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的“面从腹背”倾向研究
——以艺文志派代表人物及作品为例

高金鹏(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的“面从腹背”倾向研究
——以艺文志派代表人物及作品为例

高金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伪满洲国文学，是指1931年到1945年间在东北发表的文学作品。许多滞留在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遵从一种“面从腹背”的心态，尝试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构建一个独立的文学乌托邦。本文以伪满洲国影响最大的艺文志派为例，从社会背景、理论提出、创作实践以及定位评价四个方面对伪满洲国文学中的“面从腹背”倾向进行探讨，以打破旧有的“政治二元对立”的抗日文学评价体系，以社会现实与作家心态为基础，全面客观地评述这种创作倾向。

伪满洲国文学；艺文志派；写印主义；古丁

“面从腹背”指的是当面顺从而实质反抗的态度。在伪满洲国时期(1931年—1945年)，由于日伪政权的高压政策与文化专制，许多作家被迫采取了“面从腹背”态度进行文学创作。这样，他们既获得了日伪政权的官方支持，又借此达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目的。本文以古丁、爵青等艺文志派代表人物为例，探讨伪满洲国时期以“面从腹背”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的典型人物、作品及相关理论。

一、社会根源——伪政权的高压统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将日本文化强行凌驾在中国东北原有的文化体系之上，切断了东北文化与关内文化的惯性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伪满洲国文学世界。

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占领和经济开发的同时，也想在文化上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强制建构伪满洲国的国民意识与文化氛围。伪政权的高压统治使“描写真实、暴露真实”成为作家很难达成的目标。大部分作家无法用文学来直接表现民族独立的政治欲求，又不可能完全不顾生灵涂炭的惨烈现实。伪满洲国的作家不得不依附于一个官方资源或平台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古丁曾任建国大学(一所以实施殖民主义教育为目的的大学)讲师、文艺家协会会员；爵青则是满日文化协会职员、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代表。打造“纯粹的文学王国”成为伪满文学的主要内容，即所谓“真正的文艺应该是‘人生的现示、发掘和创造者’”。[1]所以，有许多作家在伪政权的专制下只能委曲求全地等待时机，“面从腹背”地在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理论表现——“面从腹背”的“写印主义”

伪满洲国的一些作家表面上顺从日伪当局，背地里则通过文学来表现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

艺文志派作为伪满洲国时期作品最丰富、活动最频繁、背景和构成最复杂的一个文学派别，倡导“形而上的哲学的思辨与人性的探索”。该流派以古丁为核心，包括共同创办《明明》杂志的小松、夷迟、辛嘉，以及1939年在原明明社同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型文学季刊《艺文志》的成员爵青、杜白羽等滞留在东北沦陷区的作家。

关于“写印主义”，“艺文志派”创始人古丁是这样说的：“满洲文学还没有脱离萌芽时期，它的开花，无宁说要等待到将来。我们之所以有今日，单纯依靠满洲作家自己的创作是难以实现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依赖了日本各先辈和朋友们的热情援助……满洲文学，至少满洲人文学还不具备自己的理论，有的不过是‘写’与‘印’而已，我们名之曰‘写印主义’。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首先要努力写出作品。”[2]可以看出，“艺文志派”的初衷大抵是要借用日本文化的力量为伪满洲国文学造坛，将努力写出作品看作打破伪满洲国文学僵局、甚至东北现代文学僵局的重要条件。

古丁所提出的“写与印”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导致伪满洲国文艺界内部分化为不同的集团。一部分文学作家组成“文丛”“文选”两个集团，坚决贯彻“暴露真实”的写作原则，认为过度强调“写印主义”就是对日伪政权的妥协。鉴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背景，这一观点广为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研究者所认同，纷纷对“艺文志派”的“写印主义”采取鄙弃和批判的态度。然而，仅将伪满洲国作家分为“少数爱国作家”与“为日伪政权服务的传声筒”两派，未必能反映伪满洲国文学的历史真相。在笔者看来，古丁的“写印主义”与“面从腹背”的创作倾向如出一辙。

(一)“拿来主义”——对日伪政权的“面从”

“拿来主义”最早由鲁迅提出，即所谓“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称为新文艺”。在古丁看来，幼稚是创造“必经的路途”，模仿也是创造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他认为：“非有蓬勃的世界文学介绍，不会有蓬勃而丰富的本地文学的产生”；“欲建筑文坛，只会创作还是不能完全其工程的。即看日本文坛，我们可知世界文学的翻译是怎样丰富了他们的内容”。古丁坚持在日本文学的成功案例中找寻伪满洲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他对当时的文坛，一方面主张要坚持传统，另一方面主张要向日本学习，提出“战争也改变知识，知识也要追求东洋性格”。这种学习鲁迅“敌我不分”的“拿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伪政权文化侵略的需要，所以被伪政权大力提倡。

(二)“写印主义”——对日伪政权的“腹背”

1.追求内容的深刻性

由于当时日伪政权的文化控制政策，普通民众的精神娱乐生活匮乏。为此，古丁在提出“写与印”时特意强调：“只要不谈滥调，不学鹦鹉而肯着实地写和译的就是我们的友人。”他所反对的是汉奸文学以及广泛流传于市井之间的庸俗读物。

古丁在《谭》中将文学比作生命的燃烧，将文学创作比作内在生命力的冲动，认为“作者倘不能把他生命燃烧在他的作品里，那作品便不会有气息和脉搏。”这也正是对“写印主义”的一种回答，即要“能将那种受欺负建立在哲学的思考上”。

2.强调作家的责任感

古丁强调“文学之道，在于作人”，“文学者就是传道者”。在严厉的大环境下，每个作家必然存在创作焦虑，感觉到自己与时代的不和、肉体与灵魂的对立，感到无比的困惑与矛盾，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此时更需要作家秉持一种“私淑”的毅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发挥鲁迅那种“明知道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烈性。

3.立足传承的重要性

古丁在《谭》中谈到：“形式固然没有形式的必要，一贯的诗魂，倒是顶要传承的。论者有论屈原、杜甫、鲁迅，在传承着一样的诗魂，我觉得这里有可信凭的论点：所谓一贯的诗魂，当然不是一样的诗魂，只是在那底流中，有脉脉相传着的共同点而已。”[3]86在这里，古丁把“传承”看作作家不得不背负的债务，希望作家通过对传统文学的细嚼慢咽与提炼加工，将时代的新特点与文学叙述相结合，打破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隔阂。他强调作家不应“把自己埋葬在那传统里，而是从那传统里生成”，“承传某一个传统，私淑某一个作家，对于有志于文学的人，并非是一件耻辱，毋宁说是一种权利”[3]91。

三、创作实践——纯文学的形而上倾向

(一)表现人生的荒诞与虚无

文学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怀与观照。在当时，个人空间的破碎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致使作家的心态逐渐转向一种对人生的迷惘与淡漠，从而引起了一种“表现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的创作实践，并多以乱伦为主要题材与特色。

比如爵青的《麦》通过“多角乱伦”来讲述一个“无家、无所附”的故事。陈穆在受到朱婉贞引诱时有着矛盾的心态：“他怕时间来到，是去呢？不去呢？引诱与恐怖在胸膛之中恶斗。他怕引诱，他也怕恐怖，这使他陷于极大痛苦中。”[4]当他的恐惧被欲望填满时，带给他的只有短暂的安宁与沉醉，随后便是大段的痛苦与恐怖。

再比如小松的《北归》中复杂的家族人伦关系让读者感到混乱，过多的历史描写也冲淡了对现实的针对性，但作品中备受困扰的大光在最后选择自我了断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想到过去，虽然我还有更值得纪念的将来。最近对于人生更黯然了，回忆过去，这是追求死亡的表现，推想将来，那也只是对于不可知的人生，发现了怀疑。”[5]大光通过死亡获得了身体上的解脱，但实质上是一种逃避。乱伦所带来的罪恶感与耻辱感不仅仅是人内心中压力的畸形释放，也象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绝望。

(二)找寻知识分子的心灵出路

艺文志派的文学活动常常是与妥协和抗争相互伴生的。作家在内心营造一座与外部强权对峙的城池，将不甘堕落的心灵挣扎与艰难时期的无可奈何表现得淋漓尽致，打造了许多“在羁绊中不断逃脱，在逼仄中尝试自由”的“苦闷”知识分子形象。

比如古丁的《奋飞·莫里》中的主人公“莫里”，虽然当上了警官，过上了稳定、富足的生活，但他的心灵却处于迷茫与麻木的状态。作者在分析莫里变化的原因时，将愤怒的笔触直指整个社会：“坦途走成死路，狂热诱起幻灭。现实抹杀了空想，虚无蚕蚀了锐志。麻醉虽能粉饰丑恶，清醒之后，却依然不能忘却。”

当然，艺文志派笔下也有一些想要“奋飞”的知识分子。比如古丁《奋斗·吉生》中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吉生，《奋飞·皮箱》中反对重男轻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哲等。这些人虽然也受到压抑排挤，但总是能把“自己的生活跟思想完全背驰着”，在寂寞里喧嚣，在冷酷里发热。

四、定位评价

过去人们在阅读伪满时期的文学作品时，总是不自觉地代入一种思考方式，即简单地将它们分成顺从附逆的“汉奸文学”和号召反抗的“抗战文学”两大类。比如钱理群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命名为“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6]。这种文学定式虽然符合当时的整体历史语境，但也造成了对沦陷区文学简单的整体性划分。

在伪满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不应简单地以“爱国”或“汉奸”的二元对立标尺对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进行辨析，而是要结合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客观全面的评述。一方面，这些作品是作家试图“牵引大众”的尝试，是使民众逐渐适应伪满文学的过程，也是非常时期作家尊严的一种无奈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倾向无疑是古丁等作家的一次自我陶醉。他们选择了文学，也被敌人选择。敌人用一种怀柔政策来不断地拉拢他们，使他们逐渐弱化了自己的锋芒，带有政治上的幼稚性和妥协性。

综上所述，基于畸形的社会政治环境，艺文志派的作者们希望在拥抱丑陋社会的前提下，开出一朵高洁傲岸的“精神之花”。这种“面从腹背”的精神救赎愿望使他们淡化处理日伪政权的殖民色彩，在“纯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沉湎于政治现实的洪流中无法自拔，留下的只有内心的纠葛与丑陋。在坚持“面从腹背”的艺文志派身上，充分体现了时代对人的制约，正如狄德罗所言：“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1]一封公开的信[N].大同报,1933-07-30.

[2]黄万华.论艺文志派的创作[C]∥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

[3]古丁.古丁作品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4]爵青.麦[C]∥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1031

[5]小松.北归(1941年)[C]∥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773.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45.

2015-04-11

高金鹏(1991- )，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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