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域下客家民间艺术探析

邱国鹏

（三明学院，福建三明365000）

多元文化视域下客家民间艺术探析

邱国鹏

（三明学院，福建三明365000）

客家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客家民间文化。客家人在向南迁徙和发展中不仅传承了中原传统的文化内容与艺术形式，也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构成了新的思维方式、艺术观念和美学机缘。其特有的文化符号、文化观念以及文化民俗，形成了客家民间艺术相对独特而又具深厚发展潜质的文化内涵。

客家；民间艺术；文化

客家民间艺术，植根于客家民间文化，不仅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蕴蓄，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情感特征、风格特点。实际上，大量的客家民间艺术生成既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产物，它们不仅富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也动态地沿袭了中原传统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正如土楼建筑的客家特色和建筑技术与文化艺术中所渗透着中原文化，正是浸润着聚族宜居、天人合一的儒家传统文化；而内部布局阴阳八卦，加上廊道交叉纵横，错综复杂，则是融入了“八卦”的理念，蕴含着引人入胜的八卦文化。“历史上有多少文化传统已荡然无存，令后人空余叹息，而几片五颜六色的纸片却能将立春的风俗文化延续至今，这不仅是剪纸的艺术魅力，还是文化的接力”[1]。客家民间艺术特殊的形态和特征，使其在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有着强韧的历史传承性。正是在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传承过程中，作为体现文化群体认同感和创造力的客家民间艺术被不断相传相承，并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得以重构，形成了特有的活态内涵和美学机缘，其文化特性也不断被积累和沉淀。

一、从古到今活态的意象性文化符号

（一）意象性符号的传承

客家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活态的演变历程，同时作为一种传承性文化现象，与客家人的生产及生活密切相关且代代相传。这些文化现象在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沉淀、演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蕴含着丰富文化因子的意象性符号，并产生多样的寓意。这是文化传承的结果，这种文化传承在客家人的信仰观念、宗族观念、礼制观念、等级制度等思想意识当中都有着反映。它们在不同的民俗事象里由客家人创造性地自由组合，形成了深厚、富有魅力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不追求外在的、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以意念造成的意象为基础，蕴含着客家人的集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当形成一种集体的契约，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列，便以固定的艺术造型方式传承下来。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意象性文化符号以客家人特有的认同方式，通过因物喻意、物吉图祥、情景交融等复杂多变的艺术建构，折射出客家人独特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观念。现今的闽西、赣南、粤东一代，总能见到三步一祠、五步一庙，每逢初一、十五都要设祭供奉观世音菩萨，特别是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九观世音菩萨诞生日、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九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出家日，众多信众更是沐浴斋戒作佛事，拜观音菩萨，祈求保佑生灵，降福赐祉。客家人的宅居和门前屋后公共聚集空间内那些看似审美的年画(门神、财神、福禄寿三星、麒麟送子、和合二仙）、壁画、神像雕塑、纸扎、供品等都是以集体所认可的意象性符号来表现客家人的某种信仰文化，使“寓意”于“符号”得以代代承传并发展。

实际上，上述符号的运用并非孤立地运用，作为族群情感认同、凝聚的载体，它们经常综合使用，以抽象、变形、简练的手法组合重构。如“莲花”按照象征手法，代表着纯洁与高尚，组成“一品清廉”；按照寓意手法，他又表征着多子，可组成“莲里生子”；寓意与谐音组合，又有“连莲生贵子”“一路连科”“连年有余”等。这种自由搭配的表现手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继承和延续，是对意象性文化符号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领悟，其寓意背后的内涵、精神和观念超越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环境，极大地拓宽了客家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段和创作思路。

（二）意象性符号的发展

如上所述，意象性文化符号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其精神内涵与美学品质，是经过历史的营造、凝练而形成的。同时，它伴随着客家人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动态地向前发展并延伸到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实上，意象性文化符号的发展一直处在实时的变化当中，毕竟，它的传承是相对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客家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艺术观念，乃至习俗和气质等都或多或少会有差异，而产生的符号意象自然各不相同，因此文化符号也不可能亘古不变地沿袭传统文化渊源。

宋生贵先生在《当代民族艺术之路》中谈到：“任何一个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都绝不可能离开具体的人；而作为本民族艺术传承主体——人的变化，则必然会关系到其艺术的发展变化”[2]。正如客家人在辛勤劳作之余缘情而发、即兴而唱的山歌，表达了客家人思想情感、生活愿望与追求，在长达千余年的迁徙旅途中，在不断的历史叠加、文化认同和精神升华中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艺术，在形式上也由原来山间田野演唱的歌曲到今天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以其独特的唱腔、格律、音调走向世界各地，在日本、美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唱响。意象性文化符号的发展反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客家人审美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历史的和乡土的视觉形式，重构了客家民间艺术的审美。

现代社会各类客家民间艺术创作题材、形式、色彩、造型，相当一部分是传统意象文化符号的发展传袭和重新组合，这种发展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是相对于客家族群在时代变迁、地域差异境遇下艺术格局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言的传承。正如祭祀供奉用的雕塑、神像、纸扎、画像的某些功能用途已经转化，年画、剪纸、农具已成为审美愉悦、游戏娱玩的用品。发展导致了客家民间艺术的丰富性和庞杂性，将传统的符号赋予了现代的意义。它的发展是涵盖了题材、形式的全方位发展，特别是在客家民间艺术作品中实现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客家意象性文化符号更替。这不仅可以开拓新的艺术形式，也有助于呈现融合生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的客家传统文化重构。

二、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

客家民间艺术植根于民间的生产生活，就决定了民俗活动是客家民间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之源。客家人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不仅有了民俗文化的生成，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民间艺术。作为历史与文化范畴的客家民间艺术，与客家民俗交织一体，既丰富了民俗活动的内容，加强了民俗活动的情境，同时也将客家文化的性质特征以形象展现。客家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作为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南方六大民俗之一，客家人一方面延续了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民俗观念和民俗生活。如行为习俗、观念习俗、居住习俗和岁时习俗等；另一方面融合了迁居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俗而又富有地域之养和特色之美的民俗风情，如石城的灯彩、上犹的九狮拜象、坎市的打新婚、湖坑的作大福、五华的竹马舞等。

客家民间艺术创作源泉具有多样性，尤其是特色鲜明的民俗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民俗的直接承传转述，这种制约同时又是形成多样化客家艺术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年画、门神、窗花、灯笼、龙灯等诸多的艺术形式里，民俗内容及样式大都源自现实或精神的功利要求及民俗活动，随着历史的演化及其整合，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民间艺术。如闽西古镇抚市的“走古事”，这一民间文化是具有浓厚的娱玩教化性艺术，又称“走故事”，比过春节还隆重，在元宵节举行，以历代人物、传说故事以及现实生活为情节，装扮成古事棚，由青壮年抬着游走于大街小巷，其阵容强大，节目丰富，表演精彩，形象可人。“走古事”除了预兆文运亨通，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还稚拙朴实而真实地表现客家人的感悟和追求。

作为客家民众生活的内容或载体，客家民间艺术并非纯粹审美的艺术创造，同时也是客家民俗文化重要的传承方式，承载着一定的精神性和审美价值，是客家人的民俗观念及造物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客家民俗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道一先生在《论民艺与民俗》中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民间艺术是艺术的一部分，是艺术的本体，然而民俗艺术却不是民俗所必然，只是艺术的一种题材，表现、反映了民俗而已”[3]。民俗文化是历史的、传承的和动态发展的。从萌芽到成熟，始终贯穿于历代王朝的兴废而能延续至今，除了拥有广大民众为其推传，其重要原因还因为它是连续的、发展的，而非凝固的。

不可否认，无论是客家民间造物艺术、客家民俗表演艺术，还是客家民间语言艺术，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客家民俗的活动情境，使民俗的生活整体过程更具有动态性。这点在客家人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有形的、具体的民俗活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客家人的正月春节，包括腊八、小年、除夕守岁、立春、十五灯节等众多节日在内的这段时间，围绕着春节展开艺术创作的旺季，“小年”祭灶时用灶君像、纸马、神盒门帘来祭灶，除夕时要“上红”贴联、红纸、门钱、门神和财神画，连同春节期间的丰富多样游艺活动，如舞狮、舞龙、擂大鼓、闹古事、“十番”演奏、木偶戏等，都离不开客家民间艺术参与。

三、趋利乞吉的吉祥文化

客家民间艺术渗透了强烈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从而使其审美创造具有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与客家民间艺术的文化背景相一致的，与客家文化和审美意识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吉祥”在我国从古至今就是福瑞喜庆、事事如意的代名词。在客家民间艺术里，客家人以吉祥内涵作为创造主题的艺术形式。它寄托着客家人的祈福、趋吉和避祸的精神诉求，承载着某种吉祥的寓意或内涵，或是对荣华富贵的期盼，更是对驱邪、纳吉的愿望。因此，纳吉求福成了客家民间艺术创作恒常的主题，吉祥图形造型、图案纹样和色彩等，成为地道的民间文化观念的象征性寓意符号在客家民间艺术作品中常现。

唐家路先生在《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中指出：“不论民间艺术或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其表现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以吉祥内涵为主题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民间艺术，吉祥主题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要内容”[4]。客家人以生存为核心的生存要求及祈福消灾的自然意愿使得客家民间艺术在吉祥的意识形态里有了近乎纯粹的以审美价值为主的艺术形态。这种缘物寄情的艺术形态在客家民间艺术作品中具体表现在吉祥艺术题材、图案、色彩、内容的多样性，它为客家民间艺术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原动力。通过装饰重组，将素材加以几何化处理，形成规范、凝练、简洁的符号，并以象征范式衍生出浓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我们应该意识到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赋予人们生活世界以物质化形式与秩序的艺术，是民众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吉庆迎祥题材、图案与造型常频繁出现于客家人的建筑装饰、宅居陈设、雕花木器、砖雕瓷绘、穿戴服饰等艺术形式中，如大吉大利、吉庆有余、福如东海、丹凤朝阳、五福临门、吉庆有余等等。吕品田先生在《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中谈到：“中国民间美术存在着三个恒常的主题，即希望宗族门姓传承延续，家眷亲属增寿延年；盼求日常生活丰衣足食，门第居位显赫高贵；祈求社稷农事免灾无害，家人牲畜平安无事”[5]。这三个主题指出了中国民间趋利乞吉的审美功利性的艺术特点，围绕着这三个主题形成了一系列的吉祥图案，它所蕴含的含义在本民族中得到认可，就成为隐含一定文化价值的吉祥艺术，在经过长期的演变后，用固定的艺术造型方式传承下来。如闽西宁化集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等门类繁多、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于一体的灯彩表演。在宁化客家方言中，“灯彩”与“丁财”谐音，用文化方式表达自然需要的愿望，隐喻“添丁发财”、人财两旺、庆贺吉祥之意。但由于吉祥艺术作为典型的象征性艺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与艺术特点，它的创作与民众生活密切相连，成为众多民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作为特定的视觉表现形式，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生活情境以及生产活动中成为活态的文过程。

客家民间艺术中擅长运用象征、谐音、表号等寓意，将纳福迎祥、驱邪辟恶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巧妙地转化为观念形式，形成一些固定的意象符号的寓意造型，融入服饰、雕刻、陶瓷、编扎、舞蹈、音乐及传统生产工具等等。如在客家民居建筑中柱、梁、门、窗、栏杆、屋檐、斗拱、屏风、神盒、香案等处画喜鹊立于梅花枝头谐音“喜(喜鹊）上眉(梅花）梢”、葡萄、莲蓬寓意多子、虎寓辟邪、护生、桃象征长寿、五毒用于祛病消灾等，都是客家人渴望幸福生活、趋吉避凶的情感寄托和表达。在客家民间艺术里，客家服饰及其装饰物，如服装、鞋帽、织锦、刺绣和首饰、佩饰、绳结等装饰品上往往可以看到象征美好富贵的龙、凤、鹤，象征多子多孙的石榴、鱼、蛙、葫芦，象征镇宅辟邪的虎、豹等凶猛之兽，这些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吉祥文化内涵。

客家民间艺术不仅底蕴深厚、富有特色，同时也是内涵丰富、文化多元。因为它是客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于渗透于客家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是客家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涵盖了社会、文化等诸多的元素。这是一代代客家人不断延续和积累的艺术，它的创作不是简单的制作，还要在制作时使人感到作品所蕴含的文化，这就是有文化的客家民间艺术，凝聚着客家人的情感和智慧。时至今日，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经济的转型，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与传统思想的裂痕，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客家民间艺术的原生态。在文化多元共生共存的语境下，客家民间艺术已为不同民族、地域的大多数人体认，它的发展应以不断追求新的艺术个性为重要取向，与此同时以其内在的文化积累与发展为依托，根植于传统优势而又有所突破、有所推进，实现了双重超越，这样才能在客家特有的民间传统文化土壤里形成可持续的艺术奇葩。

[1]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2-123.

[2]宋生贵.当代民族艺术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0-91

[3]张道一.论民艺与民俗[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8.

[4]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84.

[5]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2:35-41.

责任编辑：罗清恋

Analysis of Hakka Folk Arts From a M 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QIU Guopeng
(Sanming College,Sanming Fujian 365000,China)

Hakka folk art is the carrier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Hakka culture,and an important partof Hakka culture.The Hakka people dur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ot only inherite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art of the Central Plains traditional culture,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e,constituting a new way of thinking,artistic conception and aesthetic opportunity.Its unique cultural symbols,cultural concept and cultural customs,formed the Hakka folk artwith a relatively uniqu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with deep development potential.

Hakka;folk art;culture

J193

：A

：1673-8004（2015）04-0081-04

2015-02-23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号：10YJC760042）研究成果；福建省教育厅基金（项目号：JA12292S）阶段性研究成果。

邱国鹏（1975—），男，福建清流人，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民间文化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