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高度认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本刊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2015-03-07 05:18
国防 2015年7期
关键词:一带欧洲一带一路

本刊记者

从政治高度认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本刊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本刊记者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2000~2001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出版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论中国海权》《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中国地缘政治论》《印度与印度洋》《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等著作。

记者: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引起国内国际的热烈反响和各界不同的解读,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

张文木:提出“一带一路”的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中俄战略合作面更加广阔;二是欧美关系出现裂痕,欧俄关系出现新调整;三是欧洲与俄罗斯争夺范围进一步扩大;四是美国将在中国东部地区施加更多的压力。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说得通俗点,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会有——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账房先生的视角、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外媒说我们要搞新的“马歇尔计划”,要通过“一带一路”挣大钱、要扩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要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正确义利观”下广交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做准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办了。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习主席主政中央工作以来出访了许多国家,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多在第三世界国家。

文以载道,路以载道;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我们不能将“一带一路”理解为资本和地缘政治扩张的地方,而应将它看作与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中一起创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基础准备的地方。其策略意义在于不用传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辩证方式,破解霸权压力于无形,“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是这样化解美国压力的。当时中国有“乒乓外交”,乒乓赛事不为输赢,只为友谊,特别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每次比赛结束后就会有一拨新朋友。1965年毛泽东指示外事部门:“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这话用今天习近平同志的话解读,就是要有“正确义利观”。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读了这些讲话再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就有了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2013年,习主席访问非洲,在那里明显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世界影响力。非洲朋友们对当代中国的敬仰是与毛主席、周恩来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相联系的——这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坐吃山空,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壮大这种软实力。毛主席说“友谊要靠政治”,还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同样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要义,不懂政治的帮忙会“帮倒忙”,不懂政治的帮人反而会“帮”出仇人。

如果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1和毛泽东时期中国人不图回报无私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结下友谊迄今热度不减的“坦赞铁路”2,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软实力则是支撑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上世界大舞台。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毛泽东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今天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必须看清的首要问题。

记者: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何解决对“一带一路”大战略的认识问题?

张文木: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与主权国间的关系问题。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陆运要经过一个一个主权国,而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公海好说,而主权国每一步都很难走,光铁路反复换轨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到人家主权国去修高铁,这里头投资容易收益难。投资大家都是欢迎的,但是当利益回报需要很长时期的重资产投下去后,下一步的“互利互惠”,才是我们要面对的。在这上面,一定要汲取“中东铁路”的教训,认真总结、学习和继承新中国经援外交的成功经验,考虑得更加周详。毛泽东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交朋友是主要的,不能急于求成。

有人说我们实行的是新的“马歇尔计划”,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人最怕的就是“马歇尔计划”。原因在哪呢?“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并不主要在对苏联冷战,而在于落实罗斯福生前分裂欧洲的政策,当时罗斯福欧洲政策的要义是保持“欧洲的碎片化”。

1939年,罗斯福考虑出兵欧洲抗击纳粹德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罗斯福认为当时欧洲存在被希特勒强行统一的可能,对此,美国必须出兵阻止。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考虑。他告诉同僚: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将其兼并为一体。其结果,就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让欧洲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的状态。为了保证欧洲大陆这种“碎片化”,罗斯福寻求斯大林的支持。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就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

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丘吉尔看清了美国的目的,意识到张伯伦当年的绥靖政策的“良苦用意”,真是悔不当初。当年罗斯福去世时,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有很多压力让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因而未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但同样也“有很多压力”,也“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的斯大林则与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1946年,丘吉尔发誓要搞“欧洲合众国”,推进欧洲统一。马歇尔一看,认为这不行,欧洲统一了,美国这仗就白打了,只有欧洲破碎,美国才有从容的地缘政治环境。为此,马歇尔在丘吉尔要利用欧洲经济危机对其实行二次统一的当口,撒下一大笔钱,就像在欧洲“骨折”长好前,及时涂了一层“黏合剂”,其后果是提前将欧洲版图的破碎性固化了。

当时美国的目标造成了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陆两翼破碎。保障后者目标实现的就是美国与苏联、英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把中国一分为二。但是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下,他们分裂中国的图谋最终破产,1949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今天某些人还要提“马歇尔计划”,其目的是再度引起相当一些欧洲人内心的隐痛:2008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时,他们想利用这次危机将小国主权中的关键部分收入欧盟,就不再愿意让诸如冰岛、希腊等小国接受欧洲以外的金融援助,其原因就是出于“马歇尔计划”让他们体会到的那段撕国裂土的历史。

第二,如何认识“一带一路”阻力和风险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再西开丝路,可能俄罗斯会碍事。但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对通畅的时期主要集中在汉唐两朝,汉唐在这一路面临的风险是匈奴和突厥南下及来自中亚的“黑衣大食”东进的压力。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大漠地带的控制往往是鞭长莫及的。在俄罗斯东进之前,填补这一真空地带的一直是匈奴、鲜卑、突厥等马上民族,唐时西面更有“黑衣大食”东扩的压力。俄罗斯由西而东过来后,我们的丝路基本中断,但另一方面,西北的匈奴问题、突厥问题甚至中亚类似今天的IS即“伊斯兰国”的威胁也基本解除,北方草原马上民族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被俄罗斯挤压到东北。明朝之后,中国南方海上压力日增,其北方政策考虑得更多的不是独控,而是让谁填补这块战略真空地带更有利。今天我们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国在东部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我们无力单独应付西面的战略压力,这正如俄罗斯在西面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无法单独应付东面的战略压力一样。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丝绸之路上彼此都会有“老九不能走”3的需要。

前一阵,习主席访欧,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我们一幅地图。这个地图有明显的战略指向,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北方俄罗斯。当时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临着俄罗斯进逼,它当然希望我们在东部对俄造成牵制;但中国不会在中俄合作问题上不顾大局,重犯王明式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重犯三国东吴因贪荆州小利而造成吴蜀两家双双败亡的错误。

推进“一带一路”要有辩证思维,辩证法讲究的是矛盾转变,将阻力变为动力,将风险转化为机遇。斯诺曾问毛泽东为什么搞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在哪里发表声明,并开大会声援,帝国主义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点空话,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资源。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如果没有控制南北纬30度海域的力量,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大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记者:请您谈谈“一带一路”对整个亚洲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文木:“一带一路”会成为维系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可靠纽带。两百多年前,欧洲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假如我们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当代中国学者杨镰先生在为美国学者亨廷顿《亚洲的脉搏》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出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考相吻合,他说: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需要一个坚强的可靠的心脏。

与欧洲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形势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中始终保持着主体和中心地位,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如果说中国是支持亚洲脉搏跳动的“可靠的心脏”的话,那么“一带一路”将是维系并滋养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脉搏和纽带。

“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中国能始终保持其不竭的生命力及其在亚洲的“心脏”地位的理由何在呢?在于我们有节制的哲学和世界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唯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老子向我们传达出的“天下式”也是中国人治国理政的范式,其精义在于节制、守一和舍得,在于可消化和可持续。“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乃守中之国,福国也。“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中,中道也。郭沫若说“平康正直就是所谓中道”,当然它也是中国人坚守的治理国家和治理世界的大道理。

东方古代“守中”“节制”等的认识范畴在毛泽东这里经过革命化的改造,转化为“不称霸”的理论和实践。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长征时期作的《念奴娇·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这说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已考虑到未来新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再走帝国主义老路,不搞世界性扩张的国家发展道路。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注意到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在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教益的。只要我们坚持有限哲学,不搞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多极化世界转变。

“一带一路”重在交友,朋友之间可以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但起码要有共同的话题。昨天我们搞“世界革命”,可以经济援助——有许多还是无偿援助,但不出兵,由此团结了第三世界;今天我们实行“一带一路”,搞经济建设,提出了“有福同享”概念,其中自然也就暗含了“有难同当”的共同话题。

只有为别人考虑并留有余地的人,才能广交朋友。今天中国发展了,我们的姿态要因此放低一点。友谊第一,利润第二,财大不可气粗。未来的中国决不能再重走英美帝国全球化扩张的老路,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在社会主义,我们要汲取中外历史教训,用丝绸之路联起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再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环境。如此,中国就可以行稳致远,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为中国赢得明天的荣光。

注释:

1.1896年12月,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一条铁路被正式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民国后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当年俄国修建“中东铁路”的出发点也有帮助中国之意,但由于其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直到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国仍就此存有龃龉。

2.1967年9月,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3.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文革”中,有人将知识分子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这句台词,深有感触地说:“老九不能走。”

(责任编辑:何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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