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播音员的工作内容

王 灿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播音员的工作内容

王 灿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播音员分为专职播音员和兼职播音艺人两类。专职播音员的工作包括播广告、放唱片、介绍节目、接听点播节目电话、担任实况节目转播等；兼职播音艺人的工作包括演播各种娱乐节目、演播稿件的送审、拉广告、找电台买钟点、播广告、创作节目等。在工作内容上，专职播音员与兼职播音艺人既有相同点又存在差别。

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播音员；工作内容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民营广播的发源地，也是民营广播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很少，通常只有五六个人，但经理、工程师和播音员必不可少［1］。从播音员所属的劳务关系来看，民营电台播音员可分为专职播音员和兼职播音员两类。专职播音员由电台负责招聘，以电台播音为主要工作，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收入［2］。兼职播音员则是由客串到电台播音的从事各种地方戏曲、曲艺的艺人组成，又称播音艺人。

民营电台播音员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专职播音员与兼职播音艺人在工作内容上有何差别？这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1　专职职播音员工作内容

民营电台专职播音员通常称为报告员，而兼职播音员则称为游艺员（或演艺家）。这从1938年4月明远等十家电台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具报设置状况函件中可以看出。明远电台，设电台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4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华东电台，专职报告员2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东方电台，设电台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2人，播音人为各演艺家；东陆电台，报告员无，播音人为黄元鼎、何凤倩；中西电台，报告员无，播音人为姚国营；华兴电台，设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2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新新电台，设主任1人，专职报告员1人，播音人为各游艺员［3］。

民营电台由于专职播音员人数较少，一般工作时间长、工作任务繁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播音员张芝，民国时期曾在上海的金都电台和亚美麟记电台当过播音员。她这样描述在亚美麟记电台的工作状态：“我和另一位女播音员搭班，每人轮流做一星期早班，一星期夜班。旧上海民营电台的播音员几乎都是一个人一班到底的，以早班为例，早晨六点钟进播音间，要在里面一直工作到下午三时，连吃饭也在里面，上厕所得瞅准机会才能离开。”

专职播音员的工作大致有播广告、放唱片、介绍节目、接听点播节目电话、担任实况节目转播等。

播音员张芝刚进金都电台时“工作只是介绍节目，播报广告。”后来到亚美麟记电台工作时，工作内容就多了起来。“我一个人操纵机器上各种键钮，不能有半点差错，播音时间段较长的剧目，如评弹、曲艺尚可，我只需要随时报个台号，插播几条广告（记得当时最大的一个广告客户是家庭工业社的无敌牌牙膏、牙粉和蝴蝶牌雪花膏），还可以抽空子出来透口气，最紧张的是西乐节目，特别是电话点唱，电话不断打进来，电话机在播音间门外，我要抓紧每张唱片大约放三分钟的间隙，及时冲出门去接听电话，记下点唱者的名字和点唱的曲名，例如X先生点给X小姐听某某乐曲，然后回进播音间，以飞快的速度从身旁的唱片架上抽出需要的那张唱片进行播放，而哪一张唱片放在哪一格，都要牢记在心，一索即得。［4］”从张芝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民营电台专职播音员的工作内容有：介绍节目、报告广告、报台号、查找并播放唱片、电话点播时负责记录点唱者的名字和点唱曲目、操纵机器。

专职播音员有时还得负责剧场节目实况转播。播音员哈丽莲民国时曾在多家民营电台当过播音员，她回忆剧场实况转播的情形为：“转播的时候，你就拿着话筒介绍剧场的现场的情况，等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播广告。［5］”

当时，一些庸俗的听众将播音员视作“戏子”“女招待”，无聊的纠缠、庸俗的吹捧，“捧电台小姐”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6］。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电台播音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明星”，受到社会关注。为笼络更多听众，招徕更多的广告客户，一些专职播音员也非常注意塑造和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据当时的“播音皇后”唐霞辉回忆，每到和听众互动的时段，她都会收到大量的听众来电和来信，“一阵阵的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使我应接不暇，更有一大束一大束听众们的来鸿，几乎叫绿衣人跑酸了腿。”而听众的来信都会毫无遗漏地送到她手中，由她本人亲自答复。有人将她与听众的互动集结成“唐小姐问答集”，那数量多得足够压得死一个人［7］。邵玉华在《报告员的生活》一文中曾倾诉过自己的苦恼：“古云‘不自由毋宁死’，而我们却整天被束缚着。如果你稍有活动或在交际场中稍有应酬，只要给好事者知道了，那就要小题大做，捕风捉影地大加‘宣传’了！［8］”

2　兼职播音员工作内容

上海民营电台的兼职播音员主要是一些播音艺人，当时人们称呼他们为游艺员或演艺家。他们大多出身于光怪陆离的流氓帮会等腐恶势力荟萃的旧上海游乐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演出充斥着庸俗的趣味。

兼职播音员的工作主要有以下6项。

第一，演播各种娱乐节目。民国时期上海的民营电台主要以娱乐节目为主，新闻节目非常少。1934年，俞子夷对当时28家电台的节目进行过统计，娱乐节目平均每家7.75档，非娱乐的节目只有1.3档［9］。日伪统治时期，为了麻痹中国人的反日意志，日伪当局有意放松对娱乐节目的管制，上海民营电台娱乐节目更是盛极一时。抗战胜利后，上海民营电台的节目也几乎清一色是娱乐性的［10］。娱乐节目除了播放唱片外，就是由游艺员（或演艺家）到电台演唱。娱乐节目的种类繁多，如越剧、沪剧、京剧、甬剧、锡剧、评弹、苏滩、大鼓、滑稽、绍兴戏、故事、话剧和歌曲演唱等。

第二，演播稿件的送审。兼职的播音艺人播出的广告、节目稿本等，播出前既要送给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审核［11］，又要交电台老板审核，如老板认为不妥，必须进行修改或停止播出。否则，因播出内容不当导致电台老板损失，播音艺人要负赔偿责任［12］。

第三，拉广告。除了极少数红得发紫的播音艺人外，大多数播音艺人必须承担招揽广告的工作。这项工作困难重重。首先，广告难拉。且不说热面孔对冷面孔，经常是跑了十家有九家不成。其次，播音艺人间的广告竞争激烈。特别是抗战时期，民营电台数量增加，播音艺人人数众多，拉广告时彼此倾轧、相互压价，结果两败俱伤。

第四，找电台、买钟点。由于播音艺人不是某个电台的专职播音员，因此他拉到广告后，就必须找合适的电台买合适的钟点播出。电台有大小，钟点有好坏。大电台，不仅电费昂贵而且好钟点根本买不到；小电台，影响力小，商家又会不满意。因此，找合适的电台、买合适的钟点，常成为播音艺人的苦差事。通常电台的电费是不能拖欠的，必须预付，但商家的广告费却常常拖欠。如果遇到运气不好，商家关门破产了，拖欠的广告费就得由播音艺人自己掏了［13］。

第五，播广告。播音艺人为讨好广告主，常无视稿件的真实性，竭力渲染。广告主“拟就耸动听闻之播音底稿，交播音者从事宣传。播音者更为见好于委托客家，画蛇添足，予以渲染，因此一般盲于目而不盲于耳之听众，均不免于受欺。”广告播音内容不公正，“诋（只）赞自厂出品；攻计（讦）他品短处。”播音节奏太快，“每当一档节目完了，报告员很快地上去说另外一家商店的广告，之后，才放去了麦克风，介绍下一档节目。他们每秒钟能叫至少十五个单音节的字呢！”

第六，创作节目。播音艺人演播的娱乐节目除了代代相传的节目外，有很多是自己原创的。如播音艺人中的滑稽演员，与那些较为正规的、照本宣科的艺人不同，他们纵横捭阖，嬉笑怒骂，许多节目是自编自演甚至即兴创作的。1948年，由于物价飞涨，上海私立中小学校开始向学生收费补贴教师。播音艺人筱快乐、沙不器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滑稽节目予以批评，接连几天在电台中播出，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3　专职、兼职播音员工作内容的差异

从上述分析看，民国时期上海民营电台专职播音员与兼职播音艺人在工作内容上既存在相同点又存在明显差别。相同点体现在两者都是电台播音不可缺少的主力，都承担着广告播音的任务，明星播音员和明星播音艺人都会提升电台节目的影响力、提高收听率。两者间的差别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播音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兼职播音艺人一般从事娱乐节目的播音，几乎不涉足教育、新闻节目的播音。专职播音员主要从事节目介绍、播报台号、电话点播、实况转播等工作。

其次，工作的繁重程度不一样。兼职播音艺人的工作显然比专职播音员要繁琐得多。他们不仅要创作节目，负责节目的送审报批，还要拉广告、找电台、买时段。此外，许多播音艺人常常同时在不同的电台买有时段演播节目。因此，“居然会有八九档节目，一天到晚，忙得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专职播音员尽管工作也繁重，但因固定受佣于某家电台，工作时间、薪酬收入和工作内容相对稳定，所以工作负担和工作压力也相对较轻。

最后，从播音工作的社会反响上看，兼职播音艺人的反响较差，经常成为社会各界批评的对象。不少播音艺人播音随意，“似乎多半是痰迷专家，终年患着伤风咳嗽，时常把咳声和吐痰声播送出来，让听惯咳嗽吐痰声的本国听众随时可以听见。”语言粗俗，“滑稽艺人的最大坏处，就粗俗的口头语，滚你娘格蛋一类卑鄙说白几乎成为每一档滑稽节目的药料甘草。”说白啰嗦枯燥，唱词老套。“但是近来的滑稽，也似乎有每况愈下之势，说白不但不诙谐，反是噜苏讨厌；唱词不但不精彩，反觉老调刺耳。”播音艺人的播音社会反响差究其原因在于：“播音艺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又长期生活在落后的圈子里，接触那些内容陈腐形式没落的旧艺术，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旧的意识，他们的演出充斥着庸俗的趣味。”

［1］郭镇之.传播论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32，37.

［2］龙伟.新的“明星”：民国广播播音员的职业生态与社会生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4）.

［3］上海市档案局，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244，300-306，487-488，730，753.

［4］张芝.从民营电台到人民电台［N］.文汇报，2009-10-27（11）.

［5］上海音像资料馆.老广播人口述历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81.

［6］唐霞辉.那些美丽忧伤的过去［J］.播音天地，1949（6）.

［7］邵玉华.报告员的生活［J］.大声无线电半月刊，1947（3）.

［8］俞子夷.谈广播节目［J］.中国无线电，1934（9）.

［9］浦姿修.播音台与播音者之自觉［J］.上海无线电，1938（18）.

［10］凤娇.播音员应知之点［J］.上海无线电，1938（24）.

［11］新亮.上海的播音界［N］.申报，1938-11-29.

［12］柳絮.无线电听众的烦闷［N］.申报，1938-12-15.

［13］浦姿修.滑稽节目应速猛省［J］.上海无线电，1938（26）.

该文为“暨南大学2014级优秀本科推免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研究项目“民国时期的民营广播播音员研究”的研究成果。

王灿（1992-），女，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