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的国际化研究

郭莹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学研究

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的国际化研究

郭莹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借鉴法，总结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国际化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澳大利亚国家课程国际化的概况，对我国目前管理类课程提出解决的策略。

高等院校；管理类课程；国际化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其途径多种多样，其中，高校课程国际化是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和方式之一。作为与世界接轨紧密的管理类课程，更需要对其进行国际化的深入研究。

一、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国际化现状及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高校展开了管理类课程国际化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如在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建设、双语课程开设和发展、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国际化的实施还处于初始阶段，其中也不乏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国际化课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体系国际化还处于各自为政的境况，尚未制订成熟的国际化课程体系和国际化课程教师资格认证体系，缺乏对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指导，从而影响国际化管理人才的培养。

（二）双语教学和国际化教材的使用效果有待提高

尽管有些高校已经进行双语教学，但是使用的比例并不高，而国际化教材的使用由于某些因素也没有大幅度的推广，加上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均未达到要求，导致使用效果事倍功半[1]。

（三）在教育理念上“唯西方论”倾向严重

目前有些高校认为国际化就是完全借鉴西方的方法、课程体系等来进行教学，“唯西方论”的思想比较明显，从而影响学生适应国内市场的能力。

（四）大学教师高校课程国际化参与度不够

我国高校课程国际化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程度不高，水平较低，但是大部分教师并没有国际的态度、理念、知识、经验与方法，甚至有些老师还读不懂外文文献。

（五）管理类课程缺乏国际化的校园环境

我国高校缺乏国际化的校园环境，外语角参与度不高，对外学术交流还不够，跨国选修课程缺乏，文凭和学分目前还不能得到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承认。

（六）高校课程国际化管理不规范

目前我国高校课程管理人员缺乏国际化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素质，我们的课程管理人员很多不具备教育学的教育背景，不懂得国际通行的管理理念、管理思路、管理方法等，甚至语言能力也不能适应国际化的要求[2]。

二、澳大利亚的高校管理类课程国际化情况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1969年，几十所大学联合建立了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国际开发计划（IDP），帮助本国大学走向国际化。199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该国已有1000多门课程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25%的课程包含国际化内容[3]

澳大利亚课程的国际化与我国目前国际化的背景类似，也是由于经济、信息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才培养的要求、外国留学生的要求等原因，进行课程国际化的深入开展。澳大利亚通过以下10种主要方式实现课程国际化[4]：（1）树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它并不是一门具体课程，而是一种教育和课程新理念，它强调的是课程的全球观，澳大利亚的大学开始注重在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构建具体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目标；（2）提供多种形式的国际性课程。澳大利亚的大学课程在20世纪8O年代就有国际化研究倾向。开设了许多新的国际教育课程，如国际关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一些专门介绍外国历史、地理、风俗等的课程也层出不穷，使学生能接受客观反映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状况的“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3）增加课程的国际性内容。澳大利亚不仅提供多种形式的国际性课程，在传统课程中也增加了许多外国的知识和国际观点，同时及时把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技成果补充到各学科的教学内容中；（4）创办联合学位课程。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澳大利亚政府将高等教育置于世界体系中，为准备就读澳大利亚大学的海外学生设置为澳大学承认的课程。澳大利亚高校与国外高校联合开办学位课程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即在澳教师参与下，外国学生可以先在本国读完第一或第二学年的课程，然后赴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并获得文凭；（5）规定部分国外学习课程或国外学习经历。澳大利亚规定了部分国外学习课程，如国际比较教育、国际商务等。还采取与其他国家互派学生的活动；（6）安排教师海外实习或教学旅游。澳大利亚为了使课程和教学方法更具国际竞争力，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安排教师去海外实习或进行教学旅游，让教师到国外学习国际内容；（7）聘请外国学者授课。在现在的澳大利亚大学中，每年大约有10%的新学术职位被来自海外的人士获得，他们过去不在澳大利亚工作，有些是在海外攻读高级学位或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到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但绝大多数是从世界各国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移民。随着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招募海外学者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8）开展国际性校际交流。澳大利亚高校十分注重扩大与国外同行建立正式联系和签订校际协议，如师生交换、联合办学、学术合作、共同研究等等；（9）扩招外国留学生。澳大利亚要力争占据世界留学生市场较多的份额。澳大学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外国留学生，如为学生提供先进的国际化服务，开设国际性的课程等；（10）发展远程教育。远程教育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依据目前澳大利亚的国内教育规模，要吸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就必须加强远程教育。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了大学、高等学院、专科三个层次。借助现代高科技电子媒体手段，可以向亚太地区提供全面的国际化课程及多元服务。

三、完善我国高校管理类课程国际化的具体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管理类课程国际化体系

建立完善的管理类课程国际化体系，就必须以国际化视野予以构建，高校要研究全球各国管理类课程体系，对于普遍开设的管理类课程，如管理学、企业管理、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课程予以重点研究，把国际化的内容带入到这些课程中，此外，还应增大一些辅修的课程，主要是涉及到国际化的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介绍，从而使学生对国际的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加大双语教学、国际化教材的使用力度

建议高校教师对于管理类的课程尽量采取双语教学，有能力的采取全英文教学，管理类课程不同于一般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很多管理类的英语单词都会在日常的外语学习中用到，因此，对于学生和教师而言，用外语授课的难度较低，因此，高校应倡导双语教学，对于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开设除英语外的其它语种课程。对于国际化的教材使用，除了各个院校的教师根据经验进行选择外，笔者还建议最好由政府和各个有关部门、高校牵头，组织学科和教学专家进行进口教材审查机制，对拟引进的教材、音像、教学辅导材料进行审查和管理，对于相同或类似的课程，最好能够提供国际化教材的使用借鉴清单。

（三）结合好本土化和国际化、西方化的关系

我国在传统教育很多方面非常优秀的，如在知识的系统性、对学生培养、学校互动等方面，因此，管理类课程的国际化不能单纯的完全西化，考虑学校自身特色和实际、人才培养的目标、教学体系与管理方法，以及师生的语言水平和知识结构，有所扬弃，深入实际地实现课程的国际化。

（四）提高高校教师的国际化教学水平

教师是国际化课程的实施者，他们的情况直接影响到管理类国际化的水平。为此，高校教师要加强对国际化课程的理解，并不是全盘的学习外方教师的教学方法，而是通过借鉴和交流，取长补短，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融入本土化的内容。其次，高校教师要加强对外语和文化的学习，在阅读、听力、口语、日常交流方面都要收放自如，教师还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第三，高校教师要了解学生的情况，如学生习惯的教授方式是什么，学生的英语水平如何等，根据每届学生、每个班级同学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国际化课程内容。最后，高校教师要不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导学式、互动式、案例式、研讨式教学法用到课堂教学中。

（五）创造更适合的国际化课程环境

应充分的融入和利用其它国家的先进资源，如复旦大学图书馆率先引进了哈佛大学的全套参考教学用书，并将6500中哈佛教学用书向普通学者和读者全面开放，国内各大学共享资源[5]，才能使国内管理类课程有效、快速的走向国际化。通过远程教育提供国际化课程是常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各国高校普遍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开放式的课程，推广自己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其次，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和国际的交流和沟通，比如像澳大利亚联合学位课程的创办。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师生互换、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从而开拓师生的国际化视野。此外，还应组织学生到国外实习，组织教师都国外学习。如哈佛大学新课程改革就要求学生到国外学习一个学期以增加国际经验，此外，还应组织教师到国外研修，从而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除此之外，高校还可通过在校内增加英语角、外教授课比例增加等方式创造国际化的氛围。

（六）规范高校课程国际化的管理和评估体系

在课程管理上，建立国际共通的课程管理制度。如学分互换制度、学位相互承认制度等，这样本校在与外国高校进行课程交流时，就有了一个易于接轨的制度平台。在课程评价上，高校要建立可以作为国际比较的课程评价标准，如课程目标的可比较性、学分的可比较性等[2]。

[1]陈雪红，徐文彬，王斌.基于国际化战略的高校金融学课程体系建设.黑龙江教育，2013，（2）：47-49

[2]欧阳秋景.对中国高校课程国际化的思考.学理论，2012，（3）：160-162

[3]杨丽丽，周西安.高校课程国际化探微.高教高职研究，2009，（11）：168-170

[4]孔令帅.析澳大利亚高校课程国际化.世界教育信息，2005，（6）：10-12

[5]孙艳，房红.浅谈中外合作办学中课程设置的国际化问题.科技创业月刊，2013，（4）：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