86，最终生成了12个题项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四、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一般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受个体对环境认知的影响；二是受来自组织方面的因素影响；三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

（一）个体态度和感知的影响

早在三十年前就有学者研究了个体对环境的认知和态度，认为个体对环境的认知态度会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来。Lamm研究表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与一般环境态度有关。如果员工通过测量具有非常强烈的、积极的环境态度，组织管理者可以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去激励员工参与可持续活动，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授权让员工主动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反之，如果员工的环境态度较弱或者对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识较弱，那么组织就要花费更多的步骤去建立员工和组织之间的联系，并且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让员工感受到他们作出的可持续努力是有价值的[4]。Lamm还表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员工对组织的可持续重要性认识有关。

Daily等人提出情感忠诚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相关是因为员工依附于组织，员工想通过组织着力实现目标价值，这一关系的重要边界条件是组织不重视环保努力[3]。Lamm也进一步证实了情感忠诚在组织支持感和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支持感和情感承若相关[4]，管理者希望员工更多的实现甚至是超出工作责任，这其中就包括环保组织公民行为，那么，组织就要让员工感受到他们的价值和努力是被重视的。

（二）个体行为的影响

个体的行为不仅会受自身特征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周围其他人行为的影响。Lamm发现环境友好行为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有影响。如果员工在日常生活中就积极参与环保行为和环境友好行为，那么该员工在组织中就更易于接受组织的环境目标，支持组织的环境行为，并积极参与组织的环境活动。同时Lamm证实组织公民行为正向影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参与较多组织公民行为的个体会更易于参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相反，如果员工不愿开展组织公民行为，那么就很有可能更不愿意参与到环保组织公民行为中来[4]。

（三）组织管理实践的影响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开展于组织内部并影响着组织及组织的环境，同时，组织因素也影响着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Pascal Paillé,Yang Chen等人证实组织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并且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通过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进一步积极影响组织的环境绩效，这种影响在内部环境导向高的组织中更加明显。

五、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结果

近期一些相关研究[2][4][12]表明，环境绩效不仅受正规管理体系、企业活动或技术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企业员工的任意的、非正式的、无奖赏的自发行为的影响[2]。Ramus,Boiral,Jiang和Bansal,Kitazawa和Sarkis等人研究都假设员工有关环境的主动性和参与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优的环境绩效[2]，比如员工参与在产品、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方面的改变[13]；提供实际有效的环境应对措施；以及支持环境管理系统的实施等企业活动[7]。Boiral等人提出，员工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能带来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环境绩效通常也被视为组织效能的一部分[2]。Podsakoff,MacKenzie,Paine和Bachrach证实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能够通过增加他们同事和管理者的生产力进而改进组织的效能，也能够提升环境改变的适应性及生产活动中的资源节约[14]。最近，Pascal Paillé,Yang Chen等人通过对151家企业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已证实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对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12]。

六、未来研究建议

环保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概念刚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内涵、类型、影响因素等初步研究，有助于了解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未来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和深入探讨之处。

（一）展开不同层面的研究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单一层面的研究，将不同层面的研究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中的研究很少，建议在不同层次展开研究。个体层面，比如个体的价值导向、环境态度与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以及如何更好地与员工的职业相结合，比如分析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和个体不同的价值态度或是生态关心之间的联系，可以分析遵守道德原则反映在自愿行为上的程度。组织层面，比如组织环保导向、组织战略及外部压力对其的影响等。

（二）测量

目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没有统一的较为公认的量表，已有的两个量表仅仅在一个地区或一国家内进行研究，尚未通过更大范围的数据检验。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数据对这些测量进行检验，从而为它们的普适性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未来研究建议提高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另外建议开发量表的题项可包括来自主管和员工的不同评价来源。

（三）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的研究缺乏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很难精确地描述其决定因素，以及与某些管理实践的联系和其对组织的影响。如果没有员工间的合作和互相帮助，在工作场所的环保行为是很难开展的，这些互助行为在目前的文献中较少提及。环保公民参与和组织忠诚有密切的关联，但这类行为也很少被关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中的影响因素还有哪些，以及如何激发的问题，比如程序公平感可能会影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等。

（四）影响结果研究

目前已有研究已经证实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直接作用于环境绩效，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可能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或发挥间接作用影响环境绩效，也可以研究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未来研究还应考虑环保组织公民行为对个人工作绩效的影响等其他结果变量。

（五）本土化研究

目前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国家，在国内的文献中还没有被提及，对我国组织中的环保组织公民行为现状还不了解。而中西方在制度、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更加强调上下级之间的层级关系、对领导的服从、对集体的牺牲和奉献等，如果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环保组织公民行为是否有不同于西方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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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son,J.L.,Barling,J..Greening O rganizations through Leaders‘Influence on Employees’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J].Journal of O 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3，（2）.

[6]Stern PC.Toward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Journalof Social Issues，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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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iser FG,W elfing S,Fuhrer U.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Ecological Behavior[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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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amus,C.A.&Killmer,A.B.C.Corporate Greening through Prosocial Extrarole Behaviou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mployee Motivation[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07，（8）.

[14]Podsakoff,P.M.,MacKenzie,S.B.,Lee,J.Y.&Podsakoff,N.P..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3，（5）.

[责任编辑：刘烜显]

蔺琳，青海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青海西宁810016；金家飞，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贾进，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四川成都611130

F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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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09-0092-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2CGL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JBK1307034）；青海大学博士专项资助项目（B-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