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如何“翻”出去

2015-03-03 12:05采编
上海采风月刊 2015年8期
关键词:译制片译制字幕

采编/本刊记者 陈 雷

中国电影如何“翻”出去

采编/本刊记者陈雷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看西洋镜”,汲取西方经验。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开始采取走出国门、寻求合作发展的主动姿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然从学习者、倾听者,悄然转身为国际舞台的倡导者、倾诉者。中国电影人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也正在努力尝试“向世界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把中国人的价值观、软实力,通过文化的、娱乐的方式轻柔愉快地推向世界。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

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可谓功不可没。从体量上看,中国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电影电视产量大国,去年,中国生产了600部电影,收获50亿美元票房,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但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中国电影进入世界各国商业院线放映的数量仍十分有限,在世界级电影节上获奖的数量相对而言也不多。所以总体而言,中国电影的“世界影响力”与它产量“世界第二”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当然,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步履维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历史文化差异、故事表述方式、国际市场视野、营销推广技巧、译制水平等。

最近,作为首个由中国发起以影视译制合作为专题的高级别国际会议“2015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办。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文化专家、影视工作者,就加强中外影视作品互译、扩大译制片海外交流覆盖面、提升中国影视作品赴海外译制质量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译制有传统,输出曾失败

电影译制曾经是上海辉煌的一面旗帜,这并非仅仅指“文革”后上海译制片厂译制配音的那些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译制片。自打有声电影进入上海以来,作为曾经的“东方好莱坞”,上海是各国文化输入流通的港口,也曾经是海外电影的重要码头。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李亦中介绍说,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在翻译上就已经十分发达。在中国现存最早的故事片,1922年张石川所拍摄的《劳工之爱情》的资料研究中就发现这部电影曾经被配上了双语的字幕。1934年上海共引进好莱坞影片345部,几乎可以说好莱坞全年生产的电影都“倾销”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总共有19家影院专门放映美国电影,电影均配有翻译。1939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都配有专门的同声传译。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的17年里,由于外交原因,苏联电影开始占据大半江山,国有译制片厂的崛起让海外电影进入译制片时代,人们开始通过配音艺术欣赏电影。

而中国电影的走出去则是从电影节开始,张艺谋《红高粱》等走出国门也说明中国电影不断推进、向前发展的大势所趋。而2002年电影《英雄》则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文化输出,在国际上超过8亿元的票房成绩至今没有其他国产电影能够超越。但更多的国产商业电影却在海外发行上受到种种限制,上海译制片厂前厂长、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表示,早年的上海译制片厂也曾经承接过包括《舞台姐妹》等国产电影的外语翻译工作,但输出海外后口碑并不理想。“那个年代说实话有我们的限制,老一辈人所了解的英语其实是‘殖民地英语’,译制片所讲求的‘还原’无论是外翻中还是中翻外要求是一样的,但我们的水平确实没办法顺利进入到他们的语言习惯中,因此那个年代的文化输出在翻译上可以说是失败的。”

武侠片受宠,翻译影响小

李亦中在研讨会上也谈到了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日益发展,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电影被输入多、输出少。而现场多位在海外从事华语电影推广工作的业内人士也表达了他们工作经验中因为译制环节的缺失而遭遇的尴尬和遗憾。

曾在法国策划胡蝶、费穆等经典电影人回顾展的高醇芳谈到,中国影片到国外去,第一,字幕翻译很重要,因为外国人需要通过字幕了解影片。“但现在中国的制片对字幕普遍不重视,我们觉得很辛苦。”高醇芳记得,2004年第一次举办展览的时候与广电合作,她要求在做成字幕之前核对一下翻译,“当时我以为修改一下就好了,结果翻译的稿子一塌糊涂。每一句都要修改,每一句都不地道。”

而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则更加曲折,“少数民族电影到我们法国,翻译是从藏文或者蒙文,到普通话,再翻译成英文,再到法文,过程中意思损失了很多。我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应培养少数民族的翻译员,从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成各种外语。”

与高醇芳有类似遭遇的澳大利亚国际华语电影节主席宫岚微从2009年开始在澳大利亚推广华语电影,居然一些比较深沉的文艺片观众能够获得共鸣,而在国内反响更好的商业片却反应冷淡,经过交流后他们发现,是翻译环节出了问题。“更深层的情绪可以理解,但生活化的语言如果没有翻译好反而会造成接受方面的障碍。”

多年来,华语电影在海外输出得最好的始终是武侠、功夫的类型,李亦中称这同样与译制脱不了干系,“因为功夫片的类型是受翻译影响最小的,观众只要看动作就可以了。而诸如冯小刚这样的喜剧片,脱离了他的本土语境,在海外就很难引发共鸣。”

功夫片的类型是受翻译影响最小的,观众只要看动作就可以了。而诸如冯小刚这样的喜剧片,脱离了他的本土语境,在海外就很难引发共鸣。

培养翻译人才,转型双向译制

与会现场,可以看到许多操着流利中文的外国人。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中文基础,也有中国电影的翻译经验。但要译制好一部电影,对于文化和语境的了解尤为重要。土耳其译制片导演阿里·阿狸考克从自己的经验谈到当外国电影翻译到土耳其时,为了估计电影的本土化产生的共鸣,有时会将原片中的语意做一些“意译”的处理,打破原本话语的顺序或结构,有时会融入当地土耳其人更容易理解的事物。来自越南的影视译制工作者黄宗国表达了经过本土化翻译的影视剧在当地收到的良好传播效果。已经翻译过包括《我知女人心》《人在囧途》《唐山大地震》等电影的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教授娜纳赫德·阿卜杜拉·易卜拉欣·希夫尼表示,自己在过去五年已经组建了超过20人的团队,团队中的人除了具备优秀的中文水平,也与当地的专业公司签订协议,由专人培训关于影视字幕方面的技术,同时也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提供文化和电影翻译技术上的培训机会。

卢燕、乔榛、奚美娟等中外影视界人士用多种语言发起《中外影视译制与传播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各国通过发展译制事业增进文化交流。

借由此次译制研究班的平台,包括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与约旦中东传媒公司的合作项目《南海一号》、上影集团与美国Didio公司合作项目《西藏天空》、上海文化五岸传播有限公司和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合作项目等6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研讨会期间,自述将一辈子都投身译制片事业的乔榛表现得十分感慨,“我们中国的译制片曾经辉煌,但是一度萧条,被冷落,如今有这样一个平台出现了,感觉到又被人关注、又被人重视了,而且有信心要把译制片重新振兴起来,我特别的高兴。”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则在谈到上海译制片厂的规划时提到,未来译制片厂要向“双向译制”转型,除了翻译引进电影之外,也要培训一批人将中国的影视作品推广出去。

喜欢的电影一定能翻译好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纳赫德·阿卜杜拉·易卜拉欣·希夫尼在会议中作了以“埃及对中国电影的翻译经验”为主题的发言。她认为高水平的翻译对于推广中国电影是极为重要的。

她拥有一个翻译中国电影的团队,由中文系的在校生和毕业生组成。团队成员需要有良好的汉·阿翻译的水平,同时必须具有良好的语感。汉语和阿语有很多不同之处,译员们需要掌握不同的表达方法。希夫尼要求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翻译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就无法恰当翻译。

希夫尼还谈到她的团队独特的选择中国电影的方式。她说,从一开始我就让我的团队成员上网自由选择喜欢的电影来翻译。因为首先我相信年轻人的兴趣和眼光,相信他们会选择有意思的电影,或者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品;其次,他们自己选择翻译对象,一定会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

选好电影后,希夫尼的团队会集体讨论,就电影的艺术价值和翻译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开始分工。每个译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翻译,在此过程中希夫尼跟团队成员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讨论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并帮他们解释特定的历史文化问题。

希夫尼的团队从2012年开始翻译第一部中国电影《我知女人的心》,后又涉猎剧情、家庭、历史、喜剧、灾难等不同类型的中国电影,如《假装情侣》《人在囧途》《单身男女》等。希夫尼还特别感谢驻埃及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给予她们团队的帮助——组织放映他们翻译的电影,举办座谈会,并为译员颁奖。希夫尼曾于今年5月9日在中国驻埃及使馆文化处和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一带一路”座谈会上介绍过她翻译中国电影的项目。

字幕翻译应该按照嘴唇的动作来做。当画面结束的时候字幕也应该结束,不能画面已经停止但是字幕还在继续。这是字幕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字幕应该按嘴唇动作来翻译

中德自由翻译家、汉堡大学汉学硕士郝慕天女士不仅从事文学翻译,也进行电影翻译。谈及从事翻译工作的缘由,她说,我读汉学和东洋艺术史、西洋艺术史。对中国古典文化、古诗之类很感兴趣。她从事电影翻译的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她曾为张艺谋的《红高粱》做过翻译,后来又替上海电影制片厂做翻译工作,还为柏林影展和其他影展做过字幕翻译,还曾跟各国导演有过密切合作,因而她非常了解影片的制作过程。

郝慕天女士谈到目前电影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文学翻译往往是“一个人的战斗”,而电影翻译则通常是“团队作战”,所以必须要讲配合,要赶时间。后期的剪辑、字幕制作等部门,经常会要求你加快翻译速度。

她认为,字幕翻译应该按照嘴唇的动作来做。当画面结束的时候字幕也应该结束,不能画面已经停止但是字幕还在继续。这是字幕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而且要根据眼睛可以消化得了的速度和文字量来设计字幕,字幕太长了会看不完,会漏掉。

她还提到了德国观众对于译制电影的看法。“在过去,德国人喜欢配音的电影,他们不愿意多想。配音的影片声音和字幕都是德语,他们可以专心看片子。但是我觉得打字幕是一个艺术,是尊重原作的一个艺术。最近德国人也越来越觉得这是尊重电影的很好的方法……我很清楚,我翻译整个片子,语言、影像和声音都很重要。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字幕应该得到重视。”

以德语为例,中文在简短的语句中可以包含比较多的信息,而德语表达同等数量信息则需要较长的语句和对白时间。中文短时间内对白比较多的时候,德文字幕就需要精简,英文或者法文字幕相对缩减得少些。

很多“看不懂”是翻译出了问题

澳大利亚国际华语电影节主席宫岚微过去七年一直在海外推广中国电影,她认为翻译对于中国电影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海外观众对华语电影的不良反应,通常集中在对一些较深层的文化层面的东西,他们因缺乏背景知识,完全看不懂。经过一系列的交流发现,其实是翻译环节出了问题。很多过于直白或过于字面化的字幕翻译让外国观众不能理解语言背后的意思,由此造成对白理解方面的障碍。

宫岚微两年前就开始注意到电影的翻译问题,现在那么多国际专家能在一起讨论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她认为是很大的一个进步。据她了解,SBS电视台的播放影片内容,必须经过电视台自己的翻译与审核流程,目的是保证他们播出的电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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