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特点及意义

2015-03-08 02:21郑凯歌
华中学术 2015年1期
关键词:笺注年谱玉溪

郑凯歌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论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特点及意义

郑凯歌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李商隐研究已经有十一个世纪的历史,民国之前的研究成就主要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形式上传统研究范式的建立。民国时期的李商隐研究继往开来,融合中西,以新的视角承接和审视传统研究,在内容上拓展了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启示了现代学术研究,较好地完成了从传统学术研究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过渡与转型。

李商隐研究 民国 旧学 西学 转型

李商隐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负盛名的作家,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诗人。自唐以来,他和他的诗文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毁誉路,直到民国,学界研究以千年的积累与沉淀为土壤,汲取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心理学的外来养料,终于生长出一棵垂挂老果、嫁接新枝的春树,赋予李商隐研究以继往开来的价值。本文旨在探索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这种新旧交接、中西交融的特点,尝试解答现代学术研究酵素的一些问题。

一、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历程

民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变期,也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李商隐研究大致走过三个阶段的历程。

首先,西学的大量传入,打开了学者的思维和眼界,同时,又激发了旧式学人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留恋与留守。就李商隐研究而言,1917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发行冯浩的线装石印本《李义山诗笺注》六册,昭示着李商隐研究的春天;1922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抄本《李义山文集》五卷,同年又出版发行刻本《李义山诗集》五卷,为李商隐研究提供了足够的文本资料;1926年,上海崇古山房刊行线装八册《冯注李义山诗集》第六版;1937至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发行冯浩笺注的《李义山诗文全集》全四册,包括《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书前有序文多篇、53页的《玉溪生年谱》,以及“赠诗”和相关诗话。对李商隐诗文集的再版刊行贯通民国始终,并愈趋完备。

伴随着李商隐诗文作品的再版刊行,以民国前期为主,学界出现了一批考证性的研究成果。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是民国时期较早的考证本类研究著作,共有四卷,最初收于藏书家刘承干的《求恕斋丛书》,1917年,由南林刘氏求恕斋刊刻发行。该《笺》以冯浩《玉溪生年谱》为底本,又参考清末钱振伦、钱振常编辑的《樊南文集补注》,以及《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新书》《通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唐会要》《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全唐文》《元和郡县志》《水经注》《金石录》等众多史书、类书、诗文集等,用旧学考据的方法,编订李商隐的行年。1925年9月,《晨报副刊》先后发表刘大杰的《李义山生卒考》和《李义山家世考略》。1926年,《东方杂志》发表了心史《李义山锦瑟诗考证》。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苏雪林的专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20世纪30年代后,李商隐研究更多地转向对其作品的阐释和对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阐论。1933年,《学风》杂志先后刊行张振珮撰写的《李义山评传》上、中、下篇,评定李商隐及其诗文成就。1934年,《复兴》发表李平宇撰写的《读李义山诗》。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分两期发表朱偰的《李商隐诗新诠》和《李商隐诗新诠(续)》。同年,《协大艺文》又发表严叔夏的《纪批李义山诗之商榷》。1938年,《金陵学报》发表佘贤勋的《李义山七律诗研究》,研究对象由整体诗作趋向分类作品。1942年,《同声月刊》发表玄修的《说李商隐》,综述宋元明清对李商隐诗的评述。1943年,《思想与时代》发表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该文不但阐论李商隐诗的特点和渊源,而且界定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李义山出,复专力作律诗,用李贺古诗象征之法于律诗之中,遂于杜诗之外开一新境。”[8]又说:“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9]其论确当而有新意,表现出大文学史的观念。

要之,民国时期的李商隐研究以文本的多次刊行以触发源,大致走过了行实与作品的考证、作品解读和作家地位评定这样一个历程。考证有对其一生行年的编订,也有对其诸如生年、家世这样单一、具体内容的考证;阐释亦然,有对其整体诗作的阐论,也有对某一类作品或单篇诗文的解读,还有对李商隐其人在中国诗歌史上和整个文学史上地位的评定。但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内容和形式,民国时期的李商隐研究都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的研究特点。

二、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特点

民国之前,李商隐研究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研究形式上以选本、词话为主,在研究内容上以整理李商隐诗文集、考论其生平事迹、阐论其诗文作品为主。如宋代,杨亿等人因喜爱李商隐诗而对其收集、拟作。这一方面提升了李商隐诗的名气,为李商隐研究提供了文本资料;另一方面,又因一味模拟李诗中旨意遥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的一面而招致后世诟病。选本如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选录李商隐乐府诗、洪迈《唐人万首绝句》选录李商隐绝句、周弼《三体唐诗》选录李商隐律诗和七绝、姚铉《唐文粹》选录李商隐的赋和古文,元代元好问《唐诗鼓吹》、方回《瀛奎律髓》选录李商隐诗等。诗话如宋代范温《潜溪诗眼》、蔡居厚《诗史》、黄彻《溪诗话》、姚宽《西溪丛语》、葛立方《韵语阳秋》、阮阅《古今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洪迈《容斋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元代范梈《木天禁语》,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杨慎《升庵诗话》、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和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另外还有影响深远、形式独特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以诗论的形式评论李商隐诗的特点。但这些选本和诗话基本都不以李商隐诗文为主要内容,只是间有涉及李商隐及其诗文,毁誉不一。直到清代,终于出现了李商隐研究的专著,于内容和形式都有一定的开拓。如年谱方面,出现了朱鹤龄《李义山诗谱》,为李商隐年谱的开创之作;冯浩《玉溪生年谱》则为清代李商隐年谱中最为详实者。诗文注释方面,承明末清初释道源对李商隐诗的笺注,又出现了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徐德泓、陆鸣皋合解的《李义山诗疏》,徐树谷、徐炯的《李义山文集笺注》,程梦星的《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以及沈厚塽辑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与朱鹤龄笺注的《李义山诗集辑评》和姚培谦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等。诗话方面,屈复《玉溪生诗意》、纪昀《玉溪生诗说》、陆昆曾《李义山诗解》等均为专门评说李商隐诗的著作。同治三年(1864年),钱振伦、钱振常两兄弟从《全唐文》辑录新发现的李商隐诗文二百余篇,编成《樊南文集补注》,为李商隐研究补充了重要的文本资料。清代研究成就的取得,既与前代研究成果的积累有关,也是朴学兴起的结果。

综观民国之前的李商隐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上,如诗文的辑佚、年谱的编订,形式上也局限于选本和诗话。这一方面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文本、形式和方法上的参考,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年谱方面,朱氏记录李商隐行迹自二十余岁始,简略有过,又多缺漏和讹误;冯氏《年谱》的详备也是相较清代其他诸家而言,且舛误之处不胜枚举。选本和诗话方面,以李商隐诗文为唯一内容的著作寥寥,所论多袭前说,甚至带有“道德”成见和“西昆体”的株连;研究形式方面,多局限于年谱编订、诗文选本和相关诗话等几种。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于扩展性和拓展性方面均有质的发展,表现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性。

首先,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表现出对旧学的传承和对新学的吸收。对旧学的传承主要是在文本、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有的是纯粹的旧学,如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内容上承袭清人对李商隐年谱的编订,方法上沿用传统的考据。张尔田《李义山诗辨正》以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为底本,批评纪昀、何焯、朱彝尊等前人对李商隐诗的解读,对其中的“误解”“误读”作出拨正。如纪昀认为《街西池馆》“后四句不甚可解”[10],张尔田回应:“街西池馆疑是李执方京邸所居。执方为茂元妻属,‘太守’句指执方,‘将军’句指茂元,结则言蒙其厚廪,栖托于此也,诗意尚不难解。”[11]纪昀评《柳》诗“意格甚卑”[12],张尔田反驳“此亦艳体应尔,纪氏以一己臆创之意格绳之,宜其以为佻薄也”[13]。纪氏评《槿花二首》(其二):“前四句亦不成语。五六亦不是槿花。七八小有意。”[14]张尔田辨正:“五六二句空际传神,前四句烘染鲜丽,盖有托寓,意不在槿花也。纪氏评语太泥。”[15]并指出:“二篇盖自伤一生交谊之乖而作。以槿花命题者,初从桂管归,假以自比也……槿花朝荣暮落,借以自比从前助之登第,今乃陈情不省之慨。且新从桂管归,《转韵》诗已云‘朱槿花娇’矣,故寄意于此,深处真不易测也。”[16]这个时期的研究也不乏与西学融合的成果,如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苏雪林这位从旧学走出来的新时代女性,她不仅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而且有留学法国三年学习西方文学和绘画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在题材上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在表现手法上广泛运用暗示、象征、烘托、对比、意象等,这些都深刻影响了苏雪林的思想观念和研究视角。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一书中,她质疑《圣女祠》《可叹》《一片》《无题》等诗是李商隐身世遇合的寄托和对他人的讽刺,认为这是李商隐对自己恋爱对象之一即女道士的吟咏,只是他用了怪僻的文词和典故来故意炫惑读者,以掩盖他的浅陋。她甚至说李商隐的诗,除了一部分之外,其余都是极为香艳缠绵的爱情诗,而他之所以采用这种隐晦的表达方式,是因为他的恋爱对象都是不寻常的女子,他不敢、也不可以明确表达。因而她在《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自序》这样写道:李商隐和宫嫔的恋爱是事实,“不过这些事实被他故意埋藏了,却又安置了一定的标识,教人辨认”[17]。这些明显接受了现代派文学写实、象征、浪漫和表现主观世界的创作特点,但所用方法以旧学的考据为主,首先把李商隐的一系列诗歌定为爱情实录诗,然后考证李商隐的爱情事迹,得出其四类恋爱对象:女道士、宫人、妻和娼妓。

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又一主要特点在于对“史”的强调。民国学术重视史学,即使是文学研究,也笼罩在史学的氛围中。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以诗、文证史、坐实诗意,如考证李商隐生年,据李商隐《仲姊志状》《祭仲姊文》《上崔华州书》《娇儿诗》;其在《玉溪生诗评·卷首总评》中写道:“唐代诗派,李、杜、王、韦、元、白、温、李诸贤,流别各不相同,而皆能自成一家,此正特立独行之哲,异乎依傍门户者也。义山非不能为李、杜、王、韦,而所以自开一派者,则其意固有在矣。且《集》中香奁居多,源流尤为直接楚骚。纪氏于诗,只知有李、杜、王、韦,又不喜香倩语。点勘此《集》,任意雌黄,是必使义山改其面目,貌袭李、杜、王、韦而后已。若然,则玉溪一《集》,尚能独传天地间耶?”[18]从整个诗歌史的角度论述李商隐诗的价值与地位。张振佩《李义山评传》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李商隐诗。缪钺《论李义山诗》阐论李商隐,指出“李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曩哲,极似屈原”[19],讨论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体现宏观的文学史观。从史学方面研究文学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对文学史料的整理也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民国时期的很多文学研究被湮没在史学之中,成为史学研究的奴婢,过犹不及。张尔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就表现出对李商隐诗意蕴涵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有时过分强调诗证,有些狭隘地理解了李商隐诗的比兴寄托。

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对西学的吸收偶有过量。如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过分重视西方现代派文学暗示、象征的表现手法,表现出较多的牵强附会的考释。考证“义山与女道士之失和”,文中写道:“义山与所恋爱的女道士曾有失和之事。《碧城》七律三首很可以教我们看出一点痕迹来。”[20]接下来又写道:“这三首诗,还是义山与女道士恋爱的哑谜儿。”[21]“很可以教我们看出”“还是……哑谜儿”之类表达,显现出“假设前提”的不确定性。即使索隐其他诗文、征引《旧唐书》等史料,所用材料也不能很好地建构论证的“内核”。再如考证李商隐与女道士之失和:“女道士之厌弃义山或因他言语不慎,所以义山有‘武皇内传分明在莫知人间总不知’的辩护。或者因女道士介绍义山入宫,义山便和宫嫔发生恋爱见异思迁,爱情不能专一,致为女道士所薄。”[22]多个“或者”的使用,同样设障了“假设前提”的可确性。

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李商隐研究表现出的对旧学的继承与批判、对新学的接受与化用,这些特点都是其他历史时期不具备的,从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三、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对西学的引进、吸收,使得民国时期的学术呈现出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特性。李商隐诗文集的再版再印不仅保存了文本文献,而且扩大了李商隐作品的传播,引发了学界对其人其作的再度关注,促进了李商隐研究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及深远的现代意义。

首先,该时期考证类论著奠定了李商隐研究中一些基础性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以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为代表的年谱著作不仅在旧学与新知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而且为后世贡献出一部较为完备、准确的李商隐年谱。缪钺在《论李义山诗》中指出:“近三百年,治义山诗者近十家,大抵皆以论世为逆志之具,进而探求其托意之所在。就中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及张孟勋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两书,旁搜远绍,精密详核,用力最勤,成绩最佳,而张书尤为后来者居上,于义山诗中微词深旨,十得七八。吾人今日读义山诗,关于知人论世方面,多可凭借成书,无劳再多作艰苦之探索。”[23]评定甚允。同时,该书从正史、野史、作家自己和他人诗文集等诸多方面考察谱主行年的方法也为后世的考证研究扩大了视野。其具体、细致、专业的考证又纠正了一些旧有资料记载的舛误,补充了新、旧两《唐书》于文、武、宣三朝的史事。其从谱主心迹切入对其行事和诗文进行考索、“原其心”的研究方法也启发了现代研究的视角和关注点,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阐发诗人的心灵;吴晶、黄世中合著的《古来才命两相妨 李商隐传》,从李商隐诗的文本出发,曲探心迹,来寻觅诗人的一生,都可以说传承张氏《会笺》。而其对李商隐生年的考定和对李商隐与“牛李党”关系的考证,则有助于对李商隐身份的认定。身份决定主体行为和人物关系。这又从方法论上为未来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指向。新中国成立后,刘维崇的《李商隐评传》、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李商隐传》、刘学锴的《李商隐传论》等,都首先强调对李商隐身份的考述;刘学锴、余恕诚合著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全五册),是对李商隐文的编年,也是对李商隐年谱的一个重要补充。

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出版就因其鲜明的反传统思想受到多家关注,如《狮吼》于1928年复刊第4期刊登《介绍批评与讨论:(一)〈李义山恋爱事迹考〉,雪林女士著》,张荫麟《学衡》于1931年第74期发表《文录: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附录: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图书季刊》于1947年第3~4期刊登《新书介绍:玉溪诗谜(原名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苏雪林著)》。尽管各家毁誉不一,却共同见证了《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的石投湖心效应。1937年,朱偰发表《李商隐诗新诠》,论证所用诗例和具体解释和苏雪林有区别,但基本观点正与苏雪林切合,也认为李商隐与宫嫔、女道士有恋爱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李商隐爱情诗的研究成果,如刘开扬《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赵景波《千古诗谜解码 李商隐爱情诗析萃》、刘静生《李商隐爱情诗觅踪》、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等。而吴晶、黄世中的《古来才命两相妨 李商隐传》,在第二章第三节的目录列表中直接写道:“李商隐沿筝声寻过去,转过小楼,楼边上一泓池塘。池边石头旁站了一位少女,依然穿着薄薄的纱衣,在月光下飘飘宛若有仙气,一回头正是宋华阳。”[24]直接使用苏氏对李商隐恋爱对象宋华阳的考订。

其次,以张尔田《李义山诗辨正》为代表的阐释类论著,以前人对李商隐诗文的解读为基础,或做补充阐述,或为驳论,不仅传承了“笺注”这种传统的诗文研究方法,繁荣了李商隐诗歌解读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对前人对李商隐诗文的偏度阐释或伪阐释作出驳正,为更客观、公允地认识李商隐诗歌成就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刘学锴、余恕诚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刘学锴的《汇评本李商隐诗》,都是对李商隐诗解读的总结。2009年,黄山书社出版黄世中的《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共五册),则是对李商隐诗笺注作了进一步的详细疏证。颜崑阳的《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又是对其诗笺释方法论作出的研究。

再次,从史学的角度关注和研究李商隐及其诗文,为重新认识和客观评价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有力的保障。民国之前,对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以“西昆之祖”和“得杜藩篱”为主流,片面而偏激。张尔田和缪钺等人从新的角度重新阐论李商隐诗的渊源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为后世李商隐研究指出了探讨其诗歌特色与诗歌史地位之关系的一条新路。新中国成立后,葛兆光、戴燕的《晚唐风韵 杜牧与李商隐》,王永宽、尚立仁合编的《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研究》,刘学锴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米彦青的《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吴荣富的《李商隐诗用典析疑》,都是对其诗特色和影响的研究;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合编的《李商隐资料汇编》,则为唐至近代的李商隐资料的总结。

总之,民国时期的李商隐研究对文献的保存与延续、研究内容和形式的拓展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都对新时代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发。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但如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谈论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所指出的那样,研究方法有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前者“包括部分相互关联的一套如何变化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形’,如何修改、矫饰‘可反驳的’保护带的提示或暗示”[25],后者“明确表达或甚至发明‘辅助性假说’,在‘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再用否定后件推理使这些辅助性假说改变方法”[26]。即或者提供能够有效证明某种理论或假说的事实或文献以证实,或者通过提出某种具有反面意义的“辅助假说”,通过证伪来巩固其“硬核”。诚然,科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所提出的某些理论或假说得到事实的客观支持,也包括受到事实的客观反对。民国时期李商隐研究中为后世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学术价值。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7页。

[2] (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8页。

[3] (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8页。

[4] (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8页。

[5] (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8页。

[6] 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页。

[7] (清)叶燮:《原诗》,外篇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8] 缪钺:《诗词散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9] 缪钺:《诗词散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10]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11]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12]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13]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14]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5页。

[15]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5页。

[16] 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5页。

[17] 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1页。

[18] 张尔田:《玉溪生诗评》,《同声月刊》1942年第11期,第6~7页。

[19] 缪钺:《诗词散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0] 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23页。

[21] 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23页。

[22] 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24页。

[23] 缪钺:《诗词散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4] 吴晶、黄世中:《古来才命两相妨 李商隐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

[25] [匈]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欧阳绛、范建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9页。

[26] [匈]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欧阳绛、范建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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