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城畸人》看清教——谈清教观在《小城畸人》中的体现

付明端

(浙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1.引言

清教主义思想是美国社会的基石，是美国哲学、文学、文化与思想的重要源泉。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清教主义的宗教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也潜移默化地对美国文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种文化积淀对于作家具有珍贵的价值，尽管影响是在察觉不到的情形下发生，有时甚至着意探究也觅不出蛛丝马迹，但在作家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中注定有这种文化积淀的流露(朱振武，2006:69)。《小城畸人》着力刻画美国乡村小镇文化瓦解时小镇居民在信仰动摇与丧失、新思想与传统价值观强烈碰撞时的精神彷徨和孤独寂寞。作者安德森的清教主义思想不可避免或突出或隐晦地反映在小说中，清教主义也成为《小城畸人》难以回避的一个解读视角。本文将以清教主义思想为出发点分析小说主体，追寻文中清教思想留下的痕迹，从而深刻研究舍伍德·安德森清教伦理观在其中的体现。

2.传统伦理观对人性的压抑

从历史来看，清教主义一直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教徒崇尚恭敬谦卑，勤俭生活，辛勤工作。清教道德价值观激发人们创新顽强、不屈不挠和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也使清教徒很快收获了繁荣和富足。然而，清教徒克制禁欲，力求戒除世俗欢愉，遵循传统礼教。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清教主义的这种不宽容性、缺乏博爱的精神开始显现出来，对人精神的专制演变为圣经教义的背叛，继而成为压制人性正常发展的束缚和枷锁(张晶，2005:86)。在《小城畸人》中，20年代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快速发展瓦解了传统平静的小镇生活，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给居民带来焦虑和不安，守旧的小镇人适应不了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在质疑传统宗教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挣扎中，人们曾经的憧憬与梦想破灭，欲望和压抑无法得到满足，精神世界陷入一片荒原。

《小城畸人》中的小镇居民大多是虔诚的清教徒，恪守传统礼教。《曾经沧海》中的女主人公，爱丽斯·辛德曼是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她16岁时爱上了内德·居里，便认为此生不会和其他男人生活在一起。在她看来，“把仍旧属于内德的一切给别的男人，这种想法是不道德的”(安德森，1983:80)。①文中所有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吴岩译《小城畸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后来，独自去大城市发展的内德违背了和爱丽斯的约定，迷恋上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女子，一直没有回到小镇。爱丽斯苦苦等待，拒绝所有其他男人的接近，认为内德总有一天会回来娶她。但她全身心奉献却最终被爱人抛弃，多年无奈而苦涩的等待后，长期积聚的感情骤然迸发。在一个雨夜，这个长期寂寞压抑的女人赤裸身体在街上奔跑，希望可以得到永远的解脱，然而，这种疯狂的行为最终留给她的是更加可怕的精神孤独。清醒后的爱丽斯只能回到自己传统女性角色中，并不得不面对终生孤独寂寞的生活事实。深受清教思想和父权制社会压迫的爱丽斯，无法认识到自我尊严与生存价值，把幸福依附在男性身上，最终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Whalam，2002:230)。

与其他女人一样，小镇的男人也毫无例外难以逃脱传统的忠贞和婚姻观。《没有说出口的谎言》中的雷·皮尔逊，在年轻时曾引诱在他父亲店里帮忙做事的一个女人 ，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他不得不遵循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忘掉曾经的理想，结婚生子过平常生活。婚后的雷·皮尔逊在与传统清教伦理观的挣扎中，表现出不满和抱怨并希望能够有所改变，但最终他还是压制自己的欲望，接受无奈的生活现实，按社会既定的轨迹规划自己的人生。然而，由于长期对婚姻家庭生活的不满压抑在内心，最终导致了雷·皮尔逊的畸形心理。

安德森通过敏感细腻的笔触刻画小镇居民在新旧伦理观中挣扎的痛苦和压抑。他们都对爱情和婚姻有过或有着理想，希望活出自身价值，寻求真正的自我。但当他们的想法、做法和话语与传统婚恋观违背时，他们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不得不接受无奈的结局。从爱丽斯、雷·皮尔逊等小镇居民的被动压抑、勇于反抗，而最终回归到宗教束缚的心理挣扎历程，作者安德森向读者展现了恪守清教禁欲伦理观的悲剧故事。在此，安德森表达了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传统保守的清教思想刻板教条，使原本热情奔放，有着强烈情感的小镇居民在情感和性上遭遇挫折，导致精神扭曲，从而成为“畸形”的怪人。

3.上帝去哪了?

《小城畸人》中的温士堡小镇是以加尔文教派为主要信仰的小镇。每个周日到教堂聆听牧师教导，向上帝忏悔是人们生活中必不缺少的部分。但到一战结束后，自由经济思想乘势泛滥，追求物质和享乐主义思想大行其道。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清教主义的力量已经在逐渐减弱，而战争本身则是清教主义的危机和失败。(Malcolm，1994:56)在《小城畸人》中，随着工业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上帝的绝对权威被工业文明打破，人们变得不再完全依附于上帝，并在实际生活中逐渐颠覆上帝在内心的位置。小镇居民在新旧观念更替中，被自身对上帝和宗教的怀疑所困惑和折磨，继而陷入孤立无助的畸形生活状态。

《虔诚》中杰西·本特利年轻时受到清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希望将来成为长老会的牧师。他墨守清教成规，专心研究和思考上帝及《圣经》，对上帝怀着虔诚的信念。他一直坚信:“我是到这土地上来从事上帝的工作的”。(安德森，1983:43)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的“美国梦”慢慢演变为对物质的极度贪婪和追求，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标准被淡化，社会责任和宗教伦理逐步丧失。宗教衰落给杰西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慌，在无所适从的迷茫和彷徨中，他迫切需要精神的安慰和指引(Dewey，1989:251)。有时他坚守自己内心的旧观念，要做上帝的子民，但有时他全然怀疑，认为上帝已将舍弃这个世界。诚信上帝的杰西渴望能从上帝那里获得明示，从而为自己迷乱的心灵在新旧观念交替的世界找到依托。期待上帝显圣并给予征兆的想法使杰西几近疯狂，昔日虔诚的教徒在忙乱之中四处寻找上帝，发出“上帝去哪了”的内心呼喊。

清教主义力量的逐渐衰落使人们开始质疑刻板教条的传统观念，对长久恪守的信念产生怀疑。在《上帝的力量》这篇小说中，身为牧师的科蒂斯·哈特曼牧师是传播上帝教义的人，但是，当着众人布道，对于他总是难事，所以他经常祈祷上帝赐予他力量和勇气。身为牧师的科蒂斯·哈特曼尽管对上帝的情感颇为虔诚，但内心的感性崇拜中夹杂了些许不安和困惑。为了祈求自己内心上帝力量得以增进，哈特曼牧师每个周日早晨都到教堂钟楼祈祷。但自从偶然在钟楼的窗口看到女邻居袒露的臂膀及白嫩的脖颈时，他开始了无尽的矛盾和挣扎。人的欲望和上帝约束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位牧师身上完全显现:羞于面对人性中内在的欲望而又难以脱逃其诱惑和吸引，渴求得到上帝的救赎却同时对上帝的虔诚产生疑惑和动摇。科蒂斯·哈特曼牧师希望通过对上帝的祈祷抵制诱惑，结果却意外在女人的裸体中找到了上帝的力量，这似乎赋予他某种真理的启发，从而把上帝的力量与女人的裸体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渴望爱与激情的人心灵被压抑后所产生的奇思怪想，其荒诞的举止和言语揭示了宗教制度对人性束缚所导致的畸态。通过拳头打碎窗户玻璃，并相信自己正是通过上帝赐予的力量来抑制情欲，从诱惑中得到解救，这无疑是对哈特门牧师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通过刻画小镇居民在新旧宗教价值观下的挣扎和痛苦，读者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上帝似乎在逐渐远离，人们已经无法从上帝那里获得精神安慰和支持。但在传统习俗被打破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寻找到新的情感支撑，所以在物质膨胀的社会中愈发空虚失意，最终造成身心畸形。这也正是作者安德森侧面要传达的信仰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小城畸人》中，安德森对杰西和科蒂斯牧师的行为既有批判和嘲讽，也有对他们真诚信仰和执着追求的认可。这种态度根源于作者对清教伦理观的矛盾思想，在对清教世俗伦理和功利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有对清教意识的某种继承。安德森的这种清教情节与他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他在美国中西部小城长大，深受家庭及社会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清教宗教意识，认为现代人需要通过宗教信仰来缓解他们的精神危机(Idema，1990:107)。安德森的清教思想不仅仅体现了他个人的思考和矛盾，也代表了所有清教主义思想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人群的思考和矛盾。

4.对清教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的批判

20世纪初，人类似乎处于世俗时代，科学的进步加上好战的世俗人文主义，预言了宗教的消亡。作为世俗化的重要表现，《小城畸人》中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彼此之间的和谐、尊重和敬仰逐渐淡化。在小说开始的几篇故事中，读者会时常看到“上帝”这个词语，然而在《小城畸人》最后的叙述中，“上帝”这个词语出现很少，这代表着居民对传统信仰的思考，喻指世俗化的进程与观念改变对人们精神信仰带来的波动(严莉莉，2013:99)。

《虔诚》中的主人公杰西·本特利对上帝的疯狂追随以世俗化的物欲方式得以体现，而这也是导致他“畸形”的原因。杰西和家人没来温士堡居住时，那里保持了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工业主义的到来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习惯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自然失去原有的谦卑和敬仰，开始砍伐树木，占用土地，大肆开展资本主义商业活动。本特利继承了父辈在拓荒生涯中创立的农场后，没有对土地表现出父辈一样的尊重，他急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希望自己沿路经过的全部乡村土地都归他所有。因为“他内心贪婪，要想赚钱赚得比经营农场更快”(安德森，1983:51)。物质主义精神在杰西身上得以明显体现，他也许没意识到自己开始忽略上帝，对财富的追求远远高于对宗教的忠诚。在金钱和欲望控制下，杰西追求物质成功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祈求上帝的恩典和自己的被选，而是为了世俗的幸福并证明个人的价值，实现人人热衷的“美国梦”。在狂热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和稳固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他变得冷酷无情，难以理解，不惜牺牲妻子生命，断送女儿幸福，导致外孙的逃离。杰西的可悲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上帝的指示，会得到上帝的赞同而丝毫没有意识到是功利主义思想导致的过度物欲使他更加远离上帝，从而陷入永久的痛苦与孤独。

安德森明确表达了对世俗化，功利化社会的痛心，他认为中西部正在忘掉其旧日的神明，昔日信念所包含的那种具有古风的尊严已经迤逦而去。作为一位在中西部乡镇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安德森一直怀念梦中的故乡及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对现代工业给小镇居民的冲击留有深刻的印象，对工业机械文明表达了极度的愤怒和不满。安德森批判新兴文明非人性的弊病，梦想回归手工业文明的传统，借用人类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脱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陷阱。身为一名有着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的20世纪现代作家，安德森努力为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中的人们发现一种人类和谐生存的新秩序和新方式。回归乡镇，回归传统，回归人性，不仅是安德森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小镇畸人如何走出工业文明困境的答案，对当时宗教文化思想总体思考的探寻。

5.对清教理想主义的继承

美国著名文学史家范·威克·布鲁克斯(Vanwyck Brooks，1886－1963)在《美国的成长》(American’s Coming of Age)中指出:美国文化保留有清教主义的两种思想倾向: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理想主义是由虔诚的清教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提出，经过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发展而来。清教理想主义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宣扬个性解放，强调以个人力量创造整体形象，通过个人作用实现社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朱振武，2006:58)。进入20世纪，虽然清教功利主义思想受到怀疑和批判，但是清教的理想主义却丝毫没有褪色，反而得到了强化，也因此潜移默化影响众多美国作家。美国清教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亚当”理念，爱默生说“这里站着古朴率真的亚当，以单纯面对整个世界。”新亚当形象在19世纪的美国小说中最为鲜明，文学评论家刘易斯(R.W.B.Lewis)认为新亚当形象是在堕落后成熟，恢复失去的天真，是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人(Lewis，1955:131)。在现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质朴率真的新亚当品质持续得以展现，作家的理想主义心态和情绪浸透在作品中，充分体现清教理想主义的深远影响。

在《小城畸人》的结尾处，安德森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清教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小说中的乔治·威拉德是一位年轻记者，是倾听者、记录者，也是小镇众多“畸人”们倾诉内心、宣泄思想和情感的最佳人选。在小镇人们的眼里，乔治·威拉德年轻并极具活力，处处传递积极的能量。他善良、纯真、诚实;他拥有理想，而且为之不断努力。整个小镇由于乔治的存在而被赋予希望和梦想，他们希望他成为一架沟通孤寂闭塞小城和外面世界的桥梁。而乔治自己在与畸人们的交流中，思想同样得到改变及洗礼而慢慢走向成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位懂得理解与倾听、能够真正理解感情的成年人。在此，安德森把这位年轻的记者作为一位“新亚当”形象，反映在战后经济稳定繁荣，传统道德、信仰崩溃瓦解的现实下，作者希望年轻人坚持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对未来充满信心，努力追求新生活，这些品质及行为正是美国理想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在乔治·威拉德的成长过程中，他虽然对小镇现实深感失落，但依然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期待获得内在的成熟和智慧，继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小说的结尾，威拉德怀着对梦想的渴望，选择离开家乡，离开小镇，到城市寻找新的生活。这符合清教理想主义最鲜明且最具有美国特色的“西部观念”，那就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离开此地”(Rubinstein，1988:27)。威拉德的离开不是为了实现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物质生活和稳固的社会地位，而是为了走出沉闷平淡的生活，寻求内心的梦想，实现个人价值。无论乔治的远离是否有结果，他是“理想主义者，有自己执着的追求……他们都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找到一条通道，想追寻自我的价值和生活的真谛”(黄铁池，2000:364)。从安德森的笔下读者也确实感受到了可能，作品结尾的晨光以及闪耀天空的景物描述是对年轻人远行表示出极大肯定，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新一代脱离令人窒息和压抑的故土，走向外面的世界开始梦想的寻求。在此，读者感受到在信仰危机和价值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小城畸人》中乔治的“跑”或者“逃离”的象征意义。这种努力摆脱困境，勇于追求新生活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美国理想主义精神。

6.结语

《小城畸人》中，安德森通过自己的作品含蓄而尖锐地批判了清教伦理观对人性的压抑，他认为严格的清规戒律和极端的宗教控制导致人们极度的内心折磨和狭隘扭曲的思想，使他们成为“畸形”的怪人，这与典型美国清教理想主义和自由思想相抵触。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加强了清教的世俗化和功利主义，从而造成人们丧失理想而陷入巨大痛苦，甚至走向毁灭。面对宗教与生命的矛盾，安德森希望回归乡镇，回归传统。安德森追求精神和道德的自新，对理想社会充满憧憬，但对于理想社会，作者却难以找到既合情又合理的实现途径，这一切使他的作品染上了矛盾困惑的宗教色彩。这种矛盾和困惑虽无法给身处困境中的小城居民指出彻底的解决方法，也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小说结束以乔治的精神远游给贯通全书的压抑气氛和哀怨低沉的叙述增添了一份令人期待的亮色，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让人们意识到希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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