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发言纪要

座谈会发言纪要

任芙康（《文学自由谈》编委）：刚才，精明的晶明书记一番专家兼朋友的讲话，已对今天的座谈，高屋建瓴地营造出气场，奠定了基调。接下来，请每位来宾围绕会议主题，发表各自的意见。

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和《文学自由谈》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想说几句芙康。他二十多年办《文学自由谈》很不容易，见出他的毅力。我认为芙康确实是一位好的编辑家；一个好的编辑家不是说他没有观点，而是说他能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背后而成全别人的观点，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触。比如说，我的一些文章寄到别人那里是不被认可的，但是芙康对我的标准是，只要你言之成理，我就宽大为怀。这一点很不容易。好多人是什么呢，我的观点应该就是你的观点，你的观点不按我的观点来，免谈，做出一副很霸道的样子。芙康不是这样。他只在一点上坚持了他个人的信念——他是四川人，他从来不发批评郭沫若的文章，这见出他的个性，也见出他的偏执。芙康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文学才华并不比在座的包括我差，而且还有高出一筹的地方，就是他文笔的典雅，就是那种内敛而又张扬的文采。这种文采写古文的人写不了，写白话的人又难以达到那种古典的美。我知道《文学自由谈》办得这么好，完全是他的“独裁和霸道”。他的“独裁和霸道”，体现了他对文学的追求和对社会的理想。

陈冲（河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有一个想法，不成熟，就是一种感觉，不知道能不能大家一起讨论。《文学自由谈》是一本非常稳定的刊物，它的办刊宗旨，办刊风格，它的气度，包括它的整体水平，都很稳定。稳定是个好话，但是它也包含着“没有非常明显进步”的意思。但《文学自由谈》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现状，越来越让《文学自由谈》显示出了自身的价值，自己的独特之处。

陈世旭（江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要说一句感谢的话：非常感谢《文学自由谈》。1985年创刊的时候，正是我创作最为困惑的时候。《小镇上的将军》发表之后，写作比较艰难，屡遭退稿，回头想一想，这和当时我的学养、准备不足有关。但那时你让我好好读书、增加学识本事，是做不到的。我就想找一种非常快捷的方式，那就是看文学评论文章。当时有很多文学批评刊物，我和我们江西作协的许多同事，都很爱看《文学自由谈》。这么多年来，每一期我都认真读，好好读。这本刊物的信息量特别大，涉猎的内容非常广泛，比如它会教你怎样当作家，怎样当一个别老是丢脸丢份的作家。李国文老师的文章，就是讲中国文人的，读这样的文章，我觉得特别受教育。许多评论文章，除了讲作家作品以外，还谈论中国文坛的现状。《文学自由谈》已经三十年了，我也当了三十年的读者。在这本文学评论刊物上，我特别受益，所以我要特别真诚地对《文学自由谈》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有更大的发展。

李美皆（空军指挥学院教授）：我感谢《文学自由谈》，最应该感谢的是任芙康老师。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最初鼓励我写作的就是他。刚开始给他们自由投稿时，我很忐忑，不知道文章是否可以这样写，但我还是斗胆寄给他们。没想到任老师给了我百分之百的肯定，我感觉到，文章真是可以这样写的。由此，我就从《文学自由谈》开始，走上了文学批评这条道路。我觉得，任老师除了是主编之外，差不多还是我的人生导师，不论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和他说一声。他给我指点几句，我才会觉得心静，才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迈步。这一点我一直心存感谢。他对我非常重要，不仅对我的写作，而且对我的人生都非常重要；这绝不是夸张。如果说，到现在我的心理还是健康的，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前几年我开始写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一个女人怎么会这样写下去，像孙二娘似的。有一段时间，自己还感觉年纪轻轻，被别人看成孙二娘，心里还有些不舒服；再加上忙着写博士论文，有三四年不再写了。这时就被人质疑我写不出来了。到现在，任别人说我什么都不重要了，都无所谓了。当别人质疑我你不行了、你废了的时候，任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我觉得他是在等我完成论文再给《文学自由谈》写稿。他依然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好作者，这让我在焦虑时心理上有一个安慰，我内心特别感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许多刊物稿费都大幅度提高了，而《文学自由谈》依然以比较低的稿酬，能办到这个程度，太不容易了。这得益于他们的风格。我相信一个剑拔弩张的人，内心难以做到游刃有余的人，是办不成这么自由活泼的刊物的。

狄青（《支部生活》编辑部副主任）：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韩石山、陈冲、陈世旭的小说，看了很多年，而且多少还带有研究的性质；今天见到他们我非常激动。《文学自由谈》对我的重要性，和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很早以前，我给《文学自由谈》写稿的时候，有点无心插柳的感觉，没有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当成一种事业去对待。后来我才感到这个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年我写过小说，也写过其他一些东西。我在鲁院和其他地方上学时发现，有很多时候你在其他地方发的东西，好像基本上就无声无息，没有人会和你交流，但是在《文学自由谈》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会得到大家的反馈，包括那些同学，外地的编辑、朋友，尤其是一些读者。其中有一位南京的老年读者，从未见过面，他几乎每次看到我的文章都会和我通个电话，这对我都是极大的激励。给《文学自由谈》写稿，也改变了我的一些生活方式。这两年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包括读原来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写作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文章，对得起这本刊物。关于这本刊物，它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我也是逐渐有所感觉的。我到外地许多地方，当地的文友都会和我说起《文学自由谈》，这本刊物让我们有了很多交流的话题。每当我和他们谈起我们天津的这本刊物时，内心都是比较自豪的。所以说今天对于我来说很激动，也很感谢。

李更（《珠海特区报》编审）：我算是从80年代过来的文学青年。过去有人说，李某人就喜欢攀附名人，喜欢向名人开枪，这样会引起名人的注意，可以让自己出名，好像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干这种事情。只是早先干得还不专业，直到有一次见到韩石山老师，韩老师给我指了条道，他说天津有一个门，你应该走一趟。于是我就欣然前往，芙康主编就欣然打开了这个门，让我有机会进入这个门。这么多年，我最钦佩的三个人，今天都在座，这让我有机会能面对面表达我的感激心情：韩石山老师、陈歆耕老师和任芙康老师——只是三位好像都隐退了，我觉得有点失落。我已经看到前两位都没有做好后继工作，你们的脚印基本上被抹平了。现在《文学自由谈》这面旗帜不倒，我觉得任老师的善后工作做得非常好，继任者黄桂元老兄，再继任的潘渊之及董兆林，都能将刊物的风格保持下去，这令人非常高兴。

唐小林（广东省深圳市务工人员）：今天非常感谢《文学自由谈》为我颁奖。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而且至今还是一个务工人员，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写文学评论。我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看到有别人在看《文学自由谈》，我也拿来看，读了几页就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当时在遥远的深圳，一个人生活很枯燥，星期天在图书馆看到这本杂志，就非常喜欢。我之前对一些名人有怀疑，但还不敢写出来，担心自己的判断力有问题；还有一种是自认为水平不够，高深的理论不懂。我读高中的时候是在“文革”，那时候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看到这本杂志我就有了想法：我也要写一点批评。我为了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做了许多努力，买了许多文学理论书，后来又找《文学自由谈》编辑部邮购了许多过期的刊物，然后就不停地写。我没想到编辑部能够采用我的稿，那种激动的心情简直没法形容。后来我就一直这样写下去，一直写到今天，并一直得到任老师的指点。《文学自由谈》是自由的，它不看你身份如何，有无名气，对所有作者都一视同仁。像我这种作者，在我的身边都没有人知道我在写稿子，这种情况下写出来，而且刊用的还比较多，在目前文坛上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样就增加了我的信心。现在，我就致力于将我心中所怀疑的那些东西写出来，我想说一些真话，写出文坛的一些真相。

陈歆耕（《文学报》前总编辑）：《文学自由谈》驰骋文坛三十年了，在此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首先表示“严重”祝贺！孔夫子说：三十而立。但以此比喻一份刊物并不合适。纸质媒体通常的生命周期是十年，也就是说，如果十年以上仍是老面孔，就会因读者的审美疲劳而衰落乃至衰亡。生生死死是媒体生存的常态。陈独秀先生创办的《新青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份载入近代期刊史的名刊，因各种复杂缘由，不到十年就停办了。上世纪80年代新创办的一批刊物，有些也曾很有影响，但遗憾的是有的因外部因素夭折了，也有的因平庸而残喘苟活，还有一些刊物折腾来折腾去，让读者摸不清它们究竟想干什么。与其看着它们痛苦挣扎，还不如远离。让我感到纳闷的是，《文学自由谈》为何历时三十年，树敌无数而仍能威风不减，成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我认为这与刊物定位清晰，有独特的办刊理念和理想有关，与服务刊物28年之久的任芙康主编有关，与老任在坚守中求变，在求变中坚守有关。

胡殷红（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我说三点。第一，《文学自由谈》在文学界是有影响力的。在我们文学工作机构，无论在中国作协还是各省作协，他们会口口相传，说这期《文学自由谈》又敲打哪个人了，又批评哪本书了。我这是说他的影响力，不是说他的好坏。第二，《文学自由谈》的“自由”还是有章法的。这一点我有感受。比如说刊发了对某件事或某个人的批评文章，有人总会打探究竟，反正我的回答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在文学圈里存在，他还想发展想进步的话，就必须具有一种承受能力。如果连一点不同声音都承受不了，那就成不了事；如果他成不了事，最终会证明任芙康是对的。第三，《文学自由谈》办事是有原则的。在几个月前，我们通电话，老任说请我当他们的评委，我开玩笑说给我评一个奖呗，我也发过不少了，都有一二十篇了。他说，姐姐，没门儿，人家都写了一二十年了，你才一二十篇，获奖就免谈吧。

万镜明（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参加《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活动非常高兴。一本文学评论杂志，能够坚持三十年，足见其办刊者的韧性。有一次在中国作协开会，李冰书记在说到文学批评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我们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作为天津的一本文学评论杂志，在全国有着这么大的影响力，心里感到很自豪。刚才听了很多老师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也很有教益。今天参加会的有我们天津作协的一些作家、评论家，还有我们《天津文学》杂志的编辑。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作为一名文学刊物的编辑，一定要保持一种敏锐，对作家作品的敏锐，对文坛动态的敏锐，而《文学自由谈》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除了一些名作家外，一些青年作家，那些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你怎么去发现，去挖掘，这非常重要。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思考的地方。从《文学自由谈》三十年的历程来看，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还是要持之以恒。《文学自由谈》坚持了三十年的风格、品格，也成就了刊物的一种品性，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

赵玫（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今天从全国各地来了这么多朋友，这是《文学自由谈》的光荣，也是《文学自由谈》的骄傲。作为《文学自由谈》创刊时的编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在这本刊物的摇篮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很多年为这本刊物组稿、编稿，和许多作家、评论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共同度过了新时期文学的勃兴和当下文学的繁荣。我期望未来的《文学自由谈》要始终秉承自由的精神、无畏的勇气，继续发展。作为《文学自由谈》曾经的编者，我会一直目送它前行的身影。

纪秀荣（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参加《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我感觉非常荣幸，并且一定要说一句“生日快乐”！目前全国出版行业中有数千家杂志，在这众多的期刊中，《文学自由谈》一定不算发行量高的、大众化的杂志，它是比较小众的。《文学自由谈》三十年了，它还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而且得到这么多老中青作家、评论家以及众多读者的关注，我觉得它一定有其独特之处。除了它本身的特点之外，我觉得《文学自由谈》一定与编辑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文学的使命感、责任感，有非常大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我也是一名文学青年，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就自己的成长而言，读《文学自由谈》，使我在对文学的审视、判断、选择方面受益良多。在我三十多年做编辑的职业生涯里，能够编出一些好书，编出一些好的评论，《文学自由谈》给予我的滋养非同小可。天津也好，全国也好，文学的繁荣发展，肯定是需要文学评论的。作为天津出版集团的负责人，如果能够在原创的文学出版以及文学评论方面，为各位多做一些工作的话，我自己非常愿意，也能满足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曾经拥有的愿望。

李志（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大家讲得非常好，引人入胜。刚才讲到给《文学自由谈》过生日，我觉得应该是三十大寿。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刊物，能够延续下来的文学批评方面的严肃刊物并不多见，所以可以称之为“大”。刚才一见到任老师，我先道喜，也是为了这个“大”字。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但是希望还有第二个三十年，第三个三十年，应该办成百年老店。这本刊物不仅有温度，还有高度和精度。刚才，狄青老师讲到这座城市因为有了《文学自由谈》，个人和这座城市感受是不一样的，完全同意。我在二十中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自己花钱，从报刊亭买《文学自由谈》看。我想很多青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开这个会很温暖，正值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之际，恰逢中央下发《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我们的文艺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所以，开这个会，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如沐春风，让我们置身于文学火红的年代。时至今日，互联网勃兴，但严肃文学没有死，会发展得更好。热爱生活的人、热爱文艺的人，都会对此充满阳光般的期盼。千言万语难以道尽心情，就说几个关键词吧。一个是“难得”。三十年走过不改初衷，非常不容易，也希望接续前行，让这本杂志成为读者、作家、批评家的港湾，让日常奔波的心在此停泊，沉静清醒一下。第二是“舍得”。“六不方针”就是舍得。要能负重前行，也能减重前行，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和打磨成文学批评的利器，如达摩克利斯神剑般永远悬在头顶。第三是“值得”。就是通过不断提高水平和质量，值得让更多读者掏钱去买，也值得更多人掏心去谈文学，值得我们带着信仰、带着爱和责任努力奋斗。

冉隆中（昆明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作为《文学自由谈》曾经的读者，变成了它的作者，今天又非常荣幸地成为它的“重要作者”之一，这种内心的激动和感激之情不用言表。《文学自由谈》就像一块自由的文学言论的自由地、菜园子，而且这个菜园子的耕耘者领班特别像一位给人以温暖的家长——我这里主要是说芙康先生。在《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参加这个会，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我不仅要来，还把三岁的儿子一同带来，然而在会场上还要时不时惦记、照顾他，所以，请原谅我不能做一个称职的与会者，不能老老实实坐在这里，聆听所有领导和朋友的发言，这是我的遗憾。开会之前，我怀着非常真诚的心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谈我和《文学自由谈》这个菜园子，以及这个菜园子的耕耘者——从任芙康、黄桂元到潘渊之等等的一些往事。我的这种情感，还有一些故事，我这里就不花时间说了。如果我这篇文章有机会占用《文学自由谈》版面的话，请大家看一看，那是我非常真诚的内心。

宋曙光（《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年，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这三十年的历史非常不容易，它的历任主编、编辑，还有跟随它多年的作者和读者，可能都会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叹。我作为同城的编辑同行，也作为它忠实的读者和作者，在它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三则贺语，以表达我的祝福。一则庆生：一本刊物能有三十载刊龄，说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既来自优良的基因，也来自良好的生长环境。《文学自由谈》三十年的办刊历程，无疑是一卷文坛见证录，其中的甘与苦、喜与悲、爱与恨，皆被时光的流水，熔炼成刊物的品质、品位和品格。二则品牌：每一家刊物都想办出名堂，成为名牌。但重要的是看内因和外因的条件，最为关键的是办刊人的素养。《文学自由谈》不趋炎、不附势、不跟风，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定性和品性。但凡文坛大事，作家、作品的新鲜事，它都出现在“现场”，并做出一贯的积极姿态，以准确和深切的关注，赢得读者的共鸣。《文学自由谈》的办刊宗旨延续至今，是办刊者匠心、胆识和魄力的体现，是心血和智力的付出，更是对文艺事业高度责任感的担当。三则期望：从三十年后的今天起步，《文学自由谈》将会迎来一个充满期待的开端。这是新形势下的新的开端，需要承继者付出成倍的努力，继续保持已有的编辑思想，继续坚持自己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声音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希望今后读到的每期刊物，都是新鲜的，充满新意的——这也是读者的期待。

高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文学自由谈》在众多刊物中之所以能独树一帜，特色明显，凝聚了海内外名家及新秀佳作，与它的“选稿六不思路”有很大关系。这样的选稿思路或办刊宗旨，对其他刊物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时光荏苒，《文学自由谈》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早已享誉海内外，成为名家萃聚、力作云集的阵地。作为《文学自由谈》多年来每期头题的作者，李国文先生是众望所归、毫无争议的“功勋作者”。另九位“重要作者”，因为长期为《文学自由谈》提供高质量的作品，他们的入选也都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获奖作者中，既有老而弥坚、老当益壮的前辈，也有风头正劲、前途无限的新锐，这可以预示《文学自由谈》光明的前景和未来。只要始终表达文坛民意，保持特立独行、充满激情的风格，《文学自由谈》就能持续受到作家、学者的青睐和读者的关注。让我们期盼在这份名刊创办四十周年、五十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上再相聚。

张映勤（《天津文学》执行主编）：时间过得太快，一晃三十年了。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正赶上《文学自由谈》筹备创刊。那时候文学批评特别热，全国差不多每个省市都有文学评论刊物，无论作协还是文联；当时天津就不只一种。但过了三十年，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在全国这么有影响力，就我的阅读视角、经验来看，《文学自由谈》是独一无二的；有些刊物还存在，但影响却越来越小了。《文学自由谈》是这么多年我坚持每期必看的唯一的一本文学批评刊物，也是我保存最好的一本杂志。它的开本适合在书架上存放，从最早的那些到现在，我都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架上。《文学自由谈》取得了今天的这种成就，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它不为世风所左右，坚持自己的风格。它不是纯学院式的理论研究，文字讲究灵活，随笔式的，既注重名人又注意文学新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值得我们编刊者学习的地方。任老师给我的感觉，一个突出的地方是特别的真诚，能够团结全国许多评论家，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而主编的这种人格魅力，决定了这本杂志的状态。

李治邦（天津市群艺馆前馆长）：我说几点感受，可能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但是这样可能比较符合《文学自由谈》的风格。一个是《文学自由谈》能够举办这么有规模的会，出人意料。曾经文学的地位很高，那时候《文学自由谈》诞生的土壤又特别好。1985年那会儿，天津市自发形成的文学社团有四五十家之多。我当时也就三十来岁，创作的渴望极高，隔几个月就和评论家谈我们在创作上的问题。《文学自由谈》在很多方面指导了我们那一批人的创作。刚才谈到全国有各类期刊几千种，有的期刊可以市场化，有的期刊就不能市场化，《文学自由谈》就是不能市场化的那一种刊物。《上海故事》每年给他们群艺馆上交两百多万，那是不需要支持的；但是在天津，确实应该将《文学自由谈》包括《天津文学》纳入2016年文化的整体规划中。怎么没人说我们群众艺术馆以及艺术馆、文化馆需要市场化的呢？怎么一谈到文学就要市场化呢？我看到文联领导今天也在座，借机我觉得应该赞扬他们。他们能把《文学自由谈》的后续工作做得这么好，现在又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实干家董兆林也调了进来，说明他们心里很有数。《文学自由谈》的风格是不能变的，但这种纯理论的刊物确实有一个经费问题，怎么能让办刊物的人踏踏实实地来做，是个实际问题。借着习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央繁荣文艺的决定，我觉得，文学的繁荣，以及《文学自由谈》的发展，正在迎来又一个春天。我最后提一个“苛求”：我们群艺馆每年都举办群众文艺评奖，一年小说，一年散文，一年诗歌。我接触到大量的群众，他们特别渴望能够得到文学批评的帮助，就像1985年时我们的那种渴望。所以我希望《文学自由谈》能更接地气，像当年那样继续给予文学创作者指导、帮助，让这株墙外红灿灿的花，变成墙内也能红艳艳。

武歆（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对《文学自由谈》来说，我是老读者，同时又是新作者。作为老读者，我几乎每期都看。《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敢于讲真话，而且观点鲜明，对事不对人，面对各种文坛怪现状，丝毫不留情面。而最令人敬佩的是，三十年来它始终坚持如一，面对各种压力，不改初衷。应该承认，《文学自由谈》的存在，对于中国作家提高接受批评的心理承受能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新作者，我更有着特别的感慨。大约两年前，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之后，任芙康老师对我说，你的写法很适合《文学自由谈》，可以多给我们写一些。也就是在任老师的鼓励下，我从今年开始在《文学自由谈》上写作关于70后作家的系列文章，被写的作家对于文章在《文学自由谈》上刊发，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在这个系列写作中更加感到，《文学自由谈》不仅受到中老年作家、读者的关注，同样也受到了青年作家的关注，是一本受到各个年龄层段、各类文学人士关注的具有持久旺盛力的刊物。

王炳护（中国期刊协会前副秘书长）：首先是祝贺，祝贺一本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期刊坚守了三十年。《文学自由谈》在始终坚持办刊宗旨、始终坚持自己文风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尊重、对作者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另外我说一点期待，我现在PNS0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工作，出版发行赵闯和杨杨的大量科学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我想结合我的工作，说几句文学艺术与科学进步之间的互动问题。在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时期，科学的进步已经远远超越哲学的进步速度，而与哲学相关的纯文学也相应地滞后了一步。目前，生物学家在不同程度上对生命科学进行了叹为观止的推动，物理学家通过IT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网络虚拟世界。在当下，不仅生命的意义被重新理解，连生命的概念都被重新定义。所以，文学应该广泛地融入时代的洪流，深刻理解正在发生本质变化的某些领域，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贡献伟大的作品。赵闯和杨杨两位青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们非凡的创作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文学界与艺术界尚未做好评价他们的准备。所以，我期待《文学自由谈》的编者、作者、读者多多关注赵闯、杨杨他们的作品。

周凡恺（《天津日报》主任记者）：刚才映勤兄说《文学自由谈》创刊时的刊物，他都收藏了；我也是。1985年，我还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我搬了多少次家，最舍不得丢掉的就是《文学自由谈》。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搞写作的，也不是搞评论的，现在在德国定居。每年回国到我那儿，就把《文学自由谈》带走，第二年再带回来。这说明，这本刊物在海外的华人中是有影响的。我的一些外地朋友，有时会发一些议论，说你们天津是一座“厚道”的城市，居然会有这么一本头角峥嵘的杂志，都觉得特别奇怪。《文学自由谈》走过三十年确实是不容易的。现在办刊物太难，如果能增加投入，让读者在纸媒萧条的趋势下，还能继续看到这本杂志，我们的文学生态就有福了。

徐晨亮（《小说月报》执行主编）：很高兴来参加《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可能在座的许多朋友也知道，今年《小说月报》也借颁奖的机会，搞了一个创刊三十五年的纪念。我们两家刊物有许多渊源，包括曾经在《小说月报》担任副主编的董兆林老师现在也来到了《文学自由谈》。《小说月报》和《文学自由谈》都是在80年代那个环境里应运而生，也是坚持了这么多年，从天津出发面向全国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编辑同行的角度来讲，《文学自由谈》的编辑团队的工作，包括办刊方针、宗旨，以及选稿思路等，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读这本杂志，一直感到这本杂志在很多地方坚持自己的风格，刊物里面一些细节，甚至如“书讯”等，都不像一般的格式化文本，而是用带着自己语气的、倾诉的方式叙述出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做了编辑之后，我更为关注着这本杂志。我们做小说杂志，也很希望了解读者的声音，他们的所思所想，《文学自由谈》是我们获知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了解文坛上下共同关注的热点的很重要的渠道，直到今天一直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体在发声，但是这些媒体的繁荣也好，变化也好，转型也好，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文学自由谈》这种“自由谈”的环境。许多媒体发表的观点，其实都体现着不那么开放的小圈子趣味，缺乏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尊重。《文学自由谈》所代表的一种批评，既不同于学院派式的批评，也不同于包括网络在内的很多媒体的批评。这种风格——开放的，能够代表文坛民意的，那种在场感、及物性，我觉得是贯穿在《文学自由谈》整个办刊的核心的几个关键词。《文学自由谈》这三十年，就是以它的编辑为核心，从它的编者、作者、读者向外扩散，建立的文学阅读的共同体。我们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康泓（《天津文学》副主编）：《文学自由谈》从1985年创刊至今已经三十年，在文学经历了这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的条件下，这本寄托着我们这些文学热爱者生命理想的刊物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本身就是个奇迹，也足够我们窃喜万分的了。不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看看《文学自由谈》，心里总觉得只要它还在，文学就还在，文学的自由也还在。三十年前我刚刚进入《天津文学》当一名编辑，那时任芙康老师还是我们小说编辑室的主任，可以说，他是我做编辑的启蒙老师和引领者，我的编辑生涯中，从青涩到成熟的时期，都是在他的见证下成长的。所以后来任老师主编《文学自由谈》，将他的才华和个性融进他的编辑思想，精准定位这本文学理论期刊，将《文学自由谈》在文学理论界办得如此独具特点，如此有声有色，如此不同凡响，在我看来就毫不奇怪了。虽然我们个人无法超越时间的标线，但《文学自由谈》却总是带给我们出乎意料的惊喜。任芙康老师的继任者黄桂元先生，以及之后的潘渊之先生和董兆林先生，这些名字在文学界和编辑界都是响亮的人物，他们把《文学自由谈》的独特的价值传承并提升，把这本具有高辨识度的刊物继续办得不露痕迹却深得人心，持续着它的影响力，不会让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的梦想与坚持付之东流，这也许就是上天的眷顾。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文学自由谈》的生日party。看到座谈会的题目，我突然想到一个能够做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文学自由谈》与新时期文学批评”。实际上，《文学自由谈》这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道路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乃至于走出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场域中一条富有个性化的道路。从80年代的文化热、文学热，经过90年代到时下文学没落、市声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特别难得的是《文学自由谈》一直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气质。我觉得可从三个视角来分析。一是边缘和中心的问题。《文学自由谈》曾经是核心期刊，听说后来自我“开除”了。从高校里“算分”的制度来说，《文学自由谈》算边缘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它又是中心的，这里就说到“民意”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在上面发文章，更多的是我想写，我有想写的东西，并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这就能代表一种民意，代表文坛一种真实的声音。第二，是伪与真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要给《文学自由谈》投稿，任老师开玩笑说，你这个是“骂人”的吗？当然他是雅话俗说，说的是一种批评性，一种表现方式。《文学自由谈》所追求的批评性，是一种真实，我“骂”你是对的是真实的，应该“骂”所以我才“骂”你，其实这也和我们当下一些文艺批评现象有关，因为当下文艺批评更多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声音的，或者说不是特别鼓励这样的一种声音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讲真话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第三，轻与重的问题。《文学自由谈》谈的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文章也在追求一种尖锐和犀利，但它并不是一种特别严肃的盛气凌人的方式，更多的是追求迂回的、旁敲侧击的方式。正是这种在轻与重之间找到平衡、和谐，正是有和其他新时期以来的刊物不太一样的声音，才使《文学自由谈》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气质。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对《文学自由谈》有特别的感情。我2008年来天津的时候，在南开大学做博士后，拜访的第一个杂志社就是《文学自由谈》。当时任老师不在，我就给他留下一篇稿，写了一封信。后来我的那篇文章就在《文学自由谈》发表了，他还给我回了一封信。对我来讲，在我刚来天津很孤独的时候，《文学自由谈》成为暗夜中的一盏明灯。我曾经在《文学自由谈》发表过两篇文章，当时影响还不错；后来不再投稿，原因完全是和高校的体制有关系。今年夏天，我和任老师、阎晶明书记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分在一个组，我就坐在任老师旁边。18天的时间，在那个场域里边，我看到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任老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第一他很有锋芒，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观点；第二，他特别审慎，不轻易表态，不插科打诨，不轻易对一个作家作品进行评价。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他使我想到，今天我们做文学批评，审慎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夸奖一个作品好时，要弄清它好到什么程度，放到中国文学史上是什么样的地位，放到世界文学史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你心中有这个轮廓的时候，你的夸奖，你的赞美恐怕就得有分寸了。当你批评的时候，同样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批评家内心应有的一个尺度。每一个批评家内心都有一种虚荣，当发现了一个新作者时，他会说，我是他的伯乐；看到作品的缺点时，又往狠里说往死里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评价。但是当你写文章时，要和内心的虚荣做搏斗，这个作品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那个作品真的有那么差吗？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和我内心的这种虚荣搏斗，所以我这个感受很深。还有一点，最近几年来经常是每当有一部新作出来，两周后评论就满天飞了。以前我不做文学批评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就发现它的问题是很大的。对一部长篇小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两三个月之后，如果刚出版，刚上市，你就认为它是一部杰作，这是不正常的。它使我想到一个批评家的主体性问题，就是你是跟着作家走吗？是不是所有名作家的作品都是好的？批评家应该意识到“不是捡到筐里的都是菜”。在座的每一位获奖作者，我都是你们的读者，虽然大部分作者是第一次见面，但你们的每一篇文章、作品我都认真看过。《文学自由谈》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在努力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今天文学批评最需要的一种状态。如果一部作品出来，大家都说好或者不好，这是不正常的。像《文学自由谈》这样所谓的“边缘”刊物，其实并不边缘，因为有很多的人在看它，它发出另外一种别有识见的声音，这对中国文坛有重要的意义和益处。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自由谈》是一本80后刊物，我也是一个80后的人，所以，80后读80后就有种亲切感。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文学自由谈》比较忠实的读者，基本上每一期都读得非常认真。《文学自由谈》已经是三十岁的生日了。三十年的岁月走过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是中国政治、历史以及文学、文化变动非常大的三十年，无论是消费语境还是从启蒙到后现代这样一种叙事的转变，抑或文化上一些其他新的东西，如网络化、多媒体、跨媒体的发展，都会使一个刊物不断调整自身，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但《文学自由谈》始终不改初心，一直坚持自己办刊的初衷，“六不”的思路，重谈轻论的文风，以及犀利批判的锐度，都坚持下来了。一个80后的人，在三十年的成长过程中，要不断地调整自身，不断改变自己很多的初衷，甚至做很多违心的事情，才能在社会上存在下去；而刊物能够始终坚持，这更不容易。我比较喜欢那种带有主观印象的批评，它们体现出非常强的评论家的主体性，没有被话语、理论所束缚、捆绑，而是进行有血色有温度近距离的观察、体认和批评。这样的批评虽然可能比较远离高校那种宏大的叙事、理论缠绕的话语体系，但是因为拉近了作家和读者，读者与文坛的距离，因此它的生存空间非常广阔，这也是《文学自由谈》屹立不倒、独步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读者的角度，我当然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继续读到《文学自由谈》那些精彩的文章，因为读者往往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是以隔岸观火的姿态，欣赏这种文章；而从一个作者角度，今天的会对我也是一个促进，让我有机会向这些获奖作者学习，学习他们批判的视角，批判的眼光，有目的、有理性地去点一点火，然后有责任有担当地去灭一灭火。

王凤桐（《天津文学》美术编辑）：很荣幸在任老师的指导下，兼做了《文学自由谈》十几年的美术编辑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也给别的刊物做过美编，经过比较，我觉得任老师有两点跟别人不一样。一是每一期做版式前，他让我每一篇都要看，有体会之后再考虑美术设计，尤其是封三的漫画。这些稿子也让我学到许多东西。另一个，任老师工作非常尽职尽责。有时很晚了，他还会来个电话，跟我客气地商量稿子需要有一些改动，所以版式要有相应的调整等等。可以说，刊物这么有影响力，与主编的尽职尽责很有关系。我从这项工作中获益匪浅，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美编水平，也增加了我对文学批评的了解。

张凤顺（天津市午阳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印刷单位，我们非常感谢多年来编辑部领导、老师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对编辑工作我们不懂，只是知道这是一本在全国文坛非常有影响的刊物，在印刷质量上不能有任何闪失。今后也争取把这本杂志做得更好，保证质量，保证服务，无愧于刊物的影响力。

毕敬（天津市华富技术企划有限公司总经理）：今天参加这个会很荣幸。我做排版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还从没有任何一家杂志社、出版单位像《文学自由谈》这样，邀请我们参加这种会议。当初编辑部给我发来短信邀请，我以为是群发的信息，就没有回复。那天潘主编又亲自给我打来电话，确认短信，我才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编辑部会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么隆重的会议。后来任老师又打来电话，我想真的应该参加，所以今天就带着马丽一起来了——大家可能对马丽的名字比对我的更熟悉些。说实在话，我现在和《文学自由谈》不单纯只是业务关系，更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我从刚刚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做《文学自由谈》的排版，到今年我的儿子已经18岁了。我们做了许多种杂志，《文学自由谈》给我的感觉是，它的版面是最朴素最简单的，没有掺杂什么广告，这让我们的工作量降低了很多。通过做《文学自由谈》，我们自己也增加了许多知识，也“认识”了许多作家。说句可能不太恭敬的话，今天我们来，主要是想看看平时在稿件上那么熟悉的作家都长什么样。当初看到“陈冲”这个名字时，我心里还纳闷：那个电影明星也写文章吗？还有，我应该向任老师学习，他的工作特别认真，每一期最后的“点红”，他都亲自到我们公司，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改，就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今后，如果有宣传拓展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做的，我们会义不容辞，一如既往，竭力为《文学自由谈》做好服务。

马丽（天津市华富技术企划有限公司业务总监）：今天特别感谢编辑部给我这个机会。十几年来，我长年为各位作家服务，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名字熟悉的老师，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而又活泼的会议，心里特别激动。我希望以后能继续不断地读到各位老师的作品，也希望今后能在为《文学自由谈》的服务中继续成长。

崔健（《天津文学》编辑）：我今天多少带有一点“粉丝”的心情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大家都在提1985年，我就是在1985年出生的。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看《文学自由谈》，不夸张地说，我是看着《文学自由谈》长大的。现在，我从一个学生成为《文学自由谈》的同行，从编辑的身份来说，我把《文学自由谈》当作我的良师益友、榜样、参照物。作为同城《天津文学》的编辑，我需要向《文学自由谈》的老编辑学习的地方还非常多。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文学自由谈》办刊的风格和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当我和外地的作家朋友们，或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谈起《文学自由谈》时，他们也都知道《文学自由谈》，这说明它的影响力已经延续到更年轻的读者身上了。

张传伦（自由撰稿人）：《文学自由谈》走过三十年，非常了不起。如果放在乡下，三十年就是两代人了。1985年那时大家都崇尚严肃文学，今天则是网络文学大行其道；虽然说文学没有死，但1985年到现在，“休息”的文学刊物数目惊人。而《文学自由谈》“三十而立”了，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都已经非常充分了。可以说，《文学自由谈》的存在，不光是天津文学界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界的骄傲。我对《文学自由谈》印象深刻，并承蒙任老师的厚爱，发了几篇文章。在这之前，我也读过不少别人的作品，我注意到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的作者，基本上属于敢说真话的文坛硬汉（包括女性）。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说，现在的一些文艺评论不讲真话，而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的作家都是能讲真话的。与其说《文学自由谈》在文学百花园中吐露芬芳，毋宁说是一种吸纳，这种吸纳之气是激浊扬清的。今天见到各位作家老师，也非常高兴，并感到十分荣光。在《文学自由谈》三十岁生日之际，祝愿它生机勃发，青春永驻。

任芙康：各位的话，都简洁，都亲切，都含着深意。尤其涉及到我的内容，令人汗颜。有些表扬就是批评，有些批评就是表扬，我很感谢，也很清醒。此会之后，我自身的职业生涯，也将随之划上一个句号。相信编辑部诸位，对朋友们的意见，会认真地消化、领会，以便日后做事更为尽心，不辜负各方期望。再次谢谢大家。（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