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的连锁反应

像所有政策一样，延迟退休的出台是基于眼下的问题，给出一副因应的良方，但良方也不能避免衍生出其他的官能反应。唯其前期的研判愈详细、愈周密，政策的行路才愈顺畅。

延迟退休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人均寿命延长与养老金缺口的双重压力之下，延迟退休是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

3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延迟退休方案有望今年制定完成，明年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修改完善，“应该是在后年正式推出。”

延迟退休是渐进式的，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达到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推出之前会有一个预告，从方案出台到实施，中间至少有5年时间。

延迟退休是压力下的必然之选，否则可能不得不降低养老保障。尹蔚民表示，经测算，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4.9%，到2020年将占到19.3%。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可能会下降到1.3：1。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相应增长，而且养老金待遇是刚性增长的。

延迟退休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特效药。据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介绍，研究显示，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更重要的是，未来是动态的，可根据人均寿命进行调整。

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延迟退休推进过程中，公平是减少异议声的必要保障。延迟退休年龄本来就是利益重新切割的过程，由此需要各方信息透明，利益相对公平。

推行延迟退休，中国并不特殊。对比延迟退休政策的海外经验，各国情况其实大同小异，婴儿潮一代、养老金压力、社会老龄化，纵然决策者和承担者未必情愿晚些退休，却都还是面对了这个现实，因为客观上，它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就政策的在地化来说，中国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促使延迟退休入轨的首要因素，是争取未来实现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这一点，尹蔚民在答记者问上已有提及。然而，这一评估没有考虑“个人自愿缴纳”的变量。既然要多上几年班，也就能多挣几年工资，晚拿几年养老金，是领取养老金划算还是自谋养老划算，很多人已经在算成本账。以现有的养老金标准、“回本”年限以及缴纳情况，施行延迟退休后，可能还会有停缴养老金的现象一并出现。此类研判应对当纳入政策考量范围。

之于就业层面，不少人担忧延迟退休会否挤压年轻人就业空间。即使着眼长远，从老龄化走势上排除前述因素，“老年人上班”本身的社会认知却是问题。说社会普遍存在年龄歧视可能言过，但从生活不同方面显现出，一种过早迈入老龄心态的社会心理倾向是存在的。

人还没有老，心就老了，累了、倦了、理想折翼，不如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一些人老早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把这种情绪带入职场，对自己工作能力的判断、工作效率自然大打折扣，延迟退休会正向地激励起个人“尚且年轻”的斗志，还是迫使更多人拖着疲态延续职场生涯实未可知。反过来，社会性的老龄心态又形成了一种对老龄雇员的反向排斥，在自由选择的劳资市场上，老年人不见得吃香，甚至很不吃香，如此一来，极有可能出现政策上延迟退休，个人却无处营生，养老保障无法跟进的“两不着”局面。

另一方面，形成未久的家庭内部分工也面临打破。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双职工上班，老人在家带小孩的模式，会因为老人上班而形成初估的成熟的“托儿”市场，还是家庭生育计划跟随退休延后而延迟，是社会连锁反应里的又一变量。

像所有政策一样，延迟退休的出台是基于眼下的问题，给出一副因应的方子。就一对一的问题的病灶来说，这是个良方，但良方也不能避免衍生出其他的官能反应，我们不能谓之“副作用”，但在开方子的时候，必须一并考虑这些因素，思考能否承受之，如何承受之。这是每一项政策出台的必经之路，唯其前期的研判愈详细、愈周密，政策的行路才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