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童话

余雅萍

消费文化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童话

余雅萍

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把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广泛地付诸文艺创作及生活实践中。作为王尔德涉足文学创作的最初载体，他的童话自然处处流露出唯美主义色彩。然而再细细品读，却不难发现王尔德童话中的人物形象，语言文字，以及人物的审美观爱情观都或多或少地被打上了消费文化的烙印。

唯美主义；王尔德；童话；消费文化

一、前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艺术家，是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国内对王尔德的研究出现非常极端的现象，打开中国知网，输入“王尔德”，即搜出9795篇相关论文，且有好多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出现；而输入“王尔德童话”，只显示“551”篇论文，多数发表在非核心刊物上。国内对王尔德唯美主义童话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至今，王尔德童话研究在中国得到了全面发展。一部分以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和文艺观为切入点，如张竹筠《以艺术的精神看待生命——谈王尔德的童话美》(《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彭莉《论王尔德唯美主义和童话的契合》(《吉首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孙国瑾《王尔德与唯美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陈瑞红《论王尔德的审美性伦理观》(《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孙加《唯美主义视角下王尔德童话的主人公苦难》(《树人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谢华《浅议王尔德童话里的唯美主义阐释》(《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刘茂生、王晓兰《王尔德童话的伦理判断与价值发现》(《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等。另一些以某部作品为切入点，如凌茜《省悟·良知·爱——浅析王尔德〈夜莺与玫瑰〉的创作初衷》(《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茂生《王尔德童话的道德阐释：以<快乐王子>为例》(《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符晓《浅析王尔德唯美主义童话 <夜莺与玫瑰>中的形式美与精神美》(《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余迎胜、李华维《爱与苦难的悖论：论王尔德童话<星孩>》(《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都试着用王尔德的童话作品来印证他的唯美主义文艺理论，让王尔德的理论显得更加有血有肉。

在众多关于王尔德唯美主义研究中，北大教授周小仪的研究相对较为新颖，他先后发表了《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外国文学评论》, 1994 年第3 期)、《消费文化与生存美学——试论美感作为资本世界的剩余快感》(《国外文学》，2006年第2期) 、《王尔德为什么没有逃往法国——唯美主义、消费文化与布波族》(《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等十来篇文章, 批判地考察了唯美主义和消费主义，主要侧重理论层面。当然用消费主义视角研究王尔德，他并不是第一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学界开始侧重文化研究，探讨关于唯美主义和社会公众，商品文化与文学市场之间的关系，代表作有雷吉尼亚·加尼尔的《市场的田园诗：王尔德与维多利亚公众》(1986)。这些研究从商品文化等角度再次将唯美主义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唯美主义的传统看法。唯美主义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阳春白雪，它有时候可以变得十分通俗，时尚，贴近生活，即使这是唯美主义者们最不愿意承认的。这也印证了唯美主义运动的悖论：一个崇尚艺术自律的文艺思潮却在日常生活也就是非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但是国内外这些从商品消费文化角度研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时，几乎很少涉及童话文本。

二、王尔德童话的唯美特性

王尔德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忠于信仰的唯美主义者，一个“美的传道士”。[2]他一生共写了9 篇童话，集于1888 年的《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和1891 年的《石榴之家》。作为王尔德涉足文学创作的最初载体，处处流露出唯美主义色彩。有学者认为王尔德的童话兼具艺术美和道德美, 它“用艺术之美诠释社会伦理内涵”。[3]但更多的人强调王尔德童话的艺术之美，认为它是王尔德 “唯美主义观念在童话领域的一次完美表达, 其文学创作中的唯美方式和风格与童话的文体要求先验地相通”。[4]

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无法否认王尔德对唯美主义的坚持，他将这种精神在其童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体现在童话的语言上，其次体现在童话所塑造的各式形象上。

王尔德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对语言的把握，阿瑟·西蒙斯在《王尔德研究》(1930)一书中认为王尔德用色彩斑斓的词汇来表达情感。他引用王尔德自己的话说，“我对许多人来说是艺术中的文体建筑师”。[5]传统的童话语言简洁，通俗易懂， 而王尔德的童话则采用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韵律，有着诗一般的美感，将唯美主义和童话文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巨人的花园中”， 像星星一般美丽的花朵盛开在连片的绿色草地上， “桃树春天里开着红白小花，秋日里结满丰硕果实。鸟儿坐在桃树枝上，唱着甜美而动听的歌儿。孩子们沉醉在歌声里，玩着玩着便歇下来，侧耳静听” 。[6]在如此唯美的花园里，歌声笑声伴随着花儿的芬芳，果实的清香。 “驰名的火箭”中，俄国公主坐着驯鹿拉的雪车，从芬兰一路而来的画面美得让人窒息。“那雪车的形状犹如白天鹅，公主坐在天鹅的翅膀之间，身穿长长的貂皮衣，头上戴着一顶银丝织物的小绒帽，脸色苍白得就像她历来所住的雪宫一样”。[7]

无怪乎有学者评价王尔德的作品，“表达方式总是那么自然美好”，只听得“词语在唱歌”。[8]

王尔德在其艺术创作中总是努力按照自己的唯美主义艺术原则塑造形象。他把自己的形象唯美化。从发型，服装到胸花无一不代表着他所倡导的美学特征。特别是那一朵置于胸前的向日葵，更是引起了无数追随者的热捧和模仿。在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中，毫无疑问地出现了众多唯美的花朵形象。“夜莺与玫瑰”中，夜莺用歌声和鲜血换取的红色玫瑰让人记忆犹新。玫瑰树的刺插入夜莺的心窝，慢慢地夜莺的鲜血渗入到玫瑰树枝，慢慢地出现了花蕾，花瓣一片一片地开，花瓣的颜色从起先的黯淡，最后“终于变作鲜红，花的外瓣红如烈火，花的内心赤如绛玉”。[9]“忠实的朋友”中，汉斯每天都在花园里工作，在这独一无二的可爱园子里，五彩缤纷的小花争相斗艳，有“紫罗兰、荠花、黄玫瑰、法国松雪花、紫色番红花、白色紫罗兰，有薄荷、野香草、樱草、鸢尾、水仙、桃色丁香等”，[10]一年四季都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味。对“星孩”幼时的描述，也出现了各种花的形象，“只有他又嫩又白，活像用象牙雕成似的。那卷发儿，犹如水仙花圈儿一样，嘴唇像红色的花瓣，眼睛像清溪边的紫罗兰，身体像草原上未经割除的百合一样圣洁”。[11]

三、唯美主义童话中的消费文化

大部分王尔德研究者将视角放在唯美主义和他“为艺术而艺术”的生活实践，而周小仪《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2002)则从与唯美主义追求超功利的“纯文学”的反面，考察了其“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和生活现实的结合在文本中的反映。就王尔德的童话文本而言，细细品读，不难发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语言文字，以及人物的审美观爱情观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唯美主义所承载的社会背景赋予她的时尚特征以及消费本质。本文将这个理论观点应用于王尔德唯美童话的文本分析中，希冀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他的文艺创作。

(一)渗透着消费文化的各式童话人物形象

王尔德童话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和传统童话中的女性形象相比，更具时代特色。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初衷，王尔德作品中充满着对商业社会的谴责。他把世界商品博览会称作是“国际庸俗性的展览会”[12]殊不知他自己也深深受此影响。他在作品中曾感慨：现在的女人实在是太商业化了。[13]的确，无论是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人鱼公主、卖火柴的小姑娘，抑或是坏到极致的继母、皇后，没有一个女性像王尔德塑造的女性如此这般强调金钱与实用主义，较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夜莺与玫瑰”中的女主人公。

王尔德在童话中屡次塑造文人形象，这或许跟他自己的身份与处境有很大关系。19世纪的艺术家们不再受到皇室的资助，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个社会背景解释了唯美主义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倡导远离尘嚣的艺术乌托邦，另一方面又想要获得公众认可。[14]因此作品中的文人或多或少也体现了这个矛盾性。“快乐王子”中，贫穷的年轻人看到王子差燕子送来的漂亮青玉，惊叫起来：“才华终究不会被淹没，金子总有闪亮的一天，这必定是哪个赏识我的人送来的，现在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戏剧了。”[15]表明没有了金钱和财富，即使再高尚的艺术实践活动也将无法顺利进行。“夜莺与玫瑰”中那个埋头苦读圣贤书的青年学生最终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败给了现实，失去了和女孩在宫廷舞会上共舞的机会，更失去了平等竞争获得爱情的机会。

(二)渗透着消费文化的童话文字

尽管王尔德一再否认他的作品与消费文化有任何内在联系，也绝不认为他的审美取向合流于当时的大众趣味。[16]然而王尔德童话文字的丰富多彩，不能不说是一种视觉形象的消费式体验。

王尔德创作的9则童话作品中，色彩词汇尤为丰富。基本颜色词汇按照出现频率由高到低分别是red(红)、 gold(金)、 white(白)、 yellow(黄)、 black(黑)、green(绿)、 blue(蓝)、purple(紫)、pale(苍白)、 grey (灰)、brown(棕)、 scarlet(猩红)以及 pink(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诸如rose(玫瑰红)、 ivory(象牙白)、 pearl(珍珠白)、 amber(琥珀色)、 snow(雪白)、 blood(血红)、 ruby(宝石红)等五六十个实物颜色词汇。[17]“驰名的火箭”中，王子与公主的舞会让人艳羡，他们优美的舞姿 “就连高高的白色水仙花儿也忍不住在窗口偷瞧，红色的大罂粟花也在点头打着拍子”。[18]“少年王”睡觉时梦到自己坐在一艘船上，船主“全身漆黑犹如乌木，头布是鲜红色的丝巾，大银耳环挂在耳垂上，手里拿着一杆象牙秤”。[19]“巨人的花园”里， “桃树上开满漂亮的白色花朵，树枝全是金色的，挂着银色的果儿，树下竟然站着那个他满心牵挂的小孩”。[20]这些色彩斑斓的词汇像是给读者准备了一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把人物个性，场景特征全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唯美主义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艺术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的生活方式的矛盾。[21]艺术想象与消费现实相互作用，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因此在王尔德的童话中，我们处处可见消费文化，花朵、装饰、布料、服装、瓷器、家具及珠宝等，对作家具有审美的意义，而读者却读出了消费的意义。以珠宝为例，在9则童话作品中，几乎每一个故事里都有用到大量的珠宝相关词汇。“少年王”派出商人四处找寻值钱的东西，“有的到海边，同渔夫做琥珀交易；有的到埃及去找青宝石；有的到波斯去买花陶器；有的到印度去买红象牙、透明石、玉珠、檀香木、蓝珐琅和上等羊毛围巾。”[22]“夜莺与玫瑰”中的象牙、珍珠、宝石、黄金、琥珀、珊瑚、银以及“快乐王子”中的金、宝玉、大红玉、玉、石榴石、青玉、檀木、大水晶、琥珀珠等等，像是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读者看得目不暇接。

(三)渗透着消费文化的审美观和爱情观

在消费文化发达的商业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会转化为形象。19世纪中期出现的商品博览会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世界。商品在展示的过程中，它的审美价值和符号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而且审美在生活领域的增殖势必带来的是审美价值本身的贬值。因此对商品外观的追求就势在必行。“由于商品形象对人的塑造和建构的作用，人的感官，特别是视觉就渗透了资本主义的逻辑”。[23]人们判断人或物的美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表形象。“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中，长相丑陋的小矮人暗恋上了美丽的公主而不自知，在大胆追求爱情时，被公主戏谑成“丑八怪”，最后落得个心碎而亡。“星孩”，初遇生母不识，因其丑陋的外表，不愿与之接近，反而出言伤害道：“你太脏了，与其吻你，还不如去吻毒蛇和癞蛤蟆。”[24]“快乐王子”中，全身贴满金叶，眼睛镶着宝石的王子，让所有人倾慕，市参议员都忍不住赞叹道：“他真是玉树临风，英俊不凡。”[25]善良的王子差燕子把身上的金叶和宝石拿去救济穷人，却因此遭来世人的嫌弃，就连大学里的艺术教授都评价说：“他已经没有了美丽的容颜，再也没有任何用处了。”[26]

作为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坚持认为自己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艺术家，与各种实用观念毫不相干。然而他的作品中却不乏一些庸俗的带有小市民习气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反映的则是当时消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及拜物主义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爱情也被打上了消费文化的烙印。“夜莺与玫瑰”中，女孩对青年学生说，“我怕这花儿配不上我的衣服，而且大臣侄子送我许多珠宝首饰，人人都知道珠宝比花草要贵重得多”，“你到底是谁啊？不过一个文人学生，我看像大臣侄子鞋上的那种银纽扣，你都没有”。[27]这里，珠宝首饰和银纽扣作为商品，变成了后结构主义所说的“能指”，它构造主体，让消费者或者拥有该物品的人去占据从而变成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所以在女孩面前的两个青年，一个是身无分文的穷酸文人，一个是家财万贯的达人子弟；一个赠与玫瑰，一个送她珠宝。女孩子心里的天秤明显严重地偏向了后者。爱情是什么？爱情能带来什么？过于现实的女孩子似乎想通过消费她所谓的爱情达到她想要的地位。这就是拜物主义和功利主义在爱情上的反映。

目前关于王尔德童话的研究很少，从消费文化的视角研究王尔德童话文本的几乎是零零。虽然王尔德一直坚持文学创作是超功利的，和现实无关。但其童话中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背景与他所宣扬的“为艺术而艺术”似乎又相抵触。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消费文化在唯美主义作品中的体现。唯美主义者使用的各种商品形式就从被动的所指转化为飘浮的能指符号并产生象征意义，其艺术乌托邦的幻想与商品社会最终从对立的反面走向积极的融合，这也是文本形式与社会结构同一性的表现，从而揭开了唯美主义所承载的社会背景赋予她的时尚特征以及消费本质。

[1][14][16][21][23]周小仪.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52,99,101,130.

[2]E.H.Mikhail,ed.Oscar Wilde.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London:Macmillan,1979:105.

[3]刘茂生,王晓兰.王尔德童话的伦理判断与价值发现[J].外国文学研究,2014(4):86.

[4]彭莉.论王尔德唯美主义和童话的契合[J].吉首大学学报,1999(4):96.

[5] Arthur Symons, A study of Oscar Wilde, London: Charles J. Sawyer, 1930: 71.

[6][7][9][10][11][15][18][19][20][22][24][25][26][27]奥斯卡·王尔德著.夜莺与玫瑰[M].林徽因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48,87,14,64,143,34,98,120,57,115,148,22,42,16.

[8]Karl Beckson, ed.,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0:250.

[12][13] Oscar Wild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ed.,Vyvyan Holland, London:Collins, 1966:1098,415

[17]严晓驰.论王尔德童话的色彩隐喻—以红白金为例[J].昆明学院学报，2011(5):12.

责任编辑：魏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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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雅萍/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浙江杭州 3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