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人员幸福感的内涵、研究意义及影响因素

1.100730,北京协和医院党政办公室；2.030006　太原,武警山西总队医院医务处；3.030006　太原，武警山西总队后勤部卫生处

医务人员幸福感的内涵、研究意义及影响因素

王子姝1，乔继文2综述任德玉3审校

1.100730,北京协和医院党政办公室；2.030006太原,武警山西总队医院医务处；3.030006太原，武警山西总队后勤部卫生处

【关键词】医务人员；幸福感；影响因素

【中国图书分类号】R192

1内涵

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有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两种研究范式。前者关注自我实现和人生意义，认为幸福就是人们与真实的自我和谐一致。后者关注人的情感体验，认为幸福就是快乐，是积极情感相对于消极情感体验的优势。随着研究的发展，对幸福感的界定呈现出不同理论框架的整合，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幸福感视为一个主观与客观、快乐与意义、发展与享受的统一体。国内学者探讨的医务人员幸福感涉及上述两种内涵，包括研究医务人员在从事其职业时自身需要得到满足、理想得到实现所获得的持续快乐体验，以及医务人员对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2研究意义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救死扶伤的职业群体，以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和医院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本，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是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和医院管理者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医疗行业是一项集科学、知识、服务等为一体的高风险、高责任、高专业化和高人性化的职业，这样的职业特征容易使医务人员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1,2]，容易出现情绪衰竭，影响身心健康、工作满意度，直接关系到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发展影响，医院各项业务考核指标和激励机制都围绕经济效益，倡导的人文关怀更多体现为“患者至上”、“以患者为中心”，较少关注医务人员的个人发展和情感需求，导致医务人员逐渐成为心理问题困扰的高发人群[3]。近年来，随着新医改不断深入推进，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日益受到关注。许多研究通过探讨医务人员个体因素、职业角色、工作压力、工作环境等与其幸福感的关系，了解医务人员对其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为减轻医务人员职业压力、增强身心健康提供新思路，为完善医务人员队伍管理机制，促进出台更多惠及医务人员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3影响因素

影响医务人员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体自身因素，如各项人口特征变量及个性特质；二是职业外部因素，包括工作负荷、职业回报与支持等。

3.1个体因素

3.1.1性别何振等[4]研究得出，女性医务人员的幸福感高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提升以及女性医师社会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强化了她们的工作动机和成就感。姜文静等[5]调查也发现，女性护士的幸福感高于男性护士。这可能是由于男性从事护理工作的收入未能使其在家庭经济收入中处于主导地位，且社会对男护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所致。但苏丽惠等[6]研究得出，男性医护人员的总体幸福感高于女性。苗元江等[7]研究发现，男女幸福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性别对医务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尚无定论，可能存在中间变量。

3.1.2婚姻既往较多研究结果均显示，已婚者的幸福指数高于未婚者[1，7，8]。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医务人员有相对更为良好的家庭生活，能够获得更多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工作和生活状态相对和谐。

3.1.3个性由于内在固有的结构作用，人格成为影响主观幸福感最核心的因素，被视为预测幸福感最稳定和最有效的因素。研究证实，医务人员的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程度与幸福感高度正相关，负向情绪是医务人员幸福感的高危因素。例如，李玲等[9]通过对护士工作压力、A型行为类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高自我效能的护士在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方面高于低自我效能的护士。因为积极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同能增进医务人员对幸福感的认知评价，促使个体对生活事件和环境倾向于用正面的方式看待和处理，从而拥有更乐观的期望，使人感到更幸福。另外，何振等[4]发现，兴趣爱好多的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几乎没有兴趣爱好者的幸福感。因为兴趣爱好越多，个体处理压力的途径越多样，越有助于强化主观幸福感。

3.2职业外部因素

3.2.1工作负荷医学的深奥性和复杂性使得医务人员处于一种高压力、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这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面对，通常会引发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问题。研究发现，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与其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1，3，8-12]。结合医务人员的职业特征，可从执业环境和医患关系两方面分析。

3.2.1.1执业环境医院是一个医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基地，面对涉及多学科领域的医学难题，医务人员通常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探索和解决。同时，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场合，每天发生急症抢救、生离死别等事件，加之各种疾病可能的侵袭以及拥挤嘈杂的工作环境，使得医务人员处于充满负性信息的刺激中，容易导致消极的情绪体验[13]。这种压力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将对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水平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

3.2.1.2医患关系医务人员常年交往的人群是心理和生理双重受损的患者[13]。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疗效的期望和对医务人员的情感服务要求越来越高，但受医学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医学本身的高风险性以及医疗意外的不可预见性[11]，医务人员在面对众多错综复杂的疾病时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患者需求，导致医患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出现信任与尊重危机，产生医闹、恶性伤医事件，致使医务人员极度缺乏职业安全感，影响了幸福感。

3.2.2职业回报与支持个体幸福感的两个重要来源包括物质报酬和精神认同[14]。回顾已有文献，医务人员的薪酬、福利待遇和职业发展等与幸福感密切相关。同时，医务人员从外部获得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支持也是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3.2.2.1薪酬何振等[15]研究表明，医务人员的幸福感与薪酬呈正相关，因为高收入有助于医务人员获得安全、地位和能力的发展。

3.2.2.2福利待遇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与聘用形式密切相关，通常在编人员比临时或合同制人员能享受更好的国家待遇，心态相对稳定，有较强的组织归属感[1]。如，王小月[16]研究得出，在编护士的总体幸福感高于合同制护士。具体表现为，在编医务人员在负性情感、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和人格成长上的幸福感均大于临时或合同制人员。

3.2.2.3职业发展职业发展的状况可以通过职称和年资体现。研究发现，医务人员的职称和年资与其幸福感均存在关联，但具体关系上存在争议。职称方面，何振、张秀岚等人研究显示，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水平与其职称呈显著正相关[4，17]。但曾遥等[18]研究表明，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水平并不随着职称的增加而不断提升，表现为主任医师的幸福感最高，其次为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副主任医师的幸福感最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仍然存在晋升需求，压力较大，而相对于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副主任医师的晋升难度更大，导致其幸福感较低。 年资方面，李明艳等[19]发现，与高年资医务人员相比，低年资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同时，王瑞红、谭一笑等人调查得出，医务人员的幸福感呈先降后升的U形分布[20，21]。这可从职业发展历程方面理解，即大多数青年医务人员对工作生活充满憧憬，工作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中年时，医务人员的事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作为工作上的主力和家庭中的支柱，其压力最大，幸福感下降。随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和经验的积累，高年资医务人员越来越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压力相对减小，在同事间也更容易受到尊重和信任，愉快和放松程度高，更能感受到职业带来的自豪和幸福。

3.2.2.4外部支持家庭、医院及社会支持对医务人员的幸福感水平也有重要影响，包括客观的、实际的物质支持或社会关系的参与，以及主观感受到的受尊重、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刘丽丽等[12]调查了758名儿科护理人员后得出，正向的社会角色支持、良好的组织发展前景和机遇是提高护士总体情感指数的保证。赵芳芳等[22]对450名护士进行调查后发现，家人对工作的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患者赞扬作用是护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戴惠群等[23]调查发现，护士的总体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谢倩等[24]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通过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的多少来预测。由此提示，医院管理者应关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对医务人员的主观影响，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健康教育，改善工作环境及待遇，以增进其喜悦感、归属感，进而提高幸福感[23]。社会也应给予医务人员更多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同时，医务人员自身也要提高对所获支持的主观感受性[5，24]。

4研究展望

国内关于医务人员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实例居多，缺少对医务人员幸福感内涵及特性的理论解析，未来可加强对医务人员幸福感概念及维度的研究。另外，多数研究都采用横断面方法，结论的解释力和推广性可能受限。未来可进行对照研究或对干预效果进行验证性分析，探讨相关因素对医务人员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为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提高工作效能，促进与组织的和谐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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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0收稿2015-01-13修回)

(责任编辑武建虎)

综述

通讯作者：乔继文, E-mail: qiaosiyao321@163.com

作者简介：王子姝, 硕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E-mail: sunflowerbb81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